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为何明朝会有正德、嘉靖、万历这样的奇葩皇帝,清朝没有?

回答
明朝之所以出现正德、嘉靖、万历这样风格迥异但又都称得上“奇葩”的皇帝,而清朝似乎没有出现类似级别的“奇葩”以至于让历史记载显得相对平稳(至少在皇帝个人的行为艺术层面),这背后其实涉及到了政治制度、权力结构、文化观念乃至历史偶然性等多个层面的复杂原因。简单地说,不是清朝没有“性格有点特别”的皇帝,而是明朝的政治体制和当时的社会环境,更容易将皇帝的个人特质放大到极致,并形成一种影响深远的“奇葩”现象。

咱们得把明朝这些“奇葩”皇帝的特点先掰扯清楚了。

明朝的“奇葩”皇帝:个体特质与制度的催化

正德皇帝(明武宗朱厚照): 这位皇帝可以说是个“长不大的孩子”,他对权力不感兴趣,却对玩乐、冒险有着近乎狂热的追求。他喜欢微服私访、学做士兵、甚至给自己封了个“镇国公威武大将军朱寿”的名号,在京城外给自己建了个“豹房”作为军事训练和玩乐的场所。他还跑到塞外去打仗,把阵亡将士的脑袋带回来炫耀。这种行为,在传统儒家观念里是极端失格的,简直是皇帝行为规范的反面教材。
为何会出现正德?
缺乏有效制约的皇权: 明朝从洪武开始,就极力削弱相权,集权于皇帝。到了正德时期,皇帝的权力几乎是绝对的。一旦皇帝是个有强烈个人意志、不受礼法约束的人,后果就可能很严重。
宦官集团的膨胀: 正德皇帝年少登基,又疏于朝政,身边最亲近、最能影响他的就是宦官。刘瑾等权宦利用皇帝的宠信,为所欲为,进一步架空了朝廷的正常运转。
继承人教育的缺失: 正德皇帝的父亲孝宗皇帝只宠爱皇后,几乎不再宠幸其他嫔妃,导致正德是皇帝唯一一个儿子。这使得他成为全皇室的焦点,但也可能意味着他在成长过程中,缺乏兄弟间的竞争和政治上的耳濡目染,反而滋生了任性。
个人性格与时代背景的结合: 正德的“奇葩”很大程度上源于他本身就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性格,而明朝当时的政治环境,以及他所处的少年时期,为这种性格的极端释放提供了舞台。

嘉靖皇帝(明世宗朱厚熜): 嘉靖皇帝给人的印象是“装神弄鬼”,痴迷修道炼丹,把大量时间花在道教法事上,对朝政事务也多是敷衍了事,甚至长时间不上朝。最著名的“南宫 பிரச் (争国本之争)”就是他通过一系列政治斗争,巩固了自己作为皇帝的合法性(他本来是旁支入继),然后又试图为自己的生父追封尊号,引发了巨大的朝野争议。他还热衷于宫廷内部的权力斗争,尤其是与他母亲张皇后的矛盾,以及因为方士的蛊惑,差点出现“壬寅宫变”这样震惊朝野的宫女政变。
为何会出现嘉靖?
权力合法性的担忧: 嘉靖是通过藩王旁支入继大统的,这使得他在登基初期就面临着合法性危机。为了确立自己的正统地位,他发动了“大礼议”,这不仅仅是为了追封父亲,更是为了从根本上确立自己作为“皇子”而非“侄子”的身份,进而巩固皇权。
对传统儒家政治的叛逆: 嘉靖皇帝似乎对传统士大夫所推崇的儒家政治理念并不买账,他更倾向于个人化的权威和不受羁绊的统治。他对道教的狂热,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逃避现实政治压力的表现,同时也是他追求某种超越世俗的绝对权力的方式。
严嵩等奸臣的趁势而为: 在嘉靖皇帝不理朝政的时期,以严嵩为首的权臣集团得以坐大,他们把持朝政,贪污腐败,进一步加剧了政治的混乱。皇帝虽然不理朝政,但在关键时刻仍然能通过权臣来操纵政治。
皇权绝对化后的“无聊”或“逃避”: 当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却又缺乏足够的政治才能或兴趣时,他可能会转向一些个人化的爱好,如炼丹、修道,甚至是对宫廷内部的权力游戏。嘉靖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他宁愿花时间研究道家符箓,也不愿处理繁杂的政务。

万历皇帝(明神宗朱翊钧): 万历皇帝是三者中最具代表性的“怠政”皇帝。他前期在位时颇有作为,甚至有“万历三大征”这样重要的军事行动。但后期,他长达数十年不上朝,将朝政完全委托给内阁和宦官,导致官僚体系僵化,政治黑暗,党争不断,最终加速了明朝的灭亡。他之所以不上朝,据说是因为与大臣们在“立储”问题上产生了深刻矛盾,加上他对官员的“弹劾”文化感到厌烦。
为何会出现万历?
“天启”的尽头与“怠政”的诱惑: 万历皇帝的长时间怠政,与他前期处理完“万历三大征”以及成功解决了“立储”问题有关。一旦他认为自己的核心目标已经达成,而朝堂上的纷争让他心生厌烦,他就会选择“不作为”作为一种反抗和逃避。
内阁制度的局限性: 明朝设立内阁,本意是辅助皇帝,但当皇帝权力过于集中,又不愿亲政时,内阁就容易变成权力真空的填补者,或者成为党争的焦点。万历皇帝不上朝,实际是将治理国家的责任推给了内阁和各级官员,而缺乏皇帝的监督和裁决,体系很容易失灵。
宦官集团的再次抬头: 随着皇帝不上朝,宦官在传达圣旨、管理事务方面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再次成为权力寻租的温床。
思想和文化上的僵化: 明朝中后期,社会矛盾激化,但思想文化领域却逐渐僵化,士大夫集团内部的党争愈演愈烈,皇帝在这样的环境中选择“躲避”,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对政治生态的消极回应。

清朝为何“没有”类似“奇葩”皇帝?

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地说清朝“没有”,而是说清朝的政治制度、权力结构、文化环境以及统治民族的特质,使得皇帝的个人“奇葩”行为很难像明朝那样,发展到足以影响国家命运的程度,或者说,这种“奇葩”表现得更内敛、更符合统治规则。

我们从几个维度来分析:

1. 满汉一体与民族融合的政治考量:
清朝是满族统治汉族,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如何统治这样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帝国的问题。历代清朝皇帝都非常注重维护满族统治的权威,但同时也必须争取汉族士大夫和民众的支持。
与明朝高度集权、皇帝个人意志至上不同,清朝的统治者,尤其是入关后的前几代皇帝,都更加强调“祖制”和“规矩”。他们清楚地知道,一旦触犯了这些基本原则,可能会动摇其统治的合法性。
因此,即使是康熙、雍正、乾隆这样的雄主,他们的行为也都在一个相对明确的政治框架内进行。他们可能喜欢巡游、练武、或者在某些方面表现出个人喜好,但不会像正德那样直接“造反”式地去玩,也不会像嘉靖那样极端地痴迷方术,更不会像万历那样通过长期“不作为”来对抗整个政治系统。

2. 八旗制度与军事根基的约束:
清朝的统治基础是八旗制度,这是一个以军事化为核心的政治组织。皇帝作为八旗总督,必须保持一定的军事才能和威仪。
与明朝的文官集团独大不同,清朝的皇帝始终是八旗的首领,军事力量是其权力的重要支撑。这意味着皇帝的个人行为,尤其是在军事和管理方面,会受到来自八旗内部的直接审视和制约。
像康熙那样喜欢学习西方科技、研究历法天文,甚至在军事上亲自指挥,都体现了这种与制度相结合的特质。他可能对某些事物有特殊爱好,但这更多的是一种探索精神,而不是逃避现实。

3. 严密的宗法制度与家族传承:
清朝皇室更加注重宗法制度的严密性。家族内部的等级关系、继承规则都相对清晰。
相比之下,明朝的皇权继承出现过“旁支入继”(如嘉靖),这本身就容易引发政治斗争。而清朝自皇太极以来,皇位传承虽然也有斗争,但总体上更加稳定和有章法。
例如,雍正皇帝的继位方式虽然受到争议,但他对巩固皇权、规范政治的努力,使得他的统治具有很强的延续性。乾隆虽然有很多个人喜好,但他也遵循了“子不言父罪”的祖训,没有像明朝皇帝那样公开揭露家族丑闻。

4. 对“德治”与“礼治”的重视(至少在表面上):
清朝统治者深谙汉文化对“德治”和“礼治”的推崇。他们将自己定位为“天命所归”,因此在行为上会更加注意维护“圣君”的形象。
即使是像雍正这样以勤政严苛著称的皇帝,他的行为也是为了“整顿”吏治,巩固皇权,而非像嘉靖那样沉溺于个人精神世界。乾隆皇帝虽然看似放荡不羁,但他的许多行为都带有“巡视天下”、“安抚万民”的表演性质,是为了巩固其“盛世”的形象。
他们更倾向于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逻辑来框定自己的行为,即便有私欲,也更愿意包装成符合政治伦理的“德政”。

5. 历史偶然性与皇位继承的“幸运”:
我们不能完全排除历史的偶然性。恰好清朝的几位重要皇帝,如康熙、雍正、乾隆,在性格和政治才能上都比较“正常”或者说“合格”,他们虽然各有缺点,但都没有出现像明朝那几位皇帝那样,其个人特质与权力相结合,从而产生如此颠覆性的负面影响。
例如,如果清朝在康熙之后出现了一个像正德那样热衷于打仗却又没有战略头脑的皇帝,或者一个像嘉靖那样沉迷于炼丹却又无人能制约的皇帝,历史的走向可能就会截然不同。

6. 评价标准的差异:
我们现在评价皇帝的“奇葩”程度,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儒家政治伦理和对国家治理的实际效果。明朝那几位皇帝的“奇葩”,往往是打破了正常的政治运行逻辑,直接对国家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清朝皇帝,即使有个人癖好,也多是发生在制度框架之内,例如乾隆的艺术鉴赏,康熙对西洋科学的兴趣。这些爱好虽然也消耗了时间和精力,但并没有完全摧毁政治体系。而他们的勤政和对国家事务的把控,使得他们在历史上的评价相对“正面”或者“稳定”。

总结一下

明朝出现正德、嘉靖、万历这样的“奇葩”皇帝,是其高度集权、皇权绝对化、相权被废、宦官势力膨胀等一系列政治制度设计,与皇帝个人性格特征碰撞后的产物。这些皇帝的“奇葩”行为,触及了政治运行的底线,直接影响了国家走向。

而清朝之所以“没有”出现类似级别的“奇葩”,并非因为清朝皇帝都是圣人,而是因为:

满汉统治的特殊性 让他们在政治上更加谨慎和有策略。
八旗制度的军事根基 对皇帝个人行为形成了一种制约。
严密的宗法制度 保证了皇位传承的相对稳定。
对汉族政治伦理的迎合和实践 让他们更注重维护“明君”形象。
历史的偶然性 也让清朝碰上了一系列相对“合格”的统治者。

当然,这并非说清朝没有皇帝有个人癖好或回避朝政,比如同治皇帝年纪轻轻就沉溺于玩乐,但他的影响范围和对国家政治的颠覆性远不及明朝的“三巨头”。更重要的是,清朝的制度设计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吸纳和缓冲皇帝的个人特质,而不是像明朝那样,将皇帝的个人特质直接放大成国家命运的晴雨表。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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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题目就错了,溥仪光绪同治咸丰本来也是四个奇葩皇帝,只是太奇葩了加上年头不对所以被垃圾分类于昏君箱了。溥仪奇葩的活到解放后成为吉祥物(划掉)新中国的杰出公民来着,我们都不叫他宣统直接喊名字了,人崇祯也是末代大家好歹喊一声崇祯聊表一下根本没有的对皇权的敬意来着来着。

至于正德嘉靖万历三位里面,归的上奇葩的也就正德了吧,嘉靖是老阴比,万历是败家子。昏君倒是有,不在这仨里,比清朝那四位昏多了,毕竟那四位背后还有垂帘听政呢。

还有对皇帝不管事儿这一茬,哪个皇帝乐意放权啊,英总之前明朝的皇帝照样大权在手不服锦衣卫上门物理说服,谁叫英宗老哥牛逼呢,和爱豆王振玩得多开心,大手一挥明朝军事贵族,皇亲国戚基本玩完,要不是我天降大明的于少保力挽狂澜,明朝就啥皇帝都不需要了(我给忠肃公祠上过香,骄傲)。咳扯远了,正统年之前,大明天下是皇帝的,正统年之后,大明天下是士大夫与皇帝共治的。就像马隗坡之前,大唐天下是皇帝的,马隗坡之后,大唐天下是节度使和皇帝共治的一样。就像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清朝天下是太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之前,天下是清朝汉族大员和太后共治的一样。

在打击皇帝重大威信,削弱君权天受这一儒学重要概念的事件发生后,或者失去军权的皇帝不再具备消灭道统的战略威慑力之后,对皇帝失去信心或不屑一顾的地主精英们会想办法得到更多的权力。从皇帝叙事角度来讲,英宗才是不折不扣的昏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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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政治体制不太一样

明朝初年朱元璋废除了丞相,所有的决策皇帝一个人来,这么做的结果就是把自己快累死了,中国这么大,事情如此多,浑身是铁打几根钉子?他后来自己说

“三十有一年,忧危积心,日勤不怠。”

每天都要批奏折到很晚,事情太多了。所以朱元璋很不想看到奏折啰哩吧嗦的,就喜欢看到最直接的东西,因为如果废话太多,就会大大增加他的工作量,于是有一次刑部主事茹太素洋洋洒洒写了一篇上万字的奏折,在一万多字以后才开始写实质内容,导致朱元璋大怒,下令把这人打了板子,让他以后奏折直接说事,别炫耀他那点文采了。

后来的皇帝可没有朱元璋这个精力,也没这个责任心。最重要的是朱元璋从基层干起,一步一步爬上来的,人精一样,吃过见过的,没有什么瞒得过他,所以干起工作来得心应手,(他制定的官员工资标准,绝对可以养活官员一家五口人,只不过明朝时候官员家庭总人数在50人左右,这50人基本都要靠官员的俸禄和拥有的土地产出生活,所以总是嫌弃工资太低了)但是其他的皇帝就没有这个经历,也就没法保证自己精通社会各种情况了。于是后来明朝政府一般的运作方式是,某地发生什么事情,官员上书给朝廷,内阁先把这个奏折(当时还不叫奏折,奏折是清代开始以后得称呼,明朝时候分为题本和奏本,题本是正规的事情,奏本是给皇帝写的信,但是清朝将两者合并起来了,统称奏折)看了,因为皇帝一般行政经验比较少,而内阁正是皇帝的助手,所以内阁票拟了几个建议,条陈出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做,一般这种问题都是怎么做的,给皇帝提供决策依据。

比如遇到某地发大水了,内阁根据以往的惯例,以及这次灾情的大小,还有当地的一些情况,给出各种策略,一般这种策略都是内阁几个人商量完了,总结出来的共同结果,然后呈给皇帝,皇帝在内阁建议的基础上,用红色的笔写一下自己的最终的意见,盖上玉玺,然后下发给政府相关部门执行。如果几个阁老有相对不同的意见,那么一般由皇帝来拿最后的主意,但是如果内阁大臣形成了统一的意见,一般也就直接根据这个意见来了。(皇帝如果特别聪明,对于行政特别内行的话,不太会让内阁团结起来,或者即使内阁团结起来,皇帝本人也会提出不同的意见,但是如果皇帝相对平庸,会被内阁牵着鼻子走)

有的皇帝比较懒,就不自己动笔,自己口述,让太监们代写。久而久之,就连口述也不愿意了,让内阁自己跟司礼监商量着来,除了重大事件不要来打扰自己,(一般皇帝虽然偷懒,但是还是会严格控制官员的任用,具体可以看下这个答案万历皇帝“消极怠工”之后为什么中国没有走向君主立宪?)于是太监就利用这个批红为自己争权,太监如果不批红,事情就办不了。因为明朝的太监没有兵权(这里所说没有兵权,指的是跟唐朝太监那样没有什么制衡的领导禁军的权力,更换皇帝玩的一样),自己所有的权势来源于皇帝,所以一般会对皇帝非常忠心,皇帝撤换起来也非常容易,所以对于太监和内阁的斗争,一般会倾向于太监。只要控制了朱批和玉玺,内阁的大臣就是再有能力怎么也翻不了天,因为政府公文没有这两样就是不合法,其他人不认。这种制度能够让皇帝紧紧掌握大权而且自己本身还不太累,可以有时间游山玩水,做木匠活,数钱玩,炼丹,修仙,调戏李凤姐。

但是清朝的制度跟明朝的很不一样

清朝政府的运作方式很长时间表现是这个样子的:有人给朝廷上书,这个奏折是直接呈给皇帝的,皇帝看完如果觉得不满意,就扔在一边不管了,这个叫做“留中不发”,如果觉得写的不错,就批示一下,如果不清楚,就招大臣来问问,但是大臣来之前是不知道发生啥事的。商量好以后,然后下发给内阁,让他们照旨办理。相比较明朝,皇帝成为了行政的中心,雍正后期设立军机处,内阁被直接架空了,军机大臣跪接圣旨,只是一个传递的机关了,而没有实际决策的能力。

这种做法让皇帝非常累,也没有时间玩耍,除非有人帮他批,可是一旦这样做了,也就手中无权了,清朝皇帝又不利用太监,所以一般都是自己兢兢业业朱批。而且,由于皇帝长于深宫妇人之手,给他上课的老师都是一些老学究,所谓的儒家大师,这些大师对于传统儒家哲学颇有研究,但是实际行政能力和经验都相当有限,自然也就没法培养出行政方面的人才,比如某地发生洪灾,最为重要的是如何救灾,如何协调指挥,儒家经典里面可没有这个方面的内容,只有一些场面话,官腔,如果用这些话来指挥,肯定什么也干不成。所以清朝政府的总体决策水平,从今天的角度来看,确实比较堪忧,特别是表现在社会动荡的时候,其中的典型代表就是咸丰帝。咸丰帝总是被人糊弄,自己还不知道问题在哪,所以奏折里面净是些没屁用的废话,要不然就是唱高调,或者引用些儒家经典的原文,一点地气也不接,对于真实的事件没有解决的办法,也提不出好的意见,真正的问题处理基本靠各地方大员自己定。当时的两广总督叶名琛,一方面糊弄洋人,表现自己很强硬,一方面糊弄咸丰,让咸丰以为这位能臣是对付洋人的利器,还在信中不断的赞赏,只不过洋人不受糊弄,捅破了天才知道这位干吏的真正样子。咸丰还经常把从这处听来的方法教给另外一处,现学现卖,立个贤明的人设(比如晚清后期最被人痛恨的“厘金”制度,就是某官员提出来,咸丰大力推广的)其实真实的水平一塌糊涂。

如果让所有官员都给皇帝上书,皇帝非累死不可,所以只有很少的官员能够给皇帝上书,别的官员只能让别人代呈,因为是皇帝直接看,有的上书就很像信,比如曹寅给康熙皇帝写的很多奏折,写自己在江南的见闻,还有自己家里的很多事情,曹雪芹的父亲后来也可以给皇帝上书,光知道汇报工作上的事情,还被康熙批评了,说你应该多说说自己家的事情,如果不介绍这些,我们两家人的关系就远了,我们两家不仅是工作关系,还有别的关系。

一般清朝的皇帝都会面临着批奏折的痛苦,每天都是批不完的奏折,几天不批奏折就会堆积如山。大部分奏折其实并不重要,大多是请安折,有兴趣的可以去搜下台北故宫博物馆的清朝历代皇帝批示的“知道了”这句话的周边产品,皇帝的大量时间都花在跟各个地方大员插科打诨之中了,但其实有价值的奏折,并没有多少,(参见上文里康熙皇帝对曹雪芹父亲所说的话,假设奏折里都是些家长里短,所谓的勤政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只对于皇帝各个有意义,但是对于国家,关系不是特大)皇帝也没有得到锻炼。

清朝名声最不好的皇帝,咸丰,最开始也算是兢兢业业,但是被洋人整,被官员整,被太平天国整,被弟弟整,所以后期的咸丰就开始放飞自我了,史书上说“醇酒美人”。然后把自己三十岁时候折腾死了,咸丰他的奏折部分是自己看,但是很大一部分是让慈禧帮他看,慈禧于是学会了如何批奏折,比如在奏折上掐手指印标注,这些以后慈禧用上的技巧,都是咸丰皇帝教的。慈禧帮着皇帝批奏折,咸丰于是有时间在颐和园玩”五春争宠“(五春里面也包括慈禧,当然是在慈禧不批奏折的时候才能和皇帝玩耍了)、看各种各样的京剧,据说,咸丰皇帝自己也能唱上几段呢,这个直接造成了慈禧以后也沉迷于京剧,京剧也从地方戏曲一跃成为国粹。

而同样不用批奏折的同治皇帝,也没见得比明朝那些皇帝好到哪里去,各种野史里面记载,恭亲王的儿子带着同治皇帝出宫玩,当然野史说同治皇帝去了八大胡同,还得了梅毒啥的,大家听听就得了,但是即使没有逛那种地方,随便的化妆出宫也算不得什么光彩的事情。

由此可见,有人帮你干活,你的位置还十分稳固,你会选择怎么做?当然是自己玩啦,如果根本没有机会玩,当然只能工作啦,有人帮你干活,你也会玩的很疯狂。


这是制度决定的,并不是明朝皇帝都素质比较低,或者天生就喜欢荒淫啥的,我最见不得把制度的问题归结于某个人的道德品质。

就写到这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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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清朝的后半段历史,和中国近代史高度重合。而中国近代史,又是需要用来塑造共同记忆的重要资料,具有高度敏感性。正是因为这样,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在谈及那段历史时,都会进行取舍,宜粗不宜细。所以,才会让你产生这样的错觉。

举2个例子:

谈到鸦片战争时,人们第一反应肯定是大骂英国侵略者,再是怀念关天培、陈化成等民族英雄。批判清朝时,往往只是闭关锁国、愚昧无知之类的,泛泛而谈、空洞无物的词。至于彼时清朝的道光皇帝,他具体究竟在干什么,恐怕根本不会有人会去关心。

同样的,谈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人们第一反应肯定是大骂英法联军毁灭了圆明园,大骂沙俄夺走了外东北。但是,对于彼时清朝的咸丰皇帝,他几乎就是一个透明人。咸丰的所作所为,也几乎不会有人会去深究。

但是,如果把当年的史料细读一下,那么就会发现,这两个人,已经不能用奇葩来形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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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道光:

鸦片战争开战前,拿出茶叶和大黄去威胁英国人。

此外,道光在战争期间还多次下旨,让手下的人去仿制几百年前的明朝火器去打英国人。从200年前,天启年间的《火器图说》,到300年前,嘉靖年间戚继光的虎蹲炮,再到400年前,永乐年间的《火龙经》,甚至连500年前元朝的火炮都拿出来了。

当然,他在鸦片战争期间干出的,最惊天动地的事,是全国性的抓捕“汉奸”。“逆夷猖獗,全赖汉奸”。在道光眼里,真正的敌人根本就不是英军,而是他认为的“汉奸”。而且在他脑子里,全国上下遍地都是“汉奸”。


所以,爱新觉罗·茶叶圣君·大黄主宰·考古大师·汉奸杀手·绵宁,他够不够奇葩?恐怕此人已经不能用奇葩来形容了,绵宁就一个高龄精神病巨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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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完道光,再来说说他的儿子咸丰: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咸丰最关注的东西不是割地赔款,也不是开放通商,甚至连火烧圆明园都不是重点。

在他眼里,最可怕的是“公使驻京”和“亲递国书”,其中后者的可怕程度,又远超前者。

战争后,最令咸丰愤怒的事情,也不是圆明园被毁,而是“夷酋面见朕弟”。

为了公使驻京的事,咸丰主动把外东北送给了沙俄,妄图让沙俄去劝说英法联军。

为了亲递国书的事,咸丰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把巴夏礼这个英法派过来的交涉人员,当作谋首扣押。清军扣押并虐杀巴夏礼使团,正是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直接原因。

哦对了,英法联军攻入圆明园后,还在园里发现了咸丰的小爱好。

野史里一直有记载,咸丰特喜欢小脚的汉人女子,为此,他在圆明园里偷养了一群供他玩乐。这件事情,被英法联军给抓包了。

当然,和他爹一样,咸丰眼里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自然也是“汉奸”作乱。都是刁恶“汉奸”唆使,把原本恭顺的英夷和法夷,给狂暴化了,才导致英法联军攻打北京。

所以,爱新觉罗·公使抵抗者·国书解放者·清俄友好·识破谋首·金屋藏娇·汉奸杀手Ⅱ世·奕詝,他够不够奇葩?这人和他爹一样,也是一个高龄精神病巨婴,患病程度怕不是还要更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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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乱命也!”是哪朝的事?

戊戌—庚子国变期间。先有光绪作死,一天一百道上谕。后有老佛爷发疯,怒宣全世界。期间帝后的一系列骚操作,槐宗崇祯大帝都自愧不如,惟有靖康年的徽钦二帝勉强可与之媲美。

康雍乾之遗泽,至此绝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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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理教攻入紫禁城,嘉庆不奇葩吗?

不知道鸡蛋多少钱,道光不奇葩吗?

要挑黑点,哪个皇帝挑不出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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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想,你是嘉靖,你出门就遇到失火,大臣们说你是火德星君,还不让人救你,最后是你的发小冲进去把你背出来的。

你在皇宫里,都有宫女要暗杀你,你周围居然没有任何侍卫太监····

你生病不敢看医生,让道士给你看,居然活的年龄是明朝第三····


你是万历,你生病靠鸦片也不敢找医生,居然活的年龄是明朝第四····

当然还有更倒霉的,天启小时候就被人给拖死狗一样从宫里拖出来扔到轿子里拉走去当皇帝啊··


你是正德,你刚登基大臣们就要你把八虎杀了,我就问你,不管八虎是好人坏人,问题是你刚登基啊,他们还没干坏事儿呢。

准确说就是让你无人可用,只能学你爹垂拱而治····万事交给衮衮诸公就行了···


其实这也没问题,是吧,皇帝没权力,英国就是这样走向世界的啊

问题是,英国的贵族,是权力和责任对等的,大航海时代英国贵族是带头死在船上的··

明代的衮衮诸公,是只要权力不要义务啊·····

用梁启超的话说。就是明代的衮衮诸公啊,嚣风甚劲···

李公谋,刘公断,谢公尤侃侃 ,废话,谢公想的就是给自己家乡免税啊···


而清朝就不同了,皇帝掌握有绝对权力

衮衮诸公们立刻就麻溜的跪舔了···

正德下江南和乾隆下江南,这待遇就不一样了


文景之治、开皇之治、贞观之治、仁宣之治,都是只敢说治

就康熙乾隆敢说康乾盛世

你敢不说?

几个脑袋啊···


衮衮诸公们跪舔清朝的皇帝的时候,战战兢兢奏折里洋洋洒洒几千字翻来覆去就是几个字,陛下请圣裁···

小心翼翼夹着屁股做人,倒是做到了孔夫子的境界

孔子入公门,战战兢兢···


嗯,儒家大师,儒家大师··

毕竟明朝堵着皇帝骂,这不儒家

还是清朝跪舔蛮夷入公门战战兢兢才是儒家····

金庸不是说吗,中国千古一帝只有李世民和康熙,都是有胡人血统的···人家意思就是纯汉人不行的···

儒家传统、儒家传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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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清的继位制度是有不同的。明代基本还是嫡长子继承制度;清代前期是还带有以往习俗的研究推举制度,后期发明出了秘密立储制度。所以清代整体属于“立贤不立长”。“立贤不立长”这种制度下,新皇帝到底贤不贤不好说,毕竟这个定义有很大主观性,但至少一些基本错误必须避免,比如不够勤政之类问题。这就少了很多被认为“奇葩”的机会。到了后期,一旦缺少了这个竞争,许多传统的“奇葩”就会出现,比如同治皇帝嫖妓这种事,能不奇葩么?

这里插一句,“立贤不立长”是个很不好玩的制度,搞不好就要翻车的,不过清代已经处于封建社会末期了,以外的制度经验已经集大成了,所以在皇权方面稳固住了。而且即便清代也是先从传统习惯改到嫡长子制度,失败后才发明的这种秘密立储,也是被迫研发的制度。以往朝代包括明朝,轻易是不敢用这种方式的。


2.很多人提到了书写问题。其实这点明清有共性。比如清代的雍正皇帝,也就是这些年才逐渐好评,在清代中期一直到上世纪后期,也是被传的相当“奇葩”的皇帝。很长时间里的民间说法中,奇葩程度比正德嘉靖绝对有过之而无不及。原因就在于雍正最后交代儿子的,“要对读书人好一点”。

民间的话语权从不是老百姓投票,而是文人控制的。雍正对文人不好,于是民间各种雍正的烂事都出来了,改遗诏、杀功臣、血滴子、儿子不是亲生的、被吕四娘砍了脑袋……同理,正德嘉靖万历也是违背了文人们的准则甚至对着干,所以留下了奇葩名声。

但是,和正德嘉靖万历不同的是,雍正属于真正“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种玩法,老子不是光得罪你们,而是把你们腿彻底打断;不是光跟文人小打小闹,打几廷杖完了,是真的砍你脑袋抄你家;不是光杀一两个文人完了,是把整个士绅阶层都狠狠打击。结果就是苦了自己一个,幸福父祖儿孙。在很长时间里,对清代皇帝奇葩的批判,都集中到了雍正一个人身上,别的皇帝有了这个参照物,对文人好一点就感恩戴德了,还敢乱编排?


不过人算不如天算,后来遇到改革春风,雍正这种明着干的行为被普遍理解了,所以奇葩身份也没了,这让那些文人们找谁说理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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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是对比一下,明清皇帝都挺奇葩的,只不过在封建社会下,老朱家的皇帝和腐儒们势均力敌,腐儒们自然笔下不留情面。到了满清时候,腐儒们腿被打折了,脊骨也被敲断了,自然不敢再瞎写,只好给人家歌功颂德,人家修个贰臣传把软骨头钉在历史耻辱柱上了,贰臣们也不敢蹦出半个不字。

说到底还是明朝皇帝不够心黑手毒,打不折儒教的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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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清朝离我们太近,而且跟我们的近现代史有着太多的联系。

所以清朝是中国历代王朝中唯一一个被大多数人在研究的时候是从王朝周期,政治架构,社会体系等等这些宏观层面来分析的王朝。

说到黄巾之乱,很多人第一反应都是桓灵二帝乱搞,但是说到太平天国,大家第一反应不会是咸丰这个个人乱来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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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多昏君来源于两个方面:

1、言官真敢骂。只要你皇帝干过的,我就敢骂;即使你皇帝没干过的,我也敢骂。反正是你老祖宗让我们“风闻奏事”。例如被骂成“嘉靖,家家净也”的明世宗、被骂“酒色财气”的明神宗,讲真,世宗和神宗还算凑合的,家家净和酒色财气实在有点冤枉。但没办法,有了这两个名头基本昏君没跑了。

2、文官真敢写。和现在一样,明朝文官退休之后老喜欢出书,可能是被立功立德立言的“三立”口号给荼毒的。出书也就罢了,还老喜欢满嘴跑火车的整一点野史,反正到了明朝后期,法网是越来越宽了,读书人日常黑一下先帝们实属正常。例如《七修类稿》日常黑一下朱元璋,说元末明初的高僧守仁写了一首感怀诗《题翡翠》,就被朱元璋兴了文字狱,罪之不以善终。实际上别人守仁活的好好的。再比如仁宗又日常被黑,什么仁宗死于后宫争宠,一个妃子下毒害另外一个,没想到被仁宗误饮而亡。再比如万贵妃在后宫大杀四方的就更不用说了。反正明朝种种野史里面各种神奇的段子常常让人目瞪口呆,可是偏偏作者又一副好像自己就在事发现场的迷之自信,让人恍恍惚惚。

在清朝,你让言官骂一句“康熙康熙,吃糠喝稀”试试?你让文官写一个“牛皮癣乾隆”试试?种种在明朝的常规操作,在清朝基本就是坟头蹦迪。我常常在想,如果把乾隆这种极端自恋型人格的皇帝放到明朝,会不会像仁宗一样被言官们骂得生活不能自理?

为什么清朝这么多明君呢?掩耳盗铃罢了。康熙叫圣祖,乾隆叫高宗,还顺便加了个十全老人,这一个个的都是被清朝“奴才”们惯的,一个人长期生活在阿谀奉承中,天天被叫做“主子”,不膨胀是不可能的。自high的明君,不叫明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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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明朝的文官什么都敢骂,什么都敢写。而且更重要的是,皇帝不制止。

比如朱瞻基,把国家治理得不错,文治武功都挺好,就是忙里偷闲斗个蛐蛐儿,被大臣发现了,结果给取了个外号儿 —— “蛐蛐儿皇帝”。人家朱瞻基不也没计较什么吗?

比如你举例的正德。亲自带兵和入侵的蒙古人死磕,取得大胜。他自己就亲手劈死了一个敌人,而且从那以后多年蒙古人不再入侵。可是文官就故意抹黑他,说蒙古人只伤亡了十几个 —— 骗鬼呢?至于文官抹黑他的原因,主要就是觉得他不守儒家的礼制。

再比如你说的嘉靖。嘉靖皇帝确实算不上好,但是人家也还是很大度的。海瑞在朝堂上当面骂他“嘉靖嘉靖,家家皆净”。嘉靖气得暴跳如雷,可是最后也没把海瑞怎么样。到他孙子当皇帝的时候,海瑞还做了大官。

万历也被骂得非常狠,可是万历三大征也都大获全胜,搁在清朝还不被吹上天?可是文官照样骂,还编故事造谣骂,不光骂他,还骂他的奶妈,还编各种少儿不宜的宫廷秘闻,万历也没搭理他们。

可是到了清朝,皇帝立刻就翻了脸。所谓的康雍乾盛世,杀读书人如同杀鸡。一句“清风不识字”就要你的命,你还敢指名道姓骂皇帝?主考官出题,用四书五经的原话“维民所止”,都能被雍正看作“雍正去了头”,直接杀杀杀!谁还敢说皇帝的不是?

康熙常年命专人用六百里加急从江南运鲥鱼进京给自己解馋,这和“一骑红尘妃子笑”有什么区别?换了在明朝,早被文官骂得生活不能自理了,可是在清朝,有几个人敢骂?

雍正常年找一帮和尚道士在宫里给自己炼丹,妄想长生不老。在明朝这么干的嘉靖被人编排了无数的骂名,在清朝,谁敢?

乾隆热衷于收集古董文玩,规模比宋徽宗遗臭万年的“花石纲”还大。换了在明朝,早就是亡国之君的名声了,可是在清朝就是一片歌功颂德。

这就是清朝皇帝个个好的秘密。

必须说好,敢说不好杀你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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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是性病皇帝不够丢人?还是被宫女从小搞的阳痿的伪满皇帝不够丢尽列祖列宗的脸?又或者老婆都护不住的皇帝不够废物?再不就是皇位都不敢坐拖家带口跑到热河的皇帝不够丧权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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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名画:

扬州城军民一片和谐

剃发易服皆汉民自愿

迁界三十百姓皆笑颜

糠稀番薯百姓亦感恩

清风识字文人皆夸赞

癣疯弟热河血战英军

咣虚弟汉城全灭日寇

老妖婆吊打八国联军

糠嘚弟生擒招核萨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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