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明朝的皇帝个个放飞自我，而清朝的皇帝却都看似明君?

我们对历史的理解依赖当时的史料，史料分官修和私修两类。官修史一般秉持为尊者讳的选择，偏向官方立场。私修史则由古人自我完成，作者有个人立场，发挥空间较大。私修史汗牛充栋，难以简述，官修史只有实录，起居注，史馆列传几种，只要对比明清两朝的官修史风格差异，可以说明影响我们对两个朝代不同观感的原因。举两个例子对比下

洪亮吉，江苏阳湖人，乾隆五十五年榜眼。嘉庆帝亲政后，命洪亮吉参加编纂乾隆帝实录，编纂实录时洪亮吉发现乾隆朝比嘉庆朝励精图治多了，因而对当下很不满，就想辞官。

这时嘉庆帝下诏让大臣们直言“极谏”，洪亮吉上了一封数千字的奏疏，大意是嘉庆帝求治心切而时局并未好转，因为嘉庆帝不勤政。说嘉庆帝睡懒觉上朝晚，散朝后又听戏唱曲，王公大臣没有尽心辅佐。又说嘉庆帝治下官员欺上瞒下，一千件事能有能有一两件上报就算好的了，就算报告了朝廷也不能马上执行。又说现在满朝大臣都是饭桶，“模棱、软弱、钻营、苟且之人”，“皆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还说嘉庆帝不能识人，对于和珅提拔的官员不做惩戒。现在天下乌烟瘴气，世风日下，“士大夫渐不顾廉耻，百姓则不顾纲常。”等等等等，事事将嘉庆帝和祖辈对比，希望嘉庆帝学习雍正帝的严明，康熙帝的宽仁。这封奏疏虽言辞激烈，然而对皇帝的直接批评不多，更多的是指出积弊，希望皇帝能够效法祖先。这类针砭时弊的奏疏在清以前不绝史册，在清朝却显得鹤立鸡群。

在清朝官修的《清史列传》中，洪亮吉修乾隆实录的记载被删去了，反而增加了大量关于洪亮吉心理描写的内容，说洪亮吉听到嘉庆帝求言的诏书后，几个月睡不好觉，认为自己出身低微，受乾隆帝和嘉庆帝大恩，应该进忠直言，不能“辜负天子圣恩”。很明显，这是为了将洪亮吉上疏的真正原因抹去，也即抹去嘉庆朝吏治腐败的记录。将洪亮吉几千字的奏疏概括成只有几句话，其中对于嘉庆帝的批评全部删去，也是这个目的。

洪亮吉担心嘉庆帝看不到自己的奏疏，就写了三份委托成亲王永瑆、大学士朱珪、兵部尚书刘权之代为上奏。永瑆看到奏疏内容，马上就把奏疏交给皇帝了，朱珪和刘权之估计是害怕皇帝看了发怒，故而没有转呈。

嘉庆帝庙号仁宗，算是清朝皇帝里比较宽容的人了。看到之后“震怒”，将洪亮吉革职让大臣议罪，最后发配伊犁，这时洪亮吉已经54岁，发配西北算是重罚。永瑆作为第一个转交奏疏的有功之人，还是被撤了军机大臣的职务。刘权之未能及时转呈，嘉庆帝降旨诘问，部议降三级调用他职，嘉庆帝从宽处理，让他留任。朱珪是嘉庆帝的老师，也一样下旨诘问。

雒于仁，陕西泾阳人，万历十一年进士。万历十七年给万历帝上了著名的“酒色财气疏”，说，我做官几年了，只见过陛下三次，只听说陛下身体不好，所以不理政，也不上经筵课。我知道陛下的病根在哪，主要有四点: 嗜酒、恋色、贪财、尚气，陛下吃饭山珍海味，白天喝酒还不够，晚上还要喝，这是嗜酒。和十个俊俏的小太监有不明关系，溺爱郑贵妃，一直不立太子，这是恋色。陛下到处搜刮钱财，甚至勒索太监的钱，不给钱就打，这是贪财。今天打宫女，明天打宦官，把那些敢直言的大臣都黜免了，这是尚气。这四病缠身，吃药是治不好的啊！我有四句箴言，按此方法，可去病痛，然后列了四句经文一样的箴言。

酒箴曰：耽彼麹蘖，昕夕不辍。心志内懵，威仪外缺。神禹疏狄，夏治兴隆。进药陛下，醲醑勿崇。
色箴曰：艳彼妖姬，寝兴在侧。启宠纳侮，争妍误国。成汤不迩，享有遐寿。进药陛下，内嬖勿厚。
财箴曰：竞彼镠镣，锱铢必尽。公帑称盈，私家悬罄。武散鹿台，八百归心。隋炀剥利，天命难谌。进药陛下，货贿勿侵。
气箴曰：逞彼忿怒，恣睢任情。法尚操切，政盩公平。虞舜温恭，和以致祥。秦皇暴戾，群怨孔彰。进药陛下，旧怨勿藏。 《明神宗实录》

这封奏疏对万历帝本人极尽嘲讽，万历帝“大怒”。因为此时正值春节，所以这封奏疏在万历帝手里放了十天，万历帝也被气了十天。第二年大年初一，万历帝就把阁臣申时行、许国、王锡爵、王家屏等叫到毓德宫，《明神宗实录》记载了如下对话：

万历帝：我要病死了！

阁臣：皇上春秋鼎盛，稍微调养就好，不必过虑。

万历帝：去年我长发心肝之火，头晕目眩。近来调理好了一点，但雒于仁“肆口妄言”，所以“肝火复发，至今未愈”。

阁臣：无知小臣的话皇上不必在意。

万历帝：这是他的奏疏，你们看看吧。

（阁臣还在看的时候，万历帝开始为一条一条为自己辩护）

万历帝：“他说朕好酒，谁人不饮酒，若酒后持刀舞剑，非帝王举动，岂有是事？又说朕好色，偏宠贵妃郑氏，朕只因郑氏勤劳，朕每至一宫，他必相随，朝夕间小心侍奉勤劳，如恭妃王氏，他有长子，朕著他调护照管，母子相依，所以不能朝夕侍奉，何尝有偏他。他说朕贪财，因受张鲸贿赂，所以用他，昨年李沂也这等说，朕为天子，富有四海，天下之财皆朕之财，朕若贪张鲸之财，何不抄没了？他又说朕尚气，古云少时戒之在色，壮时戒之在斗，斗即是气，朕岂不知？但人孰无气，且如先生每也有童仆家人，难道更不责治？如今内侍宫人等或有触犯及失误差使的，也曾杖责，然亦有疾疫死者，如何说都是杖死？”

万历帝：内阁从重拟罪。

阁臣：这是无知小臣听信路边消息。

万历帝：他想出名。

阁臣：对，陛下若重惩他，反而让他阴谋得逞了，宽容不追究反而更见圣德。（说完就把奏疏还给了万历帝）

万历帝“沉吟”：说的也是，重罚他显得我没有度量。

阁臣：皇上的度量能包容天地。

（万历帝又把奏疏给申时行他们看）

万历帝：“朕气他不过，必须重处”

申时行等：这本是无凭无据的话，若处分他，倒显得他说的都是真的。臣等愚见，皇上应该把这奏疏留着，臣等把这事“载之史书，传之万世，使万世颂皇上为尧舜之君”（说完又把奏疏还给了皇帝）

万历帝问：那怎么处理他？

申时行：这个奏疏不能发出去给别人看到，没别的办法了，我让他领导告诉他辞职走人吧。

（万历帝稍微消了点气）

万历帝：先生是亲近之臣，我有些什么事先生都知道，你说我有他说的这些事吗？

申时行：宫门深邃，很多事臣也不敢说知道啊。

万历帝：“人臣事君，该知道理，如今没个尊卑上下，信口胡说，先年御史党杰也曾数落我，我也容了，如今雒于仁亦然，因不曾惩创，所以如此。”

《明神宗实录》将雒于仁的奏疏原文誊录，而且详细记载了万历帝与阁臣的问答，其中将万历帝的委屈、宫闱秘事都记录下来。万历帝先是被小臣侮辱嘲弄，气的语无伦次，又被内阁老油条糊弄，有气发不出。

庙堂之上，明朝官员对皇帝极尽嘲讽之能事，不说对皇帝，就算对普通人也不用这样挖苦吧，事后只是当事人辞职了事。明朝官修史直书皇帝被气的语无伦次，丑态迭出，记述中也充满了嘲弄，可以想象江湖之远的私人笔记如何更加夸张地描述明朝皇帝有多么奇葩，不是很容易理解吗？

清朝的官方修史审查细致严格，对皇帝本人不利的记载基本删尽，对于皇帝的批评惩罚极重，洪亮吉碰上康雍乾估计难有生路。而民间记述在文字狱的高压之下，也很难看到对皇帝的批评，有载的都是圣明，自然都看似明君了。

一，海瑞，天下第一疏，可以说直接指着皇帝鼻子骂臭不要脸了。官运亨通，这里要说一下，海瑞不是进士，只是举人，放现代来说就是一专科学校毕业。

二，康熙平均四五年一次文字狱，雍正，平均二年一次，乾隆，一年二次文字狱。

乾隆编撰四库全书，既然名为全书，那么自然就不用有其他的书籍存在了。

毁书而留名三千余部，毁书未留名不计其数。

明末翻译的几何学，数学，全部禁毁，天工开物，一部工业巨作，中国现存目前最早的版本是清末从日本抄回来的。

好了，你在说一遍你问的是什么？

随便回答一下，兼跑个题。这题我大致瞄了一圈，怎么就没有带清粉给清朝的内容好好写一下呢？带清粉除了会天天扣帽子，连清朝的话题都不知道怎么写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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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不管明朝皇帝还是清朝皇帝水平怎么样，清朝在选择皇帝的继任者上面吸取了明朝的经验教训确实有所改进。

首先，清朝没有依据嫡长子继承制选择继任者。

嫡长子继承制是源自西周开始确立的一套宗法继承制度，以始祖的嫡长子一系的嫡子为大宗，其余庶子为小宗。无论天子，还是诸侯、士卿大夫，都需要以此方式确立子孙的继承制度。

任何一种制度都会有利有弊，嫡长子继承制度亦如此。有利的方面是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维护皇权的顺利交接，直接了当的确立好一个公开的游戏规则，大部分时候可以避免出现政治动荡。从儒家角度，嫡长子继承具有“ 息争”“ 笃亲” 的好处，符合家族本位伦理要求，即所谓“国本”，不立嫡长子，就是”动摇国本“，引发朝臣们各自站队在某个儿子身边，为了下一任皇权而互相攻讦。 从国家层面上，确立嫡长子继承制度，就是确立了嫡长子几乎可以全部继承其父的遗产，包括整个国家，有利于确保国家统一而不产生分裂。相比较一些分封继承制，如草原传统老子一死儿子们分家产，不出3代就内战打起来，重新陷入分裂，西周确立的这种嫡长子继承制度确实更有好处。中国历朝历代虽然一些皇帝也有给儿子们分封为王赐封地的情况，但是大体上也只有一个儿子会继承大宗遗产，中国也没有出现查理大帝死后将国家分给3个儿子的情况。这也可算是西周确立的这套宗法继承制度的优点。

但是具体执行层面上，也确实有相当多的皇位继承并未严格按照嫡长子制度执行。毕竟皇帝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不乏有皇帝无视这套继承观念选择自己想选定的继承人，也有不少迫于无奈（没有嫡子、嫡子失德等等）不得不选择庶子，也有不少因皇后被废，妃妾上位皇后，原来的嫡子变为庶子，由庶子转变为嫡子身份的事件。

嫡长子的弊端也非常明显，它并不能确保嫡出的儿子品德素质，如果生出来的是个白痴，按嫡长子制度也只能选这个白痴当皇帝，这里面最有名的大概就是那位何不食肉糜的晋惠帝。其次，嫡长子制度也并不能完全杜绝其它子孙对皇位的窥视，也经常引起皇位继承的政治侵轧甚至战争，典型的如唐朝李渊按嫡长子继承制选择李建成为太子，却被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夺位。另外皇太子的存在必然会分享一部分辅佐皇权的权力，太子辅政、监国也很常见，这却又容易导致皇帝与皇太子之间互相猜忌提防。

有鉴于此，往往历朝历代立长还是立贤就成了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而明朝大体上都遵循了嫡长子继承制度选择了历代皇位继承人。少数情况因皇帝无子，采取了兄终弟及的方式，如嘉靖和崇祯，仍然未脱离宗法制度。

清朝最早以汗位推选来决定继承人，皇太极、顺治、康熙皆为各贝勒王大臣等权臣商议后推选产生。

努尔哈赤死时并没有指定继承人，当时后金中最具权势的为四大贝勒，即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四贝勒皇太极，其中阿敏为努尔哈赤的侄子。大贝勒代善因在硕托一事上处置失当丧失了继承人地位，阿敏只是努尔哈赤侄子，莽古尔泰为人鲁莽，只有皇太极素有威望，就连朝鲜史料也记载“红歹是（皇太极）勇力绝伦，颇有战功，所领将卒皆精锐，奢得众心，多战功”。所以努尔哈赤死后皇太极被众贝勒推举为大汗。

皇太极为猝死，也并未指定继承人。他死后其弟多尔衮与长子豪格皆成为汗位有力的竞争者，两人相持不下。但最终在孝庄为首的后宫与索尼、图赖、鳌拜等权臣的联合推举下，以年仅6岁的第9子福临继位，为顺治皇帝。

顺治临终前，在孝庄皇太后与索尼等重臣的建议下，顺治选择了年仅8岁的第三子玄烨为继承人，为康熙皇帝。

到了康熙，天下一统，朝政趋向稳定，康熙最初决定按儒家传统，遵从嫡长子继承制选定胤礽为继承人。但是康熙过早的确立了太子，却引发了诸子夺嫡的纷争，而唯一的嫡子，皇太子两立两废。最终继位的第四子雍正皇帝按嫡庶观，也是个庶子继位。

雍正继位后有鉴于康熙晚年因诸子争嫡引发的朝局混乱，创新了一个制度，秘密建储。所谓秘密建储，即完全由皇帝确定继承人，择贤而立，但秘而不宣，只暗中培养。雍正元年八月，雍正向全体朝臣公布秘密建储的决定，将四子弘历之名密封，藏在乾清宫正中的正大光明匾后。另外还有一份密封在匣中随身携带。雍正采取了向朝臣公开这种继承制度，但却不宣布继承人是谁的做法。

乾隆四十三年，乾隆将此方式作为一项正式的制度确立下来。此后嘉庆道光遵守制度，未做进一步创新。

秘密建储为中国古代皇位继承的创新，具有如下优点：

1. 取消公开的继承权，避免皇帝与储君产生皇权与储权的矛盾，减少了父子之间互相猜忌提防的局面。
2. 杜绝选择继承人时受朝臣、后宫干预的局面，避免出现类似万历争国本的恶劣影响。
3. 改变嫡长子继承的旧例，可以择贤而立。

因此，在以上制度确立的帝位传承的过程中，不管历任清帝实际表现如何，至少不会出现如晋惠帝一样的白痴皇帝。也不容易产生过于放飞自我的皇帝。

其次，清朝对继承者的教育也采取了与明朝不一样的方式。

明朝的继承者长于深宫，确立为太子后虽然配以名师教导，但大多数却缺乏实际的政务处理经验。且因为过早被立为太子，缺少其他皇子的竞争压力，往往太子自身也更容易懈怠。

清朝的皇子教育除了像明朝一样选择名师教导外，各皇子都有成为继承人的可能，因此凡是有野心的皇子都会展现自己勤恳好学的一面展示给父皇，以博得青睐。秘密建储加强了皇子们学习的意愿。

此外，皇子的学习非常严格，早晨5点入书房读书，下午4点左右结束，没有寒暑假休息之例。除了端午中秋万寿节皇子生日等5日可以不入书房读书，除夕可提早放学，没有其他假日。皇子从6岁起进书房读书，直到15岁封爵位后才结束书房的学习生涯。但是如果皇子封爵未获得差事，还需要到书房读书。除了入书房读书，因为满洲特性，康乾一贯崇尚满语骑射，皇子们还需要学习满语和骑射，清帝本人出巡狩猎时也会携皇子们一同狩猎，训练培养皇子们的尚武之风以示不忘传统。

最重要的是，清朝皇子并不像明朝皇子一样，从深宫出来一受封就得去封地以避免未来对太子产生威胁，基本不可能让皇子处理政务。清朝的皇子出书房后，往往可以领到一些差事历练，熟悉一些具体的政务处理，获得一定的经验，处理的好也往往会获得封赏，甚至被封为亲王，日后即便不被选为继承人，也可以参与政事。

在这些制度保证之下，清朝还是不太容易产生极度昏庸的皇帝的。

题主想表达的意思可能是明朝皇帝大多不理朝政，而清朝皇帝大多日夜处理政事，由此得出明朝皇帝有着各自的喜好而不理朝政故而“放飞自我”，其实深层次的含义还是说明朝皇帝大多昏庸；而清朝皇帝日夜处理朝政，勤于政事，因此是明君。其实这是不对的，英明的君主必然勤政，但是勤政的君主并不一定是明君，这个关系要明确。

我拿清朝道光帝做例子，看看勤政、节约的庸君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道光帝6岁进入上书房读书，此后只有年节、皇帝和皇后的生日才能休息，其他时间里4点起床读书，6点老师前来教大家知识，下午2点老师离开，随后道光帝进行满语，骑射功夫的学习。皇子生涯的训练确实把道光帝锻炼的十分棒，在1813年的林清之变中，道光帝用鸟枪打落两名天理教徒，随后带着禁军平定天理教之乱，逮捕天理教首领林清，可以说道光帝临危不惧，表现的十分出色，胆气十足。

道光帝39岁时继承皇位，一生勤勤勉勉，劳心于政事，正如道光帝自诩所言：

“自御极至今，凡批览章奏，引对臣工，旰食宵衣，三十年如一日，不敢自暇自逸。”

道光帝也十分节俭。在道光元年（1821）道光帝就写了《御制声色货利谕》的施政宣言，立志反腐倡俭，大干特干。此后又写《御制慎德堂记》劝告子孙后代节俭，他本人的节俭甚至在野史也很出名，《清稗类钞》载：

宣宗所服套裤，当膝处已穿，辄令所司缀一圆绸其上，俗所云打掌是也。于是大臣效之，亦缀一圆绸于膝间。一日，召见军机大臣，时曹文正跪近御座，宣宗见其缀痕，问曰：汝套裤亦打掌乎？对曰：改制甚费，故补缀。宣宗问曰：汝打掌须银几何？曹愕眙久之，曰：须银三钱。宣宗曰：汝外间作物大便宜，吾内府乃须银五两。

道光帝治理国家同样严格办事。豫亲王裕兴因为在嘉庆帝葬礼期间强奸使唤丫头寅格被道光帝下令赐死，最后是太后求情才保留一命，但还是被革去王爵，交宗人府圈禁三年。道光帝同窗的三弟惇亲王绵恺因为包揽词讼、欺压百姓、玩弄太监等事情被道光帝降为郡王，革去一切职务，忧惧之下绵恺在半年内病逝。

但道光帝治理下的大清王朝真的好吗？答案是否定。

第一点，道光帝的勤政是典型的假勤政，属于自己骗自己。

道光帝最欣赏的官员是曹振镛，此人仕途堪称一马平川，一路升官发财，到了80岁才退休，官僚生涯长达52年。这样的官员当然自有自己的特殊本事，他的官场原则是：多磕头，少说话。这就是典型的官僚作风，通过曹振镛我们也能清楚道光帝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毕竟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曹振镛在担任军机大臣的时候，道光帝苦于天天看奏折，曹振镛就给道光帝献上一个策略，他说现在的官员都是靠着师爷写奏章，十分轻松，但皇帝却要天天看这些无用的奏折，不如找几篇奏折专挑细节上的错误，这样就可以让上奏的大臣害怕从而减少奏折量。道光帝一听，赞叹曹振镛的主意好呀，于是道光帝专门在语法、笔画、格式上找奏折的错误，一旦发现错误，就处罚写奏折的官员，毕竟按照道光帝的逻辑：文字都写不好，工作态度能好吗？还能胜任重要的官职吗？所以官员担心仕途，索性就减少奏折量。奏折量减少是好，但就是此后对于国家的变化一无所知。

而且道光帝到了晚年，他本人越来越不愿听那些地方变乱的消息。在1847年广西天地会起义前夕，广西巡抚郑祖琛向朝廷报告，广西民生艰难，流民遍地，加上天地会会党屡次发生起义，依靠广西本省的力量无法控制局势，希望朝廷能够实施措施救援广西。这个时候大学士潘世恩就写信给郑祖琛，希望他不要老是上奏这些民变的消息给朝廷，也不要总是写哪里有大批百姓要造反的事件，因为道光帝不想也不愿意听到这些四处造反地消息，他认为自己治理下的中国四方无事，郑祖琛的奏折不是故意让道光帝难受吗？

广西的龙启瑞上梅伯言书中也提到了道光帝苟且偷安给朝廷造成的巨大影响：

又上之，则有宰相风示意旨，谓水旱盗贼，不当以时入告，上烦圣虑；国家经费有常，不许以毫发细故，辄请动用。

广西巡抚郑祖琛只好念佛消灾，希望大规模民变不要在自己任期内出现。但是道光帝治理下的中国却是民变四起：

• 1841年，湖北崇阳县人钟人杰，聚众三千人，设立都督大元帅府，自称钟王，攻占崇阳、通城二县，到次年始平定。
• 1843年，湖南武冈人曾如炷、曾以得，因阻米出境，聚众戕官，据守洪崖洞，谋起事，旋被捕。
• 1844年，台湾嘉义县人洪协，与武生员郭崇高聚众二千余人谋起事，旋被捕；又湖南耒阳县段、阳二姓因抗粮起衅聚众千余人，由阳大鹏统率进攻县城，经月始平。
• 1845年，山东捻匪滋事，聚众拒捕，与官兵接仗。
• 1846年，山东峄县兰山等处，盗劫频行，并有掳人勒赎之案，谕令剿捕；又因广东盗劫频行，谕令认真清查保甲。
• 1847年，湖南新宁县与广西全州交界之黄坡岗瑶人雷再浩，与人民李辉、陈名机结党纠众，谕湘桂两省合力剿办，经年未平。
• 1849年，广东阳山、英德等县匪徒滋事，命徐广缙等剿办。

这些民变多如牛毛，如此多的民变预告一场大规模的起义即将到来，可惜道光帝没有等到这一天，否则他本人会更加痛苦，他驾崩后两年，太平天国运动打响，席卷东南，捻军横行华北，清朝的统治危如累卵。而这一切后果道光帝是要负责任的。

第二点，皇帝本人的节俭并不能有效改善国家的财政状况

道光帝本人是很节俭，他甚至把自己的节约看做挽救财政危机的一种手段，要知道道光帝在皇后千秋节（皇后生日）时候有一次破例的结果才是给赴宴的人一人一碗打卤面，另外道光帝缝制一个补丁在内务府贪污的情况下也要花费几两银子，但是道光帝节约这些银子能够挽救大清朝的财政危机吗？答案是不能。

清朝中期的白莲教大起义大约花费了2亿白银，这股财政负担一直延续到道光帝年间。而清朝各地官员的贪污陋规，各省各级政府财政的亏空，耗费百万白银养活的3万多宗亲，黄河以及天灾的治理，这些事情就像血盘大口吞噬一笔又一笔财富。此外，外患的侵扰和镇压内乱也加剧财政危机，第一次鸦片战争赔款折合白银1960万两，军费高达4000万两，此后鸦片的大量输入在1846年已经造成了1300万元的贸易逆差，第一次新疆作战1100多万两白银，第二次新疆作战耗费730万两白银。这就是道光帝面对的朝廷财政情况。

最为重要的是清朝户部的纸面上的银子数据都是假的，道光二十三年（公历1843年），户部银库表面上的账目是1000万多两白银，但是接下来发生了银库库兵因为分赃不均而导致的相互告密事件，最后捅到道光帝的耳中，道光帝下令刑部尚书前去查验，结果查出户部银库的亏空约有925.2万多两银子的亏空，也就是925.2万两银子不翼而飞，账面上1000万白银，实际上只有100万白银。经过刑部的调查发现是银库官兵长时间监守自盗，这主要是在某些大人物的安排下“以谷道藏银”，靠着这种手段把户部银库的银子大部分弄出来分赃。

道光帝痛心疾首，怒不可遏。下令要库官、查库御史任期中每月赔1200两；管库王大臣每月赔500两；查库王大臣每查库一次赔6000两。那些已故官员的赔偿标准减半，由子孙代赔。还把一些交不出赔款的官员下放到监狱，不赔全额的赃款就不放人。即使是这样还是叫不出足够的白银抵债。此外还有几个库兵在逃，道光帝严厉查办，但是这几个库兵始终杳无音讯。最后在官僚体系面前，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可以说大清帝国到了这个样子不是道光帝这样的人能够改变的。

也许历史就是这样微妙，道光帝在力行勤政和节俭之后，大清帝国却出现了末日景象。这使得此后道光帝一直困惑一个问题：为什么祖父乾隆挥金如土而国库充盈，如今自己日日节俭却民生罕裕？不过这个问题道光帝也没有想通，一辈子都没有想通。因为69岁的道光帝在去世的时候在遗诏中还是那句话： 仰维列圣家法,一以敬天法祖勤政爱民为本。自维薄德,敢不朝乾夕惕,惟日孜孜? 在道光帝自己看来，奉守祖宗家法的他，在位30年，无时无刻不战战兢兢地履行皇帝的任务，结果是自己把大清帝国带入了崩溃的边缘，康熙、雍正、乾隆、嘉庆皇帝都是这么干的，自己循着祖先的办法治国，为什么越办越差？道光帝的一生都在这样的忧虑和痛苦之中生活。

勤政、节俭不是明君的品质吗？难道一个好皇帝不该是这样吗？的确一个明君确实需要勤政和节俭，但是勤政是一个政治家必须的品质，到底如何勤政才是政治家该思考的问题，也是一个明君该做的事情。节俭是个人品质，皇帝的节俭是应该的，但是最应该是国家制度组织的节俭，道光帝只是做到了其中一个，而没有做到另一个。困守于家法，希望借助祖先的经验帮助自己解决问题，是不应该的，因为道光帝的时代世界正处于大变革时代，20世纪的强国德国、日本、美国、意大利此时才刚刚兴起，这是一个需要变革的时代，清朝这个船已经烂得不成形了，再英明的舵手驾驶它也只会沉入海底，这不是个人力量所能改变的。

我希望读者能够明白古代帝国体制下的明君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含义？判定古代帝国体制下的明君究竟应该采用什么的标准和含义？而不是简单通过勤政爱民之类的单薄话语来推断，如果只是通过肤浅的理解去解释古代帝国体制下的明君，那么你只会永远困在思维误区，因为有很多问题解释不通。我们更应该从国家制度和历史环境以及人物对比来看待一个人，用一个不恰当的比方：好比你每天坐在书桌上勤奋练字，别人都会说你很练字努力，但是这并不能提高你写作文的能力。学习途径都是错的，结果怎么可能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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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清史》还没出来。社科院还在编。据说，总数据量要超过前二十四史的总和。不要把风花雪月的辫子戏当成正史来看。那些编剧无聊得很。

满清统治者除了阶级压迫，还有民族矛盾，民众遭受的痛苦并不少于前朝，而其政府内部积弊之深在历次民变、外敌入侵等事件中展露无遗。

其次，明君圣主的古今标准不完全一致。在古代，君主只要不是太昏庸，基本上就是明君了，稍微有点功绩有些特色，就是比肩“尧舜”了。站在现代的角度遍览历史，会发现真正具备高超治世才能的君主并不太多，大部分人是因循前例，亦步亦趋，随遇而安，历代积弊只要不是达到系统性崩溃的临界点，明君就可以理所当然地做下去。从这个角度说，古代的君主没有多少明君，除了马上得天下的武夫、军阀、阴谋家，大部分是养在深宫的昏庸的子子孙孙，社会历史进程依靠经济规律支配。随着时间进展而自由放飞，到矛盾鼎沸时改朝换代，周期律重新开始。

明朝皇帝不上朝，信用宦官，并不代表他们放弃了皇权，失去了对政局的控制。恰恰相反，拒绝召开董事长办公会长达四十年如明世宗者依然对世事了如指掌，权势熏天如魏忠贤者也不敢篡权而立，群臣视之若精神病者如明思宗者也无官员起来造反，残暴恣睢如明成祖者也照样享有大帝的美誉。他们不像传统道德框架中的帝王那样宵衣旰食地勤奋（明思宗除外），但依然牢牢把握着核心权力。在这一点上，与清朝皇帝没有区别。仅仅因为清朝皇帝勤奋，就奉为明君，极不恰当。清朝皇帝的勤奋，与祖传的病态恐惧心理有关系，与登峰造极的权力独揽机制相适应，非愿为也，实不得不为也，否则就会陷入被赶回辽东的恐惧中无法自拔，就会坠入权臣当道宦官干政的历史大坑中被架空。勤勉了两百年，还是把天朝上国弄成了东亚病夫。溥仪自传中多次回忆自己年轻时要敬天法祖，勤政爱民，夺回祖宗江山，并且在伪满洲国作执政期间假模假式地勤奋了一段日子。其功能与其祖宗们一样，都是历史洪流中随波逐流的一叶扁舟。

明清两代，吏治腐败，钳制思想，杜绝对外交流，残酷统治民众，民变起义，对外作战不断，人命牺牲甚巨，国帑靡费无算，都是少有的混蛋朝代。鉴于清朝后期的糟烂政绩，以及与日本君主制下社会繁荣状态的鲜明对比，可得出清朝比明朝还要烂的结论。一个比明朝还烂的朝代，哪有资格说自己的君主都是明君。

明朝皇帝的黑料，清朝编的还真不多

明朝中期，明代的文人编的才是最多的

连乾隆都看不过去，说你们编万贞儿也编的太藐视人智商了···

其实说白了，美帝编写我们2020年的历史，肯定拿方厅长的日记当史料用

美帝写自己的2020年的历史，肯定拿川普总统的言论当事实用····

如果过个几百年，我们和美国的对抗输了

你说后人看的历史，是我们写的历史还是美帝写的历史？

个人认为，明朝16帝中，明君有太祖、成祖、宪宗、孝宗、穆宗五人，干的不行的有英宗、世宗、神宗，思宗四位，整体来看明君还是比昏君多的；

清12帝里，明君有努尔哈赤、皇太极、康熙、雍正、乾隆五人，昏君有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五人，基本一半一半；

清朝的优势在于，仅康雍乾三人就执政了130年；同治和光绪虽是昏君，但挨骂的是慈禧老佛爷；嘉庆和道光执政时间不短，但存在感基本为零，所以清朝看起来几乎都是明君；

而明朝啥情况，执政时间最长的是嘉靖和万历，这二位不管是风评还是政绩都非常糟糕；末帝崇祯虽然执政不到二十年，但是存在感却是16帝里最强的，所以明朝皇帝看起来都比较差劲。

下面细捋一下明清两代的皇帝：

明太祖朱元璋，唐太宗之后的第一神君，不说了；

建文帝朱允炆，以全国而敌一隅还输了，菜的离谱；

明太宗（成祖）朱棣，比朱元璋差一些，但总体上也是神君；

明仁宗朱高炽，享国之日浅，国家无事；

明宣宗朱瞻基，历史上评价颇高，精于书画但短于治国，对安南作战屡战屡败，耗尽了京营的兵力；蒙古南迁时即不招抚也不驱逐，致使瓦剌做大，北部边境缓冲区全部丢失；内政上号称是勤于政务，与民休息，但明朝人口却较永乐末期减少了三百余万，水平实际上是非常差的。

明英宗朱祁镇，土木堡大帝，不提了

景泰帝朱祁钰，收拾了土木堡大帝留下来的烂摊子，水平还行；

明宪宗朱见深，历史评价很差，但人品和治国水平非常不错，对外蒙古女真连战连胜；对内平定荆襄流民，明朝政府掌控的土地，人口和财政都达到了一个小高峰，当然，这也是他历史评价不高的主要原因。

明孝宗朱祐樘，缺乏作为的守成之君，基本符合传统政治中对明君的要求；

明武宗朱厚照，没什么政绩，但也没闯出什么祸来；他的执政风格刚毅果断，英武好战，并不符合传统政治的要求，倒是更像一位西方君主；

明世宗朱厚熜，整体水平堪比土木堡大帝，生活奢靡，治国无能；庚戌之变任用仇鸾为平虏大将军，俺答一路洗劫到了京郊。先后任用的首辅严嵩，徐阶也都是历史上有名的贪官污吏，整个国家一片混乱。

明穆宗朱载垕，隆庆帝是个好皇帝，为人宽仁大度，勤俭爱民，任用高拱、张居正等人为阁僚，革新除弊，海内大治。

明神宗朱翊钧，万历帝是个废物，当然，万历朝还是有政绩的，不过都是张居正辅政时期的事情。万历亲政之后，就正常上了四年班，从万历十四年就开始长期怠政，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机构大量缺员；哪怕到了萨尔浒之战后，万历帝依然无心处理政务。

另外，万历帝大量挪用库银军饷，为他的好儿子们举办婚典，营造府邸；一开始还找借口骗，到后期就是直接要了，到万历三十五年，两京各部的钱粮基本被搜刮一空，张居正改革的红利基本被消耗殆尽。

另外，著名的戚家军也是在万历手上玩没的，张居正被清算后，戚继光南调，戚家军被不断裁撤，至万历二十年仅剩3000余人。后入朝作战，战后李如松，王保等北军出身的将军不肯兑现承诺的军饷和赏赐，反而屠杀了上千人，并以谋反上报朝廷。万历虽然知道实情，但为了省钱采纳了王保的说法，严惩并解散了戚家军余部。此后，明军军阀话日益严重，战斗力迅速崩溃，《明史》说明实亡于万历是没有问题的。

光宗在为一个月，不提了；

明熹宗朱由校，目前对天启帝的评价是有争议的，传统上认为天启是个典型的昏君，但也有人认为，天启帝其实干的还行。

明思宗朱由检，崇祯帝的私德很好，但是才能平平；

再来看清朝：

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不说了，马背上打天下的皇帝，能力不行早凉了；

顺治帝，能力一般、遇事冲动缺乏理性，在遇到真正的大事时瞻前顾后、犹疑不决，只能说是个基本合格的皇帝；

康熙帝，绝对的明君，虽然比不上朱元璋，但和朱棣并驾齐驱是没有问题的；

雍正帝，为心机深沉、刻薄寡恩、迷恋权力，手段极为高超，是个高明的统治者；

乾隆帝，和雍正类似，虽然不是什么好人，但毫无疑问是高明的统治者；

嘉庆帝，和乾隆正好相反，嘉庆是个好人，但不是个高明的统治者；他励精图治、勤政爱民、厉行节俭，著名的“官逼民反”就是出于嘉庆之口，但能力过于平庸，认识不到贪腐之风的根源所在，找不到改革方向，也没有改革的勇气，不能算个好皇帝。

道光帝，可以说是清朝的崇祯帝，私德不错，但脾气暴躁、疑心太重、偏听偏信，做事缺乏定力，导致官场欺上瞒下成风，只报喜不报忧，擅长甩锅，致使大量忠臣志士蒙冤而去；

咸丰帝，历史上一般认为咸丰是昏君，其实他的资质和能力是清朝后六帝中最好的，有手腕、有魄力、会用人、敢用人，但意志不够坚定，丢北京后精神很快崩溃，只能算个平庸的天子。

同治帝，清十二帝中最差的，上台后就干了两件事，提议重修圆明园，结果遭到了满朝文武的反对；决定将包括恭亲王在内的一半朝廷重臣开革，后慈禧的干涉下作罢，然后就死了。

光绪帝，志大才疏、为人骄纵偏执、性格懦弱、缺乏耐心；他并不是没有掌握过实权，而是刚刚掌权就一通胡搞，对外打不过日本，朝廷威严扫地；对内任用康有为等人夺权，把所有势力都推向了对立面。执政十年，连一个可靠的帝党都建立不起来，指望他能救中国还是算了吧。

宣统帝，退位时才六岁，不提了。

因为反动独裁的国民党政权连“修前朝史书”这样一项所有中国合法政府的基本政治任务都没有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