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明朝为什么不放弃辽东，退守山海关？
首先，我们要明白，在明朝人的观念里，辽东并非一块可有可无的边疆，而是大明帝国北方安全屏障的基石。
战略地位的不可替代性： 辽东的地理位置极其关键。它就像一道拱卫京师的天然屏障。一旦辽东失陷，后金（后来的清朝）就能长驱直入，直逼山海关，甚至兵锋直指北京。当时明朝的京师就在北京，这是王朝的心脏。失去辽东，意味着京师的门户洞开，首都的安全将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一个国家首都的大门被打开，那将是多么令人恐慌的事情。退守山海关听起来好像是收缩防线，但实际上是将整个北方腹地暴露给敌人，而且山海关本身的地理条件也并非固若金汤，它更像是一个节点，而非能长期独立支撑的完整防线。
军备和补给线的依赖： 明朝在辽东经营了数百年，投入了巨量的人力和物力。朝廷在此设立了辽东镇，驻扎了数量庞大的军队，建立了军事屯田，并且有相对成熟的后勤补给体系。如果突然放弃，意味着这些投入将付之东流，并且需要重新构建一套全新的后勤保障体系来支撑山海关的防御，这无论是技术上还是经济上，都将是巨大的挑战。而且，辽东的军队，特别是像关宁铁骑这样的精锐，是在长期对后金作战中锻炼出来的，他们了解敌人，也具备一定的作战能力。一旦撤退，这股力量的整合和部署都将是一个大问题。
经济和资源的损失： 辽东地区，虽然不如江南富庶，但在明朝的边疆体系中，也并非完全没有经济价值。它有一定的农产品产出，并且作为连接东北与中原的通道，也承担着一定的贸易功能。更重要的是，辽东的土地和资源，被很多明朝士大夫视为“大明旧土”，是帝国疆域的一部分。放弃它，在情感上和政治上都是难以接受的。
其次，我们得看看当时朝廷内部的政治考量和决心问题。
“弃地”的政治风险： 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失土”往往意味着统治者的无能和失德。尤其是在辽东这样关系到国家安危的战略要地，一旦放弃，不仅会颜面扫地，更会给朝廷的反对派提供攻击的口实，加剧内部的政治动荡。对于皇帝和文官集团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政治包袱。他们会担心被扣上“卖国”的帽子，甚至可能引发大规模的民间不满和兵变。
朝廷内部的意见分裂： 尽管辽东战事不利，但朝廷内部对于是否应该放弃辽东，从来没有形成过统一的意见。一部分主张强硬抵抗，认为必须守住辽东，甚至要主动出击收复失地；另一部分则认识到辽东的困难，主张收缩防线，但即便如此，关于“退守何处”、“如何防御”也存在诸多争议。这种分裂使得任何一项重大战略调整都难以在短时间内获得足够的支持并有效执行。而且，朝廷内部的党争（如东林党与非东林党）也让这种战略决策变得更加复杂化，很多决策的背后，都掺杂着政治斗争的考量。
信息的不对称和判断的失误： 当时的信息传递远不如现在便捷和准确。前线的战况常常经过层层传递，可能存在夸大或隐瞒。朝廷中的决策者，尤其是一些脱离实际的文官，很难准确把握辽东战场的真实情况。他们可能过于乐观地估计己方力量，或者低估了后金的实力，导致在战略决策上出现失误。例如，一些将领可能为了争取朝廷的粮饷支持，而夸大战绩，隐瞒失败。
缺乏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和清晰的战略： 明末政治腐败，皇帝昏庸，文官集团党争激烈，国家缺乏一个能够凝聚人心、制定并执行有效战略的强有力领导者。即使有部分人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也难以形成一股合力去推动改变。每一次的决策，都可能受到各种因素的掣肘，显得犹豫不决，错失良机。
再者，我们还要考虑当时明朝自身的财政和军事能力。
财政的枯竭： 明末财政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连年的战乱、税赋的征收困难、官场的腐败，都让朝廷收入锐减。维持辽东的军队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财政负担，如果选择退守山海关，虽然理论上可以缩减开支，但重新部署军队、修建防御工事、以及应对可能爆发的更大范围的战争，都需要巨额的资金。朝廷很可能拿不出足够的钱来完成这些任务。
军事力量的衰败： 尽管辽东镇有精锐的关宁铁骑，但整个明朝的军事力量已经大大衰退。卫所制度已经名存实亡，军队战斗力普遍低下。即使退守山海关，如果后续的兵力补充和训练跟不上，也很难保证防线的稳固。此外，明朝军队的装备和战术也逐渐落后于后金。
最后，从更宏观的角度看，可能还存在一些王朝气数和历史的必然性。
改革的迟滞和社会的动荡： 明末社会矛盾尖锐，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这种内部的动荡使得朝廷难以集中力量应对外敌。即使明朝做了战略调整，也很难扭转整体的颓势。
历史进程的选择： 有些历史事件的发生，可能有着更深层的原因，是历史发展到某个阶段的必然结果。明朝的衰落，既有其内部的积弊，也有外部压力的原因。在后金崛起、明朝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下，即使做出了一些看似合理的调整，也可能难以挽救王朝的命运。
总而言之，明末朝廷之所以没有选择放弃辽东、退守山海关，并非因为他们不愿意，而是因为放弃辽东在当时看来代价过大、风险过高，牵扯到战略安全、政治稳定、经济利益、军事力量等方方面面，并且朝廷内部也缺乏足够的共识和决心去推动这样一项重大的战略转移。 最终，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使得明朝在辽东问题上陷入了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并最终走向了灭亡的命运。
网友意见
天启年的时候王在晋等人是有守山海关的建议的，但是天启错误相信了孙承宗的战略修宁远。到天启七年的时候皇帝好象发现了问题，然后就落水了。
到崇祯年被袁崇焕一通神操作，辽西军阀完全失控。这个时候山海关都在辽西军阀手里，敢撤辽饷的话他们真的敢造反。
而且每年几百万两的辽饷，朝廷上的大佬、办事的官僚们都少不了分润，他们也不会赞同的。
毕竟名义上丢掉了辽西走廊，清流们玩命弹劾“失土”就可以了。
王在晋：“臣尝谓必有复全辽之力量，而后可复广宁，必有灭奴之力量，而后可复全辽。不然启无巳之争，遗不了之局，而竭难继之供，不可不虑”。
孙承宗：“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
最后结果是孙承宗打发王在晋回南京养老。
现实中考虑，放弃关外防线是十足脑残行为。凡是认为放弃宁锦防线，干脆退守山海关的人，我就一个评价：脑残，键盘军事家和历史发明家！！！
为什么？现实中打仗不是玩游戏！！！
游戏里都是兵，兵力分散了处处挨打，那我就集中兵力死守某个关键关口或城池，不就容易打赢了？？
滚粗！！那是游戏里的世界好吧！！
第一：撤军是门技术活。撤掉关外一切据点与军队，到山海关几百公里的路，脑残们确定会那么有序撤退吗？满清不会在后面追和乘火打劫？
明朝主动放弃既有的据点也不是没干过，前有李成梁放弃宽甸六堡，后有熊廷弼撤兵关内和高第撤军，其后果如何？撤军效果如何？
李成梁撤军：成梁献议移建孤山堡于张其哈剌佃，险山堡于宽佃，沿江新安四堡于长佃、长岭诸处，仍以孤山、险山二参将戍之，可拓地七八百里，益收耕牧之利。道昆上于朝，报可。自是生聚日繁，至六万四千余户。及三十四年，成梁以地孤悬难守，与督、抚蹇达、赵楫建议弃之，尽徙居民于内地。居民恋家室，则以大军驱迫之，死者狼籍。
熊廷弼撤军：廷弼曰：“嘻，已晚，惟护溃民入关可耳。”乃以己所将五千人授化贞为殿，尽焚积聚。二十六日，偕初命护溃民入关。化贞、出、嘉栋先后入，独邦佐自经死。得功率广宁叛将迎大清兵入广宁，化贞逃已两日矣。大清兵追逐化贞等二百里，不得食，乃还。报至，京师大震。
高第撤军：甫受事，即下檄马世龙，令撤锦右、宁前之兵，弃关外四百里。袁崇焕力争曰：“宁前道与宁前为存亡，撤宁前，我必不入，独卧孤城以当虏耳。”第不得已，止撤锦右兵，驱屯兵屯民入关，弃屯粮数十万石。死亡塞路，哭声震原野。
前车之鉴，历历在目，只要有正常脑子就不会贸然撤军和放弃关外防线。
第二：养军队才是最花钱的。撤回来的关宁军，朝廷不是还得花钱养？光有山海关，没有得力的军队防守，也没啥卵用吧？朝廷一旦下令撤除关外防线，就意味着“辽人守辽土”战略破产。那以辽人为主的关宁军被莫名其妙断了恢复家乡故土的希望，他们的士气肯定会受打击，会不会在撤军途中哗变（朝廷有能制服哗变的关宁军的战斗力相当的军队吗？）？即使不哗变，朝廷要安抚，妥善安置关宁军，是不是还要花一大笔钱？（修缮山海关以及安抚费用，朝廷花钱搞不好比不撤军还要多）。关内军队能否与关宁军和谐相处也是个问题。（关宁军瞧不起关内的军队是渣渣。关内军队视撤回的关宁军为“丧家之犬”，发生火并都有可能，还能齐心协力守卫山海关？做梦吧）朝廷为了协调关内关外的军队之间关系，又要砸钱，尽量公平。（崇祯表示：键盘军事家是否希望我早点上吊？）
第三：放弃了关外防线，满清会笑死了。满清会比历史上更从容搞定朝鲜，搞定蒙古。然后两路夹击，你山海关腹背受敌，那就好看了。
第四：历史证明了，朝廷腐败，军队渣渣，躲哪都没用。南明倒是以长江天堑为超级防线。满清又是北方人，南明还真做梦像东吴那样力挫曹操般打败满清南下。可是事实如何？我就不用多讲了吧？
第五：和键盘军事家想法一样真这样干的，倒真有一个，蒋光头是也！放弃东北，退出华北！最后退到首都被日本人屠城！
从1619年萨尔浒之战开始，明朝在明清战争中就不断的打败仗和丧失土地。
但明朝官方的姿态是“寸土必保，失地必复”——不能不战就主动放弃自家领土，失陷的故土必须收复。从1621年辽沈之战后，“收复辽东”就是明朝天启、崇祯两朝的既定目标。甭管明朝有没有这个实力、财力和军力，这个目标是不能更改的。
1621年辽沈之战，在随后任命熊廷弼为经略和王化贞为巡抚的不到一年里，明朝是以广宁—辽西走廊为关外基地，拟定收复辽东的打算（再加上熊等主张的登莱、天津的水师从辽东半岛配合）。不料因熊、王二人“经抚不和”，广宁在次年春也陷落，明朝关外防线进一步退到山海关—辽西走廊。在孙承宗、袁崇焕经营时期，目标同样是辽西走廊作为预备日后“收复辽东”。
“收复辽东”不是熊、王、孙、袁等这些前线指挥将领个人的主张，而是明朝中央君臣一致的目标，没有谁敢轻易提出放弃辽东的念头。
从国家战略角度去看，明朝经营辽西走廊，是让“收复辽东”这个既定目标还在运作，哪怕只是装样子，也得正经八百的装下去。
如果明朝彻底放弃辽西走廊，直接退守山海关，首先没做到“寸土必保”，这是主动弃土的大罪；其次“失地必复”也做不到，分明是对天下人宣布：关外我不要了，辽东沦陷故地不打算收复了。
对于最先抗击后金的根据地，未守先弃只会更加被动，辽东被后金占据，然后山海关一旦突破，完的更早，省钱也不是这么省的，你就没看见明末北京保卫战的被动吗？袁嘟嘟都差点救不了。
辽东半岛从南到北被千山山脉分割，靠关内的一带是海边的沼泽地，如果不在千山山脉建立堡垒群，给后金如鲠在喉的打击，反而退缩到山海关一线，虽然省钱精简人数，但也更难与后金军较量。
辽东人口在天启年间的战乱向关内大规模迁移，根据明史的说法多达上百万人。崇祯初年清军攻旅顺，从水陆逃难到登莱的辽人也有十余万人。
这些人口心向明朝，反对后金的统治，是优良的士兵来源，比如毛文龙就是在兵败后经过朝鲜的援助，吸取辽东难民在海岛上扎根形成了武装集团。
后金攻打辽东的一系列战争中，大批量的汉人逃亡关内，寻求庇护，后金为了弥补工农业劳动力缺口，不得不多次进入关内掳掠生人。孙承宗等人在辽东建立的一系列堡垒，比如宁远，就通过煮盐、海运、采煤等产业扎稳脚跟，“商旅辐辏，流移骈集，远近望为乐土”。
这样的局面作为明朝皇帝，放弃辽东，放弃数十万子民，拱手将城池、器械、人民全部让给清朝，固然可以说是壮士断腕，但更像资敌。如果一城一池的拉锯战，明朝受不了，清朝更受不了，有人说关外军队时明朝的出血口子，但放弃了关外，大同、密云等重镇不就成了新的出血口了么？
辽东军将制度到后期发展为兵将结合，放权养兵的态度，等于说你在辽东爱干嘛干嘛，地给你，子女财产都给你，你当土皇帝都可以，只要帮我守土就好。从明成祖在辽东总兵改制到正统年间收权，大抵的思路都是如此，后期天启、崇祯用督抚架空总兵，但总兵仍然有相当大的军事经济自主权力，放弃辽东，这些人你也要放弃么？把他们带入关内，他们就会把边境重镇继续变成辽东那样的地方。
明代朝廷的思路有问题，朝廷斗争导致朝令夕改，不能彻底贯彻一种作战方案，放弃辽东和放弃北京是一个级别的计划案。这个朝代已经完全腐化了，辽东什么样，关内就什么样，他无论如何都要对后金布防，布防就要起码十几万士兵，腐朽了的、高度兼并高度瘫痪的明朝财政系统养不起这十几万士兵，无论是在辽东，还是在山海关。失去了辽东的纵深防御和群山沼泽，到山海关只能是更被打的更疼。
辽东这个突出部是扳手腕的地方，你不在这里扳，就要在其他地方扳，挪个地方就能扳的过时不可能的事情。
（网上对这段历史有各种说法，野史地摊充斥，数据真假难辨，所以关评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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