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明朝从徐高张后就没什么出名的首辅了？
要说明朝从徐阶、高拱、张居正这三位“徐高张”之后，就没什么出名的首辅了，这话说得也未免有些绝对，但确实，相较于这三位在历史上留下的浓墨重彩，后续的首辅们似乎光芒黯淡了不少。这背后其实有很多原因，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明朝中后期政治生态演变的结果。
首先，我们得先了解徐阶、高拱、张居正是怎么“出名”的。
徐阶：这位是嘉靖后期和隆庆初年的关键人物。他以“空石”之名，在政治斗争中游刃有余，善于协调各方势力，特别是与严嵩斗争，最终扳倒了严嵩，为朝政的清理做出了贡献。他的名声在于其政治手腕和对朝局的稳定作用。
高拱：隆庆、万历初年，高拱是张居正的老领导，也是一位能力很强的政治家。他主导了隆庆新政，开启了万历初年一段相对清明的局面。他的魄力、魄力和对改革的坚持，让他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印象。
张居正：这位就更不用说了，明朝中后期最耀眼的人物之一。他在万历皇帝年幼时，一人独揽大权，推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如一条鞭法、整顿吏治、加强边防等，在一定程度上重振了明朝的国势。他的改革成效和个人影响力，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
这三位“名相”，之所以出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都处于一个相对特殊的时期，并且都抓住了机会，做出了影响深远的举措，甚至可以说是在改革或稳定朝政中扮演了“擎天柱”的角色。
那么，为什么他们之后的首辅们就没那么“出名”了呢？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分析：
一、 政治环境的变化：皇帝的态度和权力的集中
万历皇帝的“怠政”：张居正去世后，万历皇帝开始亲政。然而，这位皇帝很快就显露出“怠政”的倾向。他厌恶繁琐的政务，开始“怠政”不上朝，甚至多年不召见臣子。在这种情况下，首辅的权力虽然名义上还在，但实际上的影响力却大大削弱。首辅需要处理大量的政务，而皇帝的盖章和批准往往是关键。万历皇帝的不作为，让首辅们即便有心改革，也难以得到最终的推动力，政治的活力被严重压制。
皇权对相权的压制：明朝制度设计上，就是为了防止权臣出现。洪武帝朱元璋废除丞相，就是为了加强皇权。虽然“内阁”制度的出现，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权力真空，但首辅的权力终究是皇帝授予的，也随时可能被皇帝收回。万历皇帝的怠政，实际上也造成了一种“权力失控”的局面，皇帝不愿管理，但也不允许臣子权力过大，导致整个政治体系运转不畅。
政治派系斗争的激化：张居正去世后，他受到了清算，这给后来的首辅们敲响了警钟。大家更加谨慎，不敢像张居正那样大刀阔斧地推行改革，担心触动太多利益，引来政治清算。政治斗争变得更加复杂和隐蔽，首辅们更多的是在各派系的夹缝中求生存，难以形成像张居正那样一言九鼎的权威。
二、 改革的难度和阻力
张居正改革的“后遗症”：张居正的改革触动了太多既得利益集团，包括勋贵、宗室、官僚集团等。虽然他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国力，但这种触动是巨大的，也埋下了很多仇恨的种子。在他死后，这些被触动到的利益集团纷纷反扑，对他进行清算，对后来的改革者形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和现实阻力。
社会经济结构的僵化：明朝中后期，虽然商品经济有所发展，但传统的土地制度、赋税制度等依然存在很多弊端。这些弊端根深蒂固，想要改革非常困难，需要强大的政治魄力和全面的社会支持，而当时的政治环境已经很难提供这样的支持。
“党争”的泥潭：到了万历后期，东林党和非东林党的党争愈演愈烈，政治的焦点从国家大事转移到党同伐异上。首辅们往往需要在中立、平衡各党派之间耗费大量精力，甚至被卷入其中，个人声誉和政治影响力都容易受到损害，很难再有“一意孤行”改革的魄力。
三、 首辅个人的局限性
缺乏“旷世之才”：平心而论，明朝中后期并非没有能干的官员，但要做到徐阶、高拱、张居正那种程度的影响力，确实需要旷世之才、过人的魄力、精准的判断和极强的政治手腕。在张居正之后，可能确实没有出现能够全面驾驭复杂政治局面，同时又有力推行改革的“全才”。
“尸位素餐”的官僚主义：经历过严党案、张居正被清算等事件后，很多官员变得更加谨慎，甚至是消极。他们更倾向于“保全自身”，而不是“冒风险改革”。作为首辅，也难免受到这种官僚主义的影响。很多首辅更多的是在维护现有的秩序，而不是锐意进取。
四、 历史记载和公众认知
“出名”的定义：有时候“出名”也和历史评价有很大关系。徐阶、高拱、张居正是因为他们的改革或政治手腕在当时产生了重大影响，并且在后世被广泛讨论和研究。后续的首辅们，可能也做了一些重要的事情，但如果没有达到那种“划时代”的意义，或者政治斗争中的戏剧性不强，就很难在公众的认知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陪衬”效应：张居正的光芒实在太耀眼了，以至于在他之后的首辅们，即使有所作为，也难免会被拿来与他比较，显得“黯淡无光”。
一些具体的例子（虽然不一定都是首辅，但可以反映当时政治生态）：
申时行：作为张居正的继任者，他试图在皇帝和内阁之间寻找平衡，但由于皇帝的怠政和党争的兴起，他的努力并没有取得太大的成效。
李廷相、叶向高、韩爌、钱春等：这些万历朝后期和天启朝的首辅，都面临着复杂的政治局面，有的人试图改革，有的人则更多地是在维持稳定，但都没有达到张居正那样能够力挽狂澜的程度。
温体仁、周延儒、温体仁（第二次）、薛国观、吴甡、魏藻德等：崇祯朝的首辅们，可以说是明朝最后的“裱糊匠”。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已经病入膏肓的帝国，改革的希望渺茫，更多的是在应对各种危机，最终也无力回天。他们虽然也尽力了，但历史的洪流太过强大，他们的个人力量难以扭转乾坤。
所以，并非是明朝从徐高张之后就“没人”了，而是说，在经历了张居正那样一位集改革家、政治家于一身的巨擘之后，后续的首辅们所处的政治环境更加恶劣，皇帝的态度更加消极，社会矛盾更加尖锐，党争愈发激烈，这使得他们想要做出像张居正那样“出名”的成就，难度极大。他们更多的是在“救火”，或者在各方势力中艰难维持，个人的色彩和影响力自然就没那么突出了。
总而言之，从徐阶、高拱、张居正之后，明朝首辅的出名程度确实有所下降，这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包括皇帝的权力控制、改革的阻力、政治环境的恶化以及官员自身素质的局限性等等。
首先，我们得先了解徐阶、高拱、张居正是怎么“出名”的。
徐阶：这位是嘉靖后期和隆庆初年的关键人物。他以“空石”之名，在政治斗争中游刃有余，善于协调各方势力，特别是与严嵩斗争，最终扳倒了严嵩，为朝政的清理做出了贡献。他的名声在于其政治手腕和对朝局的稳定作用。
高拱：隆庆、万历初年，高拱是张居正的老领导，也是一位能力很强的政治家。他主导了隆庆新政，开启了万历初年一段相对清明的局面。他的魄力、魄力和对改革的坚持，让他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印象。
张居正：这位就更不用说了，明朝中后期最耀眼的人物之一。他在万历皇帝年幼时，一人独揽大权，推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如一条鞭法、整顿吏治、加强边防等，在一定程度上重振了明朝的国势。他的改革成效和个人影响力，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
这三位“名相”，之所以出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都处于一个相对特殊的时期，并且都抓住了机会，做出了影响深远的举措，甚至可以说是在改革或稳定朝政中扮演了“擎天柱”的角色。
那么，为什么他们之后的首辅们就没那么“出名”了呢？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分析：
一、 政治环境的变化：皇帝的态度和权力的集中
万历皇帝的“怠政”：张居正去世后，万历皇帝开始亲政。然而，这位皇帝很快就显露出“怠政”的倾向。他厌恶繁琐的政务，开始“怠政”不上朝，甚至多年不召见臣子。在这种情况下，首辅的权力虽然名义上还在，但实际上的影响力却大大削弱。首辅需要处理大量的政务，而皇帝的盖章和批准往往是关键。万历皇帝的不作为，让首辅们即便有心改革，也难以得到最终的推动力，政治的活力被严重压制。
皇权对相权的压制：明朝制度设计上，就是为了防止权臣出现。洪武帝朱元璋废除丞相，就是为了加强皇权。虽然“内阁”制度的出现，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权力真空，但首辅的权力终究是皇帝授予的，也随时可能被皇帝收回。万历皇帝的怠政，实际上也造成了一种“权力失控”的局面，皇帝不愿管理，但也不允许臣子权力过大，导致整个政治体系运转不畅。
政治派系斗争的激化：张居正去世后，他受到了清算，这给后来的首辅们敲响了警钟。大家更加谨慎，不敢像张居正那样大刀阔斧地推行改革，担心触动太多利益，引来政治清算。政治斗争变得更加复杂和隐蔽，首辅们更多的是在各派系的夹缝中求生存，难以形成像张居正那样一言九鼎的权威。
二、 改革的难度和阻力
张居正改革的“后遗症”：张居正的改革触动了太多既得利益集团，包括勋贵、宗室、官僚集团等。虽然他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国力，但这种触动是巨大的，也埋下了很多仇恨的种子。在他死后，这些被触动到的利益集团纷纷反扑，对他进行清算，对后来的改革者形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和现实阻力。
社会经济结构的僵化：明朝中后期，虽然商品经济有所发展，但传统的土地制度、赋税制度等依然存在很多弊端。这些弊端根深蒂固，想要改革非常困难，需要强大的政治魄力和全面的社会支持，而当时的政治环境已经很难提供这样的支持。
“党争”的泥潭：到了万历后期，东林党和非东林党的党争愈演愈烈，政治的焦点从国家大事转移到党同伐异上。首辅们往往需要在中立、平衡各党派之间耗费大量精力，甚至被卷入其中，个人声誉和政治影响力都容易受到损害，很难再有“一意孤行”改革的魄力。
三、 首辅个人的局限性
缺乏“旷世之才”：平心而论，明朝中后期并非没有能干的官员，但要做到徐阶、高拱、张居正那种程度的影响力，确实需要旷世之才、过人的魄力、精准的判断和极强的政治手腕。在张居正之后，可能确实没有出现能够全面驾驭复杂政治局面，同时又有力推行改革的“全才”。
“尸位素餐”的官僚主义：经历过严党案、张居正被清算等事件后，很多官员变得更加谨慎，甚至是消极。他们更倾向于“保全自身”，而不是“冒风险改革”。作为首辅，也难免受到这种官僚主义的影响。很多首辅更多的是在维护现有的秩序，而不是锐意进取。
四、 历史记载和公众认知
“出名”的定义：有时候“出名”也和历史评价有很大关系。徐阶、高拱、张居正是因为他们的改革或政治手腕在当时产生了重大影响，并且在后世被广泛讨论和研究。后续的首辅们，可能也做了一些重要的事情，但如果没有达到那种“划时代”的意义，或者政治斗争中的戏剧性不强，就很难在公众的认知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陪衬”效应：张居正的光芒实在太耀眼了，以至于在他之后的首辅们，即使有所作为，也难免会被拿来与他比较，显得“黯淡无光”。
一些具体的例子（虽然不一定都是首辅，但可以反映当时政治生态）：
申时行：作为张居正的继任者，他试图在皇帝和内阁之间寻找平衡，但由于皇帝的怠政和党争的兴起，他的努力并没有取得太大的成效。
李廷相、叶向高、韩爌、钱春等：这些万历朝后期和天启朝的首辅，都面临着复杂的政治局面，有的人试图改革，有的人则更多地是在维持稳定，但都没有达到张居正那样能够力挽狂澜的程度。
温体仁、周延儒、温体仁（第二次）、薛国观、吴甡、魏藻德等：崇祯朝的首辅们，可以说是明朝最后的“裱糊匠”。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已经病入膏肓的帝国，改革的希望渺茫，更多的是在应对各种危机，最终也无力回天。他们虽然也尽力了，但历史的洪流太过强大，他们的个人力量难以扭转乾坤。
所以，并非是明朝从徐高张之后就“没人”了，而是说，在经历了张居正那样一位集改革家、政治家于一身的巨擘之后，后续的首辅们所处的政治环境更加恶劣，皇帝的态度更加消极，社会矛盾更加尖锐，党争愈发激烈，这使得他们想要做出像张居正那样“出名”的成就，难度极大。他们更多的是在“救火”，或者在各方势力中艰难维持，个人的色彩和影响力自然就没那么突出了。
总而言之，从徐阶、高拱、张居正之后，明朝首辅的出名程度确实有所下降，这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包括皇帝的权力控制、改革的阻力、政治环境的恶化以及官员自身素质的局限性等等。
网友意见
这一个层级的君臣关系从来不是民间理解的上下级关系，而是相互成就的关系。
意味着唱戏的另外一个角，不能太差，否则故事就不完美，不完美的故事，谁会记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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