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视察」而「封道」、「开道」的情况，在发达的民主社会例如英美是否有这种情况？民主化进程相对较短的地区例如台韩是怎样的？
好的，我们来详细探讨一下官员“视察”时“封道”、“开道”的情况，以及它在不同社会和政治体制下的差异。
一、 官员“视察”与“封道”、“开道”的普遍性分析
首先，需要明确一点：“封道”或“开道”以服务官员的“视察”或出行，本身是一种公共资源的非正常调配，其核心在于安全保障、交通管制以及优先通行权的体现。这种做法的出现，往往与以下几个因素有关：
权力象征与排场： 在一些体制下，官员的出行被视为一种权力的展示，通过清空道路、开道车护卫来营造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威感。
安全考量： 官员，尤其是高级官员，确实需要一定的安全保障。封锁或管制交通可以最大程度地降低潜在的风险。
效率追求（有时是借口）： 为了确保官员的行程不受延误，避免拥堵，管理者可能会选择临时管制交通。
官僚文化与惯性： 在一些国家或地区，这种做法可能已经成为一种惯例，即使在理论上不被鼓励，但在实际操作中依然存在。
二、 发达的民主社会（例如英美）的情况
在英美等发达的民主社会，官员“视察”时的“封道”、“开道”情况相对较少，并且受到严格的限制和监督。这主要得益于以下几个方面：
法治精神与公开透明： 这些社会的核心是法治，所有公共资源的动用都必须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和公开的程序。任何非必要的交通管制都会受到严格审查，并需要向公众解释。
民权意识与公众监督： 民众的权利意识普遍较高，对公共资源的滥用具有高度敏感性。一旦出现不合理的封道情况，很容易引起媒体的关注和公众的批评，从而给政府带来巨大的压力。
效率与成本的考量： 交通拥堵是发达城市普遍存在的问题，再进行不必要的封道只会加剧这一问题，影响经济活动和民生。同时，调动警力进行大规模交通管制也涉及成本问题。
较低的权力崇拜文化： 英美等社会在历史上经历过启蒙运动和民主革命，对权力持谨慎和监督的态度，不存在过度的权力崇拜文化。官员更多地被视为服务者，而非高高在上的统治者。
具体表现和例子：
“封道”情况极少： 在英美，普通官员的例行视察几乎不会导致大范围的道路封闭。如果确实是最高级别的国家元首访问（例如总统、国王），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交通管制，但这通常会提前通知，并尽量减少对公众的影响，而且会由专业的交通管理部门执行，并有明确的安保理由。
有限的“开道”或“优先通行”： 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例如紧急情况（如救护车、消防车），警察车辆会开道保障通行。对于一些特定官员的出行，可能会有少量警力提供护卫，但通常不会进行大范围的封锁。有时，警方可能会为了护送车队而临时采取“绿波”（即控制红绿灯，使车队能够连续快速通过），但这与彻底“封道”有本质区别，影响范围和时间都更短。
透明度与公众告知： 如果确实需要进行交通管制，通常会提前通过媒体、交通信息系统等渠道向公众发布通知，说明受影响的区域、时间和原因。
媒体的监督作用： 一旦出现官员出行造成交通拥堵或不便，媒体会进行报道和评论，引发公众讨论，倒逼政府改进。
总结英美情况： 在英美，虽然也有安全和效率的考量，但由于法治、民权意识和监督机制的健全，官员出行造成的“封道”、“开道”情况非常罕见，且受到严格限制和高度透明。如果发生，通常有明确的安全需求和公开的程序，并且会尽量减少对公众的影响。
三、 民主化进程相对较短的地区（例如台韩）的情况
台韩在经历了威权统治时期后，近年来实现了民主化，但其官僚文化和一些历史遗留问题使得官员“视察”时的“封道”、“开道”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但相比威权时期有所改善，并且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批评。
韩国的情况：
历史遗留： 韩国在经历经济腾飞和民主化的过程中，曾受到政府主导发展的深刻影响。在一些地方，官员视察被视为重要的活动，有时会伴随一定的交通管制。
现况：
总统及高级官员出行： 与英美类似，总统、总理等最高级别官员出行时，会有必要的安全保障，包括警车开道和部分路段的临时交通管制。但这些管制通常是短时、局部的，并且有明确的安保需求。
普通官员视察： 对于地方官员或中央部门普通官员的视察，大规模的封道情况相对较少。但有时为了保证行程顺畅，也可能出现警车协调交通、疏导车辆的情况，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被民众解读为“开道”。
公众的批评： 随着民主意识的提高，民众对官员出行造成的交通不便越来越敏感。一旦出现不合理的封道，很容易在社交媒体上引起讨论和批评。韩国媒体也会对这类事件进行报道。
制度约束的加强： 政府也在努力规范此类行为，通过内部规章或政策来限制非必要的交通管制。
总结韩国： 在韩国，虽然最高领导人的出行会有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但对于普通官员的视察，大规模的封道情况已经不普遍。但由于历史和文化因素，以及对行程效率的追求，一定程度的交通协调或临时管制仍可能出现，并受到公众的监督和批评。
台湾的情况：
民主化与挑战： 台湾的民主化进程相对较早且稳定，但其官僚体系和地方政治文化也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
现况：
总统及重要官员出行： 与韩国类似，台湾的总统、副总统以及部分部会首长出行时，也会有维安人员护卫，并且可能会涉及一定程度的交通管制。例如，在车队通过前，路口可能会短暂清空，甚至在特定时段对部分路段实施临时管制。
地方官员视察： 台湾地方首长或民意代表的视察活动，也可能存在类似情况。特别是在一些地方性活动或新建工程的“视察”过程中，为了保证仪式感和行程的顺畅，也可能出现交通协调。
公众监督和媒体关注： 台湾民众的公民意识和媒体监督能力都很强。任何不合理的封道行为都很容易成为媒体报道的焦点，引发公众的讨论甚至抗议。例如，过去曾有民众抱怨因为官员视察而耽误了重要的约会或工作。
行政机关的努力： 台湾的行政机关（如警察部门）在执行交通管制时，通常会尽量考虑对民众的影响，并通过媒体提前告知可能的管制信息。同时，也在不断优化维安和交通管理的方式，以降低对正常交通的影响。
部分“灰色地带”： 尽管有制度约束，但偶尔也可能出现一些界定模糊的情况，例如在地方首长参加的活动中，为了“方便”而进行的交通疏导，可能带有一定的“开道”性质。
总结台湾： 在台湾，官员出行时进行交通管制的情况存在，尤其是在高级官员的安保需求下。但与一些威权时期相比，已经显著改善。公众和媒体的强大监督力量，使得任何形式的“封道”行为都必须谨慎对待，否则会面临舆论压力。因此，虽然偶尔会有交通管制，但大规模、不合理的“封道”情况相对较少。
四、 影响因素的对比总结
| 特征/地区 | 发达民主社会（英美） | 民主化相对较短地区（台韩） |
| : | : | : |
| 法治与程序 | 极高，所有管制需明确法律依据和公开程序。 | 相对较高，但仍有历史文化影响和操作上的弹性空间。 |
| 公众监督 | 极强，媒体与民众的敏感度高，批评严厉。 | 较强，媒体和公民意识活跃，但对最高权力者的管制接受度可能略高。 |
| 权力文化 | 较低权力崇拜，官员被视为服务者。 | 存在一定程度的权力崇拜遗留，但日趋淡化。 |
| 交通管理效率 | 注重整体交通流，尽量减少对公众影响。 | 在保障官员安全和行程效率与降低对公众影响之间寻求平衡，有时会侧重前者。 |
| “封道”普遍性 | 极少，仅限于最高级别且有明确安全需求。 | 中等，最高级别官员出行较常见，普通官员相对较少，但有交通协调。 |
| “开道”普遍性 | 极少，主要为紧急车辆或最高级别官员护卫。 | 中等，警车护卫或交通协调较常见。 |
| 信息透明度 | 高，管制信息公开提前发布。 | 较高，但有时信息发布可能不及英美即时或全面。 |
结论：
在发达民主社会如英美，官员“视察”时“封道”、“开道”的情况非常罕见，主要原因在于其健全的法治体系、高度的公民意识、强大的媒体监督以及较低的权力崇拜文化。公共资源的动用受到严格的限制和透明度要求。
而在民主化进程相对较短的台韩地区，虽然整体上朝着更加民主和透明的方向发展，但由于历史、文化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背景，官员出行时的交通管制情况相对而言更为常见一些。特别是对于最高级别的官员，为了安全和效率，会实施一定的交通管制。尽管如此，公众和媒体的监督也在不断加强，使得不合理的“封道”行为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并且相关部门也在努力在保障安全和减少对民众影响之间找到平衡。
总的来说，这种现象在不同社会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其核心在于社会制度、公民权利意识以及对权力制约的认知和实践。民主化程度越深，公民监督越有力，此类现象就越会受到约束。
一、 官员“视察”与“封道”、“开道”的普遍性分析
首先，需要明确一点：“封道”或“开道”以服务官员的“视察”或出行，本身是一种公共资源的非正常调配，其核心在于安全保障、交通管制以及优先通行权的体现。这种做法的出现，往往与以下几个因素有关：
权力象征与排场： 在一些体制下，官员的出行被视为一种权力的展示，通过清空道路、开道车护卫来营造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威感。
安全考量： 官员，尤其是高级官员，确实需要一定的安全保障。封锁或管制交通可以最大程度地降低潜在的风险。
效率追求（有时是借口）： 为了确保官员的行程不受延误，避免拥堵，管理者可能会选择临时管制交通。
官僚文化与惯性： 在一些国家或地区，这种做法可能已经成为一种惯例，即使在理论上不被鼓励，但在实际操作中依然存在。
二、 发达的民主社会（例如英美）的情况
在英美等发达的民主社会，官员“视察”时的“封道”、“开道”情况相对较少，并且受到严格的限制和监督。这主要得益于以下几个方面：
法治精神与公开透明： 这些社会的核心是法治，所有公共资源的动用都必须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和公开的程序。任何非必要的交通管制都会受到严格审查，并需要向公众解释。
民权意识与公众监督： 民众的权利意识普遍较高，对公共资源的滥用具有高度敏感性。一旦出现不合理的封道情况，很容易引起媒体的关注和公众的批评，从而给政府带来巨大的压力。
效率与成本的考量： 交通拥堵是发达城市普遍存在的问题，再进行不必要的封道只会加剧这一问题，影响经济活动和民生。同时，调动警力进行大规模交通管制也涉及成本问题。
较低的权力崇拜文化： 英美等社会在历史上经历过启蒙运动和民主革命，对权力持谨慎和监督的态度，不存在过度的权力崇拜文化。官员更多地被视为服务者，而非高高在上的统治者。
具体表现和例子：
“封道”情况极少： 在英美，普通官员的例行视察几乎不会导致大范围的道路封闭。如果确实是最高级别的国家元首访问（例如总统、国王），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交通管制，但这通常会提前通知，并尽量减少对公众的影响，而且会由专业的交通管理部门执行，并有明确的安保理由。
有限的“开道”或“优先通行”： 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例如紧急情况（如救护车、消防车），警察车辆会开道保障通行。对于一些特定官员的出行，可能会有少量警力提供护卫，但通常不会进行大范围的封锁。有时，警方可能会为了护送车队而临时采取“绿波”（即控制红绿灯，使车队能够连续快速通过），但这与彻底“封道”有本质区别，影响范围和时间都更短。
透明度与公众告知： 如果确实需要进行交通管制，通常会提前通过媒体、交通信息系统等渠道向公众发布通知，说明受影响的区域、时间和原因。
媒体的监督作用： 一旦出现官员出行造成交通拥堵或不便，媒体会进行报道和评论，引发公众讨论，倒逼政府改进。
总结英美情况： 在英美，虽然也有安全和效率的考量，但由于法治、民权意识和监督机制的健全，官员出行造成的“封道”、“开道”情况非常罕见，且受到严格限制和高度透明。如果发生，通常有明确的安全需求和公开的程序，并且会尽量减少对公众的影响。
三、 民主化进程相对较短的地区（例如台韩）的情况
台韩在经历了威权统治时期后，近年来实现了民主化，但其官僚文化和一些历史遗留问题使得官员“视察”时的“封道”、“开道”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但相比威权时期有所改善，并且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批评。
韩国的情况：
历史遗留： 韩国在经历经济腾飞和民主化的过程中，曾受到政府主导发展的深刻影响。在一些地方，官员视察被视为重要的活动，有时会伴随一定的交通管制。
现况：
总统及高级官员出行： 与英美类似，总统、总理等最高级别官员出行时，会有必要的安全保障，包括警车开道和部分路段的临时交通管制。但这些管制通常是短时、局部的，并且有明确的安保需求。
普通官员视察： 对于地方官员或中央部门普通官员的视察，大规模的封道情况相对较少。但有时为了保证行程顺畅，也可能出现警车协调交通、疏导车辆的情况，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被民众解读为“开道”。
公众的批评： 随着民主意识的提高，民众对官员出行造成的交通不便越来越敏感。一旦出现不合理的封道，很容易在社交媒体上引起讨论和批评。韩国媒体也会对这类事件进行报道。
制度约束的加强： 政府也在努力规范此类行为，通过内部规章或政策来限制非必要的交通管制。
总结韩国： 在韩国，虽然最高领导人的出行会有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但对于普通官员的视察，大规模的封道情况已经不普遍。但由于历史和文化因素，以及对行程效率的追求，一定程度的交通协调或临时管制仍可能出现，并受到公众的监督和批评。
台湾的情况：
民主化与挑战： 台湾的民主化进程相对较早且稳定，但其官僚体系和地方政治文化也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
现况：
总统及重要官员出行： 与韩国类似，台湾的总统、副总统以及部分部会首长出行时，也会有维安人员护卫，并且可能会涉及一定程度的交通管制。例如，在车队通过前，路口可能会短暂清空，甚至在特定时段对部分路段实施临时管制。
地方官员视察： 台湾地方首长或民意代表的视察活动，也可能存在类似情况。特别是在一些地方性活动或新建工程的“视察”过程中，为了保证仪式感和行程的顺畅，也可能出现交通协调。
公众监督和媒体关注： 台湾民众的公民意识和媒体监督能力都很强。任何不合理的封道行为都很容易成为媒体报道的焦点，引发公众的讨论甚至抗议。例如，过去曾有民众抱怨因为官员视察而耽误了重要的约会或工作。
行政机关的努力： 台湾的行政机关（如警察部门）在执行交通管制时，通常会尽量考虑对民众的影响，并通过媒体提前告知可能的管制信息。同时，也在不断优化维安和交通管理的方式，以降低对正常交通的影响。
部分“灰色地带”： 尽管有制度约束，但偶尔也可能出现一些界定模糊的情况，例如在地方首长参加的活动中，为了“方便”而进行的交通疏导，可能带有一定的“开道”性质。
总结台湾： 在台湾，官员出行时进行交通管制的情况存在，尤其是在高级官员的安保需求下。但与一些威权时期相比，已经显著改善。公众和媒体的强大监督力量，使得任何形式的“封道”行为都必须谨慎对待，否则会面临舆论压力。因此，虽然偶尔会有交通管制，但大规模、不合理的“封道”情况相对较少。
四、 影响因素的对比总结
| 特征/地区 | 发达民主社会（英美） | 民主化相对较短地区（台韩） |
| : | : | : |
| 法治与程序 | 极高，所有管制需明确法律依据和公开程序。 | 相对较高，但仍有历史文化影响和操作上的弹性空间。 |
| 公众监督 | 极强，媒体与民众的敏感度高，批评严厉。 | 较强，媒体和公民意识活跃，但对最高权力者的管制接受度可能略高。 |
| 权力文化 | 较低权力崇拜，官员被视为服务者。 | 存在一定程度的权力崇拜遗留，但日趋淡化。 |
| 交通管理效率 | 注重整体交通流，尽量减少对公众影响。 | 在保障官员安全和行程效率与降低对公众影响之间寻求平衡，有时会侧重前者。 |
| “封道”普遍性 | 极少，仅限于最高级别且有明确安全需求。 | 中等，最高级别官员出行较常见，普通官员相对较少，但有交通协调。 |
| “开道”普遍性 | 极少，主要为紧急车辆或最高级别官员护卫。 | 中等，警车护卫或交通协调较常见。 |
| 信息透明度 | 高，管制信息公开提前发布。 | 较高，但有时信息发布可能不及英美即时或全面。 |
结论：
在发达民主社会如英美，官员“视察”时“封道”、“开道”的情况非常罕见，主要原因在于其健全的法治体系、高度的公民意识、强大的媒体监督以及较低的权力崇拜文化。公共资源的动用受到严格的限制和透明度要求。
而在民主化进程相对较短的台韩地区，虽然整体上朝着更加民主和透明的方向发展，但由于历史、文化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背景，官员出行时的交通管制情况相对而言更为常见一些。特别是对于最高级别的官员，为了安全和效率，会实施一定的交通管制。尽管如此，公众和媒体的监督也在不断加强，使得不合理的“封道”行为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并且相关部门也在努力在保障安全和减少对民众影响之间找到平衡。
总的来说，这种现象在不同社会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其核心在于社会制度、公民权利意识以及对权力制约的认知和实践。民主化程度越深，公民监督越有力，此类现象就越会受到约束。
网友意见
2021年1月18日，应景更新一下这个发布于2012年8月5日的回答，上周日（2021年1月17日）生效的华盛顿特区封路通告与地铁停开通告。
睡王摘下口罩向九年前的题主问个好：）
-----我是2012年8月5日时的分割线-----
像这样？
President Barack Obama arrives in Seattle
http://www.examiner.com/article/president-barack-obama-arrives-seattle
“Seattle freeways were closed to traffic as the President's motorcade moved through Seattle to Hunts Point to a fundraiser at the home of Costco co-founder Jim Sinegal. The $5,000 a plate fundraiser is just one stop in the President's west coast visits to raise money for his campaign.”
（图片是另外一次，不是链接内西雅图那次。）
满怀期待提问者向我普及这一现象与“民主”有何关系。
我想Obama也一定很期待这个关系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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