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辽西汉人与辽东汉人逃往关内的有多少？
历史背景与逃亡的根源
首先，我们需要理解辽东和辽西汉人为何会大规模逃亡关内。这主要源于明末东北地区日益严峻的局势：
后金（后来的清朝）的崛起与扩张： 这是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后，建立了后金政权，其军事力量不断壮大。自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后金正式建立以来，辽东地区就成为了明朝与后金之间长期拉锯战的战场。
军事冲突的频发与战败： 明朝在萨尔浒之战（1619年）中的惨败，使得辽东防线几乎崩溃。此后，后金不断对辽东发动进攻，攻占了沈阳、辽阳等重要城池，明朝的统治范围急剧收缩。战乱导致生灵涂炭，经济凋敝，大量汉人饱受战火之苦。
统治者的失策与苛政： 明朝末年，朝廷腐败，管理混乱。在辽东的军事部署上，也存在着战略失误和用人不明。同时，为了筹集军费，朝廷对百姓的税赋和徭役日益加重，进一步加剧了民间的困苦。
自然灾害的叠加： 明末也遭遇了一系列自然灾害，如旱灾、蝗灾等，使得本已困难的民众生活雪上加霜。
逃亡的群体
逃亡关内的汉人主要包括几类：
1. 军户及其家属： 辽东和辽西地区实行军户制度，许多汉人世代为兵。随着战事的失利，军心不振，很多军户在难以抵御后金进攻的情况下，选择逃亡关内，寻找相对安全的生存之地。他们的家属也随之逃亡。
2. 屯垦的民户： 明朝在辽东地区设置了许多卫所，鼓励屯垦，以维持军需和边疆稳定。这些屯垦的民户在战乱和后金的侵扰下，生计难以为继，不得不背井离乡。
3. 普通居民： 除了军户和屯垦户，辽东和辽西地区还有大量的普通汉族居民，他们从事农业、商业、手工业等。战乱、赋税和对后金统治的恐惧，迫使他们也加入了逃亡的行列。
4. 逃兵和失业的士兵： 在战败后，许多明朝士兵成为逃兵，或者在军队解散后失去生计，他们也可能选择逃亡关内。
逃亡的模式与过程
逃亡并非一次性的大规模迁徙，而是一个持续、分散、往往是秘密进行的や过程。
零散的逃亡： 在战乱的间隙，或者是在后金军队逼近之前，许多家庭或小群体会选择夜间逃离家园。他们可能沿着崎岖的山路、河流，或者利用已知的秘密通道，艰难地向关内行进。
随军队溃退： 在明朝军队战败溃退时，往往会裹挟大量随军家属和百姓一同逃亡。这种逃亡更具规模性，但也更为混乱和危险。
政府的组织与疏导（有限）： 在某些时期，明朝政府也曾试图组织百姓向关内迁徙，以巩固边防或安置流民。但由于朝廷的效率低下和地方官员的腐败，这种组织往往效果有限，甚至可能伴随敲诈勒索。
利用地形与自然条件： 辽东地区地理复杂，山峦叠嶂，河流纵横。逃亡者会利用这些地形来规避后金军队的追击，寻找生存的机会。
逃亡的结局与影响
逃亡到关内的辽东、辽西汉人，在抵达关内后，也面临着新的挑战：
生存艰难： 许多逃亡者身无分文，疾病缠身，在关内也难以立刻找到稳定的生计。他们可能成为流民，依赖政府的救济或在各地艰难谋生。
被安置与融入： 明朝政府会将这些逃亡者安置在边境的屯田区，或者让他们融入到关内的其他地区。他们带来的耕作技术、劳动能力等，对关内的经济和社会也产生一定的影响。
民族矛盾： 随着大量汉人涌入关内，也可能导致与当地居民在资源分配、就业等方面产生一定的摩擦。
对明朝统治的削弱： 辽东和辽西是明朝抵御后金的重要屏障。大规模的人口流失，尤其是青壮年劳动力的丧失，极大地削弱了明朝在这些地区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为后金的最终入主中原埋下了伏笔。
数字的推测与困境
那么，到底有多少人逃亡了呢？正如开头所说，这是一个极难回答的问题。
缺乏直接统计： 明朝末年的户籍和人口统计本就混乱，更不用说对于这种大规模的、非官方的迁徙行为进行准确统计了。
历史记载的侧面反映： 我们只能从一些零星的记载中窥豹一斑。例如，一些史书会提到“辽民大举内附”、“辽民流离失所”等描述，但都未给出具体数字。
研究者的推测： 一些历史学者根据对当时人口分布、战争烈度、逃亡的普遍性等因素进行推测。例如，一些研究会参考清朝统一全国后，对辽东地区人口的统计和对流民的安置情况，反推出逃亡的大致规模。但这些推测往往存在较大的误差范围。
举例说明当时的惨状（去除AI痕迹）：
想象一下，当你辛辛苦苦耕种了十几年的土地，突然有一天，地平线上出现了异族的骑兵。他们呼啸而至，你的房屋被付之一炬，你的亲人可能在混乱中失散，甚至被杀害。你手中只剩下几件随身衣物和一丁点干粮，背井离乡，朝着未知而渺茫的关内奔逃。路上，你看到的不是同胞们在劳作，而是哭喊着的人群，有饿死的，有被追兵杀死的，空气中弥漫着绝望的气息。
在这样的背景下，辽东、辽西汉人的逃亡，绝非简单的数字游戏，而是无数家庭破碎、生命凋零的悲歌。任何试图给出一个精确到个位数的数字，都是不负责任的。 我们可以说，人数是“极其庞大”的，是“数十万乃至更多”，但确切的数字，可能永远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
总而言之，明末辽西汉人与辽东汉人逃往关内，是一场由政治、军事、经济等多重因素交织引发的巨大人口迁徙。虽然无法给出具体的数字，但其规模之大、过程之惨烈、影响之深远，都足以在中国的历史长卷中留下沉重的一笔。
网友意见
这个么
首先 280万的出处是王在晋的《三朝辽事实录》，关于要不要救十三山的辽民时候，说“不以义收之，而以忍弃之，恐从此益失辽人之心，而益坚其从贼之愿；然其收之也，可复令其入关乎？二百八十万人且无容身之地，而又安所置数万人于衽席也。”
但问题是，辽东一线的都不是这么认为
首先辽东监军御史方振孺上奏1622年1月22日兵败和第二天王化贞弃广宁而跑的事的时候，是说 “军民十余万尽拥关门，当急议安插招抚。”，10来万的数字
然后2月辽东经略熊廷弼的说法是 “臣回关之日，拟即槛车赴阙，以候诛戮。但六七万乱军，数十万避乱之民未易处置。”然后蓟辽总督王象乾也是类似上奏“日来援辽溃兵数万填委关外，遍山弥谷，西望号呼者竟日达夕，逃难辽民数十万隔于溃军之后，携妻抱子，露宿霜眠，朝乏炊烟，暮无野火，前虞溃兵之劫掠，后忧塞虏之抢夺，啼哭之声震动天地。”然后御史张捷上奏“广宁宁前逃难十数万生灵扣关而入者，安插赈济万不可缓。”他们三个 十来万到数十万的数字
然后3月 大学士叶向高的上奏是“难民入关之百余万，糊口之计既穷，走险之谋必起，自天津至山海旷地可耕，分布辽民于此，量给资本，使之力耕，既可变荒芜为成熟，亦可联保甲为戎行。”百万多的数字
王在晋是说过280万的数字，但人家之后可没再提过这数字
同年2月，他又有说法，“今日溃兵数万，流民数万，因经臣入关，蜂拥并进....严守关门为第一着，安抚流民为第二着。”“山海一城座落于角山欢喜岭下山之洼处，水之聚所，山水一发，冲坏水门，建瓴之下，数万军兵，一二十万辽民席舍，蓬庐随风逐雨，防兵无一笠之遮身，流民无寸瓦之壁垒。”
你看，越往上，数字越玄乎，一线说是十数万，总督经略方面大员们说是数十万，朝廷之上的说是百万甚至280万
王在晋的那本《三朝辽事实录》，可是一直在给自己托词解释，功是我的 错是别人的，他的话要是能信才有鬼。
至于辽东50余万的，一开始在辽东设置所的时候，每所1120军士，他们的舍人军余25万多，这样40余万人。但之后逃亡日渐增多。弘治元年兵部尚书余子俊上书表示，“辽东各卫军册无存，以致逃亡日多，奸弊百出，请于南京后湖稽考洪武永乐原册，依式各誊一本，发各卫收储执掌，照册查理，如原籍户绝，奏以开除，其招募军士，务充原额，不得虚以故事。”弘治十六年，吏科给事中邹文盛上奏表示，“辽东东联海，西北接三卫，国初设二十五卫，垛充官军，填实行伍，因军屯种，积聚仓粮，先年官军十有九万，近或逃回原籍，或潜匿东山，或为势豪隐占，见在只七万之数。”，人口反而减少。要么被隐占，要么跑路。但问题是 ，第一的隐占是慢慢侵蚀辽东人口，不会断崖减少。岛屿隐潜的，万历二年八月也解决了，岛民愿意回来的，可以免差10年，免以往罪行。
参见专家们的分析：
辽东失陷以前，人口大略约50万左右，其中包括逃往关门15万人；逃往山东4万人；逃往朝鲜（皮岛及周边）10万人；留在后金占领区的15万人，战争损失3~5万人。—— 《明代辽东都司人口问题分析》张士尊，第十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晚明辽东人口大略45~50万人左右。与明中后期比较，仍无增长。河东地区失陷后，逃亡并安置在山海关的约4万人、安置在辽西宁、前一带约有6万人，逃往山东及辽南海岛的约4万人；逃往朝鲜（皮岛及周边）约10万人以上。 —— 《明代辽东沿海地区的人口变化及其原因初探》魏刚，中国古代社会与思想文化研究论集
1637年皮岛最终失陷时，皮岛汉人"半死半逃”[1]，有365名水手和3,116名妇女儿童被清军掳走。岛上17,000明军战死者上万[2]，据朝鲜人说法，有上千名与孔有德、耿精忠旧识的部属男丁降清[3]。东江总兵沈世魁之侄沈志祥率5,000余名残兵逃到石城岛，于次年率军民2,500多人降清。明廷随后下令将东江镇盘桓诸岛的剩余数千军民尽数撤到宁、锦地区。朝鲜在清军撤走后接收了皮岛，将皮岛幸存的少量汉人男女安置于其他偏僻之地，维持其生计。
参考
又看见有胡说八道张口就来的答主了，一张嘴就“共有接近三百万”～
明朝辽东的人口数字，并不是糊涂账，也用不着估计、猜测，有比较权威的官修志书作为统计资料
《全辽志》作为官修方志，成书于嘉靖四十四年（实际上是《辽东志》的第四版），其中统计过彼时辽东都司二十五卫二州的总人口：
户九万六千四百四十一、口三十八万一千四百九十六——《全辽志·赋役志·户口》
不足40万，这就是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辽东都司二十五卫二州的总人口。
值得注意的有两点：
第一，辽东作为边镇，不设府州县，而是实土卫所制，用卫所作为二、三级基层行政单位。辽东人口户籍成分，也基本是以军户为主；
第二，“嘉靖”这个年号用了45年。嘉靖皇帝在次年年底驾崩，中国历史即将进入隆庆、万历朝的晚明时代。
明朝立国近二百年，辽东人口还不足40万，即便考虑到少量未被统计的疏漏人口，到建州女真努尔哈赤崛起的万历中后期，辽东明朝控制区的总人口也仅在40～50万人之间。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过于严密、死板的人口管控政策限制了人口迁徙；另一方面是明朝不能为移民提供安居乐业的清宁环境。
在明朝中前期，辽东已经遭遇过三次人口损失。
第一次是发生在靖难之变。靖难时，辽东都司支持南京的建文帝，总兵杨文率领辽兵入关，对抗朱棣的燕军。但是最后却是朱棣进入南京夺了皇位，杀戮建文遗臣。辽东都司的官员军户害怕遭到清算报复，出现了渡鸭绿江，投奔朝鲜的逃亡潮。
第二次是明成祖靖难结束后的永乐初年，对辽东的卫所进行过裁撤，削减了辽王、沈阳和韩王的王府扈卫和屯卫人口（沈阳和韩王并未实际就藩，洪武末年，已经为他们就藩做准备，在沈阳和开原设置了一些王府护卫和屯卫，迁来军户人口），将数个卫所内迁到华北平原。
第三次是正统14年的土木堡之变，脱脱不花东侵，辽东大量人口被掳，并再度出现军户人口渡鸭绿江，投奔朝鲜的逃亡潮。
在土木堡之变结束后，辽东局势长期处于混乱状态，直到正德、嘉靖初年才逐渐平息。
明朝是一个典型小农经济政权，他的生产力水平不能应对辽东的寒冷气候环境，他的武装力量也不能保障北方边疆的安定。他没有能力向塞外持续组织移民，无法在辽东建立以汉民为主的农耕生产模式和稳定的农业社会运行体系。在明朝历史上，辽东始终是“岁岁被犯、时时闻警”的边塞险地，被中原人看作只有军户、流放犯和虏夷胡乣出没的远恶军州。
即便是不足40万的人口，还不都是汉人，在辽北的开原、铁岭、辽阳，以及辽西的广宁等地，各卫所下还有大量女真族、高丽族和蒙古族明军军户。
努尔哈赤时代的“汉人牛录”、皇太极时代的“八旗汉军”，其中有相当多都是进攻辽沈时，争相投降的女真族和蒙古族明军.
1621年，后金军占领辽沈和辽东半岛，在随后几年，受到屠戮最惨重、反抗活动也最激烈的，实际是辽南、也就是辽东半岛上以辽人。
这是因为，明代的辽东的人口分与民族成分分布，具有“南北民风、胡汉有别”的特点。作为行政中心的辽阳，成为分界点。
辽阳以南，汉风盛行，汉人军户普遍不愿意迁往频频受北虏东夷侵扰的辽北辽西，集中在一辽东半岛为中心的辽南地带，金州卫盖州卫海州卫等卫所，大都是祖籍山东的汉人军户。辽东半岛是人口较多、汉人比重占明显优势的成熟农耕区。
辽阳以北，胡气愈重，辽北开原、铁岭、抚顺和辽西广宁等地，广泛安置女真族、蒙古族和高丽族军户，同时还不断接受内附的女真人和蒙古人。这些地区的人口，只占全辽总人口约三分之一，半汉化的胡乣军户却在当地人口比例中占有绝对优势。
辽西走廊，是另一个以汉人军户为主的地区。
主要是因为在明初洪武年间，当辽王就藩广宁、宁王就藩大宁时，还设置了很多王府护卫，迁来很多军户人口。这些人都要吃饭，不能光靠从南方把粮食运过去，必须就近组织屯田。所以在洪武24~26年，明朝又在辽西走廊集中设置了五个屯卫，从山东迁来大批军户组织屯种。相当于明朝的边疆生产建设兵团了。
明清战争时，因袁崇焕、孙承宗等将领在辽西走廊积极修筑堡城要塞，组织抵抗，成功地挡住后金的攻势，所以辽西汉人军户的命运就好多了，没有遭到屠杀。
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在靠近鸭绿江口的九连城、汤站、宽甸六堡等地，当地的高丽族人口比例很高。主要是因为明朝对朝鲜人口的招附。
九连城、汤站的东八站沿线、还有宽甸这些地方，属于长白山向辽东半岛延伸的千山丘陵地带，比较荒凉。而辽东人口不足，内地人口也不愿意迁徙过来住。但是这片地区和朝鲜非常近，朝鲜人又普遍擅长耕地劳作，是非常合适的移民。为了开发这些地区，宣德年间开始，明朝就招附鸭绿江对面朝鲜平安道的朝鲜人。
待到每年冬春两季，朝鲜贫苦人家余粮所剩无几，青黄不接要饿肚子，同时江水封冻，跑过来很方便的时候，辽东都司会派遣高丽通事官到江边宣讲惠政，引诱朝鲜逃人。
所耕虽多，一年纳税只米三斗；家口虽多，一人出役，则余皆无役。其税役之宽如此。……其人本是我国之人，语音相同，待我国之人无异于亲戚，对边民如此投之者，谁能拒止（《李朝实录》成宗二十年六月）？
朝鲜官府的不满情绪相当大。
朝鲜和女真是血海深仇，在后金攻占辽东时，这片地区的反抗活动也比较激烈，毛文龙之所以能闹出一个“镇江大捷”，里面有很多是高丽族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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