问题

如果袁崇焕没死,孙承宗继续在朝中的大前提下。崇祯4年,继续发生了大凌河之战,明军有解吗?

回答
大凌河之战的如果:袁崇焕不死,孙承宗尚存

崇祯四年(1631年),一场决定明朝北方边防命运的关键战役——大凌河之战,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深刻的遗憾。如果历史的车轮能够稍作转动,让民族英雄袁崇焕得以善终,更有辅佐之才孙承宗继续在朝为官,那么这场注定艰难的战役,明军是否还有化解危机的可能?这是一个引人深思的假设,需要我们细致地梳理当时明朝的军事、政治及外交环境,并结合袁崇焕和孙承宗的特点来推演。

一、 严峻的背景:风雨飘摇的大明北方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崇祯四年时大凌河之战爆发的宏观背景。此时的后金(后来的清朝)已经崛起,并对明朝的辽东地区形成了强大的军事压力。努尔哈赤之后的皇太极,更是将后金的军事和政治组织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后金的军事优势: 后金军队以其精锐的八旗兵、灵活的骑兵战术以及对火器的积极运用,在战场上展现出强大的战斗力。尤其是在野战方面,明军往往难以与之抗衡。
明朝的困境: 相反,明朝在经历了几十年的辽东战事后,国力有所损耗,军备和士气都受到影响。军队内部派系林立,指挥系统不畅,粮饷供应也存在诸多问题。崇祯皇帝即位不久,急于求成,对将领的信任程度也存在波动,这为后来的政治动荡埋下了伏笔。
地理位置的重要性: 大凌河(今辽宁锦州凌河)是连接辽东和关内的重要战略要地,一旦失陷,后金将能够更顺畅地深入关内,对北京构成直接威胁。因此,守住大凌河,对于稳固辽东战线至关重要。

二、 关键人物的设想:袁崇焕与孙承宗的重塑

在这个假设中,两个关键人物的命运走向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1. 袁崇焕不死:
影响: 袁崇焕是被处死的,标志着明朝在辽东用人政策上的重大失误。如果他未死,这意味着他能够继续领导辽东的防务。袁崇焕以其坚定的信念、对后金的深刻了解以及“以战养战”的军事思想,是当时辽东战场上少有的能够与后金抗衡的将领。
优势:
军事指挥: 袁崇焕在关宁铁骑的培养和运用上有着独到之处,他的军事指挥能力相对稳定且经验丰富。
战略定力: 尽管遭受过质疑,但袁崇焕的核心战略——固守辽西,逐步收复失地,是符合当时明朝国情和军事实力的。
军心凝聚: 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精神支柱,能够稳定关宁军的士气,并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
政治影响力: 即使受到政治斗争的困扰,只要他还活着,其在朝中的影响力依然存在,能够为辽东军务争取资源和支持。

2. 孙承宗继续在朝中:
影响: 孙承宗是明末重要的文臣和军事家,他曾大力支持和推动袁崇焕在辽东的用兵。如果他继续在朝,尤其是在关键的决策部门,他将能为袁崇焕提供重要的政治支持和战略上的建议。
优势:
战略远见: 孙承宗对边防形势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能够理解辽东的重要性,并为长期的边防策略提供支持。
人才举荐: 他有识人之明,可以为朝廷举荐更多有能力的将领和官员,弥补明朝人才凋零的困境。
协调能力: 作为一位经验丰富的官员,他能够更好地在朝堂上协调各方关系,化解政治阻力,确保军事部署的顺利进行。
财政支持: 孙承宗在后勤和财政方面也有一定的影响力,能够为前线作战争取更多的军饷和物资。

三、 推演大凌河之战的可能走向

在袁崇焕未死、孙承宗尚存的前提下,崇祯四年发生的大凌河之战,明军的局面可能会发生以下变化:

1. 决策层的稳定与支持:
孙承宗的力保: 孙承宗的继续存在,意味着朝廷决策层在辽东问题上的认识会更加统一,他对袁崇焕的信任和支持会更加坚定。这将大大减少崇祯皇帝对袁崇焕的猜疑,避免了因政治斗争导致前线将领被动或调离的局面。
袁崇焕的战略执行: 袁崇焕能够更放手地执行他的战略计划,比如“以战养战”,屯田积谷,逐步收复失地。他对大凌河的防御部署会更加有条理,不会受到不必要的干扰。

2. 战前准备的充分性:
物资保障: 在孙承宗的协调下,朝廷可能会更重视对大凌河前线的物资供应,包括火药、弹药、粮草以及必要的攻城器械和守城工事的修筑。这对于弥补明军在后勤上的短板至关重要。
兵力调动: 袁崇焕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更合理地调动关宁铁骑和步兵,进行有针对性的布防。他可能会在战前加强大凌河的兵力,并可能派出骑兵部队对后金军队进行骚扰和牵制,阻止其集结。

3. 战役过程中的应对策略:
对后金围城的应对: 大凌河之战的关键在于后金军队强大的围城能力。
袁崇焕的坚守策略: 袁崇焕深谙后金骑兵的优势,他会更加注重利用坚固的城防工事,发挥火器的优势,并且会有效地组织城内将士进行英勇的抵抗。
孙承宗的支援: 孙承宗可以通过协调关内和辽东其他地区的力量,对围城后金军形成侧翼威胁或牵制。他可能会建议派遣一支精锐部队,从侧翼迂回,试图切断后金的粮道或后援,减轻大凌河的压力。
骑兵的运用: 袁崇焕可能会在战机成熟时,组织精锐的关宁骑兵进行突袭,打击后金的包围圈,或者配合城内守军进行反攻。这需要精心的策划和准确的判断,袁崇焕在这方面具有一定优势。
避免孤军深入的风险: 袁崇焕深知明军不善于野战,他不会轻易将主力置于敌人的包围之中。他的战术会更侧重于依托城池进行防御,同时寻找机会打击敌人。
对后金内部的策略: 孙承宗和袁崇焕可能会进一步加强与蒙古各部落的联系,离间后金与蒙古的关系,孤立后金。同时,也会关注后金内部的政治动向,伺机而动。

4. 战役结果的可能性分析:
理论上的转机: 在这种情况下,明军完全有可能扭转大凌河之战的颓势。通过袁崇焕的有效指挥、孙承宗的政治支持以及充足的物资保障,明军或许能够守住大凌河,或者至少能够以更小的代价击退后金的围攻。
依然严峻的挑战: 然而,我们也必须承认,即使有了这两个关键人物,明军依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后金军队的精锐程度和皇太极的指挥能力不容小觑。一旦后金集结了优势兵力,并且围城策略得当,明军仍然可能陷入苦战。后勤补给的困难、明军整体战力的不足以及战场上的偶然性,都可能成为不利因素。

四、 结论:一线生机,但非定局

如果袁崇焕未死,孙承宗尚存,那么在崇祯四年发生的大凌河之战中,明军拥有了更多化解危机的可能性。袁崇焕的军事才能和战略定力,加上孙承宗在政治和资源上的支持,足以让明军在防御战中表现得更为出色,并且有可能扭转战局。

这可能意味着:

大凌河不失: 明军能够守住这座重要的战略要地,避免后金进一步深入关内。
战损的降低: 即使未能彻底击退后金,明军的战损也可能大大降低,避免了之前惨痛的损失。
士气的提振: 成功守住大凌河将极大地提振明朝军队的士气,并重塑朝廷对辽东防务的信心。

然而,这仅仅是一个“如果”。历史不容假设,大凌河之战的失利,不仅是军事上的失败,更是明朝政治体制弊端和人才战略失误的集中体现。袁崇焕的死,是明末悲剧的开始。即使有了袁崇焕和孙承宗,也无法完全改变明朝整体国力衰弱、政治腐败的根本性问题。

因此,在袁崇焕不死、孙承宗尚存的大前提下,大凌河之战明军“有解”,但这种解并非是板上钉钉的胜利,而是一种“一线生机”。能否抓住这线生机,还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的共同作用。但可以肯定的是,两位杰出人物的存在,会为明朝争取到更多的时间和更好的局面,为后续的辽东防守战略带来更多可能。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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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焕“没死”不行。如果继续用袁崇焕主辽,孙承宗在朝,崇祯四年发生大凌河之战的可能性不大,因为条件不具备,袁崇焕不大可能冒然修筑大凌河城。即便修了,当后金大举来犯,很可能放弃未修建完成的大凌河城,撤回锦州、宁远固守,这就重现宁锦之战的战况,明朝也不亏。

发动一场大规模战役是有成本的,即便没有人员伤亡,时间成本必须付出,物资消耗巨大。

明朝的国力远胜后金,只要拉着后金拼消耗——后金怎么耗得过明朝?

即便在错误的时间修城,没有成功,只要应对正确,也可以打成消耗战。

“敌进我退,敌退我进”——你大军来犯,我就放弃,丢一堆破石头给你,不值当什么;等大军退去,我又修堡垒,诱敌来攻……。只要把后金吸引在大凌河,让他无暇它顾,对明朝就是大大的利好!

这种战法不算高明,结果比历史上好得多。如果耐心等待,指挥得当,晚一些修筑大凌河城有可能成功,分析推演看附件。

附:大凌河之战评

大凌河之战有三个主要问题:

一是时机不对。天启七年正月袁崇焕请筑大凌河城的初衷是借款以愚之(当然,我觉得皇太极不会上当)。后金派军征东江、朝鲜,也确实给了明朝一个机会。毛文龙自称“三战三捷”,困奴于丽地,朝廷深信不疑,袁崇焕探得半数征朝半数居守,但也不知道毛文龙完全不履行职责。以东江军的实力,不要他们退敌,我认为派一万精兵帮朝鲜守王京,坚定朝鲜的抵抗意志是可以做到的。朝鲜不应该这么快就跪了。如果朝鲜战事陷入胶着,阿敏大军不能很快撤回,大凌河城有可能筑成。历史上就算没有筑成,也起到了吸引后金回师,解救朝鲜的作用。四月,后金从朝鲜撤军,五月就爆发了宁锦之战。崇祯四年明朝第三次修筑大凌河城,是在朝鲜中立,东蒙古倒向后金的环境下上马的。后金没有其他方面的牵制,可以全力对付明朝,明军野战不敌后金主力,注定不会成功。

二是准备不充分。己巳之变,崇祯将袁崇焕下狱,祖大寿领兵东去,造成很大裂痕,不管面上怎么说,实际很难弥补。战后,朝廷对辽镇进行了一系列的人事调整,以前受袁崇焕重用的祖大寿、何可纲地位下降,他们的部队也会受到一定限制。辽东众将撇清的、站队的、还有想上位的,各种心思都出来了,部队难免有些松懈。一番博弈之后,己巳之变时还只是关外中军骑营都司的吴襄被超拔为团练总兵,驻防山海关(还有一些人也升了总兵,调往外镇)。朝廷的意图很明显,就是扶持吴襄,削弱祖大寿、何可纲在军中的影响。吴氏集团刚刚起步,战斗力生成需要时间。辽镇经己巳之变受到的损失没有弥补,反而因为内部调整处于青黄不接的状态。崇祯三年发生东江内乱,东江军短时间形不成战斗力。耿仲明、孔有德投靠登莱巡抚孙元化,整军有效,可惜不忠。

算算明朝手里的兵力,我认为崇祯四年开筑大凌河城准备不充分,等上一两年,部队更成熟些或可一战。

三是决策摇摆。朝廷对修大凌河城决心不定,起初调班军一万四千往筑,后来又调往蓟镇,甩下大凌河这一摊子,督师孙承宗与巡抚邱禾嘉又有了分歧,邱禾嘉命祖大寿、何可纲守大凌河,留了一万石粮食,还有一万民伕,慢慢修起来,孙承宗提议把粮食分给士兵,撤回锦州、宁远,没来得及改,后金已经出兵。这时候本应效仿袁崇焕宁锦之战的对策,果断放弃大凌河城撤回锦州、宁远固守。祖大寿、何可纲见疑于朝廷,邱禾嘉又很坚持,以至被围。按照以往的经验,大凌河城已经修了一半多,祖大寿、何可纲两部都是强兵,守一守也应该没问题,粮食不能多给,万一落到后金手里谁承担责任?有没有一点打死女真除外患,削弱军头除内患的心思我也不好妄论。没想到后金在己巳之变抢肥了,这次来了个围城打援,那就抓瞎了……。

我觉得明朝很多败仗是因为太有“政治智慧”输的,不能专心打仗。

如果晚一两年修大凌河城;决心一定便全力以赴,加紧赶筑;事先把山东新军(火器)调往前线,部署防御,派祖大寿、何可纲前出拒敌,吴襄进驻锦州以为应援,筑城有可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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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解,因为大凌河之战发生时,朝廷没兵。而修大凌河也是个战略决策错误的死局,谁去都一样。当时崇祯忙着调兵解决关内的农民起义,根本拿不出兵力去辽东。明清数次关外大战九边都出了援兵,这次除了山永出了援兵,几乎未从关内各镇调多少兵(试图调动的登莱镇兵力还造反了)。

《明清史料》里有较完整的调兵记载,包括宋伟的5000车营,以及沿途加入的辽西各卫兵力,凑了半天才勉强凑了大约2万人解救大凌河。就这还不够塞牙缝的兵力在长山之战一战而亡之后,明朝就再也无兵可调了。

说到底,以当时的时局,大凌河就不该修,辽西堡垒战术早就进入了死胡同。没有野战兵力和钱,拿头修?

或者期待一下袁崇焕撒豆成兵,点石成金,秽土转生?

大凌河就别吹关宁了~辽将除了一个何可纲,都活的好好的,死的都是援辽的关门遵密之将,还有不少南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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