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为何会出现一部多尚书及添设左右侍郎的情况？
明初制度的奠基：废丞相与六部制的强化
明朝建立之初，太祖朱元璋在巩固皇权方面可谓不遗余力。其中一个关键性的举措便是废除丞相制度。秦朝以来，丞相一直是辅佐皇帝处理政务的最高行政长官，权力极大，甚至可以与皇帝分庭抗礼。朱元璋经历元末的动荡，深切体会到权力过于集中于臣下可能带来的威胁，他决心将所有的权力牢牢掌握在皇帝一人手中。
废除丞相后，原先由丞相领导的中央官僚体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原先的“三省六部制”中的三省（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被进一步虚化或取消，尚书省的职能被分解并直接归于皇帝，其下属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则直接对皇帝负责。
在这一初期设计中，六部尚书是六部的最高长官，他们直接向皇帝汇报工作，参与国家大事的讨论和决策。皇帝也经常召见六部尚书，了解具体政务，并做出指示。因此，在明初，六部尚书可以说是实际上的“部门首长”，权力集中，地位重要。
政治权力与政务效率的再平衡：为何会出现“多尚书”？
然而，随着明朝统治的稳定和国家事务的日益繁复，单靠六部尚书直接向皇帝汇报，效率和可行性都面临挑战。皇帝不可能事必躬亲，所有的奏折、奏报都需要皇帝一人批阅，这在政治运作上是难以承受之重。更重要的是，当政务处理到一定程度，需要更细致的讨论、更专业的审议，以及更具弹性的管理时，单一的尚书制就显得有些僵化和不足。
“多尚书”现象的出现，并非指同一个部门设立多个同等级别的尚书，而是更准确地说，是指六部尚书的地位和职能更加凸显，并且在实际运作中，皇帝会根据具体需要，赋予其他一些官员尚书的头衔或者让他们承担与尚书相近的职责。 当然，更常见的情况是，当某个部门事务极其繁重，或者需要应对紧急情况时，可能会暂时或变相地增加尚书的职权范围或者增加临时的分管官员。
但更具有制度性意义的，是“多尚书”的说法有时也包含了对大学士的提升和演变。明朝内阁大学士在废除丞相后，逐渐承担起协助皇帝处理政务的职责，尤其是在皇帝不亲政或者需要分担大量日常政务时。内阁大学士虽然名义上是顾问，但随着权力日积月累，他们的实际地位和影响力已经接近甚至超越了六部尚书。皇帝常常会任命资历最深、最受信任的大学士为“首辅”，主持内阁事务。在这种情况下，首辅的权力辐射到六部，使得内阁成为实际的权力中心，而六部尚书则成为执行机构的首长。
从这个角度看，“多尚书”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权力结构的体现：皇帝作为最高统治者，依然是最终的决策者，但其权力是如何分配和传递的？内阁大学士在其中扮演了关键的协调和执行角色，他们处理的政务面广量大，其重要性不亚于六部尚书。有时甚至将内阁大学士的地位视为一种“荣誉尚书”或“权力尚书”，因为他们实际在统筹和指导六部的运作。
此外，在明朝后期，随着政治的腐败和党争的激烈，某些官员可能会通过各种方式（如皇帝的宠信、功劳的积累）获得更高的地位，甚至在名义上承担类似尚书的职责，这也可以被视为一种“多尚书”的变相体现，但更多的是一种政治现象而非制度化安排。
精细化分工与权力制衡：添设左右侍郎
与“多尚书”现象相伴随的，是添设左右侍郎。这则是更为直接和制度性的设计，旨在提升部门的工作效率和实现更精细化的权力分工。
在早期，六部可能只有尚书一人，或者设有一到两名侍郎。但随着国家规模的扩大和政务的复杂化，一个尚书独挑大梁，不仅责任重大，也难以兼顾部门内的所有事务。因此，添设左右侍郎成为一种常态化的制度安排。
左右侍郎的作用主要体现在：
1. 分担尚书的职责： 侍郎在名义上是尚书的副手，他们可以协助尚书处理日常政务，分管部门内的具体事务。例如，一个部门的政务可能分为两个主要方向，便可以分别由左侍郎和右侍郎负责。
2. 专业化管理： 随着官僚体系的专业化发展，各部门内部的事务也越来越细致。左右侍郎可以根据自己的专长和分工，更专注于某一领域的政务处理，提高工作效率和专业性。
3. 权力制衡与监督： 设置左右侍郎，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部门内部的权力制衡。尚书虽然是最高长官，但他的权力也受到侍郎的制约和监督。当然，这种制衡也受制于尚书的威望和皇帝的信任程度。
4. 人才培养与梯队建设： 侍郎的设置也为部门培养后备人才提供了机会。侍郎通常是晋升为尚书的重要阶梯，通过担任侍郎，可以积累管理经验，为日后担任更重要的职位打下基础。
这种左右侍郎的设置，体现了明朝官僚体系在实践中不断精细化和职业化的趋势。它并非仅仅是为了增加官员数量，而是为了更有效地管理国家机器，更好地执行皇帝的旨意。
总结
明朝出现多尚书（更多体现在内阁大学士的权力上升和对六部的辐射作用）及添设左右侍郎的情况，是明朝政治制度演变的必然结果。
废丞相后的权力真空和皇帝的绝对集权，使得六部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地位重要。
国家政务的日益复杂和庞大，使得单一的尚书难以应对，促使内阁大学士的权力扩张，成为事实上的政务协调者，与六部尚书形成了并存甚至更为重要的权力格局。
部门内部精细化管理和提高工作效率的需要，直接促使了添设左右侍郎的制度化。侍郎们分担尚书的职责，进行专业化管理，并对权力形成一定程度的制约。
这些变化共同塑造了明朝独特的政治生态，既体现了皇权的巩固，也反映了官僚体系在实践中为了应对复杂局面而进行的不断调整和完善。这并非简单的权力分配，而是围绕着如何更有效地运行一个庞大的帝国而进行的深刻博弈和制度创新。
网友意见
首先纠正题主一个观点，这种现象绝非明末独有，明代其实从很早开始，就出现一部多尚书、侍郎的局面，具体原因很简单，因为一个逐步发达的官僚机构需要具备将官和差遣分离的能力。
下面开始正文：
明代一部多尚书、多侍郎的现象其实很常见，仅以《明宪宗实录》来说，就有许多例子：
卷二十六，成化二年二月庚子条：
礼部尚书姚夔奏：三月初一日殿试贡士，合请读卷并执事官。上命少保、吏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李贤，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陈文，兵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彭时，太子太保、吏部尚书王翱，太子少保、户部尚书马昂，兵部尚书王复，刑部尚书陆瑜，都察院左都御史李秉，通政使司通政使张文质，大理寺卿王概，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吴节，翰林院学士柯潜为读卷官，余执事如例。
此处可见，姚夔为礼部尚书，陈文为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王复为兵部尚书，彭时是兵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王翱为太子太保、吏部尚书，李贤则是少保、吏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
卷四十四，成化三年秋七月乙酉条：
太子少保、户部尚书马昂，提督京储、户部尚书张睿俱以灾变乞致仕。上以昂等历练老成，精力未衰，不允其辞。时吏部左侍郎崔恭，户部左侍郎杨鼎，礼部左侍郎邹干，掌光禄寺事、礼部右侍郎李春，掌太常寺事、礼部左侍郎李希安，太常寺卿万祺亦奏乞致仕。皆不允。
此处可见，马昂为太子少保、户部尚书，张睿为提督京储、户部尚书。邹干为礼部左侍郎，李希安委掌太常寺事、礼部左侍郎。
卷六十五，成化五年三月乙未条：
命太子少保、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彭时，吏部尚书崔恭，户部尚书杨鼎，太子少保、兼兵部尚书白圭，兵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商辂，刑部尚书陆瑜，工部尚书王复，都察院右都御史林聪、项忠，礼部左侍郎、兼翰院学士刘定之，通政使司左通政杨穟，大理寺左少卿乔毅，翰林院侍讲学士丘浚为殿试读卷官。
此处可见，带吏部尚书衔的有彭时、崔恭，带兵部尚书衔的有白圭、商辂。
其实不仅仅是六部，翰林院、都察院、詹事府等部门都有多人共戴一官的现象，上文的例子也很明显，有多个翰林学士的。下文则诠释了多人共戴一官的现象：
卷四十五，成化三年八月戊午条
以修《英宗睿皇帝实录》成，监修，会昌侯孙继宗加太傅。总裁，礼部尚书陈文、兵部尚书彭时俱加太子少保兼文渊阁大学士、尚书如故。副总裁，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刘定之升工部右侍郎兼学士，太常寺少卿兼侍读学士吴节升太常寺卿、仍兼侍读学士。纂修，翰林院学士柯潜、万安，侍讲学士李泰俱升詹事府少詹事，各仍兼旧职；太常寺少卿兼侍读孙贤、刘琳升太常寺卿，俱兼职如故；侍读陈鉴、刘吉升侍读学士，侍讲丘浚升侍讲学士，左春坊左谕德黎淳升左庶子，右春坊右谕德童缘、刘宣俱右庶子，修撰王一夔升右谕德，侍讲江朝宗、杨守陈俱司经局洗马，编修彭华、尹直俱侍读，修撰彭教、编修徐琼、陈秉中、李永通俱侍讲，检讨耿裕、编修郑环、刘健、汪谐、吴钺、罗璟俱修撰，检讨周经升编修。稽考察对，编修李东阳、倪岳、谢铎、焦芳、陈音、程敏政，检讨吴希贤各升俸一级。催纂，吏部员外郎韩定升郎中，中书舍人马麟、焦㻞、李溥升俸一级。誊录，太仆寺卿余谦升太常寺卿，山东布政司左参议林章升太常寺少卿，礼部郎中吴谦加从四品散官并俸，员外郎何暹、叶攻、陈纲、吏部员外郎王琼俱郎中，中书舍人凌晖、蔚瑄、黄清、刘询俱升俸一级。其余进秩出身有差。
柯潜、万安、李泰都是詹事府少詹事，孙贤、刘琳都是太常寺卿，至于后头侍讲学士、侍读学士、左右庶子等那就非常频繁了。
不仅仅是宪宗实录里有很多，其实明代大部分时间里，六部、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翰林院、詹事府、太常寺等衙门，甚至于明世宗之后，地方三司也存在多人共一官的现象。
具体原因为何，我们细细分解：
一、多人共一官，是否他们都干同样的活
答案是否定的。阁臣、六部、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各有各的活计，明代基本不存在一个部门有两个一把手的现象（清代虽分满汉尚书，但总体来说满尚书才是一把手，汉尚书是二把手）。举例来说，如果一个人同时兼任吏部尚书，那么我们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他们到底谁干吏部的活计，谁干别的活计。
鄙人在某一个回答中曾经回答过明代以六部尚书入阁的阁臣是否兼管部务的问题，这里刚好可以来解释一下这个问题。内阁大臣除非明确监管部务，否则阁臣不管部务。具体例子在链接中有，我不具体展开，仅以本文上述的相关例子进行分析。
命太子少保、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彭时，吏部尚书崔恭，户部尚书杨鼎，太子少保、兼兵部尚书白圭，兵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商辂，刑部尚书陆瑜，工部尚书王复，都察院右都御史林聪、项忠，礼部左侍郎、兼翰院学士刘定之，通政使司左通政杨穟，大理寺左少卿乔毅，翰林院侍讲学士丘浚为殿试读卷官。
这个例子中，彭时和崔恭都兼任了吏部尚书，然而彭时的主要工作是“文渊阁大学士”，也就是这个官职标记了他的具体差遣，他是内阁阁臣，跟吏部是没有关系的。真正在吏部主抓工作的是崔恭。
太子少保、户部尚书马昂，提督京储、户部尚书张睿俱以灾变乞致仕。上以昂等历练老成，精力未衰，不允其辞。时吏部左侍郎崔恭，户部左侍郎杨鼎，礼部左侍郎邹干，掌光禄寺事、礼部右侍郎李春，掌太常寺事、礼部左侍郎李希安，太常寺卿万祺亦奏乞致仕。皆不允。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两个户部尚书，两个礼部左侍郎。马昂是正经户部的尚书，统管一切工作，而张睿的主要工作是提督京储，只不过他的级别是户部尚书。邹干是礼部的左侍郎，而李希安的任务是掌太常寺事，级别为礼部左侍郎。
题主没有提到都察院许多官员共有一职的现象，可能觉得巡抚都御史、总督都御史的那个“都御史”有多个是正常现象。正如同样是副都御史，可能一个人是巡抚贵州，一个是巡抚江西，一个是巡抚浙江，自然他们干的活不是同一个，当然你可以说他们都是巡抚，然而毕竟地方不同。而且在中央也有副都御史在岗。真正在地方的巡抚所干的事情，肯定不可能和中央的副都御史干同样的事情。
二、明代官、差遣分离的现象
与宋代不同，明代给人的固有印象就是，一个官位就是一个萝卜坑，只能一个人占，其他人都不能占。然而在现实中来看，这种固有印象可以说是很误导人的。从明中前期到明末，明代一直存在明显的官、差遣分离的现象，甚至有的时候都把俸禄单独拎出，出现了与宋代相似的现象。
上述例子主要出自于宪宗实录，以下例子出自于多部实录：
（一）内阁
- 《明世宗实录》卷八正德十六年十一月己酉朔条：
敕谕礼部：“朕惟我朝列圣代有实录，藏之天府，传诸后世，此亦古今之通义也。我皇兄武宗毅皇帝以英睿之资，继承祖宗大业十有七年，政事之兴革、臣下之建白、人才之用舍，凡关系国家事体者俱宜有纪述，以备一代之制。尔礼部宜遵祖宗故事，通行中外，来辑事实，送翰林院编纂实录。其以太傅、定国公徐光祚为监修，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杨廷和，少傅兼太子太傅、户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蒋冕，少保兼太子太保、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毛纪，太子太保、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费宏为总裁；掌詹事府事、吏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石珤，礼部尚书毛澄，吏部侍郎罗钦顺为副总裁；詹事府、翰林院等衙门少詹事兼侍读周诏，侍讲学士刘龙等为纂修官。所有合行事宜悉照例举行。钦哉，故谕。”
这里就有两位武英殿大学士，一位是毛纪，一位是费宏。这里的四位阁臣中，蒋冕、毛纪、费宏均兼户部尚书，只有三少三孤不同，蒋冕是少傅兼太子太傅，毛纪是少保兼太子太保，费宏只是太子太保。可以明显看出，六部尚书在这里是起到了“叙阶”，即等级的作用。而大学士在这里也呈现出一定的叙阶作用。
2. 《明武宗实录》卷三十六正德三年三月辛亥条
命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李东阳，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焦芳，少傅兼太子太傅、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王鏊，都察院掌院事、太子太傅、吏部尚书、兼左都御史屠滽，太子太傅、兵部尚书刘宇，户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杨廷和，太子少保、吏部尚书许进，吏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掌詹事府事梁储，户部尚书顾佐，刑部尚书王鉴之，工部尚书李鐩，通政使司通政使王敞，大理寺卿张銮充廷试读卷官。芳以子黄中，宇以子仁，提调官、礼部尚书刘春以从子鹤年皆与试当避嫌。上允春请而令芳、宇仍供事。
这里不仅仅可以看出吏部尚书、户部尚书作为阁臣阶官的现象，甚至可以看出，吏部尚书甚至都是一些部臣的阶官，比如“都察院掌院事、太子太傅、吏部尚书、兼左都御史屠滽”“吏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掌詹事府事梁储”，他们的差遣分别是都察院掌院事和掌詹事府事，但他们同时有吏部尚书的阶官，而且屠滽还兼太子太傅以及左都御史。
3. 《明孝宗实录》卷七十三弘治六年三月庚辰条
命太子太傅、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徐溥，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丘浚，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刘健，户部尚书叶淇，太子少保、兵部尚书马文升，刑部尚书彭韶，太子少保、工部尚书贾俊，吏部左侍郎张悦，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翟瑄，掌通政司事、工部右侍郎谢宇，大理寺左少卿屠勋，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讲学士董钺，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讲学士吴宽充殿试读卷官。
这里礼部尚书也可以看出是阁臣阶官，丘浚和刘健为我们充分展示了官和差遣分离的现象。
同一个大学士岗位也可以好几个人干，笔者在下面这个回答中也提出过这个观点。
（二）六部与詹事府、寺监
其实在上文阁臣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许多部官掌詹事府、寺监的事情，比如“掌通政司事、工部右侍郎谢宇”“吏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掌詹事府事梁储”“掌詹事府事、吏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石珤”等。
其他还包括一些例子，比如成化二年五月壬辰“升通政使张文质为兵部左侍郎、仍掌通政司事。”成化三年秋七月乙酉的“掌光禄寺事、礼部右侍郎李春，掌太常寺事、礼部左侍郎李希安”，嘉靖七年九月庚午“复以原掌鸿胪寺事、太常寺卿魏璄掌鸿胪寺事”，嘉靖四十年五月丁丑“制敕房办事、工部尚书张文宪，掌鸿胪寺事、通政使吴祖乾，掌太医院事、通政使张銮”，弘治二年五月甲戌“掌太常寺事、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刘岌”。可以说，不仅有部臣，还有通政使、太常寺卿等，皆可以变成阶官，然后这个官员就可以带着这些阶官，去干其他的差遣。
（三）都察院与督抚
这个是最好理解的，也是明代多官一职中，最没有什么概念出入的问题上。都察院以都御史差出巡抚、总督地方，统御三司、总制军务，是明代对地方权力再集中的一种做法。这里就不做过多展开了。
（四）支品官俸
这个相比于官、差遣分离更不是明代的固有印象。比如弘治元年十一月己巳，“养病翰林院侍讲谢铎以纂修召至，复除原职，仍支从五品俸。”侍讲是正六品官，按道理只能发正六品官俸，然而这里他是拿从五品的俸禄的。成化四年春正月庚寅，“转右佥都御史张岐为左佥都御史、支正三品俸”，佥都御史为正四品官，按道理拿正四品俸禄，但这里是拿正三品俸禄。万历三年十月庚寅，“尚宝司少卿徐琨九年考满，升尚宝司卿，加从四品服俸”，与前面拿高级别的俸禄不同，这里连官服都可以穿高级的。可见明代的官、差遣分离现象十分普遍了。
三、产生的原因
笔者认为，明代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来源于行政机构的自身动力，即一个成熟的官僚机构必然会具备如此的能力。正如唐宋由使职差遣发展为官职差遣分离，甚至精细化到官服都要按级别分出不同，可以说明代不过是正常发展的官僚机构自然而然产生的现象。
对于现实中的官员有什么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拿高级别的工资、穿高级别的官服、享受高级别的礼仪待遇，总好过长时间蹲在一个官位上不挪地方，甚至连俸禄都不加。
正如最初我说的，明代这类现象绝非明末才有，而是明代建立几十年之后就逐步发展出来的现象，到了明末已经是稀松平常的事情了，大家早就习以为常了。
这并不是明末特有的现象，而是明代常态。
明代内阁因为历史原因作为翰林系统的部门，官职品级较低，但内阁在中期后实际上已经是有宰相之势，所以一般都会加些虚衔虚职以避免阁臣官位品级过低的尴尬现象，这类初次入阁或者名望不高的官员，加礼部尚书虚职入阁属于正常操作了，资深阁臣不止加部职还会加三师之类的虚衔。
不止内阁，中央派去地方的大员，如果职位特别重要，一样会加部院职位，典型就是晚明经略辽东的重臣，有些会加兵部尚书虚职，称督师，加重权力以方便节制军队；明代所有的总督都会加兵部侍郎职，所有的巡抚都加了都察院的职位以监察地方。
当然，明代阁臣也有实领六部职位的，这类大多都是超级大佬了，权位最重的无疑是兼任吏部尚书的首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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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初年，草原之上风云变幻，元朝在中原的统治虽然崩塌，但其残余势力并未就此消亡。成吉思汗的子孙们，依然在中原的北边，也就是漠北，构筑着他们新的汗国，这些力量仍然十分强大，并且对明朝构成不小的威胁。然而，即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明朝军队中也出现了蒙古人效力的身影。这背后并非简单的“招降纳叛”，而是有着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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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明朝“烂”不“烂”的问题，确实是一个历史学界和民间都争论不休的话题，尤其是在“明粉”群体中，观点更是五花八门。要理解这个问题，光看热闹是不够的，深入历史本身，特别是《明实录》这样的原始史料，才能更全面地认识这个朝代。首先，我们得明白，任何一个王朝的评价，都不是非黑即白的。明朝，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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