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绅们万贯的家财是以国家存在为基础，那为何明朝将亡时他们也不肯出钱救国？
首先，我们得承认，官绅阶层的财富，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国家提供的稳定环境和特权基础之上的。明朝的官僚体系为他们提供了攫取财富的途径，无论是土地兼并、盐铁专营、商业特权，还是直接的贪污受贿，都离不开国家机器的庇护和运作。他们享受着免税或少税的优待，拥有大量的土地和劳动力，其财富的积累与国家的“存在”是紧密相连的。
然而，当国家濒临灭亡时，他们却表现出一种令人费解的“不作为”，这背后有多重原因，绝非一句“自私”可以概括。
一、 国家已经失去了“吸引力”：
政治失灵与信任崩塌： 明朝末年，政治腐败达到顶点。皇帝昏庸，宦官专权，党争激烈，朝政混乱。官绅们看到的不是一个能够有效治理国家、保护他们利益的强大政府，而是一个摇摇欲坠、效率低下、甚至自身难保的躯壳。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为何要为这样一个失去公信力、无法提供保障的国家输血？他们对国家的忠诚度和归属感已经大打折扣。
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割裂： 官绅阶层的“国”与其说是抽象的国家概念，不如说是他们得以维持和扩大个人及家族利益的“平台”。当这个平台摇摇欲坠，甚至可能因为他们的“出钱”而让他们失去更多（例如被皇帝或权臣以“捐输”之名进一步榨取，或者钱财被中饱私囊，对局势毫无改善），他们自然会选择“止损”。
二、 出钱的“成本”与“收益”不对等：
巨额的“捐输”与无底洞： 明朝末年，为了应对农民起义和外族入侵，朝廷多次发起“捐输”号召，要求官绅们出钱出力。然而，这些钱款往往石沉大海，被腐败的官员层层盘剥，最终未能有效用于军事和民生。官绅们并非不知道出钱的重要性，但他们看到了历次捐输的“低效”和“无用”，这使得他们对再次出钱心存疑虑。
转移支付的考量： 官绅们更倾向于将自己的财富用于“内部消化”，例如购买更多土地、笼络地方势力、供养家族子弟，或者提前储备物资，以备不测。这些都是他们能够掌控和直接受益的“投资”，相比之下，将巨额财富交给一个失能的中央政府，其风险太高，回报不确定。
“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心理： 尽管整体国家财政困难，但官绅阶层仍然拥有巨额财富。他们之所以不肯出钱，也有“别人都不出，我出了不是吃亏”的心理。一旦他们率先拿出巨款，而其他同僚却袖手旁观，他们不仅不会因此获得实际的好处，反而可能被视为“冤大头”，甚至引来更多麻烦。
三、 自身利益的“另类保障”：
地方割据与自保： 面对中央的无力，许多地方官员和士绅开始倾向于“地方自治”或“割据自保”。他们利用自己的财富和影响力，在地方组织团练、修建城池、招募私人武装，以保护当地的安宁和自身家族的生存。这种“地方主义”抬头，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中央政权失能的一种回应，他们宁愿将资源用于直接保护自己，而非寄希望于虚弱的中央政府。
投降或依附新势力： 当明朝的气数已尽，许多官绅也开始“审时度势”，考虑投靠新的政权（如李自成或后来的清朝）。在他们看来，与其将财富贡献给一个注定灭亡的政权，不如保留实力，伺机投靠更具生命力的新势力，以求在新时代继续享受特权和财富。这种行为并非完全是“卖国”，而是一种更直接的“趋利避害”。
四、 制度的深层弊病：
“祖宗之法”的束缚： 明朝虽然有“劝农捐输”等制度，但其税收体系僵化，对官绅阶层的特权保护过于严苛，使得国家难以从他们那里获得稳定的财政收入。即使在危机时刻，也难以通过改革税制来迫使他们承担更多责任。
缺乏有效的强制手段： 到了明朝末年，中央政府的权威已经大大削弱，对地方官绅的约束力不足。即使皇帝下旨征集钱款，也难以真正强制执行。那些不肯出钱的官绅，往往能够依靠地方势力或私人关系逃避责任。
总结来说，明朝官绅们在国家危难之际不肯出钱救国，并非单一原因造成的，而是政治腐败、制度僵化、利益考量、以及对国家未来失去信心的共同作用。 他们将自己的生存和利益置于国家存亡之上，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暴露了明朝作为一个政权，已经无法有效将个体利益与国家利益绑定在一起，最终导致了其自身的灭亡。他们所守护的“国家”，已经不再是能够保障他们长远利益的可靠载体。他们可能仍然珍视自己的财富和地位，但他们所珍视的，已经不是那个摇摇欲坠的“大明”。
网友意见
先问是不是，再问对不对。
《明熹宗实录》、《崇祯长编》都不是什么隐秘史料，都有网络版，自己用“捐俸”、“捐资”作为关键词稍微搜索一下就能搜出一大堆：
南京吏部等衙门孙玮等各捐俸一年助饷报闻。——《明熹宗悊皇帝实录》
南京户部尚书毕自严题南京大小各官皆愿捐俸薪银一年。——《明熹宗悊皇帝实录》
在京尚书以下在外州县正官以上俱捐俸薪一年。————《明熹宗悊皇帝实录》
在京各衙门捐俸犒兵银通共二万七千九百六十九两。——《明熹宗悊皇帝实录》
再来看《崇祯长编》：
蓟辽原任总督曹文衡疏报捐俸及节旷银助饷。——《崇祯长编》
在网上被骂的明末“清流”士大夫最爱没事就上奏要求皇帝让百官“捐俸”。
工科给事中颜継祖因插警缺饷请令百官捐俸。——《崇祯长编》
不仅是当官的士大夫们或自愿或被迫的经常性“捐俸”，即使没有官职的士大夫在崇祯朝主动给朝廷捐款也不是什么稀罕事，仅仅崇祯二年一个月内就发生了至少两次：
休宁县监生黄士儒捐资助饷旨令该抚按查收。——《崇祯长编》
直隶廵按杨中极捐赀助饷命户部查收。——《崇祯长编》
这还不算，御史上奏给崇祯帝的奏折里也谈到为了筹集庞大的军费，明朝早就已经实行官员捐俸、乡绅优免减半以及扣出地方衙门衙役、书吏伙食费的办法了。
各官俸薪全捐、乡绅优免半扣，皂快工食十去其三。——《崇祯长编》
就是勋贵们仅在崇祯二年就捐了三年田租，不管是不是被迫的，至少崇祯朝的勋贵们绝不是如网络所说，“拼命占便宜，宁死不吃亏”。
勳戚赡田暂捐三年田租以酬恩眷。————《崇祯长编》
而且在崇祯二年，后金破关围困京城时，在京城的各省官员不但捐钱捐物，还主动带着家人配合官军守城。
各省直在京官员愿自捐资置器带领家人在官军外分堵联络恊力城守。——《崇祯长编》
为民庶吉士张星捐助火药。————《崇祯长编》
当然，肯定有朋友会质疑说，才捐这么一点儿，比李自成抄家抄出来的少太多了。
但是请大家搞清楚，抄家是抄家，捐款就捐款。这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以这次疫情为例，大部分富豪捐得多的上千万，少的几十万，和他们身家比都不算多，那是不是可以说他们“才捐这么点儿”，和国家不是一条心？
汶川大地震的时候，捐特别党费，我记得不少单位封顶就100，你说一个机关单位的员工谁家没有几万，几十万，才让捐100，是不是说明汶川大地震的时候许多党员和国家“离心离德”？
@温体仁 说得挺好的，补充几点。
明代不鼓励士绅自办私兵来报效，倒未必是什么“君主专制制度对大地主的戒备”造成的，因为他对同样拥有土地、农奴和私兵的另一大地主势力“将门”就几乎没有什么戒备。每次边境有事，我们都可以看到各种（有官衔无职务的、已退休的或是想要继承父祖官衔的）武将们从老家带着从数十到上千不等的家丁（自己招募和蓄养的家臣和私兵）前来报效帝国，而帝国也会给他们安排相应的职务。
来看几条《熹宗实录》：
旌援辽都司张神武。神武，籍江西新建。万历甲辰武科第一人，授四川都司佥书。坐事，系狱。经略袁应泰荐出之，以原官率家丁二百四十余人援辽。至广宁，辽阳已陷。抚臣留之，不可，曰：“奉命援辽阳，非守广宁也。”曰：“辽阳陷矣，子将焉之？”曰：“将以杀奴。”曰：“二百余人，能杀奴乎？”曰：“不能杀奴，则死之。”前至河，遇逃卒十余万，西奔神武。固邀其帅与同进，曰：“以此众战，何敌不摧？纵死，犹不失为忠义。而鼠窜偷生乎？”众不从，于是神武率所部独渡河，至首山，距辽阳十七里。时神武已不食一日。奴不意我兵猝至，仓皇惊扰，神武急击杀十百人。孤军无援，遂没于贼。所部二百余人俱战死，仅余冉绍登等十四人奔回。肢体无全者，监军御史方震孺画其像，率将士罗拜为请于朝。赠都督同知。荫一子本卫正千户，世袭。
锦衣卫署所镇抚周应乾、湖广黄州卫镇抚邓祖禹、陕西西安卫镇抚刘起龙、四川保宁卫指挥孙光祚、杨应岳，各招带家丁，援辽自效。兵部请各加守备职衘，出关听用。从之。
庚申，原任左都督、阵亡刘綎长男刘佶，愿同弟刘佐、刘大德、刘之鼎，捐祖父世业，自备鞍马、行粮、兄弟叔侄，招集家丁旧将，并调川贵总兵，冲锋破阵，上雪国耻，下报父仇。章下所司。
看来，我大明对于地主阶级招募私兵上战场一事，实在没有什么“戒备”可言。原来坐牢的人一放出来，就可以做都司，带家丁240人出阵。如果是指挥（三品）、镇抚（五品）这样的世袭武将主动带家丁出阵，则立即就授守备职衔。这些人的部队有步兵也有骑兵，兵源、装备（鞍马）乃至军官（兄弟叔侄和旧将）、粮饷全部自理，朝廷只要补贴一部分资金（如路费、战费、赏功），再给他们升官授职就可以了。更有甚者，家丁即便因功作了军官也依然是故主的家臣，对故主维持着人身依附关系（旧将）。这不是很“封建自由”嘛？
然而，这种待遇仅限于我大萌的军事贵族也就是武将而已，文官和他们的后备军士绅（或曰土地贵族）是不享有这个特权的。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当然有很多，比如皇帝出于保护自耕农财源的考虑、担心地方割据等等，但具体到明末，很重要的理由恐怕还是体制惯性：长期以来，明廷的军事力量就是由将门负责提供的，士绅则负责提供资金和监督人员（文官）。这方面的制度要进行修改，对于一个老大帝国实则未便。搞得不好，帝国就面临解体的风险。事实上，明廷对此也打了一些补丁，如士绅可以通过武举、义兵等方式向朝廷提供私兵（如张神武、孙得功），但这意味着士绅将进入武将体制，这对于士绅来说吸引力太低。
另一方面，由于帝国长期依靠一部分大地主阶级也即将门提供军事人才，另一部分大地主阶级也即士绅日常的军事能力就很值得怀疑了。体仁举了冯铨保境安民、多次出阵的例子，还指出此举连东林党人都感到钦佩。然而冯铨实非一代名将，己巳之变时他曾率团练运送红衣大炮去京师勤王，然而中途遇到建州轻骑兵，全军就溃散了。由此看来，当时士绅所办的团练确实尚未有野战的能力。
实际上，到了崇祯末期，将门（此外还有一种特殊的“将门”，即使秦良玉一类的土司，他们在明末向明廷提供了大量的武装力量）仍能给明廷输送相当有力的武装如关宁军和洪兵，以此来维持同大清国、农民军的两条战线。所以，朝廷尚未到不得不依赖士绅办团练的地步。对于崇祯帝而言，他也只需要士绅们保境安民即可，野战军仍可依赖武将所提供的兵力。到了李自成击败秦兵建国，他才慌张起来，急忙给予各地割据自雄的团练武装以各种官衔，希望他们能够代替武将报效自己。
然而，此时为时已晚。农民军势不可挡，大清国虎视眈眈，连从山西到河北的沿途武将也纷纷带领私兵加入了农民军的营垒，士绅们又有什么理由为明廷再效力下去呢？昔日安堵涿鹿而“从爱尔兰到契丹无人不知”的冯铨，很快也加入了大清国的朝堂。
所以，结论：
1、投资无用，纯属打水漂。
明朝灭亡，恰恰就是因为【出人】的武将（包括土司）从努尔哈赤开始，纷纷背叛了明廷。因此，士绅出再多钱，其实根本没用，不能挽救明廷的危亡。
2、士绅的财富不完全建立在明廷的基础之上。
权力洗牌后，割据自雄的士绅纷纷加入清廷或南明，继续其政治活动。可见士绅完全可以将资产转化为自保和继续参与政治的能力，而这些能力相当程度上又可以确保其资产。因此，士绅也没有充足的动力来死保大萌。
3、明廷本身也不希望士绅投入太多资源来拯救自己。
明廷出于维护自身君权以及安抚其他社会阶层（如武将、自耕农）的需要，不愿给予士绅太多的权力来交换士绅提供的资源。反过来，缺乏权力本身也限制了有意愿士绅投资的能力。
明廷不愿意，投资又无用，不投资也有其他办法保护财富，那么士绅当然选择不投资。这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个囚徒困境，但对于局中的士绅来说，没有现代民族主义思想的他们也未必会觉察到这一点。
京城戏霸袁四爷，历经清朝、北洋、日本、民国政府，江山如何易主变色，爷就是爷，谁来了都是爷
江山无论如何易主，到了地方，要的是秩序不是人头，有秩序才有税收，有秩序才有合法性，地方官僚、商帮能够让新君最快稳定地方局势，前方仍在打仗，一个稳固的“后方”才能实现以战养仗的目标，否则仗如何打下去？
和大人对此有深刻认识：
千千万万的灾民 谁去给他们发赈灾粮款？ 是你发还是我发？ 还不是得靠那些大大小小的官员
士绅官僚唯一需要担心的只有：
站好队
苏联解体时期，站队俄罗斯联邦的，解体后全都成为俄罗斯联邦高官、寡头
清军入关时期，最卖力的某地方商帮，易帜后一跃成为天字第一号
朝代更替的“重新洗牌”中被洗掉只有三种情况：
一、站错队，开城喜迎新君，末了被反杀，成了伪军
二、新政权得天下过易，或站队太晚，股指已经10个涨停板，你才全仓买入，旧体系和新体系的磨合中没有充分的利益输送，没有建立起足够的相互信任，新政权坐稳天下后，先洗的就是这样的人
换句话说，谁坐天下，世界仍然要运转，新政权仍要沿用旧制，地方没有发生激烈抵抗的话一般你的县长继续当你的县长，你的生意继续做你的生意
三、遇上革命政权
新政权不讲道理，革新经济基础，建立新制，若是如此，就算是袁四爷也得毙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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