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为何恢复活人殉葬制度？

笑倒，突然想起有几个清粉点了这个赞&感谢，估计是因为最后那句“他们是元朝人”吧？说真的如果深层次追究起来的话殉葬之俗甚至可以追溯到草原传统的主奴关系在汉地的扩散、泛化嘛，这点也可以用来解释我大清的殉葬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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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宋时期儒学复兴后波及到辽金的民间殉葬（以妇人殉节为主）风俗的兴起到北朝（辽金元）所带来的殉葬（活人生殉）风俗，明朝的殉葬刚好是这两种恶习的叠加，其中前者到了民国才正式废除。如果光讨论后者的话，（这里只讨论元朝，毕竟元朝对明朝的影响要比宋、金大得多）元朝官方使用人殉在汉文史料中是比较少见的，元史中并没有提及以妃嫔殉葬的事例，明朝后期的《见闻杂记》中认为元朝并没有使用人殉的习俗：

元朝之事，人都轻其元人不之依仿，却有可取者二端。其君后崩逝，不用殉葬，不陈祭器，不作山陵，埋深土中仍以万马蹂之，守以官军。至次年土生青草而后懈守，庙号止称某皇帝，不似宋朝徽号，加至十馀字，窃恐可法可传，不当以元人而弃之也。

刨开殉葬一节，这段文字对元朝的描述是比较失实的，比之稍晚的《沈氏日旦》中则有不同的记录：

嬪御殉葬，夷俗也。國初猶仍胡元遺風，至英廟始禁軰著爲令。則宋濂、方正學、觧縉等諸臣所潤色何事乎！

考虑到两种时间上差不多的文献有截然不同的记载，不妨看看元宫对于国丧的处理办法。应该说其具体过程对于汉人来说比较陌生，由于汉臣在元朝不属于核心，因此当时的情况是汉臣哭送北郊、不入殡殿（“元朝丧制，非国人不敢近，唯高丽得与焉”），所以在殡殿或者元主下葬的起辇谷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对于汉臣来说难以一探究竟，不过如果从域外文献考察的话则会发现蒙古人生殉仆妾乃是其固有之俗。这里先以国内《心史》的一条记录作为开端：

虜主及虜主婦死，剖大木刳其中空，僅容馬革裹屍納於中，復合其木，僭用金束之於外，皆歸於韃靼舊地，深葬平土，人皆莫知其處。往葬日，遇行路人，盡殺徇葬。

郑氏之书的这段文字确实可以在域外文献中找到呼应的内容，但是考虑到其反元思想，未必不会在书中对元朝的负面加以夸大，毕竟这种尽杀路人以殉葬的方法太过夸张，这种夸张的描述在域外文献中也有所体现，如《马可波罗行纪》：

尚有一不可思議之事，須為君等述者。運載遺體歸葬之時，運載遺體之人在道見人輒殺。殺時語之云：「網是汝主於彼世。」蓋彼等確信凡被殺者皆往事其主於彼世。對於馬匹亦然，蓋君主死時，彼等殺其所乘良馬，俾其在彼世乘騎。蒙哥汗死時，在道殺所見之人二萬有餘，其事非需也。

公平的说，考虑到蒙古大汗死后会封锁道路禁止路人通行，即使有杀路人的行为，想来也是少数，且应该是出于隐秘元主葬所的想法而非单纯的殉葬，《出使蒙古记》则记录了一段正常的殉葬的方式：

在把尸体放入墓穴时，他们把他生前宠爱的奴隶放在尸体下面。这个奴隶在尸体下面躺着，直至他几乎快要死去，这时他们就把他拖出来，让他呼吸；然后又把他放到尸体下面去， 这样他们一连搞三次。如果这个奴隶幸而不死，那么，他从此以后就成为一个自由的人。

《世界征服者史》、《史集》则分别记录了成吉思汗死后以四十个蒙古少女殉葬的记录，Edward Tryjarski则在《Some Early Polish Sources and Their Importance for The History of The Altaic World》中转引了十六世纪波兰作家 Marcin Bielski的一段记录（转引自钟焓的《心史·大义略叙》成书时代新考）：

当他死后 , 他们为他杀死许多人和许多家畜 , 也包括他的妻子和最忠诚的奴仆们, 并将其与大汗一起埋掉, 这样还让他在阴间还有奴仆服侍 。凡流血最多的人被视为最爱他的人。

如果参考其他的域外文献，则会发现蒙古人之殉葬在其他汗国也有所体现：

拔都：以奴隶及妻妾殉（《世界征服者史》）
旭烈兀：依蒙古旧例，掷黄金宝石于墓中，以幼年美女盛饰殉葬（多桑《蒙古史》，与上条皆引《瓦萨夫书》）

甚至还可以找出妃嫔殉葬以外的殉葬记录来，比如《蒙古黄金史纲》中成吉思汗死前的一段记录：

说毕，主圣又谕：“我的这些赛德们，你们跟我一齐死吧！”雪你惕的赛音吉鲁格台把阿秃儿启奏道：“你的玉成之邦将要寂寞的，你可爱的孛儿贴格勒津薛禅哈屯将要殉节的，你的合撒儿、别里古台二人将要服丧的……”启奏已毕，成吉思汗谕令：“你们如今不必死了。为我的遗孀孛儿贴格勒津薛禅哈屯……”

甚至Igor de Rachewiltz的观点认为蒙古军队在铁木真死后对西夏皇室、平民的屠杀不仅仅是出于复仇，更是出于被杀死的敌人会成为死者的保护神的信仰而展开屠杀行动（转引自钟焓的《心史·大义略叙》成书时代新考）

最后，如果把时间段放到后世，可以发现到了十六世纪的漠南蒙古还能找到生殉的记录：

初，虏王与台吉之死也，亦略有棺木之具，并其生平衣服、甲胄之类，俱埋于深僻莽苍之野。死之日，尽杀其所爱仆妾、良马，如秦穆殉葬之意。（《北虏风俗》）

至于为何明初的统治者们没有废除殉葬的意识，很简单，因为他们是元朝人，或者说，大环境下的集体堕落

2020年开年大剧《大明风华》，是近年来少有提及明初残酷殉葬制度的电视剧。

当然，剧中对明初嫔妃殉葬制的描述，是太子妃张氏口中的「后宫无所出者殉」，其实大大减轻了其残酷程度。

明初真实历史中，除正宫皇后外，所有妃嫔无论是否生育，都要殉葬，只有皇帝或太后特旨赦免的个别妃嫔，才能免死。

明太祖朱元璋，与和马皇后是结发夫妻，共历贫贱患难，恩爱至深，

然而，并不妨碍他同时广纳妃嫔，有封号的后妃四十六人，生下了二十六个儿子十六个女儿。

朱元璋一直自诩只好读书，不好女色，对后宫这些女人，毫无怜惜之情，完全视之如草芥，甚至复古了千年之前的人殉制度，死后将她们尽数打包带走。

事实上，朱元璋确实对女色无所爱，之所以广纳妃嫔，也只是为了尽可能多的繁衍后代，把自己从孤身一人繁衍成一个枝繁叶茂的大家族，儿子可以用来封藩一方，女儿可以用来联姻和笼络功臣，从而让自己建立的帝国，根基尽可能巩固。

这同样也是历史上绝大多数帝王，明明有心爱之人，一样要广纳后宫的根本原因。以古人的平均寿命和极高的婴孩夭折率，以及产妇死亡率，只有一个妻子，对整个王朝的社稷前途，都实在太危险了。

而朱元璋死后，那些生育了皇子的妃嫔，全部都被他勒令殉葬了，即使她们的儿子已经是封藩一方的藩王，也都不能免死。哪怕是年仅3岁的幼女宝庆公主的生母，在野史中被赦免了，其实一样也没破例。

更残酷的是，从皇次子秦王朱樉早死，秦王妃王氏被朱元璋勒令殉葬起，明朝还形成了这样的惯例，亲王郡王的正室王妃如果“无所出”，就是没有生育儿子，也要和侧妃、姬妾一起被强迫殉葬，生下儿子的才能免死。比如明仁宗之子，卫王朱瞻埏，越王朱瞻墉，早死且无子嗣，其王妃都被殉葬。

而另一方面，飞扬跋扈、居功自傲的大将军蓝玉，应该是朱元璋生平最痛恨的人，和胡惟庸并列，令他专门兴起“胡蓝大狱”，株连无数。

但是在把蓝玉剥皮实草，株连一万五千多人，杀戮无数功臣之后，蓝玉的女儿蜀王妃蓝氏。却居然没有被牵连。甚至最后朱元璋还把蓝玉的人皮留在了蜀王府，让他们夫妻一直供奉。

相反，秦王妃王氏作为蒙元名将王保保的妹妹（真实历史中的“赵敏”郡主），她被指婚给皇次子秦王朱樉，意味着秦王被肯定排除出皇储人选了，再不能与太子朱标相争了。

因此，秦王妃和秦王关系极差，长期被丈夫虐待，幽囚宫中，又没有生育，就在秦王早死后，成为第一个被朱元璋勒令殉葬的正室王妃。

而秦王更宠爱的次妃邓氏，开国功臣宁河王邓愈之女，更因为被朱元璋宣布“忌妒迷惑”秦王“宠妾灭妻”，直接被追责、自缢身亡。

——所以，朱元璋对这些女子的处置，其行事其实是【很有逻辑】的：

只要你安生做我老朱家儿媳妇，完成了相夫育子的本职工作，我就可以网开一面，不因你父亲的罪过牵连你，否则，纵然是被丈夫虐待，无辜受累，也难免残酷的殉葬结局。

只因在朱元璋眼里，自己的女人（马皇后除外），所有儿孙的女人，统统都是为老朱家繁衍后代、开枝散叶的【生育工具】。

那么当自己死后、或者自己儿子早死，那些还活着的女人，自然也就再没有作为生育工具的价值了。然后按汉晋唐宋各个前朝的惯例，朝廷居然还得专门花钱粮去供养她们，还得专门安置宫室看管，防止其勾连外人，不守贞节……

从起自布衣，平素节俭朴素的大明太祖皇帝看来，继续供养这些嫔妃，这实在是很浪费民脂民膏的事，他老人家自然难以容忍。

而到明成祖朱棣去世后，明朝后宫几十年的最高统治者，都是明仁宗皇后张氏。这位被外廷人士文官吹嘘成“贤明圣德”的诚孝昭皇后，也是明初惨烈的妃嫔殉葬制，除朱元璋之外的最大责任人。

哪个后宫嫔妃殉葬，哪个可以免死，几乎都是张皇后一言而决。敬妃张氏是名将张辅之女，就得到了特旨赦免。另几个无子嗣的老妾，和张皇后关系好，也被赦免了。

明仁宗生前最宠爱的郭贵妃，生下3个皇子，又是功臣之女，却不免于被殉葬。郭贵妃所生的腾王，梁王，卫王，在生母惨死后，心情可想而知，最后全都早死、无子、国除。

《大明风华》剧中，李朝进贡他们“全贵妃”所生的“婴宁长公主”给朱棣做了“朴妃”，这本身就肯定不符合历史，因为李氏朝鲜作为明朝藩属国，国君只是郡王，既不能有“贵妃”也不能有“公主”，更不姓朴。

而且， 如果按真实历史来，朝鲜进贡的“安贵妃”和“朴妃”姊妹，无论如何折腾，是否生下子嗣，都注定难逃殉葬噩运。

所以，为了剧情需要，才要在剧中将殉葬制改成了「后宫无所出者殉」，让“安贵妃”有一个努力折腾的动机。

至于当时的明朝为何有如此残酷的殉葬制度，愿意入宫攀龙附凤的女子还络绎不绝，原因也很简单，当不了嫔妃的宫女更苦……

明朝的宫女，生病了不给医治，而且是终身制，到死不得出宫，如明神宗王皇后好酗酒，打死的宫女上百人，竟然还被外廷文官视为贤后，竭力维持其地位。

另一方面，这些后宫女子， 同样也过着封建社会女性最顶端最奢华的生活。特别是高位嫔妃的物质和礼制待遇，甚至远远超过了名声赫赫、殚精竭虑的国家重臣。

她们如有幸生下子女，相对于大明王朝其他几乎所有人而言，那是真正的高高在上，身份之别如鸿沟天鉴，而且这种地位差距，同样被当时所有人视为天经地义。

而且，明初那些殉葬嫔妃的家人，有个专门称呼“朝天女户”，可以世袭锦衣卫千户、百户的官职，这是比类朝廷一品大员才有的待遇了。

要知道，于谦打赢北京保卫战，也只是让儿子于冕得到了“世袭锦衣卫千户”的世职。

历史上，明宣宗朱瞻基死时，除了胡皇后、孙皇后肯定不用殉葬，还有生下皇次子朱祁钰的吴贤妃被特别赦免，

他的其余10个妃子都被殉葬，这其中或许就有被“火线提拔”的宫女，给家族挣下了偌大的前程。

何贵妃，谥端静。赵贤妃，谥纯静。吴惠妃，谥贞顺。焦淑妃，谥庄静。曹敬妃，谥庄顺。
徐顺妃，谥贞惠。袁丽妃，谥恭定。诸恭妃，谥贞静。李充妃，谥恭顺。何成妃，谥肃僖……

她们全都是在殉葬前才被册封，册文云「兹委身而蹈义，随龙驭以上宾，宜荐徽称，用彰节行」。

张太后可以不顾朱元璋的惯例，赦免吴贤妃，却定要杀死这些女人，多半也是因为儿子38岁就英年早逝，迁怒于“后宫女色”之举。

而《大明风华》剧中，明宣宗朱瞻基作为男主角，至始至终只有胡皇后、孙皇后这两个在剧情中“把他绿了”的妻子，别无其他妃嫔，或许也算是对男主角的一种变相美化、以此作为补偿吧。

朱瞻基的儿子、明英宗朱祁镇，土木堡之变后，被囚禁在南宫做太上皇的那几年，和一群妃子、奴婢、罪妇，一共生下了4个儿子6个女儿，另外还有3个儿子，出生不久夭折。其中有个进宫20年，比他大13岁的老宫女，因为生了个女儿，复辟后被封为樊顺妃。

朱祁镇其人丧师辱国、杀害忠良、治国无方，可说是明朝执政水准最差劲的皇帝。在复辟后，他一边残酷打击报复景泰君臣，一边对这些他眼中的共患难的“自己人”却多有关照。

千错万错，他临死前，能顾念当初被囚时和这些女子的患难情谊，废止这项野蛮而落伍的殉葬制度，亦是百恶终有一善了。

根据台湾教授写的《明代女性殉死行为之研究》认为明初出现这种残酷行为是因为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族卫道殉礼融合的关系，当然有人觉得明代这股殉葬之风和蒙元没关系我也只能说真是爱我大元爱的深。

反对所有说明前期殉葬制度是蒙元遗风的答案。

先说结论：在Yeke Mongghol Ulus（大蒙古国）早期，蒙古大汗的丧葬应该确实存在人殉现象，但至少在蒙哥汗之后，殉葬现象已经不见于史载，其他侧面反映元代丧葬和婚嫁习俗的史料也不支持殉葬习俗的存在。

一、Yeke Mongghol Ulus早期反应人殉现象史料的辨析

最高赞答案从两段明朝后期的史料出发，并以汉文史料《心史》为基，勾勒了域外文献里有关殉葬的一些史迹。但是，由于核心材料全部转引自钟焓的《<心史·大义略叙>成书时代新考》，以及疑似从网文里转述的部分，错漏不少，现加以订正。

关于明代中后期对于元代的风评转恶现象，李则芬在《元史新讲》里已有论述，其间文人学士对于元代的观点既没有可靠的史源，也没有令人信服的考证，充斥着六经注我的恶劣学风，真正对于元史有价值的研究还要等到清代的钱大昕等乾嘉学者：

而《心史》本身的真伪性争论，钟焓在论文中已经提及，并且指出其多为民间传闻所本

而关于元代的国丧之礼，翻阅元代的基本史料便可知，《元史》的祭祀志里有明确的记载：

凡宫车晏驾，棺用香楠木，中分为二，刳肖人形，其广狭长短，仅足容身而已。殓用貂皮袄、皮帽，其靴袜、系腰、盒钵，俱用白粉皮为之。殉以金壶瓶二，盏一，碗碟匙箸各一。殓讫，用黄金为箍四条以束之。舆车用白氈青缘纳失失为帘，覆棺亦以纳失失为之。前行，用蒙古巫媪一人，衣新衣，骑马，牵马一匹，以黄金饰鞍辔，笼以纳失失，谓之金灵马。日三次，用羊奠祭。至所葬陵地，其开穴所起之土成塊，依次排列之。棺既下，复依次掩覆之。其有剩土，则远置他所，送葬官三员，居五里外。日一次烧饭致祭，三年然后返。

比《元史》成书稍早的《南村辍耕录》里亦有记载，并无二致：

凡宫车晏驾，棺用香楠木，中分为二，刳肖人形，其广狭长短仅足容身而已。殓用貂上袄皮帽。其靴袜系腰盒钵，俱用白粉皮为之。殉以金壶瓶二，盏一，碗、楪、匙、箸各一。殓讫，用黄金为箍四条以束之。舆车用白颤青缘纳失失为帘，覆棺亦以纳失失为之。前行用蒙古巫媪一人，衣新衣，骑马，牵马一疋。以黄金饰鞍辔，笼以纳失失，谓之金灵马。

稍晚的《草木子》也有记载：

均未提及人殉之事，甚至于叶子奇还以古代的人殉与厚葬之俗作为反例，感慨元代的薄葬乃“旷古所无之典”，符合葬以安遗体的意义。

而只有搜寻一些域外文献时，才能发现元代早期的一些人殉现象。这事实上也与大蒙古国的活动区域吻合，在1234年窝阔台灭金之前，大蒙古国的军事征服活动都是在华夏核心区之外的。

关于马可波罗寰宇记的争论，杨志玖、黄时鉴、周良霄、蔡美彪等蒙元史学者多有发明，基本对“来华说”持肯定态度，主要的分歧在于马可波罗是否到过南方，其真实身份是否是斡脱商人。其行纪记载的杀光沿途之人一说，与史集互有印证，应该确有其事。

《出使蒙古记》中所收录的博朗嘉宾蒙古行记，提到了某种特殊的人殉现象，陪葬奴隶熬过了死神便能重获自由。而高赞答主很显然没有仔细看过《出使蒙古记》，编篡《出使蒙古记》的道森在序中就提到了鲁不鲁乞的游记比博朗嘉宾的更有价值

而在鲁不鲁乞游记中，他对于当地丧葬的看法是这样的：

接下来，高赞答案说

《世界征服者史》、《史集》则分别记录了成吉思汗死后以四十个蒙古少女殉葬的记录

事实上，史集并没有记载这件事，而《世界征服者史》中记载如下，殉葬者不完全是蒙古少女：

而后高赞答案继续发明史料，称拔都的“以奴隶及妻妾殉”出自《世界征服者史》，而事实上《世界征服者史》中对于拔都之死的记载如下

我查阅史料后发现拔都死后的人殉记载来源于术兹札尼的《纳昔儿史话》，该书没有中文译本，波斯文版本链接在这archive.org/details/Tabaqat-iNasiriOfJuzjani

《瓦萨甫史》同样没有中译本，我让德语文学系毕业的女票核对了一下德译本，高赞答案转引多桑蒙古史的这一段没问题

《蒙古黄金史纲》中记载的所谓殉葬一事，从结果上看并没有进行，而且后面关于运灵柩一事的记载与更早的蒙元史文献完全不同，此书虽然反应了大量的蒙古社会风貌，但考虑到其成书年代（明末），以及其主体部分并不是元代，其真实性存疑。

甚至Igor de Rachewiltz的观点认为蒙古军队在铁木真死后对西夏皇室、平民的屠杀不仅仅是出于复仇，更是出于被杀死的敌人会成为死者的保护神的信仰而展开屠杀行动

事实上这段史实仅见于波斯文史料，《元史》中的记载完全相反：

师次甘州，察罕父曲也怯律居守城中，察罕射书招之，且求见其弟。时弟年十三，命登城于高处见之。且遣使谕城中，使早降。其副阿绰等三十六人合谋，杀曲也怯律父子，并杀使者，并力拒守。城破，帝欲尽坑之，察罕言百姓无辜，止罪三十六人
众方议降，会帝崩，诸将擒夏主杀之，复议屠中兴，察罕力谏止之，驰入，安集遗民

而西夏的主体民族唐兀人，几乎在元代历史的方方面面都有一定的影响，研究综述可看百年西夏遗民研究综述_爱学术，网络上流传的铁木真死后屠中兴首府，种族灭绝西夏人的谣言和元代历史完全不符

综上，元代的人殉现象并非空穴来风，但其完全出现在大蒙古国西征的早期阶段。潘星辉在《被扭曲与被辱没的历史: 试论明史观的形成与嬗变》中曾说，流行的明清板块论常常将朱元璋时代等同于整个明代政治史，完全忽略了明前期和明中后期是完全不同的政治风貌。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元代，《书史会要》中评论元顺帝诗书画三绝，其汉文化的素养远高于“驱除胡虏”的朱元璋，与早期带有野蛮色彩的蒙古大汗们不可同日而语。

二、元代一统华夷之后的社会风貌

目前所见宪宗以后的元代史料，《元代是殉葬制度的高峰》一类的网文常常举出两条，也就是 @曹彦士 所列的：

1. 顺德马奔妻胡闰奴、真定民妻周氏、冀宁民妻魏益红以夫死自缢殉葬——《元史》卷三十四·本纪第三十四·文宗三
2. 大宁和众县何千妻柏都赛儿，夫亡以身殉葬——《元史》卷三十五·本纪第三十五·文宗四

实际上，这种出于女性自愿的“殉葬”行为应该称为殉节，其与逼迫女性强制殉夫的殉葬有本质区别。

某些学者认为，如果不是本身（指元朝)对殉节有所认可，也不会出现此种现象，所以明代多多少少会受到影响

这其实是出于对元代社会与风俗的不了解，元代风俗政策的基本定位是各从其俗，与认不认同该文化习俗无关

至宋以后，基层的文化解释权逐渐被士绅和富民阶层把持（可见《元代地方精英与基层社会》序言中提及的研究范式），其中对女性的贞烈品质有要求的人，自然会对殉节行为褒美赞赏一番。事实上，元代女性夫死殉节的例子并不止于上述两条史料，那两条的特殊之处在于“殅其门”，由礼部所认可，下诏表彰。

而这实际上只是个别极端案例，元代社会总体续接唐宋，是女性自由改嫁的时代

显然社会主流风气对女性自由改嫁的认可不可能支持殉葬习俗的存在，民间夫死殉节者也只是极端少数。而大蒙古国早期的奴隶人殉之风在世祖以后的元代社会也失去了存在的土壤

甚至于元代还曾经出现过中国历史上极为特殊的“奴告主”现象，尽管在中后期为元廷所禁，但仍然在民间有一定影响

上文举出了元代早期（太祖至宪宗）和元末明初史料中关于丧葬之事的记载，而在元代中期，同样有丧葬之事的记载，并未提及殉葬之事，例如：

《国朝文类》卷二十三《太师广平贞宪王碑》

（月吕鲁）以十一月十八日薨于赐第之正寝...刳香木为棺,锢以金银,北葬于怯土山之原

《黄金华先生文集》卷二十八《答禄乃蛮氏先茔碑》

北俗丧礼极简,无蓑麻哭踊之节,葬则刳木为棺,不封不树,饮酒食肉无所禁,见新月即释服

综上，元代是女性自由改嫁的时代，奴隶的地位和权利较西征草创时期大幅改善，在各本其俗的原则下，极少数殉节行为会得到元代礼部的赞赏，但妻妾与奴隶殉葬之俗自宪宗之后已经绝于史载，朱元璋生活的时代并无所谓人殉的蒙元遗风

三、殉葬之俗在明初的死灰复燃

论者常言，秦汉以后殉葬便不见于华夏核心的汉地，仅仅出现在野蛮落后的北方蛮夷国家之中，这种论断显然是缺乏根据的，譬如九妹的两位才人，就被宋孝宗“告命”，殉身从葬。不过作者也直言其“非常制”。

明太祖朱元璋推翻元帝国后，有感于蒙元遗风之恶，遂大刀阔斧地进行道德秩序的改造

于是，在宋元时代仅为零星现象的贞洁烈女，在明代出现了井喷式的增长

人殉之制，于明初死灰复燃，历太祖迄英宗一共六朝，虽在英宗朝于明面上被废除，但其风已成，难以禁止

四、结语

明初殉葬制度的死灰复燃，是朱元璋对“再造华夏”概念的政治道德改造中之一环，上文大量引述的《明代女性殉死行为之研究》中也罗列史料证明了明初殉葬之俗亦有震慑宫闱乱政与物化妃嫔的厚葬之俗的传承。

至于“朱元璋是元朝人，当然有蒙元遗风，是大环境的无意识堕落”之类的谬说，其既侮辱了朱元璋这个英明狡诈的政治家，又对明初面对的元末真正的社会流俗一无所知，可以说是既不懂元朝，也不懂朱元璋。

唐代著名经学家孔颖达曾说：”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而这句话在明初有了新的注脚，其谓之：

有株连之大，故称夏；有殉葬之美,谓之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