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为什么葡西两国的殖民者在十六世纪没有趁着日本内乱在九州地区建立殖民地?

回答
在十六世纪,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殖民者确实对日本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与日本进行了贸易往来,甚至在日本的部分地区留下了活动的足迹。然而,他们并没有在九州地区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殖民地,其原因错综复杂,涉及了当时的日本国内情况、殖民者的自身局限性以及国际政治格局等多个方面。

以下将详细阐述这些原因:

一、 日本当时的国内情况:虽然内乱,但尚未完全崩溃,存在抵抗力量和风险

虽然十六世纪是日本的战国时代(Sengoku Jidai),各路大名(诸侯)为了争夺权力而四处征战,国家处于分裂和动荡之中,但需要强调的是:

并非全然混乱无序: 尽管存在激烈的内战,但日本的社会结构并未完全崩溃。各个大名仍然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管理能力,他们有能力组织军队抵御外敌。大规模的殖民,特别是建立永久性的、带有行政和军事统治性质的据点,需要相当程度的稳定和对当地的控制权,而这一点在战国时代的日本是难以轻易获得的。
存在潜在的抵抗: 一旦葡萄牙和西班牙试图建立殖民地,就必然会引起当地大名的警惕和敌意。大名们虽然忙于内斗,但他们并非没有对外来势力进行独立判断和采取行动的能力。例如,著名的九州大名大友宗麟在晚年虽然与葡萄牙人关系密切,并一度接受了基督教,但他也曾对中国(明朝)表现出兴趣,并且与其他日本势力也有复杂的互动。
殖民者的目标与能力限制: 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殖民模式通常是建立在对当地资源(如黄金、白银、香料)的掠夺和对贸易路线的控制之上。他们倾向于与当地的统治者建立联系,通过贸易和外交手段获取利益,而不是直接进行大规模的土地征服和统治。当时,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殖民力量主要集中在东南亚、美洲和非洲,其在远东的资源和兵力相对有限,难以同时应对多个战场和建立稳固的殖民地。
对日本强大军事力量的顾虑: 尽管存在内乱,但日本武士阶层的战斗力和组织性是毋庸置疑的。即使是地方性的大名,其拥有的军队也可能对装备相对简陋但数量不足的欧洲殖民者构成严重威胁。一旦挑起大规模冲突,殖民者可能面临巨大的伤亡和失败的风险。

二、 葡萄牙和西班牙殖民者的战略重点和局限性

欧洲殖民者在十六世纪的主要目标和策略决定了他们对日本的态度:

贸易优先,而非领土扩张: 葡萄牙人首先抵达日本(1543年),他们是出于贸易的目的,特别是为了获得中国的丝绸和瓷器,以及将日本的白银和硫磺出口到中国和印度。他们对建立大规模的殖民地本身兴趣不大,更注重的是维持稳定的贸易关系。西班牙人紧随其后,也主要是为了参与贸易并传播基督教。
“据点式”而非“殖民式”的活动: 葡萄牙人在长崎的平户等地设立了贸易商馆(也称为“营盘”或“商馆”),这是一种事实上的活动区域,但并非殖民地。他们在此地拥有一定的商业特权,但并没有建立独立的行政、司法和军事体系,也没有进行土地的征服和直接的统治。他们的存在依赖于与当地日本统治者的合作和允许。
资源和人力限制: 葡萄牙和西班牙虽然是海上强国,但其殖民活动遍及全球。在十六世纪,他们主要的精力放在了美洲的白银、印度的香料和东南亚的香料贸易上。日本虽然有潜力,但相对于其他地区来说,其经济价值的直接获取和控制难度较大。同时,远距离的补给和维持一支能够进行大规模殖民的军队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传播基督教的辅助作用: 基督教(特别是天主教)的传播是殖民者活动的一个重要驱动力,但这也受到日本国内政治形势的影响。一些大名为了获取贸易利益或对抗其他势力,可能会容忍甚至支持基督教的传播,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允许外来势力建立不受控制的殖民地。随着基督教在日本的影响力逐渐扩大,也引起了一些本土势力的警惕和反弹,最终导致了“禁教令”。
中国因素的制约: 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与中国(明朝)有着非常密切的贸易关系。他们在中国获取的商品需要运往世界各地。在日本建立殖民地,可能会影响到他们与中国的关系,或者被中国视为一种威胁。中国当时是远东地区最强大的国家,欧洲殖民者不敢轻易冒犯中国,其在华的贸易活动也受到中国的严格管理。

三、 日本统一进程的影响

十六世纪末期,日本经历了从分裂到统一的重大转变:

织田信长的崛起: 织田信长以其强大的军事和政治手段,开始统一日本。他虽然与葡萄牙人有接触,也利用了他们的火器,但他并非完全依赖于外来势力。
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 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继续推进统一大业。在统一过程中,他们对国内的统治力量进行了整合,并开始加强对外国活动的管理和限制。
对外国势力的警惕性提高: 随着日本国家的统一和中央集权的加强,统治者对外国势力的渗透和控制变得更加警惕。丰臣秀吉在1587年发布了“伴天连追放令”(又称“宣教师追放令”),虽然最初是为了驱逐不守规矩的传教士,但也显示了对外国势力影响力的担忧。到了江户幕府时期,更是实行了长达200多年的锁国政策,彻底断绝了与西方大部分国家的官方往来,更不可能允许殖民地的存在。

四、 传教士和商人之间的矛盾

在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活动中,传教士和商人之间也存在矛盾。商人更注重贸易利益,而传教士则以传播宗教为目标。这种内部矛盾有时也会影响到他们与日本当局的关系。

总结来说,葡萄牙和西班牙殖民者在十六世纪没有在九州地区建立殖民地的原因,并非简单地因为日本当时处于内乱。更重要的是,他们当时的战略重心是贸易和有限的传教活动,对日本的直接殖民统治缺乏意愿和实力;日本国内虽然分裂,但存在强大的抵抗力量和对国家主权的维护意识;以及日本最终走向统一,对外国势力的警惕性不断提高,最终采取了锁国政策。

与其说他们“没有趁着日本内乱在九州地区建立殖民地”,不如说他们在当时日本的复杂局面下,选择了更为谨慎和务实的贸易合作和有限的传教模式,而大规模的殖民扩张,无论是从日本国内的现实情况,还是从殖民者自身的局限性来看,都并非最佳选择,甚至可能面临巨大的风险和失败。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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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邀。

到底谁侵略谁呀?从西班牙人的角度来看,好像是西班牙人在防着日本侵略他们...

大约是1591年,当时丰臣秀吉刚刚统一日本,正是自信心爆棚的时候,也希望能万国来朝。他派商人原田孙七郎向菲律宾的西班牙殖民者送去亲笔信,要求他们投降。原田为了获得西班牙人积极的回应,软化了信中秀吉的语气,还给西班牙总督献上礼物(很有可能是自己买的).总督戈麦斯·达斯马里纳斯对此非常怀疑,他认为秀吉信中言辞傲慢,语带威胁,不符合他心中的国际外交准则。然而目前他不想给菲律宾这块脆弱的殖民地带来麻烦,于是在回信中还是表达了希望和太阁大人友好相处的愿望,因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君主”腓力二世会为能和太阁大人缔结“真正的友谊和同盟”而感到由衷的高兴。作为对原田的回礼,他也送去了一些礼物给秀吉。

达斯马里纳斯派多明我会的教士高母羡将回信和礼物送往日本,并希望了解到秀吉真实意图的情报。1592年夏,高母羡来到名护屋城,谒见秀吉。为了展示腓力二世国王的伟大,他给秀吉献上了地球仪,上面标注了腓力二世统治者的诸多国家和领地,包括以他名字命名的菲律宾。高母羡说腓力二世的西班牙是有史以来领土最广阔的欧洲国家,其领土和人口超过了巅峰时期的罗马帝国。西班牙在西半球的地位相当于中国在东半球的地位。秀吉对这个地球仪很感兴趣,不过高母羡对西班牙人的赞颂却没有打动秀吉,因为高母羡带来的礼物让秀吉产生了误解,以为这是菲律宾人献上的贡品,是来表示臣服的标志。

这下秀吉更加放肆无礼了,在给达斯马里纳斯的回信中,他先是引用了自己“慈母梦日轮入怀中。相士曰,日光所及,无不照临,壮年必八表闻人声,四海蒙威名者”的说法,然后他继续写道:

我已经占领了整个日本和朝鲜,我的很多大名要求得到我的允许去占领马尼拉。知道这些后,原田孙七郎和长谷川宗仁告诉我,船从这里前往那里,然后回来,那里的人看起来不是敌人,因此我没有派军队。我对朝鲜人宣战,征服之地远至澳门,因为他们没有遵守诺言。随后,我的士兵杀死了很多中国人和贵族,他们是来帮助朝鲜人的。有鉴于此,他们对我卑躬屈膝,派使者来.....说中国人想要永远对日本朝贡。我派很多人占领朝鲜的各个据点,等待使者(回信)。如果他们再次违背誓言,我会亲自率军讨伐他们。征服中国后,吕宋便触手可及。让我们永远保持朝贡关系,写信让腓力二世答应(这件事)。不要因为他离得太远而不在意我的话。我从未见过那遥远的土地,但是通过其他人告诉我的见闻,我知道那里有什么。

在返回马尼拉的途中,高母羡遇海难丧生,这封信直到1594年才送到总督手里。当时戈麦斯达斯马里纳斯已经去世,儿子路易斯·佩雷斯·达斯马里纳斯暂代总督位置。小达斯马里纳斯读到父亲送去的礼物被秀吉看作是西班牙人屈服的象征时,怒火中烧。于是,他给太阁写了一封很长的信,旨在表明误会。在信的开头,他指出秀吉认为太阳在他出生之前就注定了他的伟大这件事纯属无稽之谈。达斯马里纳斯用文艺复兴的逻辑解释秀吉出生的吉兆这种事是绝不可能,也无法实现的,因为太阳的“生命和力量都是上帝所赐,它不能给予或剥夺王国,只有上帝有这样的权力”,他把这些事实告诉秀吉之后,还表示“我这么做是对的,目的是希望阁下不要被无知之人的逢迎之辞所骗”。

批判完秀吉出生的神话后,总督开始详细说明他伟大的腓力二世国王:

我的国王权力如此之大,在他和基督统治之下的王国和国家如此之多,他的权利和伟大绝不是一般的国王和领主可以相比的...他在这里(亚洲)的领土只是(他的王国的)一角。实际上,如果不是神圣的基督的律法不允许我们不当地从任何人那里夺取不属于我们的东西,如果一切只取决于实力和力量,我的国王将会是唯一被服从和被承认的(世上最伟大的君主)。对日本而言,幸运的是,腓力二世并不打算用如此野蛮的方式彰显自己的权威。他和他在马尼拉的代表只想和太阁大人维持良好的关系,但是相较于目前为止阁下收到的信件,我们会更少拘束,更多坦率。

1594年4月22日,小达斯马里纳斯在马尼拉的一次紧急会议中宣读这封信,他说他本想带着更大的决心和怒火写这封信,但是并不想刺激秀吉宣战,从而威胁殖民地的安全。然后,他征求殖民地达官显贵们的意见。副总督佩德罗·德·罗杰斯认为,相较于秀吉本人信函的言辞傲慢,这封信“非常明智和谨慎,言辞的强度和表达的态度恰到好处。”不过,拆穿秀吉出生神话的部分多少欠缺考虑。罗杰斯建议道:在和这样地位很高的人对话时,最好还是保持一贯的含蓄,郑重地文风,有些话不需要直说。与会人士表示赞成,于是冒犯的段落被删去。小达斯马里纳斯在把信件修改一番后在六天后再次宣读信件,得到一致通过。

小达斯马里纳斯把信送给秀吉,此后两年西班牙和日本两年没有往来,直到1596年的“圣菲利普”号事件。

1596年10月20日,西班牙大帆船“圣菲利普”号载着价值150万白银的比索的亚洲货物,从马尼拉运往墨西哥。它在途中遭遇大风,漂到了日本四国岛,在岸边搁浅。当地官员一开始表示十分友好,但由于没有得到太阁的允许,不准西班牙人修理船只或离开。于是西班牙人带着礼物前往京都晋见秀吉,然而秀吉拒绝接见,方济各教士从中调解也无果。

秀吉之所以如此固执,是因为他预备把船上货物据为己有,他需要重建因地震被毁掉的伏见城,也要为第二次侵朝战争筹集资金。于是他派增田长盛前往四国,扣留船只,逮捕船员和乘客。这对马尼拉的财政是巨大的打击,因为那里的西班牙人定期将东方的丝绸瓷器和香料送完墨西哥换取银币,这是他们重要的财源。

接着,12月8日,方济各教士在京都的住处被包围,六名教士和一些日本信徒被逮捕,一个月后被处死。秀吉认为这些人从马尼拉来是用的使节的身份,才被允许留在京都的。但他们居然违背自己去年就已经严禁的命令传播基督教,所以才会被和日本信徒一起处死。

至于为什么秀吉对基督徒如此严酷?具体动机不清楚。直接原因是因为当增田长盛初到四国岛时,本想扣留“圣菲利普”号,但船长立马给他展示了一幅标有西班牙腓力二世国王全部领地的地图想告诉日本人,西班牙是一个强权,最好不要招惹。增田问他西班牙通过什么占领这么多土地。

船长的回答明显考虑不周,他说,首先是神父开路,让当地人皈依他们的宗教;士兵随后跟进,征服他们。这种将基督传教士描述成第五纵队,打入内部协助西班牙征服的说法,让日本人相信自己一直以来的怀疑确有其事,于是秀吉立即采取行动。他本想处死所有传教士,但考虑到耶稣会是他和澳门贸易的重要中介,于是只逮捕了方济各会士。

耶稣会1549年就在日本活动了,他们熟悉当地语言,能够更加清晰的表明自己的意图,而且耶稣会的传教对象多是日本上流社会(理由是如果能让精英皈依,平民也会跟随),所以和权贵大名们有着良好的关系,这是他们的优势。相反方济各会来得晚,不了解当地语言和社会风俗,他们传教对象多是下层,没有什么有力的日本朋友,耶稣会士在传教时还会穿着僧袍伪装成佛教徒,方济各会对此嗤之以鼻,坚持穿着显眼的方济各会教士袍,并且不顾秀吉禁止传教的命令,这也导致方济各会的悲剧。

方济各会后来将自己的悲剧归咎于耶稣会,认为是耶稣会的阴谋导致的,目的是将自己赶出日本。这也不是没有道理,因为耶稣会士大多来自葡萄牙,方济各会士大多来自西班牙,两者是竞争关系。虽然当时葡萄牙处在灭亡时期,但他们痛恨自己从属的地位,在海外贸易中继续讲将西班牙作为竞争者看待。耶稣会在长崎和澳门之间的贸易牵线搭桥,自然不希望方济各会来干扰。

最终,26名基督徒被判处磔刑。1597年5月,圣菲利普号的船员将消息带到马尼拉,一位殉道神父留给马尼拉总督一封绝笔信:

偷窃了圣菲利普号的财物后,这位国王的贪欲大大增加了,据说明年他会前往吕宋。今年没来的原因是,他忙着对付朝鲜人。为了达到目的,他会占领琉球岛屿,派军队在加卡廷(位于吕宋北部)登陆,如果上帝没有在第一时间阻止他,它将从那里攻到马尼拉。

作为回应,新任总督弗朗西斯科·泰罗派遣使者前往京都,表明自己的愤怒,并要求秀吉归还货物。当然,这次还是准备了礼物,因为“除此之外,日本人不会派出使节,也不会接受使节”。除了布料,剑,金银饰品,还把此前泰国国王送给马尼拉总督的大象给送去了。这次秀吉友好的接待了西班牙使节,秀吉很喜欢大象,但是他拒绝了使节团的一切要求。他说方济各会士之死完全是无视自己之前发布过的禁令的缘故,他在回应西班牙总督的信中写到:如果日本神道教教徒或者佛教徒前往贵国传教,扰乱了社会安宁,造成动荡,阁下作为那片土地的主人,会感到高兴吗?显然不会,将心比心,你就会理解我的做法了。

至于“菲利普号”上的货物,如果可能的话秀吉很高兴物归原主,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们全都不见了。

西班牙人很不满秀吉的答复,副总督莫尔加说:

太阁大人很高兴自己给使节的答复,因为对于给他的要求,他实际上什么都没有做。他的答复更多的是答非所问的客套话,并非真心想和西班牙人建立友好的关系。他自吹自擂,态度傲慢,他的亲信也是如此。他称西班牙人是出于恐惧才会派遣使节,送他礼物,这意味着他们已经向他臣服。这样的话,他可能不必像此前戈麦斯·达斯马里纳斯担任总督时威胁过的那样,彻底摧毁他们。甚至在当时,西班牙人已经派多明我会士高母羡担任使节,给他送过礼物。

在使团出发的同时,马尼拉的西班牙人也在为传言中的日本入侵做准备。1597年5月,马尼拉收到神父的警告,紧接着的传言让事态看起来更加糟糕,据说1592年曾出使菲律宾的原田孙七郎已经得道太阁的允许,将入侵马尼拉。警觉的西班牙人将当时居住在马尼拉的大量日本人驱逐出境,除了商人。由于他们相信日本人会从台湾进军马尼拉,总督派两艘船北上勘察岛屿,并向中国广东省的官员发出警报,提醒他们日本人接下来的计划。

传说中的日本入侵最终没有发生,根据莫尔加的说法,原田自己实力不足以发动远征,也无法获得更有权势的人的支持,经过几个月的徒劳努力,他放弃了这个主意。不多久后,秀吉去世。日本对菲律宾的侵略还要再等3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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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过于广大,既然有朋友邀,我也不敢妄议当时的世界局势,只就自己所知的日本当时的情况说一下吧。

虽然在传教士登陆日本并开始传教后,有诸如大村纯忠等基督教铁杆粉丝向教会进献土地,但大村家这种级别的大名规模放到日本,远远排不上号啊,其所寄进的一亩三分地更够不上殖民地的级别。

在研究中近世转换期国际关系的学者平川新先生的近期作品《战国日本与大航海时代》(中央公论社)一书中,倒是提到了一些葡萄牙和西班牙瞄准日本并试图对其侵略的内容。自葡萄牙传教士萨比埃尔(沙勿略)天文十八年从鹿儿岛登陆后,基督教逐渐在日本传开。次年就有葡萄牙船从肥前的平户进港之事,当地领主松浦隆信也表示出保护基督教的态度。但到了三十多年后的天正年间中后期,在日的传教士间便开始议论如何征服日本了。如天正十三年耶稣会日本准管区长科爱琉致信身在菲律宾的布教长表示希望尽快向日本派出军队,运来大炮和战船支援那些切支丹大名,推进基督教改宗,打击那些不服从的大名,到时日本六十六国全部改宗,葡萄牙可以从日本获取兵源进而征服大明。而在前几年,耶稣会也支援过肥前的有马晴信与龙造寺隆信对抗,有马晴信也成为了切支丹大名。但科爱琉的想法恐怕过于乐观甚至天马行空了,当时在日的印度管区巡查长瓦利尼亚诺在天正八年给耶稣会总长的信中就说日本难以被他国士兵所征服,日本人不仅好战,还在高山险峻之地构筑要塞,而且他们反叛很是常见。要是征服他们,本国也会需要花费巨大开销。相比科爱琉的想法,瓦利尼亚诺的评价还是中肯多了。两人相对来说都是对日本较为熟悉的传教士,但想法还是不同的,可见在传教士的思想里,征服日本还是有可和不可两种情况的。

从后来的结果来看,西班牙和葡萄牙并未对日本实现武力征服,采取的似乎还是披着贸易外衣下的宗教渗透。这点对于丰臣秀吉、德川家康等日本统治者来说也并非看不透,所以丰臣秀吉、德川家康强烈禁教,试图切断基督教对日本人的控制,但他们也并不禁止与这些国家的贸易行为。而且平川新先生还提出了丰臣秀吉发动朝鲜之役的其中一个原因可能就是对于试图侵略日本的西方国家大秀肌肉,以断绝其试图以武力征服日本的企图,再加上对日本国内的禁教令,从军事和宗教两方面牵制甚至掐断西方国家征服日本的念头,直到后来的德川家康时代,也仍在与宗教贸易合一的西班牙和葡萄牙进行博弈,同时引入荷兰、英国等并未在日进行布教的国家与西葡制衡。

但实际上织田信长仿佛早已看穿了一切,在高桥裕史先生所著的《武器·十字架与战国日本》一书中引用1587年10月4日某传教士给耶稣会总长帕西奥的一封信中说道:某时秀吉曾与信长谈论到过耶稣会征服日本的事情,但信长经过深思熟虑后判断,从那么远的地方派来足够征服日本的士兵是不可能的。

结合前面提到的瓦利尼亚诺的判断,西葡的兵士远来征伐,对于处于饱受战乱浸淫的战国时代的日本来说,恐怕没有什么胜算,而且最终也没有发生武力征服的情况。要是他们从宗教方面入手,从意识形态上控制日本呢??丰臣秀吉、德川家康发布禁教令,好似也早已经看穿了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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