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明代有嘉靖皇帝即位后关于“皇考与皇叔考”的大礼议，而清代在光绪宣统两朝却甚少发生这样的情况呢？
嘉靖年间那场搅得朝堂天翻地覆的“大礼议”，与光绪、宣统两朝相对平静的即位过程，这其中的差异，绝非偶然，而是历史演进、制度变迁和权力格局相互作用下的必然结果。要细说起来，得从几个关键层面来剖析。
一、 嫡庶之辨与宗法观念的深刻差异：嘉靖大礼议的根源
明朝嘉靖皇帝，也就是朱厚熜，他的即位本身就带着一股“不正”的意味。他的父亲是兴献王朱祐杬，母亲是孝静康皇后。而当时在位的皇帝是明武宗朱厚照，他没有留下子嗣。按照皇位继承的宗法制度，本应由武宗的“叔父”——明宪宗朱见深的其他儿子来继承，或者更进一步说，是按照明朝宗室的“亲疏远近”来寻找皇位继承人。
然而，朱厚熜是明孝宗朱祐樘的侄子，也就是武宗的堂兄弟。更关键的是，他并非嫡出。他的父亲兴献王朱祐杬虽然是明宪宗的儿子，但并非是宪宗的皇后所生。在以儒家礼制为核心的明朝，嫡庶尊卑观念根深蒂固，对宗法制度的遵循是至高无上的。皇位继承尤其如此。
嘉靖皇帝的特殊身份，让他即位后，想要追尊自己的生父兴献王为“皇考”，并以皇帝的身份祭祀。这触犯了当时最为敏感的“皇统”问题。因为按照严格的礼制，只有被册立为皇太子的生父，才有资格被追尊为皇考，并且享受皇帝祭祀。而朱厚熜的父亲，虽然是藩王，但其生母并非皇后，且他本人也从未被确立为皇位继承人。
因此，当嘉靖皇帝提出追尊生父时，朝中一部分以杨廷和为首的元老重臣，坚决反对。他们认为，这是僭越礼制，是对“皇考”的侮辱，也是对皇位继承正统性的挑战。他们主张，嘉靖皇帝应该按照宗法，以“皇叔考”之礼祭祀兴献王，即尊奉当时在位的皇帝（武宗）的父皇（宪宗）为自己的“皇考”，而将自己的生父尊为“皇叔考”，以示对现有皇统的尊重。
这场围绕“皇考”与“皇叔考”的辩论，本质上是一场关于宗法正统性、皇权合法性的政治斗争。嘉靖皇帝为了确立自己的正统性，不惜与朝臣为敌，最终通过罢官、廷杖甚至逼死大臣的手段，强行推行了自己的决定。这场“大礼议”不仅是礼制层面的争议，更是皇权与相权、新君与老臣之间的一次激烈碰撞，以嘉靖皇帝的胜利告终，重塑了皇权至上的地位。
二、 清朝皇位继承的特殊性与权力结构的演变：为何“大礼议”不再？
与明朝不同，清朝在皇位继承制度和政治结构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这使得类似嘉靖朝的“大礼议”很难发生。
1. 满族入关前的特殊统治模式与宗族凝聚力： 清朝的先祖，也就是后金时期，其统治模式与汉族王朝有很大区别。早期，满洲社会更接近于部落联盟的形态，虽然有汗位继承，但权力并非绝对集中于一人。宗室内部的权力制衡和相互支持非常重要。当皇太极去世，其子侄们争夺汗位时，虽然也有一些斗争，但整体上是通过内部的协商和妥协来解决，并且非常重视对先汗（如努尔哈赤）的尊崇，但这种尊崇更多体现在对先汗功业的继承和发扬，而不是严格的嫡庶之辩下的“礼”。
2. “密建储君”制度的长期实践与政治稳定： 康熙皇帝之后，清朝逐渐形成了“密建储君”的制度，即皇帝在临终前将写有继承人名字的遗诏藏在“建储匣”中，由顾命大臣保管，待皇帝去世后宣读。这种制度虽然不能完全杜绝皇子之间的竞争，但它确实大大降低了即位初期因继承问题引发大规模政治动荡的可能性。尤其是在康乾盛世时期，皇帝拥有绝对的权威，对皇位继承人也往往有更充分的安排和铺垫，使得继位过程相对平稳。
3. 汉化与满化的并存以及宗法观念的调整： 随着清朝入关统治全国，他们积极吸收和采纳汉族王朝的制度文化，包括儒家礼制。然而，满族作为统治民族，其内部的宗法观念和对祖先的尊崇方式，与汉族也存在着微妙的差异。清朝的皇室，虽然也强调孝道和宗法，但在实际操作中，对皇位继承人及其生母的尊封，更多的是一种政治考量和维护统治稳定性的手段，而非像明朝那样，将宗法制度的“嫡庶”作为绝对的“硬杠杠”。
4. 光绪与宣统两朝的特殊背景：
光绪皇帝的继位： 光绪皇帝的继位，实际上是在慈禧太后强势主导下完成的。他的生父醇亲王奕譞，是道光皇帝的儿子。而当时在位的皇帝是同治皇帝，同治皇帝是慈禧太后的亲生儿子，但同治皇帝没有子嗣而去世。按照宗法，皇位应该由同治的兄弟或其他宗室继承。光绪皇帝虽然是同治的堂弟，但他的父亲醇亲王奕譞，与同治的父亲咸丰皇帝是同父异母的兄弟。更重要的是，光绪皇帝的生母是慈禧太后的妹妹，也就是光绪的伯母（也是他的养母，但严格来说，他在宗法上是侄辈）。在这种情况下，光绪继位，实际上是“兄终弟及”或“兄终侄及”的一种变体，且是在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的背景下进行的。因此，他的即位本身就带有一定的政治安排的色彩，关于“皇考”的追尊问题，已经不是核心矛盾。光绪的生父醇亲王，被追封为“恭忠亲王”，而其生母被尊为“皇考妣”，这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是比较容易被接受的。因为这并没有挑战当时的皇统和慈禧太后的权威。
宣统皇帝的继位： 宣统皇帝溥仪，是光绪皇帝的侄子，也是醇亲王奕玄（光绪的弟弟）的儿子。光绪皇帝没有子嗣而去世，按照宗法，皇位理应由其兄弟辈或侄子辈继承。宣统的父亲奕玄是光绪的弟弟，但奕玄早逝，于是由奕玄的儿子溥仪继承。同样是在慈禧太后（及后来的隆裕太后）主导下，宣统皇帝的继位过程，更多的是在清朝统治行将结束时的一种安排，其合法性本身就受到了动摇。而且，溥仪的生父醇亲王奕玄已经去世，他的“皇考”就是奕玄。关于“皇叔考”之类的争议，在此情境下，早已失去了意义。清朝在光绪宣统时期，虽然仍然存在宗法观念，但由于政治格局的剧变，比如慈禧太后的独断专权，以及清朝统治的衰败，即位礼仪的细节冲突，已经无法引发像嘉靖朝那样深刻的政治危机。权力中心更侧重于维护当权者的权威，而非纠结于复杂的宗法溯源。
总结来说：
嘉靖大礼议的发生，是明朝特定历史时期，皇权强化、宗法制度严苛以及政治斗争激烈的产物。嘉靖皇帝试图通过挑战现有的礼制，来确立自己的正统性和绝对权威，因此引发了深刻的冲突。
而清朝，尤其是在光绪宣统两朝，虽然也受到汉族儒家礼制的影响，但其特殊的皇室宗法、成熟的“密建储君”制度以及两朝动荡的政治背景，使得关于“皇考”与“皇叔考”这类围绕宗法正统性展开的辩论，失去了发生的土壤和动力。光绪皇帝的继位是慈禧太后的政治安排，宣统皇帝的继位则发生在清朝末年，政治的焦点早已不在于此。即使存在一些礼仪上的不合规之处，也难以掀起足以动摇皇权的大规模政治风波。
一、 嫡庶之辨与宗法观念的深刻差异：嘉靖大礼议的根源
明朝嘉靖皇帝，也就是朱厚熜，他的即位本身就带着一股“不正”的意味。他的父亲是兴献王朱祐杬，母亲是孝静康皇后。而当时在位的皇帝是明武宗朱厚照，他没有留下子嗣。按照皇位继承的宗法制度，本应由武宗的“叔父”——明宪宗朱见深的其他儿子来继承，或者更进一步说，是按照明朝宗室的“亲疏远近”来寻找皇位继承人。
然而，朱厚熜是明孝宗朱祐樘的侄子，也就是武宗的堂兄弟。更关键的是，他并非嫡出。他的父亲兴献王朱祐杬虽然是明宪宗的儿子，但并非是宪宗的皇后所生。在以儒家礼制为核心的明朝，嫡庶尊卑观念根深蒂固，对宗法制度的遵循是至高无上的。皇位继承尤其如此。
嘉靖皇帝的特殊身份，让他即位后，想要追尊自己的生父兴献王为“皇考”，并以皇帝的身份祭祀。这触犯了当时最为敏感的“皇统”问题。因为按照严格的礼制，只有被册立为皇太子的生父，才有资格被追尊为皇考，并且享受皇帝祭祀。而朱厚熜的父亲，虽然是藩王，但其生母并非皇后，且他本人也从未被确立为皇位继承人。
因此，当嘉靖皇帝提出追尊生父时，朝中一部分以杨廷和为首的元老重臣，坚决反对。他们认为，这是僭越礼制，是对“皇考”的侮辱，也是对皇位继承正统性的挑战。他们主张，嘉靖皇帝应该按照宗法，以“皇叔考”之礼祭祀兴献王，即尊奉当时在位的皇帝（武宗）的父皇（宪宗）为自己的“皇考”，而将自己的生父尊为“皇叔考”，以示对现有皇统的尊重。
这场围绕“皇考”与“皇叔考”的辩论，本质上是一场关于宗法正统性、皇权合法性的政治斗争。嘉靖皇帝为了确立自己的正统性，不惜与朝臣为敌，最终通过罢官、廷杖甚至逼死大臣的手段，强行推行了自己的决定。这场“大礼议”不仅是礼制层面的争议，更是皇权与相权、新君与老臣之间的一次激烈碰撞，以嘉靖皇帝的胜利告终，重塑了皇权至上的地位。
二、 清朝皇位继承的特殊性与权力结构的演变：为何“大礼议”不再？
与明朝不同，清朝在皇位继承制度和政治结构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这使得类似嘉靖朝的“大礼议”很难发生。
1. 满族入关前的特殊统治模式与宗族凝聚力： 清朝的先祖，也就是后金时期，其统治模式与汉族王朝有很大区别。早期，满洲社会更接近于部落联盟的形态，虽然有汗位继承，但权力并非绝对集中于一人。宗室内部的权力制衡和相互支持非常重要。当皇太极去世，其子侄们争夺汗位时，虽然也有一些斗争，但整体上是通过内部的协商和妥协来解决，并且非常重视对先汗（如努尔哈赤）的尊崇，但这种尊崇更多体现在对先汗功业的继承和发扬，而不是严格的嫡庶之辩下的“礼”。
2. “密建储君”制度的长期实践与政治稳定： 康熙皇帝之后，清朝逐渐形成了“密建储君”的制度，即皇帝在临终前将写有继承人名字的遗诏藏在“建储匣”中，由顾命大臣保管，待皇帝去世后宣读。这种制度虽然不能完全杜绝皇子之间的竞争，但它确实大大降低了即位初期因继承问题引发大规模政治动荡的可能性。尤其是在康乾盛世时期，皇帝拥有绝对的权威，对皇位继承人也往往有更充分的安排和铺垫，使得继位过程相对平稳。
3. 汉化与满化的并存以及宗法观念的调整： 随着清朝入关统治全国，他们积极吸收和采纳汉族王朝的制度文化，包括儒家礼制。然而，满族作为统治民族，其内部的宗法观念和对祖先的尊崇方式，与汉族也存在着微妙的差异。清朝的皇室，虽然也强调孝道和宗法，但在实际操作中，对皇位继承人及其生母的尊封，更多的是一种政治考量和维护统治稳定性的手段，而非像明朝那样，将宗法制度的“嫡庶”作为绝对的“硬杠杠”。
4. 光绪与宣统两朝的特殊背景：
光绪皇帝的继位： 光绪皇帝的继位，实际上是在慈禧太后强势主导下完成的。他的生父醇亲王奕譞，是道光皇帝的儿子。而当时在位的皇帝是同治皇帝，同治皇帝是慈禧太后的亲生儿子，但同治皇帝没有子嗣而去世。按照宗法，皇位应该由同治的兄弟或其他宗室继承。光绪皇帝虽然是同治的堂弟，但他的父亲醇亲王奕譞，与同治的父亲咸丰皇帝是同父异母的兄弟。更重要的是，光绪皇帝的生母是慈禧太后的妹妹，也就是光绪的伯母（也是他的养母，但严格来说，他在宗法上是侄辈）。在这种情况下，光绪继位，实际上是“兄终弟及”或“兄终侄及”的一种变体，且是在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的背景下进行的。因此，他的即位本身就带有一定的政治安排的色彩，关于“皇考”的追尊问题，已经不是核心矛盾。光绪的生父醇亲王，被追封为“恭忠亲王”，而其生母被尊为“皇考妣”，这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是比较容易被接受的。因为这并没有挑战当时的皇统和慈禧太后的权威。
宣统皇帝的继位： 宣统皇帝溥仪，是光绪皇帝的侄子，也是醇亲王奕玄（光绪的弟弟）的儿子。光绪皇帝没有子嗣而去世，按照宗法，皇位理应由其兄弟辈或侄子辈继承。宣统的父亲奕玄是光绪的弟弟，但奕玄早逝，于是由奕玄的儿子溥仪继承。同样是在慈禧太后（及后来的隆裕太后）主导下，宣统皇帝的继位过程，更多的是在清朝统治行将结束时的一种安排，其合法性本身就受到了动摇。而且，溥仪的生父醇亲王奕玄已经去世，他的“皇考”就是奕玄。关于“皇叔考”之类的争议，在此情境下，早已失去了意义。清朝在光绪宣统时期，虽然仍然存在宗法观念，但由于政治格局的剧变，比如慈禧太后的独断专权，以及清朝统治的衰败，即位礼仪的细节冲突，已经无法引发像嘉靖朝那样深刻的政治危机。权力中心更侧重于维护当权者的权威，而非纠结于复杂的宗法溯源。
总结来说：
嘉靖大礼议的发生，是明朝特定历史时期，皇权强化、宗法制度严苛以及政治斗争激烈的产物。嘉靖皇帝试图通过挑战现有的礼制，来确立自己的正统性和绝对权威，因此引发了深刻的冲突。
而清朝，尤其是在光绪宣统两朝，虽然也受到汉族儒家礼制的影响，但其特殊的皇室宗法、成熟的“密建储君”制度以及两朝动荡的政治背景，使得关于“皇考”与“皇叔考”这类围绕宗法正统性展开的辩论，失去了发生的土壤和动力。光绪皇帝的继位是慈禧太后的政治安排，宣统皇帝的继位则发生在清朝末年，政治的焦点早已不在于此。即使存在一些礼仪上的不合规之处，也难以掀起足以动摇皇权的大规模政治风波。
网友意见
知乎标准回答：先问是不是再问为什么
光绪朝真的没有类似明朝大礼议的事情发生吗。
是有的，光绪十五年（1889年），光绪皇帝大婚后正式“亲政”，慈禧以训政为名继续把持朝政。
此时有个官员叫吴大澂，向慈禧上书，建议给光绪生父醇亲王加尊号，并议定相关礼节。
这里说明一下，吴并不是为了拍马屁，仅仅是觉得爸爸给儿子行礼不太合适，这里不展开讨论了。
此时醇亲王是铁帽子亲王，爵位仅仅比皇帝低一级，还议定礼节，那不就是皇帝（太上皇）吗？
慈禧掌权的法理来源于皇帝养母，醇亲王变成太上皇，我一个亲爹不比你这个养母好使？
但慈禧生气却没办法，因为吴大澂上书的法理依据是清高宗乾隆皇帝对宋英宗追封生父的历史事件的点评:
乾隆皇帝认为，现任皇帝是先帝的养子，其生父在世就该尊称为“皇帝本生父”，不在世就尊封为“皇帝本生考”，要建庙祭祀规格等同于天子。按照乾隆皇帝的理论，醇亲王那不就是个活生生的太上皇吗。
正因如此慈禧设法驳斥了吴的奏折，具体过程简述就是慈禧伪造（是否伪造存疑）了一个醇亲王的奏折，是光绪进宫那年写的，内容是醇亲王不希望加尊号，还求太后不要被奸邪小人蒙蔽。
这个事过了没多久，光绪十六年醇亲王就死了，据说（也有正常病死说）是慈禧害死的。
骚操作来了：醇亲王刚死，慈禧就下旨追封醇亲王为皇帝本生父，后被礼臣纠正，改成皇帝本生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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