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航海时代来临，明朝为何放弃下西洋?
一、 “下西洋”并非“启航”的开始，而是“告一段落”的结束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郑和下西洋并非明朝开拓海洋的开端，而是其海上活动的一个顶峰，更像是那个时代海上力量的一次辉煌展示，之后便戛然而止。在郑和远航之前，中国东南沿海的民间贸易就已经相当发达，宋元时期，中国的海贸更是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商人。当时的中国，已经拥有先进的造船技术和航海经验。郑和下西洋，更像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是宣扬国威、建立朝贡体系的政治行为，而非单纯的经济驱动或探索未知。一旦其政治目的达到，或者说，随着政治环境和统治者兴趣的转移，这种大规模的官方航海活动自然也就失去了持续的动力。
二、 巨额开支与经济收益的权衡：一场“不划算的买卖”？
郑和下西洋的船队规模之庞大，耗费之巨，是当时任何国家都难以想象的。每一次下西洋，都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虽然郑和带回了各种奇珍异宝，也促进了部分地区的贸易往来，但从整个国家的经济角度来看，其直接的经济回报与付出的成本是否成正比，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当时的明朝，正处于社会经济转型的时期。虽然商业有所发展，但重农抑商的思想根深蒂固。国家财政的主要压力在于维持庞大的官僚体系、边疆的军防以及皇室的开销。相较于陆地上的农业生产和国内税收，海外贸易的利润虽然可能丰厚，但其不确定性更大，且难以被官方有效管控和征税。在一些官员看来，将如此巨额的资源投入到海外，不如用于巩固国内的统治和发展农业生产来得稳妥和高效。
尤其是在郑和之后，如果继续大规模的海外探索和贸易，需要持续的巨额投入，而如何从中获得足够的收益来弥补开支，成为一个现实的挑战。明朝的财政收入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农业税，国内的经济基础相对稳固。在这种情况下，将有限的财政资源用于巩固现有体系，比冒险进行大规模海外投资更符合统治者的逻辑。
三、 政治重心与安全考量：陆权思维的束缚
明朝的建立，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驱逐蒙古势力，恢复汉族统治。因此，其政权的合法性和巩固，首先建立在对陆地疆域的控制和边疆的稳定之上。明朝初期，北方的蒙古残余势力依然对其构成威胁，边疆的防御和对内陆的统治是其首要任务。
郑和下西洋的辉煌，是建立在相对稳定的国内局势和强大的军事实力之上的。但一旦国内出现动荡或边疆危机，国家资源和注意力便会迅速从海上转向陆地。例如，明朝中后期，北方的蒙古各部势力重新抬头，倭寇侵扰东南沿海，这些陆地和近海的威胁，使得明朝政府不得不将更多的军事力量和财政资源用于防御。
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明朝统治者本质上是以陆权为核心的。他们理解的“天下”，更多的是以中原为中心的农耕帝国。海外的海洋，虽然能够带来财富和声誉，但终究是“远方”，难以被有效统治和管理。与陆地上不同，海洋的广阔和变化莫测，使得国家对海外的直接控制力大大减弱。维护陆地边疆的安全和稳定，是直接关系到政权存亡的关键。一旦海洋贸易与陆地安全发生冲突，统治者自然会优先选择后者。
四、 思想文化与价值观念的差异：儒家正统的海洋观
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历来强调“重义轻利”、“农为邦本”。虽然商人地位在宋元时期有所提高，但士大夫阶层依然占据主导地位，他们对商业的看法，往往带有鄙夷和警惕。海外贸易虽然带来了财富，但在一些崇尚儒家道统的官员眼中，这是一种“奇技淫巧”，甚至是一种“近夷”的行为。
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宣扬大明国威，建立朝贡体系，这符合了天朝上国的观念。但随着时间推移，这种以官方为主导的“赏赐”式朝贡，在一些官员看来，不如直接征税来得实在。而民间商业的发展，如果过于壮大，可能会威胁到国家对经济的垄断和控制。因此，从思想文化层面，也存在着一种对过度发展海外贸易的天然疑虑。
与西方大航海时代不同，当时的西方国家，特别是葡萄牙和西班牙，其航海活动更多地带有宗教传播、殖民扩张和直接的商业掠夺色彩。而中国的“下西洋”，虽然也有宣扬国威的目的，但其核心是建立一种以中国为中心的、相对和平的朝贡秩序。这种秩序并不需要大规模的殖民占领和经济剥削，一旦朝贡体系的政治目标达到，或者说，其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力已经足够，那么持续大规模的海上投入就没有了必然性。
五、 海洋环境与航海风险：历史时期的局限性
虽然中国古代的航海技术已经相当发达，但仍然受到当时技术条件的限制。海洋环境的复杂性和航海的风险是客观存在的。风暴、海盗、疾病等都可能导致船队损失惨重。郑和下西洋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政府强大的组织能力和资源调动能力，但这并不意味着风险的消失。
在国家选择发展方向时，这种风险因素也会被纳入考量。相较于国内农业生产的相对稳定和可控，海外贸易的风险显然更高。一旦发生重大事故，对于国家财政和声誉都可能造成沉重打击。
总结：
明朝放弃“下西洋”，并非单一原因造成的决策，而是由经济、政治、思想、安全等多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郑和下西洋所代表的辉煌，更像是一次史诗级的告别，而非新篇章的开启。
经济上，巨额的开支与有限的直接回报，使得大规模的海外活动难以获得持续的财政支持。政治上，以陆权为核心的思维模式，以及边疆的军事压力，使得国家优先考虑国内稳定和陆地安全。思想文化上，重农抑商的传统以及对商业的天然疑虑，也限制了海洋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同时，历史时期的航海风险，也让统治者对大规模海外投入持谨慎态度。
当西方国家在大航海时代中，以商业掠夺、殖民扩张为主要驱动力，并逐渐建立起全球性的经济联系时，明朝却选择了一条更加内敛、更加注重巩固国内统治的道路。这是一种历史的选择，也是时代局限和文化特性的体现。它并非“错误”，而是不同文明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对自身发展路径做出的不同抉择。然而，从长远来看，这种“放弃”也无疑错失了融入全球化浪潮、引领世界发展方向的绝佳机会，为后来的中华民族埋下了深刻的历史印记。
网友意见
这个问题挺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谈一下自己的一点小认识。
就从成化年间兵部郎中刘大夏那句“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 军民死且万计, 纵得奇宝而回, 于国家何益! 此特一敝政, 大臣所当切谏者也”说起。成化年间也因此事而彻底中断了明宪宗下西洋的念头。
过去学界相当人都以这句话为据，非常有代表性，认为下西洋中断原因源自财力不继，耗资巨大而所获不足以抵支出，受到了朝野上下的反对而终止。但是，这个观点非常有必要全面审视，刘大夏所言并非全部实情，更多是一种利益冲突之下的惊人之语。
须知，永乐年间朱棣五次亲征蒙古，攻占交趾、迁都、修三大殿、修京杭运河、经营东北、哈密，贵州建省、修永乐大典，再加上下西洋。永乐年间几乎全面开花，以上任何一项都需要巨大的财政支出来支持，无论在哪个朝代都必然是劳民伤财之举，除了永乐，似乎历朝历代并没有在同一任皇帝完成如此之多重大支出项目的时代。但是奇怪的是永乐一朝虽然到末期也有民生凋敝的情况，但依然未出现动乱。万历以张居正改革所带来的底子打了三大征就几乎宣告财税衰竭，天启时仅重修三大殿一项加上辽东战事，就能让户部财税入不敷出。这就不得不让人考虑永乐从哪里获得如此多钱财支出这些浩繁的工程和战争？
很明显，除了正常的国家田亩赋税之外，永乐以其它途径获得了极其丰厚的利润，否则以上事项都让人难以理解。而以上重大活动中，也仅有下西洋带来的贸易才具备支撑财政的可能。
田培栋先生在《明代前期至中期财政储存研究》一文中曾提出了一个观点，他认为下西洋获利仅金银收入即达到了黄金七十二万七千四百余两，白银一千二百七十六万四百余两，这个数字尚不包含胡椒苏木奇珍异宝等实物价值。
虽然，我个人认为这个具体的数字是可以商榷的，因为田培栋先生也仅仅是依据宪宗实录“内承运库太监林绣奏本库自永乐年间至今收贮各项金七十二万七千四百余两银二千七十六万四百余两累因赏赐金尽无余惟余银二百四十万四千九百余两”这句话，减去英宗朝将内承运库和太仓库分立后的金花银收入的推论。（注：内承运库在洪武永乐时期主要的作用为“内承运库掌收支缎匹、金、银、珠玉、象牙诸宝货之物，及同司钥库掌钞锭之数”，除了苏木、胡椒等香药实物，朝贡贸易所得金银等物皆收入了内承运库，此外全国各地的金银矿课税和贡品也收入此中。英宗时将内承运库化之外的库设为太仓库，即外库，内承运库即演变成了后来所谓的内库。）
或许这个推论有所不足，因为田先生未考虑内承运库不仅仅只收朝贡金银，宣德期间这其中的支出也未考虑，因此这个数字也仅能视为估算，但这里仍然可以反映出永乐时期的积储之巨大，乃至惠及了其后4任皇帝才至于衰竭。毕竟，永乐朝所积储胡椒苏木等物直到成化才算用完。而英宗实录也记载“永乐宣德间屡下西洋收买黄金珍珠宝石诸物，今停止三十余年，府藏虗竭”。
此外，下西洋耗费也不见得宪宗时期的国力就支持不了，导致了刘大夏等人的极力阻挠。因为英宗时期，正统六年已经耗资制造了120只“下番海船”，郑和下西洋时也不过造了百只“下番海船”，海船规模相当（见《明正统朝修造“下番海船”与下西洋之役——《郭琰墓志》中的相关史料初探》），这个事件表明，明英宗时期仍有足够财力支持下西洋，下西洋耗费并没有刘大夏等人所夸张的那么巨大。宪宗朝经历初期的一段图治，财力物力也未必比英宗时期差，完全有足够力量支持下西洋的活动。而且，无论是英宗还是宪宗，之所以起了下西洋的念头，也未必仅仅是为了好大喜功，恐怕“国用不足”“府藏虗竭”才是其根本的原因。
根据现有研究，郑和下西洋的活动中，多采取以物易物的方式从西洋诸国获得当地的财物。《 灜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番国志》记载爪哇、占城、锡兰等国都以中国的瓷器和丝绸、铜钱等物进行交易， 交易来的货物则为“淡金”、银、金、宝石、犀角、象牙等财物奢侈品或龙涎香、乳香等名贵香料。在古代，因为广大地域之间货物极难流动，很多在当地稀松平常的物品到了异国他乡却成了稀世真品。后来的西方殖民者踏入美洲和东方时也以西方稀松平常的物品换取当地的香料和金银，皆因这其中存在巨大的暴利。以明会典的记载为例，折还给朝贡国的瓷器定价“青花白瓷盘、每箇五百贯。碗、每箇三百贯”而象牙这种名贵物品才区区“象牙、每斤五百文”，一个中国随处可见的瓷碗就能比象牙贵数百倍。当然，在西洋诸国眼中，这些瓷器才是珍宝，象牙等物才是稀松平常白给都不要的玩意。这就是地域差异所带来的利润空间，交易双方各得其利罢了。
仅以下西洋获得的大宗商品胡椒为例，郑和在原产地苏门答刺收购价为100斤1两银，而洪武末年，胡椒给价则为100斤20两银，价值直接翻了20倍，利润之大足以让人趋之若鹜。也更因下西洋的活动，胡椒苏木等香料充斥明朝国内市场，所谓物以稀为贵，当物资足够丰盛时，其市场价值必然下跌，第一次郑和下西洋结束后不久胡椒价格就降低到了每百斤10两银，此后随着下西洋活动和朝贡贸易的扩大，胡椒苏木价格越来越低，胡椒苏木等香料也普及到了民间百姓家庭，不再是权贵所独有。“贡献毕至，奇货重宝，前代所无，充溢库市。贫民承令博买，或多致富。而国用亦羡裕矣”
不过这里朱棣做了另一个影响深远的举措，即以胡椒苏木折俸发给官员。
私以为，这件事干的相当不地道。因为朝廷在胡椒苏木折俸这个事中，是以固定价值强卖的，当市场价格逐渐走低时，胡椒折俸的价格却一直不变，形成了对官员的剥削，降低了官员们的收入“折俸之薄” 更使“ 卑官日用不赡矣。”这也就怪不得当刘大夏诸官员得知皇帝又要动下西洋之念时跳起来拼命了。永乐用胡椒苏木发工资，相当于以行政的强制手段，维持了一条高价暴利的倾销渠道。
脑补一下刘大夏内心活动如下：成化七年终于把胡椒库存发光了不用折俸了，你现在又提这事，我有一句MMP不知当讲不当讲。
此外，因为英宗开始，内外库分立，内库归皇帝，外库归百官，下西洋出工出物资必然是从户部工部兵部出，而所获金银财宝却要入皇帝小金库，这种对六部而言是纯粹的赔本买卖，从财政角度也必然会遭到百官反对。
因此，回到本答案头一句话，也就能理解所谓耗资巨大而终止下西洋活动之言，并不符合实际了。万明和田汝康甚至认为下西洋与朝贡贸易挽救了永乐以来财政的危机和延缓了宝钞带来的钞法危机，延缓了宝钞的贬值。
下西洋及朝贡贸易本身成为了一个以皇帝和朝廷为主要获利者的垄断贸易活动，而社会上的百官并未从中获利，反而不断的接受盘剥（扣工资）之余，还得为下西洋和接待各路贡使准备回赐物品而出工出力。鲜明的利益分配不均使社会上积攒了强大的反对力量，足以让宣宗宣布停止下西洋，英宗和宪宗也不得不打消重启下西洋的念头 。
此外，随着下西洋带来的民间私下的海外贸易逐渐活跃，让民间和士绅可以从中获利，与朝贡贸易相辅相成的海禁也从宣宗继位开始就几乎沦为虚设。
明朝以违背商品经济规律的形式，试图维持高额暴利的朝贡垄断贸易，随着朝廷的控制力下降，用于维持垄断贸易的海禁也难以维持。其中也伴随着下西洋带来的货币逐渐白银化趋势，再加上下西洋将原本的路上中西方丝路贸易转向了海路，贸易中心转移到了东南亚及中国沿海，多种因素之下，明朝以垄断贸易为目的获取暴利的下西洋活动难以为继也就可以理解了。
注：限于精力和篇幅，很多内容我并未展开，如下西洋的起因真实原因是洪武末期因爪哇满者伯夷国王灭了旧三佛齐，洪武的朝贡贸易之路被塞死，香药珍宝等统治者上层所必须的奢侈品越来越难寻才促使了永乐下西洋。有精力时再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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