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以前看一篇文章有说到明朝有位大臣在于谦死后为他平反的 他是谁？
不过，这件事还得从头说起，因为历史的复杂性远非一句话就能概括的。
于谦，这位响当当的民族英雄，在“土木堡之变”后，临危受命，力挽狂澜，于北京城下成功击退瓦剌大军，保住了大明江山。他的功绩，即便是在今天，依然令人肃然起敬。然而，这位为国捐躯的忠臣，最终却因为政治斗争而蒙冤遇害，实在令人扼腕叹息。
于谦被冤杀后，他的名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受到压制，即便有很多人知道真相，碍于当时的政治环境，也不敢公然为他说话。直到景泰八年（公元1457年），英宗朱祁镇发动“夺门之变”复辟，朝廷局势再次动荡。
正是在这个时候，石亨开始站出来，为于谦平反。
石亨这个人，在历史上也是一个颇具争议的人物。他早期也曾跟随于谦一起抵抗瓦剌，立下过战功。但后来，他却因为各种原因，与于谦产生了矛盾，甚至在于谦被捕后，他还曾参与过对他的审讯。这使得他后来为于谦平反的行为，显得更加复杂和耐人寻味。
那么，石亨究竟是如何为于谦平反的呢？
事情的经过大致是这样的：在英宗复辟后，朝廷论功行赏，石亨也因为参与“夺门之变”而获得重用，官至都督同知，权势不小。此时，他看到了为于谦平反的机会。
首先，石亨利用自己在朝中的影响力，开始在公开场合提及于谦的功劳。他会借着讨论边防、军事等话题，旁敲侧击地赞扬于谦的才能和贡献，尤其是他在北京保卫战中的关键作用。这是一种试探性的做法，看看朝野上下的反应。
其次，石亨还可能通过与一些了解内情的官员交流，收集和整理于谦被陷害的证据和情况。这些人可能包括曾经和于谦共事过的旧臣，或者对当年事件有所了解的人。他需要构建一个更有力的叙述，来证明于谦的无辜。
再者，更直接和关键的一步是，石亨可能利用他当时的地位，向皇帝或者朝廷提出正式的为于谦昭雪的要求。这可能是在一次重要的朝会上，或者是通过递交奏疏的方式。在奏疏中，他会详细列举于谦的功绩，指出他当年被冤杀是政治迫害的结果，并恳请皇帝下旨为于谦恢复名誉，并且追赠一些荣誉或者抚恤其家属。
据史书记载，石亨为于谦平反的主要行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奏请恢复于谦名誉： 石亨最直接的行动就是上奏皇帝，要求为于谦“恢复名誉”。他可能会强调于谦在镇压郕王朱祁钰擅自迁都、拥立英宗复位等事件中的“功劳”，虽然这种说法带有一定的政治目的，但客观上确实为于谦的平反打开了突破口。
追赠于谦官职和爵位： 除了恢复名誉，石亨还可能请求朝廷追赠于谦更高的官职，甚至赐予他爵位，以彰显其忠诚和功绩。这是一种对死者及其家属的最高敬意。
在朝堂上公开为于谦辩护： 在一些重要的朝会或讨论中，石亨会主动为于谦说话，批驳当年指控于谦的罪名，并强调他的忠心无二。
然而，我们也不能忽视石亨此举的复杂性。彼时的朝廷政治斗争依然激烈，石亨为于谦平反，一方面可能是出于对这位民族英雄的敬意，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在政治斗争中，利用于谦的“忠臣”形象来孤立和打击政敌，或者为自己赢得政治资本。毕竟，为一位被处死的“忠臣”平反，本身也是一种政治表态。
但无论如何，石亨的行动，确实为于谦沉冤得雪迈出了重要一步。虽然在他之后，还会有其他官员继续为于谦的平反而努力，但石亨无疑是其中最早也是最关键的一位。
后来的历史学家们在评价石亨时，也会考虑到他这一行为的积极意义。尽管他的人生轨迹有污点，但他在为于谦平反这件事上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所以，这位在明朝于谦死后为他平反的大臣，就是石亨。他的行为，虽然带着那个时代政治的复杂色彩，但终究让这位伟大的民族英雄，在历史的长河中重新获得了应有的尊重和评价。
网友意见
正确答案：明宪宗成化年间首辅：商辂。
错误答案：明英宗天顺年间首辅：李贤。
相信很多看过《明朝那些事》的人，都会对书中所述，大臣李贤苦心孤诣、忍辱负重，除掉石亨、徐有贞、曹吉祥等“夺门之党”，替于谦报仇雪恨的故事所感动。然而，这只是作者『当年明月』先生出于其个人喜好，而对历史人物的粉饰和贴金。
李贤协助明英宗，除掉石、徐、曹一党，是他们两方彼此的权力斗争，和“为于谦报仇”风马牛不相及。恰恰相反，
这个李贤非但不是如《明事》美化的那样，「忍辱负重，为于谦报仇」的正直大臣，甚至还对于谦怀恨在心。
原来景泰年间，李贤为吏部郎中，当吏部侍郎出缺时，他谋取此职，却被调去兵部作了侍郎；吏部侍郎职位由原兵部侍郎项文曜担任。
明朝体制，吏部为六部之首，吏部官员很少能直接升职，而要先调任其他部去迁转；吏部侍郎、尚书也需由其他部的侍郎、尚书调任。
李贤却认为项文曜这个兵部侍郎是于谦的私党，嫉恨二人不止。他在自己的《天顺日录》「屡言文曜党谦」，甚至污蔑于项两人有同性暧昧关系，说项文曜是“于谦妾”。
【当时以项文曜为于谦妾，士林非笑之。每朝待漏时，文曜必附谦耳言，不顾左右相视，及退朝亦然，行坐不离，既在吏部亦如是。】——李贤《天顺日录》
夺门之变后，李贤便趁机唆使亲信，弹劾项文曜为“于谦奸党”的一员，以此报却私仇。项文曜上疏求饶称「谦逆谋，臣实不知，乞宥臣罪」，果断和于谦划清界限，朱祁镇便饶他一命，判为流放。
项文曜骨头不硬，贪生卖友，原不足道，而时至今日，还有不少猎奇者将李贤对于谦的一面之辞的污蔑信以为真，给这位伟大民族英雄的身后名带来损伤，就尤为可恶了。
在明英宗复辟之初，李贤和徐有贞、曹吉祥等人甚为亲厚，为他们出谋划策甚多，极可能一起谋害于谦的凶手之一。当时著名大臣，“刚直有节、以忠谏名天下”的御史杨瑄做《复辟录》，根据李贤自己撰写的《天顺日录》，便如此认为。
【（曹吉祥）凡事与二学士商议而行。时徐有贞、李贤已为吉祥所引，入阁办事，故除于谦等皆用徐有贞策，而（李）贤阴助之。】
【贤自言助有贞展尽底蕴，又言有贞素行持公者少，予乃持公助之，遂改前辙。观此，则有贞害谦之事谓贤不与谋，可乎？】
【初，亨每来阁议事，则欲以己意令内阁行之，有贞等得无厌乎？又亨欲荐吴与弼，贤乃代草附亨奏之，则吉祥、亨初与有贞、贤相亲厚可见矣。】——明·杨瑄《复辟录》
李贤本因明代宗朱祁钰知遇之恩，才超擢提拔，然而他在《天顺日录》却大泼朱祁钰的污水，把他写成一个荒淫无度的昏君，谈及“夺门之变”，则是「景泰淫荡载度，臣民失望，一闻上皇复位，无不欢忭鼓舞」。
连史官都忍不住在李贤的传纪中，讥刺他对明代宗的忘恩负义，以及「抑叶盛，挤岳正，不救罗伦」，排斥异己迫害忠良的种种劣迹。李贤连对叶盛、岳正、罗伦等人尚且如此，何况是皇帝朱祁镇必欲杀之，而他自己也切齿痛恨，大肆诬蔑的于谦呢？
【然自郎署结知景帝，超擢侍郎，而所著书顾谓景帝为荒淫，其抑叶盛，挤岳正，不救罗伦，尤为世所惜云】
真正豁出大好前程，要为于谦辩冤的贤臣，绝非这个在朱祁镇复辟后春风得意的李贤，而是事迹被《明朝那些事》隐去不提的明宪宗时首辅、三元及第的商辂。
明代宗朱祁钰病重不起时，于谦和商辂等内阁重臣商议，由商辂执笔《复储疏》：「陛下宣宗章皇帝之子，当立章皇帝子孙。」而当时宣宗子裔，仅剩包括后来的明宪宗朱见深在内的，朱祁镇的几个儿子。
【十六日拟写二本，伏阙投进，本稿系臣在礼部朝房内写，主事俞钦抄誊。本内有云：陛下为宣宗章皇帝之子，当复立宣宗章皇帝之孙正位东宫，助理庶政等语。姚夔、邹干等皆称善。因写二本，大小官员佥名数多，封进不及。】——《商文毅公文集》
然而就在《复储疏》呈于礼部，还未上报给朱祁钰的当夜，石亨徐有贞曹吉祥们听闻风声，迫不及待打开宫门，迎接朱祁镇，发动了 “夺门之变”。
被囚南宫，苦盼复辟的朱祁镇，和石亨、徐有贞、曹吉祥等夺门一党达成肮脏的政治默契：一方得皇位；一方得朝权、杀于谦。
因此朱祁镇复辟后，迫不及待将于谦及许多景泰年间重臣下狱。其谋害于谦圣旨曰：
「于谦……这厮每知罪恶深重，恐朕不容，……纠合心腹都督范广等，要将总兵官（石亨）等擒杀，迎立外藩以树私恩，摇动宗社……钦此」
商辂原本是朱祁镇东宫旧臣，本不在被逮捕之列，朱祁镇一度还让商辂给自己起草复位诏书。可商辂为于谦力辩绝无迎立外藩事，举此时仍在礼部的《复储疏》为证据。
岂不知朱祁镇为了完成与夺门一党的约定、为了让这场政变变得师出有名，他才非杀于谦不可；是以索性将商辂也下了狱，然后把他罢官归乡。
明宪宗成化帝朱见深即位后，召还商辂为内阁首辅，给于谦平反昭雪，赦免其亲族并加恩，并在商辂力主下，追复了景泰帝朱祁钰帝号，重修其陵寝，更在商辂辅佐下，革除了朱祁镇复辟期间一系列弊政，方有武功鼎盛、直追永乐的"成化中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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