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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从后事看，多尔衮明明完胜豪格，为何在争夺帝位中退让，令福临侥幸继位？

回答
多尔衮与豪格争夺帝位，从结果上看，多尔衮无疑是赢家，而豪格最终落败。然而，即便在战术上、权力布局上多尔衮占据优势，为何最终选择退让，让年幼的福临得以继位，这其中有着多层复杂的原因，并非简单的谁输谁赢所能概括。

首先，要明白多尔衮“完胜”豪格并非指在直接的战场较量中将豪格彻底消灭或俘虏。在清朝入关初期，权力斗争的核心并非全然是你死我活的军事对决，而是政治博弈、军事威慑以及对关键人物和派系的控制。

多尔衮的“完胜”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军事掌控力： 多尔衮作为摄政王，牢牢掌握着八旗军队的指挥权。在皇太极驾崩后，他以绝对的军事实力作为后盾，威慑住了朝中可能反对他的势力。豪格虽然也是一位勇猛的将领，但其军事力量和政治影响力在当时被多尔衮压制。
政治联盟与派系平衡： 多尔衮善于笼络人心，他与镶蓝旗、正蓝旗等核心八旗的王公大臣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同时，他巧妙地利用了各旗之间的矛盾，尤其是通过对镶黄旗、正黄旗（皇族正统旗）的拉拢和安抚，分散了对他的直接挑战。豪格虽然有正黄旗的背景，但在多尔衮的政治运作下，其支持基础并不稳固。
策略性的优势： 多尔衮在关键时刻展现出了极高的政治智慧。在皇太极突然驾崩的权力真空期，他能迅速稳定局势，掌握主动权，这是豪格未能做到的。他以“国家不可无君”为由，为自己掌握大权提供了合理的借口。
清除障碍： 虽然没有公开的大战，但多尔衮在权力斗争中也采取了果断的措施，比如在豪格北征之后，以“扰乱内政”等罪名将其软禁，进一步削弱了豪格的实力和影响力。

那么，既然多尔衮如此强大，为何又要退让，让福临继位呢？这里面的考量更为深远且复杂：

1. “幼主即位，摄政王掌握大权”的既成事实与合法性考量：
权力真空的短暂解决方案： 皇太极突然驾崩，急需一位新君主来稳定政局，防止内乱和蒙古等外部势力的趁虚而入。在这种情况下，推举一个年幼的皇子，然后由最得势的摄政王（即多尔衮）来辅佐，是最符合当时政治逻辑的“过渡方案”。
规避直接称帝的潜在风险： 虽然多尔衮掌握了绝对的权力，但他毕竟是皇太极的弟弟，而非皇子。如果他直接称帝，将面临来自皇族内部、尤其是正黄旗、镶黄旗中忠于皇室血脉的贵族的反弹。这种反弹可能不仅仅是政治上的辩论，更可能引发内讧甚至兵变。让一个年幼的皇子继位，他虽然是实际的统治者，但名义上依然是辅佐者，这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这种直接的、可能引发剧烈反弹的“篡位”嫌疑，为自己的统治披上了一层合法的外衣。
争取更广泛的支持： 通过扶持福临，多尔衮能够争取到那些忠于爱新觉罗氏正统皇位的贵族的理解和支持，至少在名义上。这使得他的权力来源更具合法性，也更容易被清廷内部和后来的汉族官员所接受。

2. 对豪格势力的顾虑与“一网打尽”的策略：
豪格的军事实力的残余： 尽管豪格被软禁，但他在军队中仍然有一定的影响力，其忠诚的将领和士兵仍然存在。如果多尔衮直接夺取皇位，势必会激起豪格及其支持者的强烈反抗，可能导致一场大规模的内战，这对刚刚入主中原的清朝来说是极其危险的。
“钓大鱼”的可能性： 推举福临，让豪格在名义上臣服于年幼的新皇帝，而实际上可能对多尔衮有所不满。多尔衮可能在等待一个时机，让豪格主动露出马脚，或者利用豪格的不满来找一个更充分的理由彻底将其清除，而不是在一开始就与他拼个你死我活。事实证明，后来豪格确实因为与多尔衮的矛盾而被找借口处死（或被迫自杀）。
避免两败俱伤： 直接与豪格争夺皇位，即使多尔衮获胜，也可能付出巨大的代价，削弱八旗的整体实力。而通过让福临继位，他可以维持八旗的团结（至少表面上），将精力集中在巩固对中原的统治上。

3. “摄政王”角色的战略优势：
更大的操作空间： 作为摄政王，多尔衮拥有比皇帝更大的实际权力。他可以调动军队、发布政令、任命官员，并且可以不受太多限制地处理国事。更重要的是，他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塑造朝政和未来的国家走向。
“垂帘听政”的便利性： 摄政王某种意义上就是古代的“垂帘听政”，但更加光明正大。他可以避免皇帝年幼而产生的直接政治风险，同时又可以享受绝对的权力。一旦他觉得时机成熟，或者在晚年有子嗣继承自己的势力时，再考虑其他可能性也并非不可能。
巩固权力的时间和空间： 摄政王的角色给了多尔衮足够的时间来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将自己的亲信安插在各个关键部门，形成牢固的统治基础。

4. 个人情感与政治考量的交织：
对皇族血脉的尊重（表面）： 尽管是政治斗争，多尔衮也需要顾及满洲贵族的传统观念，即皇位应由皇子继承。推举福临，至少能满足一部分人对“正统”的期盼，缓和潜在的矛盾。
与皇太极的关系： 多尔衮是皇太极的弟弟，他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也需要考虑与皇太极的兄弟情分，或者至少在表面上做出尊重皇室血脉的姿态，以赢得更广泛的认可。

总而言之，多尔衮之所以在与豪格的权力斗争中选择退让，让福临继位，并非是他的“完胜”让位，而是他基于对政治局势的深刻洞察，为了实现 最大化自身权力、规避潜在风险、争取合法性、并为未来铺路 的战略选择。他清楚地知道，成为一个被广泛认可的“实际统治者”，比一个充满争议的“皇帝”头衔，更能让他稳固地掌握大权，并实现他对清朝发展的设想。他用一种更为隐蔽和巧妙的方式，获得了比直接称帝更大的实际利益。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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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黄旗拥立豪格”，

两黄旗并没有明确要拥立豪格，只是说必须拥立皇子，何况豪格虽是皇太极的长子，但他的母亲被皇太极休弃了。

《清史稿·列传三十六》：
太宗崩后五日，睿亲王多尔衮诣三官庙，召索尼议册立。索尼曰：“先帝有皇子在，必立其一。他非所知也。”是夕，巴牙喇纛章京图赖诣索尼，告以定立皇子。黎明，两黄旗大臣盟於大清门，令两旗巴牙喇兵张弓挟矢，环立宫殿，率以诣崇政殿。
《满文老档》：
又车尔格宜之妹豪格之母，来往其父家时，乘拖床经大阿哥、阿济格之门，也乘拖床进我之门。因其轻漫之恶行，以致获罪，被其夫弃之。

而福临虽然年幼，却是皇太极皇后的侄女所出，其出身比几个哥哥都要尊贵。


“两白旗拥立多尔衮”，

多尔衮受宠程度不如阿济格、多铎，努尔哈赤死时只有他不是旗主，皇太极重用多尔衮本就有借此打压阿济格、多铎之意。

《清史稿·列传五》：
四年五月，上御崇政殿，召多铎戒谕之，数其罪，下诸王、贝勒、大臣议，削爵，夺所属入官。上命降贝勒，罚银万，夺其奴仆、牲畜三之一，予睿亲王多尔衮。

而阿济格、多铎也不是多么忠心于多尔衮，我记得多铎曾跳出来说自己也可以......


“顺治元年四月，豪格因得罪多尔衮，被废为庶人，他的亲信都被多尔衮杀死”，

豪格只是被削爵，十月定都北京后，又被恢复为和硕肃亲王，此后带兵征战川陕，顺治五年二月才被下狱。

《清史稿·列传六》：
三年，命为靖远大将军，偕衍禧郡王罗洛浑、贝勒尼堪等西征。
《清史稿·列传五》：
郡王阿达礼、贝子硕讬劝王自立，王发其谋，诛阿达礼、硕讬。

当时多尔衮还杀死了劝自己篡位的阿达礼、硕讬，算是向各方保证自己不会篡位。


“济尔哈朗不如多尔衮，为何拉上济尔哈朗辅政”，

因为济尔哈朗不是努尔哈赤的子孙，对于皇位没有宣称权，但又是八旗之一的镶蓝旗旗主。

有说法是济尔哈朗提出了福临继位这一方案。


至于多尔衮为什么不篡位，因为多尔衮在入关前并不是“唯我独尊的摄政王”，在入关后又因为其剃发等暴政引发民众的强烈反抗，在坠马而死前没有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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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核心的就在于，鳌拜、图赖、索尼，这些两黄旗近臣、侍卫，支持“立皇子”方案，而开会的地点在崇政殿，负责这里安全工作的，正是两黄旗侍卫。所以，虽然这几个人地位低，但其实人家掌握了军队，这是最致命的。

之前公众号连载的文章，直接摘过来了。

1643年9月21日，皇太极猝死于沈阳（盛京）。在皇太极死的这个节点，八旗内部几大势力的兵力和驻防情况如下。

在入关前的大部分时间，后金（清）直接统治的地域是非常狭小的，大致相当于今天的辽宁省东南部，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与明朝以辽河为界。努尔哈赤时期，给八旗军队划定了各自的防区。

以沈阳（盛京）为中心，正黄旗驻防城东，镶黄旗驻防城北，正红旗驻防城东南，镶红旗驻防城西北。这是内圈。



外圈的南部，也就是今天辽东半岛的沿海地区和邻近朝鲜地区，为两蓝旗防区；外圈的西侧，即辽河沿岸、邻近关锦防线的地区，为两白旗防区。

注意，此时的两百旗不是多尔衮三兄弟的，而是皇太极和杜度。

皇太极上台后，规范了驻军制度，并改变了努尔哈赤时期各旗固定驻防的局面，开始混编、轮驻。

天聪六年，皇太极下令：

“城守官员，三年任满者，赴沈阳考察功过。有功者赏，有罪者革职，仍令留任，供职三年，再行考察。”
“各路城守官员为牛录章京品级”。

考察内容是：

“察其逃人、船只，曾否捕获;城垣、兵器，曾否修整。”

这个“章京”，就是汉文“将军”的满语音译，而一牛录为300人，也就是说，牛录章京就相当于营长。

皇太极的这些举措，改变了原来八旗势力各守一方的态势，将对守城官员的考核权收归中央，避免了地方割据势力的产生，加强了中央集权。

同时，皇太极还一手谋划了两黄旗驻内、其它旗驻外的格局。

崇德六年，松锦大战结束后，皇太极命令：

“命多罗睿郡王多尔衮、贝子硕讬等，驻防锦州。多罗肃郡王豪格、公满达海等，驻防松山”。

多尔衮是正白旗，硕讬是正红旗；豪格是正蓝旗，满达海是镶红旗。

硕讬是代善的第二子，满达海是代善的第七子，此时两红旗的旗主虽然名义上是代善，但是这两人都已经是各旗的领袖人物。

皇太极这么布置的初衷，是让多尔衮的正白看住硕讬的正红，让豪格的正蓝看住镶红旗的满达海。同时分化两白旗，将多铎的镶白旗分散布置在辽东半岛沿海的广大地区，让济尔哈朗的镶蓝旗与多铎混守。而他的两黄旗，则集中驻扎在沈阳附近。

以上布局，就保证了只要皇太极活着一天，任何一方都没有力量发动军事政变。其实即使他死了，有两黄旗守卫京畿，谁想武斗也是不可能，因为任何一方都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聚集足够的力量。

所以，在皇太极死的这个节点，想要动用通过大规模的武装斗争抢夺皇位，对任何一方而言都不太现实。

当然，皇太极实在是低估了多尔衮的拉人能力，他万万想不到，就在正红旗的硕讬跟多尔衮同驻锦州的时候，他两滚到了一个被窝，当然，这是后话。

豪格、多尔衮都明白这种军事布局的利害，所以，他们只能开会解决皇位继承问题。而他们开的这个会，叫议政王大臣会议。

这种“议政制度”，创立于努尔哈赤起兵初期。那会儿的后金，相当于现在的股份制公司，老努的兄弟、子侄带着自己的家口入伙，也就是入股，跟着老努打天下。作为回报，老努给他们分配一定的权利，包括重大事项决策的发言权。

万历四十三年，努尔哈赤处死已经兼领国政嫡长子褚英后，开始了军事贵族共商国政的模式。

他设置议政大臣五人，理事大臣十人，这些人全部是他的子侄，约定每五日议事一次，商讨国政。

天命元年，即1616年，努尔哈赤认为这种议事制度往往意见难以统一，指定不了决策，所以将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等四人升格为大贝勒，地位高于诸贝勒之上，缩小了核心事务的议事规模。

天命六年，即1621年，努尔哈赤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命四大贝勒按月分值，国中一切机务，俱令值月贝勒掌握。

天命七年，即1622年，努尔哈赤又感觉四大贝勒权势太大，所以谕令八旗旗主贝勒共议国政，即为议政王会议开端。

当年，努尔哈赤又命皇子八人俱为和硕贝勒，是为议政王，八人共议国政，也称“八王共治”。这八个人是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济尔哈朗、阿济格、多铎、岳托。努尔哈赤规定，“有人必八家分养之，土地必八家分据之”，并指示在其身后应坚持实行此制。

但是，皇太极登基后，对这种制度很不喜欢。

皇太极的毕生追求就是集权，就是不断拉拢自己的小弟、亲信，搞死年龄相仿兄弟。但是老爹定下的制度他又没有办法立刻废除，所以，他采取了超级和稀泥方案，即扩大议政人员范围。

皇太极规定，除八旗各旗主继续兼议政大臣外﹐每旗另设议政大臣三员，就这样，在清代历史上正式出现了“议政大臣”的职名，而议政会变成了茶话会，可参与议政的人员多达三十人之多（每旗4人+皇帝）。

皇太极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尽可能吸收较低级的贵族参与军国大政，以削弱其他六旗旗主的权力。

后来，皇太极陆续搞掉了莽古尔泰和阿敏，又恶整了代善、多铎、阿济格，所谓的“议政王会议”基本成了他的一言堂。

为了记录议政会议的情况，统计各方意见，崇德二年，皇太极正式设立议政处，作为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办公室。这个办公室没有固定的员额和职掌，只设议政章京，办理议政王大臣奉命议政前后的必要事务和处理有关公文，涉及机要而无直接行政之权。

设立办公室后，参加议政会的人就更多了。八旗旗主、六部满﹑蒙尚书、内大臣﹑一等侍卫，以及王﹑贝勒府中的长史等，都被列为议政者。汉军八旗的大臣如范文程﹑宁完我等人也曾一度参与议政。

如此多的人议政，当然议不出个结果，所谓的议政王会议制度也就名存实亡了，最后都得听皇太极的。

可是现在，皇太极死了。

其实皇太极死了也不要紧，他要是死前指定个接班人，有两黄旗的拥戴，继位倒也不是大问题，可是他没指定，这就比较麻烦了。

而此时，真正有力量决定皇位归属的，是两个非常不起眼的人，图赖和鳌拜。

为什么呢？

因为要研究继位问题，就必须开会讨论，不管是多尔衮还是豪格或是其他什么人，不可能在自己家里就称帝。

要开会，就得有会场，那么会场在哪呢？在沈阳皇宫崇政殿。



为了“保护”开会人员的人身安全，宫殿外就必须有护卫，谁负责宫殿外的护卫呢？是皇太极两黄旗的侍卫。

两黄旗的侍卫听谁的命令呢？当然是皇太极的。可是现在皇太极死了，他们的直接领导人就是我前面说过的巴牙喇纛章京，也就是护军统领，也可理解为亲兵领队。

那么现在谁是护军统领呢？正黄旗巴牙喇纛章京，瓜尔佳·图赖；镶黄旗巴牙喇纛章京，瓜尔佳·鳌拜，他两是堂兄弟。

当然，还有个人比这对堂兄弟更关键，索尼。

最早看透这一点的是多尔衮。

皇太极死之后五天，多尔衮到三官庙，叫索尼来商量继位的事儿。

这个三官庙并不是什么重要的地方，它之前最出名的由头是关押过张春。张春在祖大寿军中为监军兵备道，与后金交战兵溃被俘，誓死不降，被皇太极安置在沈阳三官庙内。

所以说，多尔衮这次叫索尼来，是不想声张的。从这一点看，多尔衮绝对是政治斗争的老手，完美继承了皇太极的手腕。

索尼当时是什么职位呢？是三等甲喇章京，值内院。这个“三等甲喇章京”不值钱，但是“值内院”就相当值钱了，这就相当于皇太极的贴身秘书。这会儿还没有“领侍卫内大臣”这个职位，但索尼干的就是这个活儿。如果你常看清宫戏就会发现，所有想政变或搞事情的人，都要拉拢两个人，九门提督和领侍卫内大臣。而现在，你可以将索尼理解为“领侍卫内大臣”，将鳌拜和图赖理解为九门提督。

多尔衮召见索尼这件事情是绝对不符合规制的，多尔衮一个分管吏部的旗主，不与其他旗主商量册立的事儿，却把皇太极生前的贴身秘书叫去了，这难道不诡异吗？

对这种现象，唯一的解释就是多尔衮的阴谋。他要釜底抽薪，如果能够说动索尼，弄出一份“先帝遗诏”，直接将多尔衮确立为接班人，那就没有其他人什么事儿了。即使索尼不愿意干这种侮辱智商的事情，只要两黄旗的侍卫群支持，多尔衮登基也就顺理成章了。

多尔衮怎么劝的不知道，但索尼听完后只是说了句：

“先帝有皇子在，必立其一。他非所知也。”

注意，索尼并没有说要立豪格，只是说要立皇子之一。

对于索尼而言，不管是豪格还是多尔衮继位，对他都没啥好处。因为索尼是正黄旗，多尔衮是正白旗，豪格是正蓝旗。不管他两谁继位，肯定要效法皇太极当年的换色，将白旗或蓝旗换成黄旗，而索尼所在的正黄旗，必定要降格。

当然，如果非要在两人之间选择，索尼还是倾向于豪格，毕竟豪格是皇子，他所统帅的正蓝旗本来就是两黄旗改色而成的。

还有个事儿相当能够反映索尼的立场。

按说多尔衮找索尼商量册立这件事情，应当是相当隐秘的，可是却光明正大的出现在清史稿中，很明显索尼不买多尔衮的账，将这件事情抖搂了出来。

当天晚上，巴牙喇纛章京图赖也去找索尼，双方下定决心，要立皇子。

第二天早上，商讨继位的议政会定于崇政殿召开。索尼、图赖、鳌拜率领两黄旗亲兵全副武装，张弓挟矢，将崇政殿层层包围，走进会场的多尔衮一定看到了这种场景，但是他也没有办法，他总不能召集王公大臣去他住的地方开会吧？

会议开始的时候，皇太极生前所坐面南的位置空缺，参加议政的诸位王公大臣东西向分坐。

会议一开始，索尼、鳌拜就发言，表示必须立皇子。其实他两此时在诸位王公大臣面前实在是个小喽啰，可是没办法，门口的两黄旗亲兵都听他两的，这给了多尔衮极大的压力。

多尔衮迫于形势，让他两暂时退下。这时，阿济格、多铎开始发声，劝多尔衮即帝位。一是因为索尼、鳌拜的压力，二是因为除了这两个亲兄弟现场再没人响应，所以多尔衮未表态，而是犹豫不决，史载“未允”。

这时候，急性子的多铎站了出来，说了句：

“若不允，当立我。我名在太祖遗诏。”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多尔衮事先的沟通工作并没有做好。多尔衮连索尼都找了，怎么可能不找两个亲兄弟商量呢？从多铎现场的态度来看，多尔衮是费了好大的力气才说服多铎支持自己，可是当自己稍有迟疑时，多铎就跳了出来，十分坦白的表示自己也想当皇帝。

这就很尴尬了。

多尔衮情急之下，连忙说出：

“肃亲王亦有名，不独王也。”

也就是说，多尔衮的意思是，你多铎想依仗太祖遗诏登基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因为肃亲王豪格的名字也在太祖遗诏上。多尔衮在不知不觉间就离间了豪格和多铎的关系。

多铎一听这个话，话风一转，又说道：

“不立我，论长当立礼亲王。”

礼亲王也就是代善。

代善听闻说道：

“睿亲王若允，我国之福。否则当立皇子。我老矣，能胜此耶？”

事情到这里就僵住了。

很多朋友可能会发现，怎么都到这会儿了，还没有豪格的事儿呢？

《清史稿》和《实录》中确实没有记载，而《沈馆录》中却对推举豪格的事儿进行了详细的记叙。《沈馆录》记载的是朝鲜世子被被质于沈阳时所发生的各种事情，从崇德二年(1637年)二月开始，到顺治元年(1644年)八月结束。作为一个客观者的记叙，对研究满清早期的历史有相当高的参考价值。

《沈馆录》记载的事情发生在八月十四日，皇太极死的那天是八月九日，所以八月十四日就是“太宗崩后五日”，也就是多尔衮召索尼议事的日子，也就是崇政殿议政的前一天，记载如下：

十四日，诸王皆会于大衙门。大王发誓曰：“虎口，帝之长子，当承大统。”则虎口曰：“福小德薄，非所堪当。”固辞退去。定策之议，未及归一。

这个“大衙门”，可能是沈阳故宫午门，也可能是崇政殿。这个“大王”，即为代善；这个“虎口”，即为豪格。

代善在这次集会上，首先推举豪格，认为豪格是皇太极的长子，应当继承大统；然而豪格却说自己“福小德薄，非所堪当”，然后就离场了。这一天的讨论并没有结果。

接下来是：

帝之手下将领之辈佩剑而前，曰：“吾属食于帝，衣于帝，养育之恩与天同大，若不立帝子则宁死于地下而已！”
大王曰：“吾以帝兄，常时朝政老不预知，何可参与此议？”即起去。

这一段的描写与《清史稿》一致，两黄旗的侍卫头领拿着剑向前，说：“我们吃先帝的、穿先帝的，先帝的养育之恩与天一般，如果不立先帝的儿子，我们宁可死。”

而代善则说：“我是先帝的哥哥，平常的朝政都因为我年老而无法明白，怎么能参与到这种事情的议论中呢？”说完代善也走了。

很多人将这次会议同一天后的会议混淆，或认为记载的代善的态度与《清史稿》有出入，我个人认为并不是，这很明显是两次会议，即《沈馆录》记载的为第一天，而《清史稿》记载的是第二天。

其时间顺序应该是这样。

八月十四日开会，代善推举豪格，豪格辞让，离席；代善很失望，离席；索尼、鳌拜、图赖等两黄旗近臣一看豪格不靠谱，开始武力威胁，表示一定要立皇子；会议结束后，多尔衮召索尼，想争取索尼支持，索尼拒绝；然后图赖与索尼商定，必须立皇子；然后第二天再次开会，多铎、阿济格推举多尔衮，多尔衮摄于两黄旗的武力逼迫，不敢答应；多铎搅局，多尔衮和稀泥，代善表示中立，不再坚持立豪格。

到这会儿，多尔衮一旦强行登基，不要说能不能当皇帝，能不能出崇政殿的大门都是个问题。

然后，多尔衮敏锐地觉察到了两黄旗的利益点，即“立皇子”，如果他的利益能够跟两黄旗的利益一致，以多尔衮的威望+两黄旗的支持，事情就成了。

多尔衮在册立一事陷入僵局后，其态度转变在《沈馆录》中记载如下：

九王（多尔衮）应之曰：“汝等之言是矣。虎口王（豪格）既让退出，无继统之意，当立帝之第三子（福临）。而（福临）年岁幼稚，八高山（固山，即“旗”）军兵，吾与右真王（郑亲王济尔哈朗）分掌其半，左右辅政，年长之后，当即归政。”

可以看出，在这一关键时刻，多尔衮抛出了自己的条件，即：拥立福临登基，我和济尔哈朗辅政，八旗军队两人各半，等福临长大了，再归政。

然后就是《清实录》记载的：

于是，和硕礼亲王代善会集诸王、贝勒、贝子、公及文武群臣曰，以天位不可久虚，伏睹大行皇帝第九子天纵徇齐，昌符协应，爰定义同心翊戴，嗣皇帝位，共立誓书，昭告天地。

注意，代善的誓词中有这么一句：

“嗣后有不遵先帝定制，弗殚忠诚，藐视皇上幼冲，明知欺君怀奸之人，互徇情面，不行举发，及修旧怨，倾害无辜，私结党羽者，天地遣之，令短折而死。”

不久之后，代善就将遵循自己“互徇情面，不行举发”的誓言，干掉自己的儿子和孙子。

回头来说说两个问题，一是为什么会是济尔哈朗辅政；二是为什么多尔衮拥戴的皇子是福临。

首先，轮也轮到济尔哈朗了。

济尔哈朗是舒尔哈齐的儿子，是皇太极的堂弟，是多尔衮的堂兄。比他年龄更大、资历更老的重量级人物只剩下代善了，其他的像阿敏、莽古尔泰、德格类、岳讬都已经死了，而代善已经垂垂老矣，旗内事务都分给满达海和硕讬了，所以济尔哈朗资历最老。

注意，在这个节点，这两个摄政王是没有主次之分的，而且济尔哈朗的名字还在多尔衮之前。从《沈馆录》中多尔衮的话语中也能看出，他称济尔哈朗为“右王”，而清代是以“右”为尊的朝代。

根据清代钱大昕在《十驾斋养成新录.左右》中的记载：

“科场：蒙古、色目人称右榜；汉人、南人称左榜。亦右为上也。”

在这个节点，其他人都不够格。

多铎、阿济格为郡王，比亲王矮一级不说，阿济格还无旗主之位；硕讬、满达海连个王都不是，只是个贝勒；鳌拜、索尼这些人更不用说，他们是很重要的钉子，却不是一台可以发动的机器。

而此时最有资格争一争辅政王之位的，就是豪格。他是旗主，他是亲王，他的资历与多尔衮相仿。

可是，豪格连个屁都没放。

我一开始始终不理解，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要解释这件事情也不难，你只要把自己代入当时豪格的位置，就会明白原因。

所谓的政治，其实很简单，就两条，一是所做之事要有利于众人，二是提出的方案要有利于权力重的人。

在多尔衮抛出“立福临”+“济尔哈朗和自己辅政”这两大提案后，豪格就成了绝对的孤立派，已经失去了进入政治核心圈的资格。

“立福临”的提案，将豪格与两黄旗放到了对立面。就算两黄旗不反对，可是豪格和福临都是皇太极的皇子，两人居于同一地位。从古至今的摄政王，都是长辈，还通常冠以“X父”的尊号，像吕不韦的“仲父”，没有同辈辅政的。如果是同辈当摄政王，还不如立这个同辈为皇帝。

“济尔哈朗辅政”提案，将济尔哈朗拉到了多尔衮的身旁，豪格又少了一个可能的支持者。

而在此之前，代善带头拥戴豪格，豪格却推辞不受，摆了代善一道，此时代善也不愿意多说什么。

现在，你算算，两白旗、两黄旗、镶蓝旗都是多尔衮的支持者或是友善中立者，两红旗中立，豪格还怎么摄政？

所以说，多尔衮的这个提案，实在是高明得让人发指，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弱势转强势”的政治斗争。

当然，现在有一种新的观点提出，认为首倡拥立福临的不是多尔衮，而是济尔哈朗。最有名的当然是闫崇年先生的观点，在其《顺治继位之谜新解》中详细阐述，但笔者对这种观点不敢苟同。

首先，关于多尔衮的表态，在《沈馆录》中是有明确记载的，“当立帝之第三子”。

关于为什么多尔衮把福临排到了老三的位置，其实道理也很简单。皇太极登基称帝后，后宫共有五位正、侧福晋，类似汉族皇帝的皇后和贵妃。而豪格的生母，也曾经是皇太极的继福晋，如果不离婚，当在五宫之内。

在后金时期乃至清朝的中前期，皇子母亲的出身和地位是非常重要的，重要到可以影响儿子的地位。

而多尔衮没有将那些非此范围内所生的皇子作为可能的继承人，只是将崇德五宫内的五个妃子加上之前皇太极的大福晋、侧福晋所生的儿子放在可考虑范围内。

而此时这个范围内生出的、且还活着的皇太极儿子有：继福晋乌喇那喇氏所生的豪格，侧福晋叶赫那拉氏生的硕塞，永福宫庄妃布木布泰所生的福临，麟趾宫娜木钟所生的博穆博果尔，以上排序按年龄。国福晋哲哲生了三个女儿，无子；海兰珠的儿子夭折；衍庆宫淑妃跟皇太极并无子嗣。

按照这个排序，福临就是第三子，虽然此时他还有其他两个活着的、庶出的哥哥。

其次，没有任何权威史料记载是济尔哈朗首倡。闫先生举出的例子，即1652年顺治帝亲政后颁赐给济尔哈朗金册金宝时的诏文，认为顺治帝明确表示：“济尔哈朗在诸王议立自己为帝时，有首议之功。”

但细读这份诏文，其中在继位这个问题上对济尔哈朗的褒扬之辞也只是说：

“当时尔与两旗大臣，坚持一心，翊戴朕躬，以定国难。”

而两黄旗当时的“坚持一心”只是立皇子，却不是立福临，很难以此为佐证，证明济尔哈朗就是想立福临。

原因如下：

如果济尔哈朗当时真的明确表态要立福临，那么以他如此重要的人物身份，这种声明不可能不见于史料，事实上，史料上是有关于济尔哈朗表态的记录的。

之前说过，济尔哈朗13岁就为努尔哈赤所收养，并且对他“委任特重”。他跟皇太极感情笃厚，而皇太极对他也是“恩养之厚，迥异众人”，他算是皇太极的铁杆儿嫡系。

正是由于与皇太极之间的深厚感情，在议立问题上，济尔哈朗其实是偏向豪格的。但是他这个人城府极深，态度十分谨慎。



《清实录》记载，早在诸王会议之前，豪格派遣何洛会、杨善去找济尔哈朗，告诉他要立自己为君，征求他的意见。济尔哈朗回复说：

“我意亦如此。睿亲王尚未知，待我与众商之。”

这句话说明三个问题，一、济尔哈朗确实是想拥护豪格的；二、他非常清楚多尔衮的势力和重要性，很关注多尔衮的态度；三、在立嗣这样大事上，他不想非常明确的站队，毕竟他自己不是努尔哈赤的嫡亲血脉。

所以，他表现出了这种不卑不亢的态度。

在诸王会议上，他就更谨慎了，一直没有公开表态支持豪格。当然，他也不会首先提议立其他某一个人，他一直在观察，特别还要看多尔衮的态度，看形势如何发展。由此看来，他是不可能在多尔衮之前提出立福临的。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多尔衮拥立的皇子是福临。

其实这个问题可以换个问法，为什么多尔衮拥立的是庄妃所生的福临？

在皇太极死的这一年，除了豪格之外，正、侧福晋所生的几个儿子，硕塞11周岁，福临4周岁，博穆博果尔1周岁。

其中，硕塞虽然年龄最大，但基本上已经出局，因为他的生母、皇太极的侧福晋叶赫那拉氏已经被皇太极赐给一个大臣了。。。

当然，叶赫那拉氏之前也是二婚。她之前是乌喇部首领布占泰的弟弟，努尔哈赤攻灭乌喇部后，在分配战利品时，皇太极见叶赫那拉氏长得貌美，便收入囊中，立为侧福晋，生了硕塞。

不久之后，皇太极竟然令其改嫁给了内大臣占土谢图，占土谢图在一次捕猎中受伤身亡，叶赫那拉氏又改嫁给了镶黄旗的轻车都尉达尔琥，卒年不详。

这么个情况，硕塞就不要指望继位了。

现在，竞争者就只剩下福临和博穆博果尔了，这两位老兄当时一个四岁、一个一岁。

所以，与其说是儿子的竞争，不如说是妈的竞争。

好啦，我们首先来介绍一下第一位候选人，麟趾宫贵妃、西大福晋，博尔济吉特·娜木钟。

说起娜木钟，就不得不说说她的前夫，林丹汗的察哈尔部。

跟大部分人想像的不同，这个察哈尔在明末清初可不是一个小部族，也不是一个中部族，而是一个超级强大的部族。

在明朝时期，察哈尔部是蒙古大汗的直属部落，部落直属领地位于整个蒙古地区最富庶的内蒙古中东部地区，其在蒙古诸部中的地位相当于皇太极的两黄旗。

使得察哈尔部成型的开山鼻祖是达延汗，他是明代蒙古鞑靼部首领，是黄金家族嫡系后裔，是成吉思汗十五世孙，天元帝脱古斯帖木儿玄孙，北元太师绰罗斯·也先外曾孙，后来大名鼎鼎的俺答汗的祖父，身兼卫拉特、漠南蒙古两大族群血统，在位期间曾名义上一统漠南（内蒙古）、漠北（外蒙古，又称喀尔喀蒙古）、漠西蒙古（卫拉特蒙古，阿尔泰山周边），他也就是明史所说的“小王子”。

察哈尔部的姓氏，即博尔济吉特氏，其实就是“孛儿只斤”，只是不同朝代的翻译不同罢了。

在明朝中后期的大部分时间里，跟察哈尔部比起来，建州女真不过是一个小部族，那么，这个小部族是如何击败了如此强大的察哈尔部呢？

这还得从库登汗东迁说起。

库登汗是达延汗的长孙，是俺答汗的堂兄。

达延汗死后，非嫡出的俺答汗成为右翼蒙古土默特部的首领，经过征战、煎饼，俺答汗所部开始强大，对库登汗的大汗的传统地位发起挑战，引起东蒙古左右翼矛盾。



库登汗惧怕俺答汗的威胁，开始举族东迁，从原来蒙古大汗的牧地克鲁伦河和呼伦贝尔一带南越大兴安岭，来到西拉木伦河流域游牧，进入了今天意义上的东北地区，也是大家熟知的科尔沁草原周边地区。

在这里，他们碰上了一位猛人，李成梁。

李成梁之所以能够建立类似军阀性质的辽东军，主要原因就是东迁的察哈尔部族威胁过大，明廷下属的军队无力应对，只能允许辽东地方自行练兵、募兵。

在今天的辽西、内蒙古东部，东迁的察哈尔部与明军长期反复、激烈地厮杀，损失惨重，两败俱伤。

在此期间，李成梁多次拉拢女真部族一起打蒙古人，而他最着力扶持的，就是建州女真的努尔哈赤。也就是说，正是辽东地区的明军与东迁的察哈尔蒙古的厮杀，为满洲崛起提供了历史机遇。

即便如此，到林丹汗时期，察哈尔部仍然控制着内蒙古中东部，喀尔喀蒙古（外蒙古）的三大部族也是林丹汗的臣属之部。

林丹汗最失败的地方，是他没有趁明军和后金厮杀的时候补上一刀，给予后金致命一击。而是因为明朝给的钱不够多而不愿意出兵，导致了其兵败身死。

而娜木钟，就曾是林丹汗的正室大福晋，即多罗大福晋，管辖万户。不仅如此，娜木钟跟喀尔喀蒙古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她是喀尔喀车臣汗硕垒的可敦（王后）阿海的亲姐姐，如果她上台，能够进一步加强清帝国对林丹汗故地、喀尔喀蒙古的控制。

但是，不管对国家有多少好处，都比不上亲缘的力量。下面我们就说说另一位候选人，永福宫庄妃，博尔济吉特·布木布泰，也就是电视剧里的大玉儿。要说大玉儿，也还得说说她出身的部族，科尔沁部。

说起科尔沁部，跟后金的关系只能用“没有最铁，只有更铁”来形容。

根据清史稿载：

蒙古强部有三：曰察哈尔（漠南蒙古）；曰喀尔喀（漠北蒙古，外蒙古）；曰卫拉特（漠西蒙古，明朝称之为“瓦剌”），即厄鲁特。明洪熙间，科尔沁为卫拉特所破，避居嫩江，以同族有阿噜科尔沁，号嫩江科尔沁以自别。扎赉特、杜尔伯特、郭尔罗斯三部与同牧，服属于察哈尔。
天命九年，（科尔沁部）翁果岱子奥巴率族来归。寻为察哈尔所侵，我援之，解围去。
天聪二年，（科尔沁部）会大军征察哈尔。
天聪三年，（科尔沁部）从征明，克遵化州，围北京。
天聪五年，（后金）围大凌河，降其将祖大寿。
天聪六年，（科尔沁部）从略大同、宣府边。
天聪八年，（科尔沁部）复从征明。
天聪十年春，（后金）大军平察哈尔，获元传国玉玺。奥巴子土谢图济农巴达礼偕台吉乌克善、满珠习礼、布达齐、洪果尔、喇嘛什希、栋果尔，及扎赉特、杜尔伯特、郭尔罗斯、喀喇沁、土默特、敖汉、奈曼、巴林、扎噜特、阿噜科尔沁、翁牛特诸部长来贺捷。以上功德隆，宜正位号，遗朝鲜国王书，示推戴意。四月，合疏上尊号，改元崇德。礼成，叙功，诏科尔沁部设扎萨克（执政官，相当于部落头领）五：曰巴达礼，曰满珠习礼，曰布达齐，曰洪果尔，曰喇嘛什希，分领其众，赐亲王、郡王、镇国公爵有差。十月，命大学士希福等赴其部，鞫罪犯，颁法律，禁奸盗，编佐领。
崇德二年，（科尔沁部）从征喀木尼堪部及朝鲜。
崇德三年，（科尔沁部）征喀尔喀。
崇德四年春，（科尔沁部）征索伦。秋，围明杏山、高桥。
崇德八年，（科尔沁部）随饶馀贝勒阿巴泰、护军统领阿尔津征明及黑龙江诸部。

那么问题来了，科尔沁和后金为什么会这么铁呢？

请看以下婚姻情况。

皇太极的国福晋哲哲，科尔沁部；皇太极的庄妃布木布泰，科尔沁部。

多尔衮的第一个老婆博尔济吉特氏，科尔沁部；多尔衮的嫡福晋，后来追封的义皇后，博尔济吉特氏，科尔沁部；多尔衮第四个、第五个福晋，科尔沁部。

阿济格继福晋，科尔沁部；多铎嫡福晋，科尔沁部，多铎继福晋，科尔沁部，多铎第三个老婆，科尔沁部。

别急，还没完。

崇德元年，科尔沁部左后旗栋果儿之女嫁皇太极之子豪格；
崇德三年，科尔沁部左前旗孔果尔之子巴敦娶成亲王岳托之女；
崇德四年，吴克善之女嫁阿济格之子傅勒赫；
崇德五年，栋果儿五弟巴特玛娶努尔哈赤之孙嘎布喇的女儿；
崇德七年，栋果儿之女嫁代善的孙子勒克德浑；
崇德七年，布塔齐之子诺尔布娶济尔哈朗之女；
崇德八年，栋果儿四弟桑噶尔寨之女嫁代善之子祜塞。

血浓于水啊。

看完以上介绍，你还觉得娜木钟有什么优势吗？

所以，皇位必然属于出身科尔沁部的永福宫庄妃布木布泰之子，爱新觉罗·福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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