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为何最终未能顺利羁縻蒙古？
要详细地说，我们可以从几个主要方面来剖析：
一、明朝对蒙古的战略定位与“羁縻”政策的内在局限
1. “羁縻”的本义与时代局限： 明朝继承了宋元以来对北方少数民族的“羁縻”传统，核心思想是通过册封、赏赐、贸易等方式，让他们保持对中央王朝的宗主国名义上的臣服，但不直接干预其内部事务，避免直接的统治成本和冲突。这种方式在某些时期、对某些族群有效，但它本质上是一种间接控制，缺乏深入的同化和整合。
2. “重内轻外”的战略重心转移： 明朝初年，朱元璋面对元朝残余势力，采取了积极防御的策略，甚至主动出击。但随着明朝内部政治的巩固和发展，尤其是永乐皇帝北巡之后，重心逐渐转向了内部的治理和经济发展。长城成为了一种明确的边疆界定，防御性的姿态日益明显。这使得明朝在主动塑造与蒙古关系上，投入的精力相对有限。
3. “不立边境盟约”的失误： 与很多成功羁縻政策的例子不同，明朝并没有尝试与蒙古各部签订正式的边境条约，来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和行为规范。这种模糊性一方面给予了朝廷更大的操作空间，但也使得政策缺乏法律和制度上的保障，容易受到政治风向的影响。
二、明朝对蒙古具体政策执行中的问题
1. 赏赐制度的困境：
“厚赏薄待”与“喂饱不喂饱”的难题： 明朝对蒙古的赏赐主要集中在金帛、茶叶、粮食等物资。理论上，这可以满足蒙古贵族的物质需求，让他们感恩戴德。但实际上，这种赏赐的规模和频率往往难以完全满足日益增长的蒙古人口和贵族需求。当赏赐不足时，不满情绪就会滋生，容易导向冲突。
奖赏不均与内部离心： 明朝在册封和赏赐时，往往倾向于扶持那些愿意臣服的部落，打压那些不服从的部落。但这种扶持往往是选择性的，容易造成蒙古内部的贫富差距和权力分配不均，反而加剧了部落间的矛盾，让原本可能联合的力量变得分散，也更容易被外部势力（比如后来的女真）利用。
财政负担与 정책的可持续性： 对蒙古的赏赐是一笔巨大的开支，尤其是在蒙古势力相对强大的时期。这给明朝财政带来了沉重负担，也限制了赏赐的规模和稳定性。一旦明朝国力衰退，这种赏赐就难以维系，直接影响到羁縻效果。
2. 朝贡贸易的限制与冲突：
“国初定例”的僵化： 明朝继承了前朝的朝贡体系，允许蒙古部落以“朝贡”的名义来华进行贸易，并获得朝廷的赏赐。但朝贡的次数、物品种类和数量，都有严格的规定。这些规定在初期也许合理，但随着时间和蒙古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得越来越僵化，难以满足蒙古人的实际需求。
经济利益的诱惑与冲突： 贸易是羁縻的重要环节，但明朝对贸易的控制非常严格，往往将其视为一种恩赐。而蒙古人则希望通过贸易获得更多实际利益，满足其经济发展和消费需求。当朝廷提供的商品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或者交易的利润空间被压缩时，不满和冲突就难以避免。例如，马匹是蒙古人最需要的商品，而明朝出于军事上的顾虑，对马匹贸易的限制非常严格，这直接导致了冲突的发生。
市场失灵与走私： 明朝的朝贡贸易往往不能满足市场的实际需求，导致了黑市和走私的盛行。这不仅扰乱了正常的贸易秩序，也给明朝边境带来了不稳定因素。
3. 军事策略的失误与不足：
长城的“双刃剑”效应： 长城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防御作用，但它也意味着明朝主动出击、深入草原的意愿和能力是有限的。长城以内是“内”，长城以外是“外”，这种界定使得明朝与草原民族的联系变得疏远，不利于建立更深层次的理解和融合。
“卫所制”的衰败： 明朝初期的军事力量相对强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卫所制度逐渐腐败，军队战斗力下降，无法有效应对边境的挑战。
政治斗争对边疆政策的影响： 明朝内部的党争、皇权更迭等政治事件，也常常影响到对蒙古的边疆政策。当朝廷内部不稳定时，边疆事务往往会被忽视，或者被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导致政策的连贯性和有效性大打折扣。
三、外部因素的影响：蒙古内部的变化与外部势力的崛起
1. 蒙古内部的分化与统一浪潮： 蒙古并非铁板一块，在明朝初期，瓦剌、鞑靼（蒙古本部的余部）、兀良哈等势力各不相同，实力也此消彼长。
崛起中的蒙古力量： 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北元衰落之后，蒙古各部在内部整合和力量重组方面也在不断发展。虽然明朝的羁縻试图将其分割和控制，但蒙古内部的强大整合力量，如后来的也先时期，就一度对明朝构成了严重威胁。
瓦剌的崛起与“土木堡之变”： 也先统一瓦剌后，实力大增，在“土木堡之变”中俘虏了明英宗，这对明朝的羁縻体系造成了沉重打击，也暴露了明朝军事和政治的软肋。此后，明朝在与瓦剌和鞑靼的交往中，更多的是被动的应付和防守。
2. 后金（清）的崛起与战略转变： 到了明朝后期，女真族在东北崛起，并逐渐统一。后金的兴起，直接改变了明朝北方的战略格局。女真人采取了与明朝更为直接和主动的扩张策略，并善于利用蒙古各部的矛盾，将部分蒙古部落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这使得明朝的羁縻政策，在面对一个更具威胁和组织性的对手时，显得更加捉襟见肘。
四、明朝的民族观与“华夷之辨”的制约
明朝继承了传统的“华夷之辨”思想，虽然对蒙古实行羁縻，但内心深处仍有“我中华”与“蛮夷”的隔阂。这种思想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明朝主动去理解、融合和发展与蒙古民族的更深层次的关系。羁縻更多的是一种“统治术”，而非真正意义上的“民族政策”。如果明朝能够以更开放、更平等的姿态，去思考如何将蒙古民族纳入一个更广泛的共同体，也许会有不同的结果。
总结来说，明朝未能顺利羁縻蒙古，是其自身政策设计的缺陷、执行中的偏差、战略重心的转移以及外部环境剧烈变化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简单地通过册封、赏赐和贸易来维持一种松散的宗主关系，在面对一个拥有强大生命力、不断变化的游牧民族，以及后来崛起的更具威胁性的外部势力时，这种“羁縻”模式的局限性暴露无遗。明朝最终未能建立起一种能够长久维持的、真正有效的羁縻体系，也为后来满清统一中国埋下了伏笔。
网友意见
这事，排名第一的上飞机的那位说的很不错，明朝自身的态度不端正（或者叫太端正）是很大的一方面原因。
然而一个巴掌拍不响，除非是打耳光。除却明朝自身问题，对面蒙古的问题也不容小觑。
前几天看到
@关毛的一个回答说的很有意思，说是匈奴人塌了之后鲜卑人接踵而起，同事还存在各种草原这部那部的，还有什么柔然突厥等等，称雄一时。而铁木真之后就不同了，铁木真统一了蒙古，然后他的子孙们是蒙古人，统治中原百年不到被社会底层的人们撵到草原后，还是蒙古人，李文忠傅友德蓝玉朱棣明初六十年轮番上阵砍，然而那些个被砍残之后北元能打的还叫蒙古人，明朝中后期著名的加强团团长董狐狸、新六军军长插汉虎墩兔，居然还是叫蒙古人，清朝如此牛逼，外蒙四汗内蒙六盟的人也叫蒙古人，现在仍然是叫蒙古人。
那么铁木真之前的那种一会匈奴一会鲜卑一会柔然一会突厥的情况怎么没了？
因为铁木真把他们统一了，打散了原有的部落制，以万户千户这种简单的基层组织缔造了“蒙古人”这一新品种，原有的克烈部、汪古部等等从此消失，虽然他们可能在百十年前还是被蹂躏被奴役的非蒙古人，从此不管是当年草原上蒙古大汗的嫡系侍卫——察哈尔（怯薛），还是当年从波斯虏来的雇佣军——阿苏特（阿速军），亦或者是瓦剌四部的准噶尔、杜尔伯特、和硕特、土尔扈特还是北边的不里牙惕，他们在元朝之后只有一个名字——蒙古人。
（补上
@关毛的回答地址
蒙元开国九十五千户到底起了什么作用？ - 历史）
那位看官说了，说是蒙古长期内乱，鞑靼瓦剌互相看不惯，还有兀良哈这种吃里扒外的二五仔。
其实这种情况并不会对汉族王朝带来太大的外部优势。对于明朝而言，出了北边不久就是草原，草原上从东往西各种大小部落成百上千但是无一例外都是蒙古人——心里会怎么想？即使是最早归顺明朝的朵颜部（也就是朵颜卫），也在归顺后的第三年反了（后来又被朱元璋砍了一遭，彻底没了脾气）。
如此一来，汉人当年那种打一个拉一个的政策就没了多大的市场，拉着瓦剌打鞑靼吧，这俩都是蒙古人，前脚把鞑靼打个半死，后脚瓦剌带着刚收的鞑靼小弟一块来大同叩关了；拉着鞑靼打瓦剌吧，瓦剌趁机跑路，鞑靼趁机做大，回头带着刚收的瓦剌小弟一块来榆林叩关了……
除此之外，周边生存环境的改变也是明朝不能恢复汉唐旧地的原因之一。
众所周知，洪武五年那次的北伐两路失利，但是西路分出来的傅有德却七战七胜，从陕西一下子推下来了整个河西走廊，“败失剌罕于西凉,至永昌,败太尉朵儿只巴,获马牛羊十余万。略甘肃,射杀平章不花,降太尉锁纳儿等。至瓜沙州,获金银印及杂畜二万而还。”这是自北宋景祐三年沙州陷于党项人三百四十年之后，汉人王朝部队第一次攻入这块地域。如果往前推到吐蕃占据沙州，也就是唐德宗建中二年，那么这个地区失去汉人王朝统治则是六百年——六百年什么概念？今年是2016年，六百年前的1416年，是郑和马上第五次下西洋的时候，那一年北京明朝还没正式迁都北京，那一年北京便宜坊刚开张。三百四十年是什么概念？今年是2016年，三百四十年前中国还在打三藩之乱，雅克萨还没割出去。——恢复了数百年前的失地，却“获金银印及杂畜二万而还”，不是不想要，而是要不了。若是这里水草丰美阡陌纵横一如宁夏平原，亦或者汉人占主导而回回、蒙古为少数，你再看看他是“获金银印及杂畜二万而还”，还是“筑城迁士卒以守”？
其实不仅仅是沙州、瓜州，整个河西走廊都在跟汉人政权失联三百五十年以上，而其他答案里说到的西州、伊州，在元朝就基本成了伊斯兰的世界，西州在今天的吐鲁番高昌区，伊州今天叫哈密，现在哈密市汉族约占70.99%，少数民族人口占29.01%，吐鲁番地区少数民族人口476840人，占总人口比重的77.58%，维、汉、回民族占总人口的比重分别为71.0%、22.42和6.27%——今天且是如此，明朝刚建国的时候会如何？而且，当时沙州地区的领导人是蒙古王子阿鲁哥失里，哈密地区是元朝的肃王，安定卫是蒙古宁王卜烟帖木儿。元朝的时候哈密力、北庭、哈剌火州都不属于甘肃行省，你觉得到了明朝，能把这些汉唐故地收入囊中的可能性有多大？除去这个人口异化的因素，当地的生态环境变化导致明朝如果在此进行屯兵，则后勤粮草将不得不从甘肃行都司的后勤基地兰州进行补给——直线距离一千二百公里，折合就是两千四百里——就明朝那种要了命的后勤能力，能维持多久？
外部不乐观，自身不给力，大概就是这道题的原因。
顺道提一下所谓的汉、唐羁縻草原。
唐朝算是真的有效羁縻草原了，所谓安北都护府是也，有效期是贞观二十年到垂拱二年，大概是四十年；管理西域的安西都护府则是从贞观十四年到元和三年这一百六十余年，而从上元元年安西成为孤地算则是一百二十年。如此看，则唐朝对草原的羁縻并不是太过成功。
而汉朝羁縻草原……我真不记得有这回事。
另外说一句，明朝虽然在北边屡屡吃亏，但是南边尤其是西南，还算是可以的。
明朝万历阁老东阿于慎行在著作《谷山笔麈》上有一段评论：本朝舆图，毋论胜国（元朝），即较之汉、唐亦有所不及。东面朝鲜即汉之玄菟、乐浪，唐之安东都护也；西面哈密即汉之安西、唐之四镇也；北面河套即汉之五原，唐之丰、胜等州也；南面交趾即汉之九真、日南，唐之五管外境也。朝鲜建国公矣；旧辽阳控辽左……，而为三卫所据；河套为西虏所据；哈密为吐鲁番所侵；交趾旋得旋失。较之汉、唐剪其四幅矣。然灵、夏在版图，则宋全盛所无；甘肃为斥堠，则唐中叶所失；而云南一省全为郡县，则汉唐以来所未有者，亦足补其一二矣。
事实也差不多如于慎行所言，明朝对于云、贵的充实和补充相当凑合，当年即使是元跨革嚢的蒙古人，也留下了世袭大理总管，以至于元末的时候明玉珍数万大军一举攻陷中庆府（云南昆明）之后反而是镇守大理的大理世袭总管段功带着自家兵马恢复了失地，大理之后的段氏实力可见一斑。而明朝对云南，从军屯到戍守，从土司到流官，从羁縻到时控，二百六十余年最后保存下的是比今日的云南还要大的一块领土（南明时期云南比今日尚多孟艮府，后来在吴三桂三藩之乱的时候丢失），李定国最后的活动范围是在景线，也就是泰国清迈，这里，才是明朝的西南沿——虽汉唐而不能及。
此为后话。
不赞成
@姬轩亦的史论，有为影射现实而歪曲历史之嫌。
的确，现在的汉民族主义者中颇有一些明朝粉丝，喜欢用自己的价值观去塑造明史。但是像姬轩亦一样为了对其进行批判，而在上述这些塑造的基础上对明史进行再塑造，则尤不可取。
朱元璋真有什么民族主义思想雏形吗？可能是有的。但达到“蛮夷就该死”的程度了吗？显然没有。不但没有，作为皇帝（而非红宋武将）的他反而还对元朝的统治颇多肯定之词。
检阅《太祖本纪》、《实录》等诸书，朱元璋早在称帝前的伐（东）吴作战前，就在讨伐令中肯定了元朝的正统性。到了北伐时，他又再一次重申了这一点，甚至不惜以肯定元廷来污蔑自己曾效力的红宋政权。当然此时他采取肯定元廷的政策，主要还是为了争取元廷故吏，否定当时在北中国混战的诸军阀势力。
然而，北伐成功，元廷基本覆灭后，朱元璋并未因统一中国而放弃上述政策，相反是强化了对故元的推崇。洪武三年五月，明军北征，俘虏了顺帝之孙买的里八剌以及后妃、公主、宫人、诸王人等。六月，送至京师。有人请行献俘礼，明太祖当即拒绝，说“元虽夷狄，入主中国百年之内，生齿浩繁，家给人足，朕之祖父，亦预享其太平，献俘之礼，不忍加之。”十一月，北征大军得胜班师，李文忠上贺表，内多诋毁元朝之语。明太祖很不高兴，即切责宰相说：“卿等为宰相，当法古昔致君于圣贤，何乃习为小吏浮薄之言，不知大体，妄加诋诮。况元虽夷狄，然君主中国且将百年，朕与卿等父母皆赖其生养。元之兴亡，自是气运于朕，何预而以此张之四方。有识之士，口虽不言，其心未必以为是也，可即改之。”
可见，朱元璋不但没有“蛮夷就该死”的思想，反而完全赞同姬氏“蛮夷是华夏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观点，甚至还觉得所谓蛮夷来“君主中国”亦无不可。更有甚者，朱元璋还将自己和自己的祖先说成是元廷的顺民（尽管他的外祖父就是崖山幸存者，而他本人更是红宋的武将），更胡说元廷是生养过自己和父祖的大恩人（虽然他们一家数口在元末几乎饿死殆尽）。试问，朱元璋都已经把元廷当作生养过自己一族的旧主、大恩人了，大有发迹奴才不忘恩公之卑态，这个姿态还不算低吗？比约为兄弟云云不知低到哪里去了。若还嫌过高，那究竟要低到什么程度才能让人满意，莫非要朱元璋主动让位给元顺帝回来复辟吗？
朱元璋对俘获或主动投诚的元廷贵族，政策多有变化。既有优待之时，也有翻脸流放之日，主要是基于当时明廷的内政外交形势。但总体而言，朱元璋对元廷贵族的基本政策还是一以贯之的，就是以招抚为主，给钱、给封号、给待遇。
明军北伐时，朱元璋明确宣布，元顺帝父子若能“审识天命，衔壁来降”，他就将“待以殊礼，作客吾家。” （《皇明诏令》）这是许诺要以二王三恪的国宾之礼来优待元帝一族。然而，事态的发展显然出乎他的意料。元顺帝北奔塞外，同太子和解，重建了后来被称为北元的政权，至此国宾云云的待遇保证自然不能够吸引元廷来归了。
于是，洪武三年六月，朱元璋又宣布“直北宗王驸马部落臣民，能率职来朝，朕当换给印信，还其旧职，仍居所部之地，民复旧业，羊马孳畜从便牧。” （(《明太祖实录》）可见是给印信、给官职而又安堵其草场部众了。在明廷的军事打击和招安政策下，北元的东道诸王、西道诸王中陆续有人投降明朝，形成兀良哈三卫、关西七卫、哈密卫等羁縻卫所。明廷也通过发给敕书、进行赏赐、朝贡贸易等方式对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经济笼络。
对于蒙古贵族是采取这种方式，朱元璋对元廷亦采取类似的方针。洪武三年四月，他让人带书信给退居漠北之顺帝，声称其只要“奉天道，顺人事，遣使通好，庶几得牧养于近塞，籍我之威，号令其部落，尚可为一邦之主，以奉其宗祀。” （《明太祖实录》）。五月，一听到顺帝死讯后，明太祖即遣人吊祭，并为之上谥号，又封被俘之买的里八剌为崇礼侯。七月，他又致书继位的爱猷识里达腊，一再宣称只要臣服明朝，即“可为一邦之主。”九月，他派人具厚礼，送买的里八剌回漠北。可见，朱元璋对元廷采取的方针大略同对蒙古大贵族类似，给封号、给钱、帮打内战都不在话下。至于联姻是否不在考虑之中呢？也非如此。朱元璋次子秦王朱樉的正妃就是北元权臣河南王王保保之妹，明初帝王后妃中亦不乏蒙古、高丽人（后来又有瑶族之类）。和亲或许被认为是屈辱，但联姻难道只是单向的吗？然而，元廷始终没有回应朱元璋的招徕，更在洪武五年击败明军而巩固了自身的统治，导致后者对建立一个囊括全蒙古的傀儡政权，终于是完全绝望了。
其后在永乐年间，朱棣基于朱元璋这一政策的失败，调整了方略，分封瓦剌领袖为顺宁等三王，欲挑拨离间，使北方处于长期混乱局面。另一方面，在鞑靼受到重创后，朱棣也曾分封其首脑阿鲁台为和宁王。朱棣及其后人就这样长期利用四王之间的不和，采取扶弱抑强的策略，达到间接控制蒙古高原的目标，这也就是所谓“帮打内战”了。这也是朱棣延续朱元璋的方略，尝试将所谓蛮夷通过朝贡制度编入“华夏体系”而成为其“一个重要部分”的努力之一。
然而朱棣父子的这一策略，完全没有收到长远的效果。随着明廷军事力量的急剧衰弱，四王中的顺宁王脱欢、也先父子很快崛起，统一蒙古，重建足以同明廷对抗的政权。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是因为朱棣父子的分而治之未能像汉唐那样彻底瓦解蒙古国家机器（就更不要说民族认同了），也未能真正做到让各领主的力量保持均势。这一事态的最终结果就是土木堡之变。此后，军事力量被严重削弱又在朱棣时代丧失了塞外军事据点的明廷，就再也不能干预蒙古内部政治局势的变化了。
随后，杰出的蒙古民族英雄人物达延汗登上历史舞台，中兴了蒙古汗国，对蒙古汗国的国家机器进行了再准备。至此，明廷在同蒙古的军事斗争中已陷入战略被动局面，其表现就在于原来为其所羁縻的各卫蒙古相继叛离。达延汗之后蒙古虽然又发生了分裂，但经过其整顿的国家机器仍具有相当凝聚力和向心力，不久就出现阿勒坦汗建立大金国的新形势。对此，明廷起初确实采取了缩头乌龟的姿态，竟寄希望于阿勒坦汗做一个饱食贼，但最终还是坦然面对，进行了隆庆封贡，对阿勒坦汗给封号、给钱财，只不过这种封贡实际上已不可能让明廷恢复了在蒙古高原的控制力了。
进入十七世纪以后，作为明廷“华夏体系”所谓“一个重要部分”的建州左都督努尔哈赤在满洲举兵反抗明朝，继而通过东道诸王中的科尔沁部（在元为齐王领）介入蒙古世界，击败了达延汗以来的末代正统大汗林丹汗（在此之前林丹汗已消灭了阿勒坦汗的大金国政权）。而其子洪太则最终被尊为新的全蒙古大汗，即博格达彻辰汗。这样一来，非但就的蒙古汗国统治体系宣告结束，朱元璋、朱棣父子所建立起来的“华夏体系”也就彻底崩溃了。在此事件不久之后，明廷即为顺朝所灭。
由此可见，明廷之所以不能顺利羁縻蒙古，固然有朱元璋、朱棣父子政策多变的因素，但最主要的是因为自身软硬实力均不足，根本无法令瓦解蒙古汗国自身的体系而将其彻底纳入“华夏体系”。所谓权术不到位云云，不过细枝末节、雕虫小技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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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之所以恢复活人殉葬制度，是一个复杂且令人扼腕的历史现象，其背后交织着政治、文化、社会以及统治者个人意志等多重因素。这并非一个简单的“恢复”，而是对一项古老习俗的重新启用，并赋予了它新的内涵和强制性。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回到明朝建立之初，尤其是朱元璋这位开国皇帝的身上。一、 巩固皇权与宣示“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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