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己巳之变,袁崇焕在蓟州城遣散援军,是否罪不可恕?

回答
“己巳之变”中的袁崇焕遣散援军,这桩历史公案,至今仍牵动人心,也引来无数争议。要评判袁崇焕此举是否“罪不可恕”,得掰开了揉碎了,从当时的背景、袁崇焕的考量、以及最终的结果来看。

背景:风雨飘摇,孤城何以支撑?

崇祯元年(1628年),已经是风雨飘摇的大明朝。北方边患日益严峻,后金(即后来的清朝)的铁骑如狼似虎,步步紧逼。袁崇焕临危受命,接替王化贞,担任蓟州总兵,肩负起守护京师的重任。当时,他镇守的宁远、锦州一线,是大明北方防御的最后一道屏障。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发生了“己巳之变”。更准确地说,是袁崇焕的“遣散援军”发生在己巳年(崇祯六年,1636年)。此时,皇太极已经改国号为“大清”,实力日盛。而明朝内部,却是一片混乱。皇帝多疑,党争激烈,财政枯竭,人心浮动。

在这样的背景下,袁崇焕在山海关、蓟州一线,确实集结了一批数量可观的援军。这些援军来自不同的卫所,有的是正规军,有的是临时招募的乡勇。但问题也随之而来:

兵源素质参差不齐: 并非所有的援军都是久经沙场的精锐。其中有不少是新兵,甚至是被迫参军的壮丁,战斗意志和训练水平都难以与后金的精兵相提并论。
军心士气问题: 长期以来,明军在与后金作战中屡战屡败,许多士兵心中已经产生了恐惧和厌战情绪。
后勤保障的巨大压力: 即使是数量可观的援军,也需要大量的粮草、军械和饷银。在当时财政捉襟见肘的情况下,维持这支庞大的队伍,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指挥体系的混乱: 明朝的军队系统本就复杂,各部之间协调不畅是常态。袁崇焕虽然是总督,但要将这些来自不同系统、可能缺乏统一训练的军队捏合在一起,并让他们听从指挥,绝非易事。

袁崇焕的考量:为何要遣散?

袁崇焕在己巳年遣散援军,并非一时冲动,而是基于他自己对战局的判断和对军队管理的理解。

1. 整肃军纪,提高效率: 袁崇焕素以治军严明著称。他可能认为,这批杂牌军的加入,非但不能有效提升战斗力,反而可能因为军纪松弛、逃兵、哗变等问题,扰乱了他精心布置的防线,成为他的负担。遣散一部分不合格的部队,集中力量使用训练有素、忠诚度更高的部队,是提高整体战斗效率的一种方式。
2. 减轻后勤压力: 如前所述,后勤是明朝军队的致命弱点。维持大量低效部队,会耗尽本已捉襟见肘的资源。遣散部分部队,可以大大减轻粮草和军饷的压力,确保主力部队的供给能够到位,使其能够更持久地作战。
3. 避免“溃兵”效应: 如果一支部队在关键时刻因内部问题(如逃兵、哗变)而溃散,往往会引起连锁反应,导致整个战线动摇。袁崇焕可能预见到,如果贸然使用这批素质不高的援军,一旦出现问题,后果不堪设想。遣散他们,至少可以避免他们成为潜在的“定时炸弹”。
4. 集中兵力,打“精锐之战”: 袁崇焕一直以“以少胜多”、“以劣胜优”的战术理念闻名。他或许认为,与其让数量虽多但质量不高的部队充斥战线,不如集中兵力,依靠他麾下那些经过他严格训练、作战经验丰富的关宁铁骑等精锐部队,去应对后金的进攻。他可能相信,他的精锐部队足以支撑局面,而无需那些不确定因素的援军。
5. 对皇帝的“忠诚表演”?(争议点): 也有观点认为,袁崇焕此举带有一些政治上的考量。在那个皇帝多疑的时代,袁崇焕可能想通过这种方式,向崇祯皇帝展示他的“绝对忠诚”和“高瞻远瞩”,证明他能够以更小的代价守住边疆,以此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当然,这种说法带有揣测成分,难以证实。

结果:惨痛的教训

然而,袁崇焕的这个决定,在当时和后世都引发了巨大的争议。而最终的结果,更是让他的行为蒙上了沉重的阴影。

1. 失去潜在战力: 虽然许多援军素质不高,但他们毕竟是数万士兵,是人力。在某些环节,他们也许能够起到牵制、骚扰、甚至是填补战线空缺的作用。遣散他们,无疑是放弃了这股潜在的力量。
2. 辽东士气进一步受挫: 当辽东地区的官兵和百姓得知数万援军被遣散时,他们的士气无疑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他们会认为,连朝廷派来的援军都靠不住,那么他们自己又如何支撑?
3. 成为攻击的靶子: 袁崇焕遣散援军的行为,很快成为了他政敌攻击的绝佳口实。他们抓住这一点,大肆渲染袁崇焕“畏敌如虎”、“擅离职守”、“不顾大局”等罪名,将朝廷的被动描绘成袁崇焕的过错。

罪不可恕?一个复杂的问题

那么,袁崇焕的遣散援军,是否“罪不可恕”?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地用“是”或“否”来回答。

从军事角度看, 袁崇焕的决策有其合理性。他是在当时条件下,为了保证防线的有效性和后勤的可行性,而做出的“瘦身”决定。他试图通过集中精锐,以更小的代价达到更好的防御效果。这是一种军事上的权衡和选择。
从政治角度看, 袁崇焕的决策极其不明智,甚至可以说是愚蠢。在那个政治斗争激烈、信息不透明的时代,他过于自信地以为自己的军事判断就能被所有人理解和接受,而忽视了政治博弈的残酷性。他的行为给政敌提供了绝佳的弹药,最终导致了他自己的悲剧。
从历史结果看, 他的行为并没有挽救大明王朝的颓势,反而似乎加速了某些方面的崩溃。他遣散的援军,最终也没能起到应有的作用。而他自己,也因此被扣上“罪名”,最终被处死。

总结来说,

如果仅仅从当时军事上“宁缺毋滥”的逻辑来看,袁崇焕遣散部队,是为了保证主力部队的战斗力和后勤的顺畅,这在理论上并非“罪不可恕”。他是一个军事指挥官,他有权根据自己的判断来组织军队。

但是,如果将之放到整个大明朝的政治环境、社会氛围以及历史进程中去审视,袁崇焕的这次遣散行为,无疑是一次惨痛的政治失误,一次战略上的短视。他没有能力和时机去处理好这次政治危机,也没有赢得足够的信任来让他自己的军事判断被广泛接受。

“罪不可恕”是一个非常重的词汇,通常指向道德上的败坏或对国家民族犯下滔天大罪。从这个角度看,袁崇焕的行为,更多的是一个军事指挥官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做出的有争议的决策,以及一个政治家在复杂环境中犯下的重大失误。他或许有罪,但“罪不可恕”是否贴切,则需要更严谨的界定了。他的悲剧,既是个人能力和性格的体现,也是那个时代政治昏聩、人心离散的缩影。他死后,明朝的边防并没有因此而好转,反而一步步走向了灭亡。从这个角度看,他的行为,与其说是“罪不可恕”,不如说是“错失了挽救国家的最后机会”,而这,才是最令人扼腕的。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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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没啥好争论的,纵敌罪名放在袁崇焕身上那是妥妥的。

在这我只说三点:

一、袁崇焕作为总指挥且亲自镇守蓟州他的目的不是守住蓟州城,而是把鞑子拦在蓟州城让鞑子无法南下。看看地图就知道如果鞑子过了蓟州城无论东掠、南下、西进都可以,不再是蓟州一个点而是一个面。那些说守住了蓟州城就无罪的袁粉哪来的勇气~~

二、蓟州有没有天险?有!而且明朝不止一个人这么说过,所以某些袁粉所谓蓟州只是一个商业都市不知所谓,为了洗地袁嘟嘟啥话都敢说。

三、蓟州能不能被绕?能,但是短时间内(一天之内)是绕不过去的,蓟州城背山面水,西、北有山,东面紧靠蓟运河,蓟运河三水汇聚属于大河。参考那张民国地图可以知道蓟运河是条相当大的河,即使修了于桥水库分出去一部分水,河面也是相当宽的,玉田到蓟州一带桥别说明朝,在民国时期都没有,是解放后才修的桥。抛开沼泽滩涂不说,如果鞑子绕路玉田,那么是如何过的蓟运河?至今袁粉也给不出来一条可行的路线,无论史料支持还是客观条件,都没有绕路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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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散援军,如果战略目的达成,也不是什么大事。

但是在嘟嘟吹牛必不令敌过蓟西后,敌人“潜越”过了蓟州的话。。。。

首先得确定,谁遣散援军的?这个在崇祯长篇里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没什么疑问的。

至于遣散援军的动机,嘟嘟自招比什么其他人史料都管用。

这句话定它国贼没有丝毫问题了。

就不说后金到底是潜越还是被牛酒犒劳进来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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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又一个袁粉发来一个其他锦衣卫投降满清的帖子,一口咬定张道骏也投降满清了,所以张道骏的话不可信。袁粉的逻辑真奇葩,史书记载袁崇焕和其他人都干过的坏事,一定是别人的锅扣到袁崇焕的头上。说袁崇焕坏话的史书作者,只要作者的同行有投敌的,作者一定是也投敌了,然后就一口咬定这个史料不可靠。呵呵,袁粉真是刀枪不入啊!

张道骏到底投降满清了没有呢?

现在再上史料:谈迁的《都督同知张公传》,1645年正月,“杀于北兵”,为清军杀害,时年51岁。其父张铨,天启元年辽阳沦陷时作为御史监军自杀成仁,时年44岁。”

袁崇焕,这是扶不起的阿斗啊!哈哈哈,太搞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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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及兵薄城下,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

遣散援兵只是其中一条,挺心疼袁氏宗亲的,要辩这么多!

唐生智也没说杀了孙元良,解散南京附近部队,放日军到南京城下吧。更别说卖日军军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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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问题,不过觉得这个问题已经没什么回答的空间了,而且我也不想复读一些结论,我只想说明一点史料问题,那就是张道浚这引用的“崇焕自招云:xxxx...”其实在党争的情况和明朝司法系统长期,不间断地进行刑讯逼供,多次伪造犯人口供的基础上是没什么意义的。

明代司法史重要文献比部招议记载了如下一份犯人招供:

于谦招

刑部等衙门右侍郎等官刘口等谨题:为奸臣谋为不轨等事。景泰八年正月二十日,该六科十三道都给事中等官王镇等,该犯人于谦等谋为不轨等情,于奉天门奏。奉圣旨: “你们说的是,这厮好生无理,都拿了,会多官午门前问。钦此。" 钦遵,会同公侯伯驸马五府六部都察院大理寺等衙门,魂国公等官徐承家等,

问得犯人于谦招(前方高能)

系浙江杭州府钱塘县人,任少保兼太子太傅兵部尚书。平日不行奉公守法,专一挟势弄权擅作威福,使人畏惧。景泰三年间,皇帝欲行更立储君。是谦不合与少傅王文、尚书江渊并亲信内官王诚、舒良、王勤,串同已故都督黄铉,构成□议进滔逢迎,以致景泰皇帝将储君易位;后谦等又行逢迎,废黜汪后。比有内阁办事等官陈循、萧镃、商辂,明知谦等不法情由,亦各不行阻谏,却又附和成事。谦与王文各要树立私党,以为腹心是谦将险邪郎中项文曜、贪渔郎中王伟保升侍郎,又将贪鄙郎中蒋琳保升佥都御史;王文亦将贿赂按察使古镛保升大理寺少卿,及南京通政司参议丁澄前来内阁。修书密切, 往来无间朝夕。

景泰八年正月内,景泰皇帝不豫,人心疑惧,在廷文武官员连名具本,奏请建立皇储,以固国本。是谦与王文不思宗社之重,惟务身家之谋,又乃串通内官王诚,舒良,张永、王勤,各不合图谋不轨, 纠合逆徒要将总兵官擒杀,欲行主立外藩,紊乱宗枝:比时陈循、萧镃、商辂、江渊及刑部尚书俞士悦井王伟、古镛、丁澄、项文曜,俱 知谦等前项谋逆情由,亦各不合不行举发。

本月十七日,在廷群臣奉迎皇上正位大统。当谦与王文、王诚、 舒良、王勤、张永、项文曜巳行擒拿,送锦衣卫监问。续该六科给事中十三道监察御史将谦与王文并同党陈循等劾奏擒拿,蒙将谦等行取前来,会同对问明白结得。蒋琳先行差往贵州镇守,招结是实。王文、王诚、舒良、张永、王勤、陈循、萧镃、商辂、江渊、俞士悦、 项文曜、王伟、古镛、丁澄招同。(后文略)

于谦,what a thug!根据这份供述,这个坏蛋简直就是明朝的孙笑川258!

在于谦的自供状里,于谦痛改前非地陈述了自己的无数罪恶:

平日不行奉公守法,专一挟势弄权擅作威福,使人畏惧!

构成奸议进滔逢迎,以致景泰皇帝将储君易位!

又行逢迎,废黜汪后!

树立私党,以为腹心!

不思宗社之重,惟务身家之谋!

图谋不轨, 纠合逆徒要将总兵官擒杀,欲行主立外藩,紊乱宗枝!

人证物证自供俱在,于谦你个屑人,还有什么后世洗地党能抵赖?

详细研究袁崇焕案的情况,就必须理解袁崇焕案情的复杂性,和明代司法完全背靠于政治的情况,更何况袁崇焕案本身兴起了剧烈的政坛震荡和政治斗争,个中牵扯到的利益已经不是袁崇焕和崇祯所能掌控的,袁崇焕究竟说了什么,别人帮他说了什么,最终可能只能沉没在诏狱中了。

@徐有贞 谢徐相在讨论中提供的有关《比部招议》的线索,以及我的五共也是你分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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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焕把援兵分派到其他地方去,确实是让人无法理解。

因为谁都知道明军打不过清军,所以正常操作是尽量部队聚集在一起,变成一大坨,防止分散后被清军各个击破。

除非是粮食供应不上,那么才会将部队分开

所以答案昭然若揭,粮食不足,这就是袁崇焕为什么要遣散援兵

至于为什么粮食不足,因为袁崇焕他们卖给蒙古了。

臣会同蓟辽总督俞,查得哈刺惧三十六家原在蓟辽抚赏,仇于虎而未与奴通。自去年虎酋攻伯彦黄台吉,据此故穴,彦死之而我不能为各夷之依。夷遂依奴而自固。且夷地荒旰,粒食无资,人俱相食,且将为变。夫辽已能抗奴,夷即变奚为?惟蓟门陵京肩背,而兵力不加,万一夷为向导,通奴入犯,祸有不可知者。臣是招之来,许其关外高堡通市度命,但只许布米易换柴薪,如违禁之物,俱肃法严禁,业责无与奴通。

崇祯也不是傻子,之前就禁止过了,要计口换粮,不准卖。

奉圣旨:“西夷通虏,讥防紧要。奏内各夷市买于东,明是接应,何以制奴?着该督抚严行禁止!其招来属夷,其有饥困,查明部落多少,计口量许换米,不得卖与布帛米粮及夹带禁品。路将等官,倍加侦察,如有疏违,以通夷罪论处!

但是这种事,是一张圣旨就能禁得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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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道理,所谓遣散援军的战略布置并没大错。

九日,入蓟料理战守,以旧总兵朱梅、副将徐敷奏等守山海;参将杨春守永平;游击满库守迁安;都司刘镇华守建昌;参将邹总武守丰润;游击蔡裕守玉田;以昌镇尤总兵世威仍回昌平,保陵寝;宣镇侯总兵世禄前守三河,以防贼西奔。保镇曹总兵鸣雷同辽镇祖总兵等驻蓟以遏敌。
《辽西入卫纪事》(明)周文郁

袁粉举报说不让我用他的图,不用就不用,本来我想偷个懒的。那我自己随手画一个好了,一张破图还当个宝,笑死。看下图红线及一个个红点,大致就是明军分布(细节不咋地,凑合看吧),连起来正好阻止清军南下。而蓟州就是阻止清军西进的一个关键点,三河是个后手,算是二道防线。密云主要是防御北部趁火打劫的蒙古人,不是清军。

这种布置是以明代军镇各卫堡分布的防御体系来排兵布阵的。

由图可看出,各兵将守卫的地方事实上形成了一个包围圈,堵截了清军向各个方向的道路,仅北部清军入寇的方向不能布置兵力,留了缺口,用分部各地的兵力来限制清军机动范围。最终待兵力聚集后,即可以选一支主力进攻清军决战。

这种依靠九边防御体系将兵力多处布置堵截敌军行进通道,逼迫蒙古人决战的方式是明代都督指挥的常规操作,如嘉靖年间刘天和的花马池大捷以三万左右明军堵截入寇的吉囊五六万蒙古人就是这样布置的。将三万左右兵力分散布置在花马池,兴武营,榆林,小盐池,定边,旧安边营,韦州,靖虏,固原,萌城等…“分布隘口城堡,暗伏夹攻”

后来战果是获首级440颗。


明代明军最痛苦的事就是主力明军很难抓到蒙古人主力决战,蒙古人一入寇就到处流串,欺软怕硬,遇弱小明军就打,硬茬子就逃。只有先堵截所有可能入侵的道路,限制敌人活动范围,再以一军进攻寻求决战,周边各军再进援合力夹攻。将敌或扑灭,或赶出边墙。

各兵各将分布防守,责任也好划分,谁丢了位置让敌军从自己防区通过,直接砍谁脑袋就对了。山海丢了砍朱梅,永平丢了砍杨春……

因此,这种战略层面的军事布置并无不妥。四平八稳的战略,连孙帝师都大体认同了。

但是~

问题出现在哪呢?

战术层面不行:

袁崇焕他自己把守的蓟州,仅一天功夫就被人家穿越了。

额……………………太生草了。口袋漏了

这个布置就成了笑话了。

补一张图,黑色是清军行军的大致方向,忽视那个水库,明代没有,仅有河流。南边的红圈内也是座山,北部也是山,两山之间就是蓟州城,这个口的位置不过大约七八公里宽。这就是陈仁锡在无梦园初集里所描述的,只要在北山上设哨岗(蓟州北山有长城和烽火台)就可以对清军动向一览无余,蓟州城外设兵寨,配合蓟州城守兵,足可阻奴西串。

另外,即便奴西串了过去,三河设兵堵截,蓟州明军出动再从后追击,亦可前后夹击。

但是,当清军从蓟州过去时,侯世禄因被袁崇焕迫行离开蓟州未拿到粮食,没饭吃去了通州,通州也不让进门又跑回怀来方向,三河这个作为第二道防线的后手布置就算废了。而袁崇焕带兵也并未向三河方向追击,而是向南绕道河西务直接一溜烟去了北京,也真是迷惑操作~~~

更新补一篇王荣湟论遣散援军。讲道理,袁粉啊,你们太low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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