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巳之变的时候，明朝在皮岛的军队为何不出兵捣虚？

已经有类似的问题了吧。

答案直接复制过来。

决定性的原因是这时候东江在闹饥荒。

崇祯二年东江镇的本色粮因为户部登莱一系列操作，额度只有九万三百五十一石，这个数哪怕按袁崇焕估计的东江兵力最小值一万八千人算，足额运到也不足，何况还有漂没呢？三月鲜运开始袁崇焕又搞了禁海改贡道，东江镇也无法从商人处借粮。直到鲜运窗口前一个月的八月初三袁才承认“毛文龙既诛，岛中需米甚急，请令登莱道府，速运接济”，但这时候已经完全来不及，结果“前崇焕今登州运买十万以济冬春，而收买迟悞，仅发二三万，其达于岛者不过数千而已”之后东江“旅顺口广鹿长山石城獐子皮鹿诸岛，有自去年九月缺米者，有自去年十月缺米者，有自去年十一月缺米者，惟长山岛一营可支至今年二月耳”。东江军活命的粮食都没有，就不要指望他们能出击牵制了。

次要的原因是当时东江镇被分为四块之后内斗失控。空降的徐敷奏原本不过一游击，无法服众；刘氏兄弟作为降将，基本盘不够，大肆排除异己，导致军民大量逃亡朝鲜登莱；陈继盛和刘氏兄弟多年互战，对他们并不信任；最终酿成崇祯三年四月的刘兴治之变，刘兴治真的通了后金。

至于质疑东江军正常情况下牵制能力的人嘛，毛文龙时期东江镇打到过鞍山和萨尔浒，崇祯七年东江镇还能打到赫图阿拉当然是看不到的。

附《策划东江事宜等事疏》（崇祯二年三月七日）：

题为策划东江事宜等事。

议仍登、莱之海禁，东江钱粮器用，俱从关门起运，至觉华岛登舟。即津运粮料，俱从静海、泺、乐以及觉华，必经臣挂号始许往东。自兹一禁，不许一船私自往来，即往东官船，不许迫近南岸。登、莱自协营水兵外，不许一舟出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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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附东江历年军饷数字备查

东江历年军饷的定额、实发、实收数字。

天启二年定额米10万石，银无定额；实发米109888石，银不明；东江实收米83000石，银52292两。

天启三年定额米12万石，银无定额；实发米123000石，银不明；东江实收米109361石，银70000两。

天启四年定额米20万石，银20万两；实发米20万石，银不明；东江实收米195264石，银110286两。

天启五年定额米20万石，银24万两；实发米167000石，银不明；东江实收米147378石，银279380两。

天启六年定额米20万石，银378000两；实发米200000石，银不明；东江实收米199845石，银207120两。

天启七年定额米37万石，银431000两；实发米200000石，银不明；东江实收米199730石，银331891两。

崇祯元年初定额米37万石，银431000两，中变为定额米168000石，银235200两；实发米245649石，银184000两；东江实收米不明，银不明。

合计东江这七年定额米应发156万石，银不明；实发米1245537石，银不明；东江实收至天启七年为米934578石，银1050969两，因为实收数字不可能超过实发数字，因此至崇祯元年，东江实收米不超过1180227石，银不超过1234969两。

以上数字来源《度支奏议》、《饷抚疏草》、《东江东江疏揭塘报节抄》。主要参考王荣煌、何孝荣《明末东江海运研究》一文提供的表格，修正了天启五年增京库饷银四万两一项，据《题覆东江改运道设饷司》一疏增入崇祯元年实发数字。

按毛文龙的说法，运四十万他只能收到不到三十万，但还必须给出四十万的实收，“以图其后运”，所以实收并非真实收入，只是账面收入罢了。

毛文龙即便再菜，又和督师 五年平辽到五环 有啥关系呢？换个人黑行不，天天黑毛文龙，来点新鲜的嘛！我看老孙头就可以啊！

想想他们为什么住在皮岛，就很好理解了。

要是到鞍山、萨尔浒去送人头也算功绩，杨镐功劳第一啊。

要说1626年鞍山之战有什么意义，那就是充分暴露了毛文龙蠢猪式的指挥，拿部下将士生命当儿戏。

明明陆战连鞍山、萨尔浒当地驻军都打不赢，却偏偏派兵深入内陆，毛文龙自己亲自指挥的那支部队打的却是离东江不远的宽甸，这会儿他倒是不傻了。

打鞍山也根本起不到任何所谓“牵制”作用。努尔哈赤在四月已经打到了西拉木伦河，砍了内喀尔喀贝勒囊努克的脑袋，东江兵五月份才打鞍山，努尔哈赤快到沈阳了才知道有明军袭击，于是当天晚上没在城外扎营，直接进城了，然后就有一帮不知道脑回路怎么长的人脑补努尔哈赤怕了毛文龙。努尔哈赤怕他什么？怕他牧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还是怕他歼敌六万，转进海岛？

一个“诸王尽向鞍山”，更是让好些人颅内高潮了。那诸王不去鞍山应该去哪？唾手可得的功劳就在眼前，不赶紧去抢，难道在家睡大觉？结果是巴布泰和巴笃礼非常迅速地把东江军打得惨败，诸王什么功劳也没抢到，只能走到半路就回来了。努尔哈赤出城打猎的时候还诸王尽向虎石台呢，那我可不可以说虎石台的野猪对牵制金军起到了巨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