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世纪大航海时代，葡萄牙西班牙的海盗为什么不如明朝和英国海盗出名？
十六世纪，那是一个风帆和炮火交织的时代，大航海的巨浪席卷全球。在这场波澜壮阔的海洋冒险中，葡萄牙和西班牙无疑是弄潮儿，他们率先扬帆，开辟新航线，建立殖民地，掠夺财富。然而，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不禁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同为海上的掠夺者，为什么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海盗，似乎不如明朝和后来的英国海盗那样声名远扬？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把目光放得更长远一些，细致地审视各个海盗群体的历史背景、动机、行动方式以及最终的“出名”之处。
葡萄牙与西班牙：早期海洋霸主的“掠夺”模式
首先，我们要区分“海盗”和“私掠者”的概念。在十六世纪，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海洋活动，更多的是由国家支持的“私掠”行为，而非纯粹的独立海盗。
国家机器的延伸，而非个体冒险： 葡萄牙和西班牙之所以能在大航海时代占据先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拥有强大的国家支持。国王授予私掠许可证，允许本国的船只袭击敌国的商船，并将所得的一部分上缴国家。这是一种“合法化”的掠夺，是为了国家利益服务，而不是一群无法无天的个人行为。
殖民地的建立与巩固是首要目标： 葡萄牙和西班牙的首要任务是建立和巩固其庞大的殖民帝国，获取香料、黄金、白银等资源。他们的船队，无论是商船还是海军，本身就带有一定的武装，能够自卫反击，甚至主动出击。他们更像是在国家框架下进行的“海上战争”，而非传统意义上躲在暗处的“海盗”。
“掠夺”对象与方式的差异： 他们的主要目标是敌国的商船，并且行动往往有明确的军事或经济目标。他们的“掠夺”更多地体现在对当地土著的压迫、对资源的直接攫取，以及对其他欧洲国家船只的拦截。这些行为虽然残酷，但更多地被当时的欧洲国家视为战争的一部分，或者被视为殖民扩张的手段，而非“海盗”行为。
“出名”的定义不同： 葡萄牙和西班牙更多地是以其“探险家”、“航海家”和“殖民者”的身份被载入史册。他们的名字如麦哲伦、达伽马、哥伦布（虽然是意大利人，但为西班牙服务）等，是地理大发现的符号。他们带来的影响是全球性的，但“海盗”这个标签，并不像我们今天理解的那样，是他们最主要的身份标签。他们的“名”体现在对世界版图的改变，而不是劫掠的“事迹”。
明朝海盗：本土的威胁与朝廷的压制
再来看看明朝的海盗。明朝时期，尤其是中叶以后，倭寇（日本海盗）和中国沿海的海盗（所谓的“海盗”更像是武装渔民、走私贩、甚至是被迫起义的农民）是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
规模与性质的复杂性： 明朝的海盗，成分复杂，既有日本的武士、浪人和中国沿海的渔民、商人，也有走私贩和一些被社会边缘化的人群。他们依附于海岸线，进行武装抢劫、走私等活动。
“出名”于本土的灾难： 明朝海盗最“出名”的地方，在于他们给沿海居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以及对朝廷统治造成的威胁。所谓“倭寇之乱”持续了数百年，给明朝政府带来了巨大的军事和经济压力。戚继光等名将正是因为平定海盗而声名大噪。
国家体制与海盗的搏斗： 明朝政府一直在努力打击海盗，但由于海岸线漫长、走私贸易的诱惑以及内部的腐败，海盗问题一直未能根除。这种持续的对抗，使得海盗的存在感很高，尤其是在中国历史叙事中。
“海盗”的本土色彩： 明朝的海盗，其活动范围主要局限于东亚海域，其行为模式也与本土的社会经济状况紧密相连。他们的“名”更多地体现在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而非像后来的西方海盗那样，成为跨国界的传奇。
英国海盗：个人英雄主义与“黑帆”的浪漫化
而英国海盗，尤其是十六世纪末至十八世纪的“黄金时代”的海盗，他们的“出名”则有其独特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塑造。
从私掠到“海盗”的界限模糊： 英国在与西班牙的长期对抗中，大力发展海军，并鼓励“私掠”。像德雷克这样的著名“海盗”（当时被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授予骑士爵位），实际上是国家授权的掠夺者。他们袭击西班牙的船只，为英国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也削弱了西班牙的势力。
“黄金时代”的巅峰： 到了十七世纪末和十八世纪初，随着大西洋贸易的蓬勃发展，以及一些国家对私掠活动的打击力度减弱，出现了一批独立的海盗。这些人，如黑胡子、凯利·罗杰斯、巴索洛缪·罗伯茨等，他们的活动范围更广，手段也更加大胆和残忍。
叙事与文化的力量： 英国海盗之所以如此“出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后来的文学作品、戏剧和传说。史蒂文森的《金银岛》、但丁的《海盗的财富》等作品，将海盗的生活描绘成充满冒险、自由和反叛的精神象征，极大地浪漫化了海盗形象。这些故事将海盗行为从单纯的犯罪，提升到了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文化符号。
“黑帆”的标志性： 英国海盗拥有鲜明的旗帜（黑帆）、独特的术语、以及对财富和自由的极致追求。这些元素使得他们更容易被大众所记住和传播。他们的故事，在当时以及后世，都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总结来说，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海盗“不如”明朝和英国海盗出名，并非他们不活跃或不凶残，而是“出名”的性质和途径有所不同：
葡萄牙和西班牙： 他们的活动更多地被视为国家层面的海洋扩张和战争，他们的“名”体现在对全球地理和政治格局的改变，而非个体海盗的传奇。他们的“掠夺”被纳入了更宏大的历史叙事中，以探险家、殖民者的身份为主。
明朝海盗： 他们的“出名”更多地源于对中国沿海地区的破坏和对朝廷统治的威胁，是一种本土的社会问题，其名声主要局限于区域性。
英国海盗： 他们的“出名”是国家支持的私掠与后来的独立海盗活动相结合，并经过了文学、戏剧等文化产品的深度加工和传播，成为了一个在全球范围内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文化符号。他们的故事，充满了个人英雄主义和反抗精神，更符合大众对“海盗”的想象。
因此，当我们谈论“出名”时，实际上是在讨论他们的故事被讲述、被传播、被解读的方式。英国海盗在这一点上，无疑是最成功的。他们不仅是历史的参与者，更是文化的塑造者，他们的“黑帆”和冒险故事，至今仍在激励着人们对自由与远方的想象。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把目光放得更长远一些，细致地审视各个海盗群体的历史背景、动机、行动方式以及最终的“出名”之处。
葡萄牙与西班牙：早期海洋霸主的“掠夺”模式
首先，我们要区分“海盗”和“私掠者”的概念。在十六世纪，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海洋活动，更多的是由国家支持的“私掠”行为，而非纯粹的独立海盗。
国家机器的延伸，而非个体冒险： 葡萄牙和西班牙之所以能在大航海时代占据先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拥有强大的国家支持。国王授予私掠许可证，允许本国的船只袭击敌国的商船，并将所得的一部分上缴国家。这是一种“合法化”的掠夺，是为了国家利益服务，而不是一群无法无天的个人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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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掠夺”对象与方式的差异： 他们的主要目标是敌国的商船，并且行动往往有明确的军事或经济目标。他们的“掠夺”更多地体现在对当地土著的压迫、对资源的直接攫取，以及对其他欧洲国家船只的拦截。这些行为虽然残酷，但更多地被当时的欧洲国家视为战争的一部分，或者被视为殖民扩张的手段，而非“海盗”行为。
“出名”的定义不同： 葡萄牙和西班牙更多地是以其“探险家”、“航海家”和“殖民者”的身份被载入史册。他们的名字如麦哲伦、达伽马、哥伦布（虽然是意大利人，但为西班牙服务）等，是地理大发现的符号。他们带来的影响是全球性的，但“海盗”这个标签，并不像我们今天理解的那样，是他们最主要的身份标签。他们的“名”体现在对世界版图的改变，而不是劫掠的“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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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与性质的复杂性： 明朝的海盗，成分复杂，既有日本的武士、浪人和中国沿海的渔民、商人，也有走私贩和一些被社会边缘化的人群。他们依附于海岸线，进行武装抢劫、走私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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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体制与海盗的搏斗： 明朝政府一直在努力打击海盗，但由于海岸线漫长、走私贸易的诱惑以及内部的腐败，海盗问题一直未能根除。这种持续的对抗，使得海盗的存在感很高，尤其是在中国历史叙事中。
“海盗”的本土色彩： 明朝的海盗，其活动范围主要局限于东亚海域，其行为模式也与本土的社会经济状况紧密相连。他们的“名”更多地体现在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而非像后来的西方海盗那样，成为跨国界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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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英国海盗，尤其是十六世纪末至十八世纪的“黄金时代”的海盗，他们的“出名”则有其独特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塑造。
从私掠到“海盗”的界限模糊： 英国在与西班牙的长期对抗中，大力发展海军，并鼓励“私掠”。像德雷克这样的著名“海盗”（当时被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授予骑士爵位），实际上是国家授权的掠夺者。他们袭击西班牙的船只，为英国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也削弱了西班牙的势力。
“黄金时代”的巅峰： 到了十七世纪末和十八世纪初，随着大西洋贸易的蓬勃发展，以及一些国家对私掠活动的打击力度减弱，出现了一批独立的海盗。这些人，如黑胡子、凯利·罗杰斯、巴索洛缪·罗伯茨等，他们的活动范围更广，手段也更加大胆和残忍。
叙事与文化的力量： 英国海盗之所以如此“出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后来的文学作品、戏剧和传说。史蒂文森的《金银岛》、但丁的《海盗的财富》等作品，将海盗的生活描绘成充满冒险、自由和反叛的精神象征，极大地浪漫化了海盗形象。这些故事将海盗行为从单纯的犯罪，提升到了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文化符号。
“黑帆”的标志性： 英国海盗拥有鲜明的旗帜（黑帆）、独特的术语、以及对财富和自由的极致追求。这些元素使得他们更容易被大众所记住和传播。他们的故事，在当时以及后世，都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总结来说，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海盗“不如”明朝和英国海盗出名，并非他们不活跃或不凶残，而是“出名”的性质和途径有所不同：
葡萄牙和西班牙： 他们的活动更多地被视为国家层面的海洋扩张和战争，他们的“名”体现在对全球地理和政治格局的改变，而非个体海盗的传奇。他们的“掠夺”被纳入了更宏大的历史叙事中，以探险家、殖民者的身份为主。
明朝海盗： 他们的“出名”更多地源于对中国沿海地区的破坏和对朝廷统治的威胁，是一种本土的社会问题，其名声主要局限于区域性。
英国海盗： 他们的“出名”是国家支持的私掠与后来的独立海盗活动相结合，并经过了文学、戏剧等文化产品的深度加工和传播，成为了一个在全球范围内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文化符号。他们的故事，充满了个人英雄主义和反抗精神，更符合大众对“海盗”的想象。
因此，当我们谈论“出名”时，实际上是在讨论他们的故事被讲述、被传播、被解读的方式。英国海盗在这一点上，无疑是最成功的。他们不仅是历史的参与者，更是文化的塑造者，他们的“黑帆”和冒险故事，至今仍在激励着人们对自由与远方的想象。
网友意见
本质上说就是主流文化带来的影响。英语文化圈三百年来在世界的强势地位,让现在这个星球的大部分人，不仅仅华语圈，对于历史上海盗的第一印象往往是这样的
而再提到历史上的加勒比海盗,大众的第一反应往往也是黑胡子、罗伯茨、基德船长，再往前追溯的话有亨利摩根，如果追溯到16世纪的话，大部分科普读物自然也就把“给予海上霸主西班牙沉重打击”的德雷克认为是新大陆海盗活动的鼻祖，虽然私掠船这种形式早就是欧洲各地普遍采用的手段
如果真要把时间限定在16世纪的加勒比海,其实最活跃的海盗群体主要是来自法国海岸。“幸运王”曼努埃尔一世就曾经写信向法王弗朗索瓦一世控诉法国私人船团在新大陆的活动严重侵犯了托尔德西里亚条约中葡萄牙的利益，再往后胡格诺派海上私掠活动的兴起，也以挑战作为天主教势力的葡西两国殖民地为主要目标，成为新大陆葡西两国人的眼中钉。
换句话说,袭击葡西两国在新大陆的殖民地和商船这种事, 英国女王的海狗们还是需要拜一拜祖师爷的。哪怕在17世纪前期，英国海盗在加勒比也不过是搞私掠活动群体的其中一支，总体更为活跃的恐怕还是荷兰西印度公司，尤其是一批从葡萄牙流亡出去的犹太人群体（如果符合到题主对于葡萄牙海盗的定义的话）。但很显然，不管是胡格诺还是后来的锡安海盗，在主流文化中的认知度都远不如那些已经被主流文化披上传奇色彩的樱果仁们来得高
另一方面，在葡属远东，大量活跃在16世纪东方各国舞台的葡萄牙武装，虽有半官方性质的商人或使节之名，但也在各国海岸行海盗私掠活动之实，比如费尔南·平托《远游记》中的安东尼奥·德·法利亚，以及17世纪初活跃于孟加拉湾的海盗塞巴斯蒂安·铁包。这两个在葡萄牙本国可以被捧成英雄的人物，在国际上的知名度也是寥寥无几，从wiki页面上除葡语以外几无任何其他语种的介绍，状况比法国海盗还要惨淡，由此可见一斑。说到底还是在国际主流传媒的文化地位不够。
明朝海盗我就不说了，五峰船主的知名度出了键史圈恐怕少得可怜，国姓爷在华语圈中则更多是以比海盗正面许多的形象出现在大众视野中，而且托《加勒比海盗》的福，说到中国的海盗我认为恐怕还是张保仔和郑一嫂在国际大众中的认知度更高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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