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明末辽东为何会出现无将可用的局面?深层次原因是什么?

回答
明末辽东“无将可用”的局面,绝非一朝一夕之故,而是多种深层次因素长期积累、相互作用的结果。其根源可以追溯到明朝政治体制、军事制度的弊端,以及社会经济、文化观念的深刻变化。下面我将从几个主要方面进行详细阐述:

一、 政治体制的腐朽与人才选拔的扭曲

1. 党争与政治倾轧对人才的扼杀: 明朝后期,文官集团的党争日益激烈,士大夫阶层以政治立场和派系利益为重,而非国家需要。在辽东这样一个边疆军事重地,任何一位将领的任用都可能成为党争的牺牲品。一旦某位将领与某个政治派系沾边,即使其能力出众,也可能因为反对派的打压而无法获得重用,甚至被排挤。反之,一些能力平平但站队正确的官员,反而更容易获得提拔,这使得有才之人难以进入核心决策层,更难以在辽东战场上施展才华。

2. 皇帝集权与皇权旁落的矛盾: 明朝虽然实行君主专制,但皇帝本人的能力、精力以及对军务的了解程度,直接影响着将领的选拔和军政的运作。晚明几位皇帝,如万历、天启、崇祯,在处理军务时都暴露出种种问题。万历皇帝怠政,导致朝政废弛;天启皇帝沉迷木工,将大权旁落于宦官魏忠贤;崇祯皇帝勤政但猜忌心重,刚愎自用,对臣下缺乏信任,尤其是在军事人才的选拔上,往往因为怀疑和猜忌而错失良将。皇帝的错误决策和个人偏好,直接导致了真正有能力的将领被埋没或遭受打击。

3. 宦官干政与监军制度的弊端: 明朝中后期,宦官势力膨胀,他们往往被派往地方监军,权力极大,却缺乏军事素养和对国家的忠诚。宦官监军的存在,不仅干预了前线将领的指挥,还常常以“邀功”或“排除异己”为目的,向皇帝进谗言,制造事端。例如,王化贞在山海关的失利,很大程度上与宦官的监军乱命有关。这种制度的设置,本身就削弱了将领的自主权和军事指挥的效率,也使得有能力的将领在宦官的掣肘下难以发挥。

4. 官员的冗余与任人唯亲: 明朝官僚体系臃肿,许多官职形同虚设。在辽东,不仅有总督、巡抚、总兵等高级将领,还有大量的参将、副将、游击等各级军官。然而,这些职位很多时候被用来安置皇亲国戚、勋贵子弟或者官员的亲信,而非真正有能力、有经验的军事人才。这种任人唯亲的风气,导致军队中充斥着关系户,真正具备军事才能的人才则缺乏晋升渠道。

二、 军事制度的僵化与战争形态的脱节

1. 军户制度的衰败与兵源素质下降: 明朝继承了府兵制和卫所制度,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军户制度逐渐衰败。军户逃亡、逃兵现象严重,军籍被冒占,导致兵员素质参差不齐。辽东作为边防重镇,长期处于战备状态,对兵员的需求量巨大,但兵源的补充和训练都存在严重问题。士兵往往缺乏训练,士气低落,难以应对复杂多变的战场情况。

2. 装备与战术的陈旧,无法适应女真骑兵的挑战: 明朝军队的装备和战术,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沿袭了传统的步兵为主、阵法对垒的模式,虽然也引入了火器,但整体而言,其装备更新速度和战术创新远远落后于北方崛起的女真(后来的满洲)军队。女真军队以其强大的骑兵、精良的装备(如擅长骑射的弓箭和早期火器)、灵活的战术(如闪电战、围歼战)和高昂的士气,对明军构成了毁灭性的打击。明军的将领和士兵,如果无法适应这种新的战争形态,就如同在刀剑时代面对枪炮一样,必然处于劣势。

3. 军饷拖欠与后勤保障的困境: 辽东战事旷日持久,军费开支巨大。然而,由于中央财政的枯竭和腐败,军饷常常拖欠,甚至克扣。军饷的不足不仅影响了士兵的士气和战斗力,也使得军需物资供应不稳定,进一步加剧了军队的困境。缺衣少食、装备破旧的军队,再有能力的将领也难以为继。

4. 将领的选拔机制不健全,缺乏实战检验: 明朝的将领选拔,更多地依赖于科举出身的文官,或者是在京城朝堂上的资历,而缺乏对实际军事才能的有效考察。很多将领是在战前临时任命,或者是在遭受重大失败后被推上火线,缺乏长期的军事历练和实战经验。即使有少数武将,也常常因为政治原因被压制,无法获得充分的锻炼和成长机会。

三、 社会经济与文化观念的变化

1. “重文轻武”的传统观念: 自宋朝以来,“重文轻武”的观念在中国历代王朝中都或多或少存在。明朝的文官集团尤其强大,他们掌握着政治和文化的主导权,士人普遍认为武职是粗鄙的,从事军事是一种“贱业”。这种观念导致优秀的读书人不愿意投身军旅,而有军事才能的人又缺乏社会认可和政治支持,进一步加剧了人才的稀缺。

2. 社会经济的衰退与国家财政的枯竭: 明末,由于土地兼并、赋税不均、灾荒频仍、白银流入减少等多种因素,社会经济面临严峻的挑战。国家财政捉襟见肘,无力支撑大规模、高强度的边防战争。财政的困境直接影响到军队的建设、装备的更新、兵员的训练以及将领的待遇,形成恶性循环。

3. 边疆将领的孤立与中央政府的遥控: 辽东地处边疆,信息传递不畅,中央政府对前线的了解往往滞后且片面。驻守辽东的将领,既要面对外部的强大敌人,又要应对中央的各种指令和压力,常常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一旦出现军事失利,中央政府往往不考虑实际情况,简单地归咎于将领的无能,进行严厉的惩处,这种严苛的问责机制,使得将领们在决策时瞻前顾后,不敢承担责任,更不敢进行冒险的尝试。

总结来说,明末辽东“无将可用”的局面,是由于:

政治层面: 党争激烈、皇权不稳、宦官干政、任人唯亲,严重扭曲了人才选拔机制。
军事层面: 军户制度衰败导致兵源素质下降,装备和战术落后于时代,军饷拖欠使得军队战斗力低下,选拔机制缺乏实战检验。
社会经济与文化层面: “重文轻武”的观念扼杀了军事人才的成长,社会经济的衰退使得国家无力支撑战争,边疆将领的孤立无援和中央政府的严苛问责,进一步打击了将领的积极性。

这些深层次的原因相互交织,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危机,最终导致了明末辽东将帅凋零、军队疲敝、军心涣散的局面,为后金(满清)的崛起和最终入关提供了有利条件。可以说,辽东的“无将可用”不仅仅是军事人才的缺失,更是整个明朝政治、军事、社会体制全面溃败的缩影。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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泻药,这个问题本身其实很简单,辽东并非无将可用,相反明末出自辽东的将领非常多,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吴三桂,祖大寿难道不是明朝的辽东籍将领?更别提贺世贤、毛文龙、黄得功、曹变蛟,曹文昭这些生在外地,但是在辽东从军,起家并最终身居高位的明朝将领一点也不少。但这个问题确实引申出了一个在明末非常重要的问题,我萌在辽东最后三十年的血泪史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萌在辽东有这么多人才最后不是成了清朝的干部预备队就是死在自己人手上,战死沙场反而是最好的归宿?辽东怎么就成了一张血盘大口,毫不停息地吞噬着大萌的财政、人才和复兴的梦想?

这个问题想解释清楚挺难的,但是作为边疆问题恶化到非常惨烈的样本,弄清大萌的辽东问题不仅有历史意义,同样也有——现实意义...我尽量尽己所能,从万历四十四年努尔哈赤起兵到崇祯十五年松锦之战大萌战败,我将它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尽失辽东——从万历四十四年到天启二年

这个阶段包含的大事件有萨尔浒之战,两阳失陷,广宁之战。其中萨尔浒之战各方谈的已经够多了,我也不献丑了,就谈谈它的后果,此战刘挺、杜松相继战死,九边精兵损失甚大,熊廷弼到任后不得不把建军作为首要任务,由于辽东本土军官也损失惨重,所以此次建军依然是以各地兵源为主要来源(也因此实际负责招兵工作的各路地方官恨死了熊蛮子),在辽东集结整训后投入作战,背后的财政支持则是每年500万的辽饷。可以看出熊廷弼此时依然是寄希望于依靠“中央军”来解决辽东问题,另一点需要注意的是此时每年500万的辽饷是用来从各地招兵组建军队,这两点在之后的几个阶段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随着万历逝世到天启继位,朝局剧烈的变化也影响了辽东的局势,老于兵事的熊廷弼下台,不知兵的袁应泰主政,直接导致了明朝在辽东最大的两个据点辽阳、沈阳相继失守,宿将贺世贤、尤世功、童仲揆战死,戚家军余脉断绝,惨烈程度丝毫不逊色与萨尔浒。此战过后,按常理明军应该对后金的战斗力有清醒的认识,整体战略应该趋于保守,但王化贞上任后,不是忙着重建军队,而是

一边和熊廷弼争风吃醋,一边发白日梦寄希望于李永芳反正,轻信叛徒孙得功,最后辽东局面彻底崩盘,大将罗一贯、祁秉忠、刘渠战死、朝廷在辽东最后的预备队完蛋。不到五年,朝廷在辽东连续遭遇三次战略性失败,大批宿将战死,正规军加预备队几乎全部报销,熊廷弼此时除了放弃辽东确实已无路可走。

辽东在第一阶段局势崩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战略上轻视后金,后勤管理无方,但根本原因还是这届统军的文官不行,万历时期有大战经验的就杨稿一个,王化贞和袁应泰严格来讲都不知兵,纯粹是政治原因被赶鸭子上架,养尊处优的文人碰上破釜沉舟殊死一搏的野蛮人,历史上大多都是后者胜利。这一阶段,辽东军人的表现可圈可点,除李永芳、孙得功等少数败类外,大部分都是奋战至死的忠勇之辈,究其原因还是因为这一阶段大部分军人出身“中央军”,对朝廷的归属感和荣誉感都很强,最后大部分人战死沙场也算死得其所。

第二阶段:柳暗花明——从天启二年到崇祯元年

熊廷弼撤退后,辽西赤地千里,努尔哈赤无法立足,只能又缩回两阳,同时毛文龙浮海克镇江,在后金背后打了个钉子,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孙承宗和王在晋爆发了那段著名的争论。两者谁对谁错,我先按下不表,总之最后朝廷采纳了孙承宗的意见,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定下了这个阶段的基调。而这个阶段发生的许多事情,则直接影响到了之后两个阶段。

首先是辽西将门的崛起,以三十万逃难辽民、从山海关到宁远的三百里土地为依托,辽西将门也就是后世俗称的关宁铁骑登上了历史舞台,祖大寿、祖宽、曹文昭、吴襄等人纷纷冒头,这些人几乎全部出自传统军人世家,是朝廷重点支持的对象。注意,天启二年辽饷已经减到300两,然而随着天启三年战线重新推到锦州开始,辽饷再度增加到接近500万辆,并在随后几年持续增加

然后就是东江镇的崛起,谈到东江镇就离不开毛文龙,我这里没兴趣阐述毛大帅有多么伟大的战绩,我这里讲点...朝廷肯定感兴趣的东西。首先是东江的权利体系,毫不夸张地说,东江是以毛帅为核心的同心圆结构,沈世奎是他的丈人,毛承禄,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是他的义子。东江和我萌在辽东的军事世家缺乏血缘联系,大部分人都是因为亲人死在后金手里愤而投军,所以东江其实比辽西更加本土化;东江没有文官监军,名义上归登莱巡抚管,但实际上毛帅想干什么山东那边根本管不着也管不到,所以东江是姓毛呢还是姓毛呢?更别提毛大帅给后金写的那几封信里,对朝廷还颇有忤逆之词。别误会,我不是袁粉,但是我相信毛大帅在只身开辟东江基业的时候除了汉人的英豪之气恐怕也隐藏了几分枭雄之心。

好了进入这个阶段的总结,天启时代,帝国在一连串打击下终于进入了正确的节奏,和后金打拉锯耗国力。在这一策略的指导下,军事上后金在辽西始终打不开局面,在半岛被东江整的鸡飞狗跳,政治上后金强烈的民族歧视政策,使得努尔哈赤在收获了李永芳和孙得功后在招降纳叛上就再没什么进展。但朝廷在一片大好的同时,也有一点小尴尬,以辽人守辽土,守出了两个地域色彩极强的武人集团,离京师还这么近,这好像就有些不妙了。我汉末年凉州人守凉州的产物想必大家在三国无双里割草的最多,毕竟他们的首领叫董卓嘛,类似的人物还有高欢啦,吴家兄弟啊等等,都是大忠臣,嗯。

所以以边疆人守边疆土,以边疆土养边疆人,听起来确实挺好的,但实际会演变成什么样子,啊,还是放到下一章吧。

第三阶段:前功尽弃——从崇祯元年到崇祯六年

第一个问题袁崇焕为什么敢拿毛文龙开刀?除了崇祯的宠信外,他恐怕同样看到了东江和朝廷间微妙的关系,到天启末年朝廷在辽东两镇的花费到了600万辆,欠饷兵乱之事时有发生,朝廷恐怕在辽东已经撑不起两个军镇了。而辽西将门在朝中的关系根深蒂固,东江在朝中没有根基,东江不服文官管教,东江是他毛文龙的一言堂,所以谁活谁死,这个选择很轻松。袁崇焕杀毛文龙第一条就是——祖制,大将在外,必命文臣监。尔专制一方,军马钱粮不受核,一当斩。剩下那些屁话可以不用看了,你不听话,不想当狗,那就死吧,至于你立下的功劳,与我何干?

第二个问题则是杀了毛文龙后,朝廷是怎么处理东江的?朝廷不在乎东江能不能打,朝廷就是瞧不起你,跳起来打你的脸。毛文龙死后,朝廷在东江一不派有威望的人坐镇,二是坐视东江因为权力分配打起来。把东江分两协,让陈继盛和刘兴治分领,让刘兴治这种降臣和毛帅副手相提并论,简直就是巴不得东江互相掐起来,果然之后就是连环政变,刘兴治杀陈继盛,沈世奎杀刘兴治,最后朝廷空降的黄龙总算坐稳了。

孔有德忍受不了这些鸟事南下投奔孙元化,孙元化觉得东江能打,所以教授他们西学战法,山东本地的文武知道他们后娘养的好欺负,所以在给养上百般刁难,怎么着,还想造反?果然反了,而且是混的不好的东江旧将(孔有德、毛承禄、耿仲明)几乎勾连在一起全反了,然后在大兵压境下有的人死了,有的人最终选择了堕落——他们投靠了满清,这一年是崇祯六年。确切地说,此时东江已经可以说是分崩离析了,但还是交代一下其他人是怎么跳到清方那边的。

沈世奎终于等到朝廷空降的黄龙死了,然后为了夺取主导权和尚可喜大打出手,尚可喜看到孔有德在清方那边混的不错,不顾满清手上还有自家上百条人命,崇祯六年毅然投清。沈世奎屁股还没坐热就战死了,从子沈志祥刚想继任,朝廷就怒斥道没中央的钦定继位无效,一切按基本法来,然后沈志祥也投清了,这一年是崇祯十年,一代英豪毛文龙建立起来的东江镇,自此再无痕迹。


第三个问题是辽西将门是怎么回报朝廷的?辽西将门既不能打同样也不可靠。严格意义上来说,既不能打不准确,应该说他们出于自己的利益决定自己能不能打。崇祯四年,大凌河之战爆发,大战起因是大萌想要复制大宋困死西夏的战术,逐步把堡垒修到满清腹地去,于是祖大寿跑到大凌河筑城,之后的过程几乎就是十年后松锦大战的翻版,祖大寿缩进城里,他是辽西将门的重要人物,不能见死不救,于是宁远方面紧急筹备,吴襄的少数精兵无法冲破清军包围,集结起四万人的大军去解围,团灭,以张春为首的三十员将佐被俘,这是不能打;守城的祖可法、祖泽润、刘天禄、张存仁投清,祖大寿杀了坚决抵抗的何可纲,先降后跑,这是不可靠。

朝廷知道祖大寿杀了何可纲,知道祖大寿和清方不清不楚,但朝廷不敢惩罚他,因为辽镇有根基,因为辽镇内部盘根错节,因为辽镇离京师太近,因为骨子里朝廷还拿辽镇当亲儿子,因为朝廷太混蛋。

第四个问题是皇太极是怎么应对这些变化的?满清在皇太极手上脱胎换骨不仅仅是因为搞军队正规化让满清变得更能打了,也是因为满人从他开始才真正会玩政治了。皇太极的第一个大手笔是对大凌河的战俘,亲自温言抚慰,所有的高级战俘,投降的给高官厚禄,不投降的养起来做吉祥物,这是做给辽西将门看的;第二个大手笔就是“三王一公”,出身东江系的几员大将,封了王公,排位还在辽西降臣之上,大萌朝廷不要的、打压的优秀人才,我要,而且给的封赏比辽西正规军投过来的还高,这是做给所有辽东汉人看的。至于效果:第一代三顺王终其一生对我大清忠心耿耿,从辽东杀到广东,眉头都不皱一下,刚入关时的各大前明军头纷纷发梦,觉得自己可以成为三顺王第二,直到发觉了你也配姓辽这个事实后才纷纷反正。

好了,到了总结陈词的时候了。虽然我对孙督师异常尊敬,但到了崇祯六年东江系大部分成员降清,大凌河之战辽西军失败后,我不得不冷酷地宣判“以辽人守辽土”战略彻底失败。朝廷虽然喊着“以边疆人守边疆土”,但边疆人自己的武装集团真的抱团出现的时候,无论是体制内的还是半独立的,朝廷疑虑、恐惧、害怕,他要干掉一个来证明自己对边疆的掌握没有失控,体制内的那个他熟悉、了解,体制外的那个他不了解,他害怕会成为董卓第二,所以谁死谁活朝廷早就决定好了,换个督师,无非毛大帅能死得体面点,除非大帅从一开始就有实力和雄心去做真的枭臣。所以边疆人自己崛起的武力集团注定两头不讨好除非能把所有人打服,所以边疆体制内的武力集团有恃无恐大部分时候很混蛋,所以朝廷更混蛋,所以当边疆反叛的少民觉得能放下仇恨和边疆自生武力集团谈条件的时候,天下人的灾难就到了。

所以明末辽东无将可用的原因清楚了,从辽东的尸山血海中爬出来的,最有活力也最危险的一群人如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沈志祥他们无法接受朝廷的安排,大清给出路,那自然就放下仇恨投靠大清;在体制内成长的一群人如祖大寿,吴三桂,张存仁这些人,他们待价而沽,反正大萌和大清都不会不给他们出路;夹在中间想要利用这种差异做文章的,大多身败名裂,比如毛文龙、袁崇焕和刘兴治;少数忠诚于职责的,战死沙场,如曹变蛟、沈世奎、黄得功,倒是结局不错。

所以边疆出了问题,朝廷要么彻底不管,就像在安南一样,甩手走人,要管就管到底,别说“边疆人守边疆土”这种蠢话,只有“帝国人守边疆土”这一种说法,帝国的资源,人力,物力要不计代价地稳固边疆,直到边疆的刺头被按平。而让边疆人起来反抗后又撒手不管或者当后娘养的,那他们绝望的时候,迟早会把绝望还给帝国,这句话包括且不限于明末东江军,陕西吃不饱肚子的的流民们。不同的是前者进入我大清后很满意,后者看到我大清的真面目后更绝望,所以后者最后选择了保护帝国。

话说到这份上,第四阶段其实不写感觉也没关系了,就稍微提一句吧。第四阶段,从崇祯六年到崇祯十五年,体制内的集团更加堕落以至坑死了帝国内还有战斗力的军团,变成混合体的满清靠关内汉人的血满足了加盟者的利益,越发壮大,同时吸引着更多的加盟者,完。

边疆史,尤其是帝国边疆史这一块,估计分歧会很大,算了多多益善,

@狐狸晨曦

,这应该是你擅长的。

@温体仁

,不知阁老有何高见

@经略幽燕我童贯

公公作为我宋西军大统领,收复燕云大功臣,想必对边疆问题很有经验,欢迎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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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可以参见民国。同样的士兵和装备,美国人直接插手管后勤就能揍日本军队,tg组织就能揍美国人;在老蒋手里,就闲鱼一群……啥叫“政治生态”?上梁不正下梁歪,国家为官僚服务,而官僚满心私利勾心斗角,不关心国难,觉得上头换谁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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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奉行的文官治国,但是中国的文官和现代意义的文官可不一样,中国古代的文官只是会研读四书五经,八股文,读写下文言文,诗词的“文人”,这种文人百无一用啊!数学水平估计不超过当代的小学生,思辨能力上限是儒家浅薄的道德说教。这种迂腐的文人掌控军政大权,国家岂不危险?不危险就奇怪了。

所以宋明不断被北方游牧蛮族吊打,实在这些文人的水平连对付野蛮人都不够用啊!

所以首先是独尊儒术的思想禁锢,科举制则将这种思想禁锢发挥到了极致,致使中国的文人除了研读四书五经这些腐朽的破烂,没工夫研究其他学问,这是中国古代积贫积弱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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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办法,中国古代历史的整体策略,儒家思想毒害的,儒家思想对个人是很好的,对国家是致命的,国与国之间绝对不能讲仁慈道义之类的东西。还有以文驭武的国策贯穿整个中国古代史,须知不但要马上得天下,还要马上治天下,但是一直以来都是文官坐大,书生误国,读书是最没用的,百无一用是书生。所以究其原因就是四个字“儒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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