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感觉战国时期列国人口不多经常打仗却没有出现财政危机，而晚明明明生产力更发达却捉襟见肘？
你这个问题提得非常有意思，也触及了一个很多人可能没仔细想过的历史现象。明明战国时期那会儿，生产力看起来要比晚明低得多，大家日子也普遍苦一些，但列国之间却能“经常打仗”，而且似乎好像也没怎么听说他们因为“财政危机”而停下脚步。反观晚明，生产力应该发展了不少，经济也比以前更好了，怎么反倒经常出现财政紧张、甚至“捉襟见肘”的情况呢？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有趣对比。
要解答这个问题，咱们得从几个关键点上掰开了聊：
第一，战国时期“打仗”的性质和“财政”的构成，和晚明是完全不一样的。
咱们先说说战国时期。那个时候的“国家”或者说“列国”，其实更像是一个个拥有强大军事力量和一定行政能力的城邦联盟。它们的力量基础，主要来自于几个方面：
土地和人口的直接控制： 诸侯国之所以能打仗，最根本的底气就是能够直接调动和控制本国的农民和士兵。那个时候，主要的生产力是农业，土地和掌握在国君手中的人口（特别是青壮年男性）就是最直接的财富和兵源。国家收税，很大程度上就是从这些直接控制的农民那里征收“什一税”或者其他的实物税。国家开支，比如养军队、修工事、搞建设，也主要是依靠征发农民的劳役和一部分实物。
“国家”与“个人”的界限相对模糊： 在战国早期，许多国家的权力集中度并没有那么高，国君的力量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贵族和世家大族的支持。但是，随着各国变法图强，尤其是秦国商鞅变法之后，国家对个人的控制力大大增强。土地国有化（至少是国家承认和管理私有制）、户籍制度的建立、严酷的法律，都使得国家能够更直接地调动和榨取资源。换句话说，国家的“财政”很大程度上就是国家直接掌握的资源，而不是一个复杂的税收和货币体系。 国君的腰包和国家的钱袋，很多时候是紧密相连的。
军费开销的“即时性”和“一次性”： 战国时期的战争，虽然大规模，但很多时候是周期性的，而且战争的花费很大一部分是“人”。士兵的粮饷、兵器制造，都需要钱和物。但是，一旦战争结束，军队解散（或者大部分解散），很多开销也就停止了。而且，那个时代的军队构成也跟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除了常备军，很多士兵是农时之外被征召的，他们本身就有生产能力，国家提供的只是最基本的给养和武器。同时，战争的胜利也常常能带来掠夺的财富，比如抢占土地、人口和物资，这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回血”。
财政收入的单一性： 战国时期的财政收入来源相对单一，主要就是农业税和劳役。尽管有商品经济的萌芽和发展，但国家对这些的征税能力和依赖程度，远不如后世。所以，如果遇到了歉收或者战败，国家确实会困难，但这种困难更多表现为无法发动大规模战争，而不是整体社会的“经济崩溃”。
然后咱们再来看看晚明。
晚明虽然生产力有了长足发展，商业空前繁荣，但它面临的财政挑战却更加复杂和严峻：
税制改革的滞后和复杂化： 晚明的税制非常混乱。虽然有“一条鞭法”等改革，试图简化税制，将银两化，但整体上依然存在着明初以来延续下来的种种赋役负担，而且各地执行情况差异巨大。最关键的是，国家能够直接掌握的资源，即“国家财政收入”，与社会总财富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脱节”。
“钱袋子”分散化和国家征税能力的衰弱： 晚明的社会财富增长，很多体现在商业、手工业的繁荣，以及大量白银的流入。然而，这些财富很多掌握在商人、士绅、宦官等各个阶层手中。国家作为征税主体，它的征税能力并没有随着社会财富的增长而同步提高，反而因为制度的僵化、官场的腐败、以及地方豪强的阻挠，显得捉襟见肘。 比如，商税、关税的征收，很多时候被层层加码，最后真正收到国库的很少，大部分被各级官员和利益集团瓜分了。
庞大的行政和军事开支： 晚明时期，国家的行政机构日益庞大，官僚体系的运作需要巨额开销。更重要的是，它面临的外部威胁和内部动荡比战国时期要复杂得多。北方有后金（后来的清朝）的崛起，西北有农民起义，东南沿海有倭寇侵扰，同时还要维持庞大的边防体系。这些都需要持续、巨量的财政投入，而这些投入很多是固定、刚性的支出，不像战国时期那样可以随着战争的结束而大幅削减。
财政收入的“弹性不足”： 尽管商业发达，但银两的稳定流入并不容易。战争、自然灾害、官员贪腐，都会影响税收的征缴。而一旦遇到重大事件，比如大面积的歉收或者军事上的重大失利，国家就很难迅速“开源”。晚明虽然有商品经济，但其“金融弹性”和国家调动资源的能力，却不如一些更现代的国家。
“国家”概念的演变： 到了晚明，虽然国家概念已经比战国时期的“列国”要清晰得多，但“国家”的运作已经高度依赖于一套复杂的财政和税收体系。当这套体系出现问题，无法有效征收到足够的税款时，国家机器就会出现运转困难，这就是所谓的“财政危机”。
举个具体的例子：
想象一下，战国时期的国君要打仗，他可能就直接从自己的粮仓里拿出粮食，征发士兵去打仗，然后派人去抢地盘、抢人口。国家财政“亏空”了，顶多就是下一年不能再大规模征发，或者少修点宫殿。
而到了晚明，皇帝要打仗，需要银子去招募士兵、购买军粮、制造火器。但这些银子不是国库里凭空冒出来的。他得靠地方官员征收田赋、商税、盐税等等。如果碰上天灾，农民交不出粮食，那田赋就少了；如果商业不景气，商税也跟着垮。更糟糕的是，如果地方官员贪污腐败，把应该上交的银子挪用了，那中央政府就更没钱了。再加上北方满洲族的骑兵需要养马、练兵，农民军也需要镇压，这都是无底洞。所以，即使社会上有很多财富，但国家作为经济主体的“吸纳”能力出了问题，自然就会感觉“捉襟见肘”。
总结一下，主要原因在于：
1. 财政基础不同： 战国是直接控制资源和人口，依赖实物税和劳役；晚明是依赖复杂的税收体系，社会财富分散，国家征税能力相对衰弱。
2. 支出结构不同： 战国战争开销相对“即时”，战争结束后可压缩；晚明面临多重压力，行政和军事开支更为刚性和庞大。
3. 制度和管理能力： 晚明制度的僵化和官场的腐败，严重削弱了国家动员社会财富的能力。
所以，不能简单地用“生产力”来衡量一个政权的财政健康度。更重要的是它 如何组织和动员其社会资源，以及其财政制度是否能够有效地应对挑战。 战国时期那种“小而精”的直接控制模式，虽然生产力低，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能够支持其持续的战争消耗。而晚明虽然富裕，但那种复杂且效率低下的财政体系，却让它在面对严峻挑战时显得力不从心。
希望我这么一说，你就能明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看似矛盾，实则背后逻辑截然不同的历史现象了。这是一个非常有深度的历史问题，也提醒我们，衡量一个国家强大的标准，不仅仅是生产力有多发达，更在于它能否有效地管理和运用自身所拥有的资源。
要解答这个问题，咱们得从几个关键点上掰开了聊：
第一，战国时期“打仗”的性质和“财政”的构成，和晚明是完全不一样的。
咱们先说说战国时期。那个时候的“国家”或者说“列国”，其实更像是一个个拥有强大军事力量和一定行政能力的城邦联盟。它们的力量基础，主要来自于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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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费开销的“即时性”和“一次性”： 战国时期的战争，虽然大规模，但很多时候是周期性的，而且战争的花费很大一部分是“人”。士兵的粮饷、兵器制造，都需要钱和物。但是，一旦战争结束，军队解散（或者大部分解散），很多开销也就停止了。而且，那个时代的军队构成也跟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除了常备军，很多士兵是农时之外被征召的，他们本身就有生产能力，国家提供的只是最基本的给养和武器。同时，战争的胜利也常常能带来掠夺的财富，比如抢占土地、人口和物资，这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回血”。
财政收入的单一性： 战国时期的财政收入来源相对单一，主要就是农业税和劳役。尽管有商品经济的萌芽和发展，但国家对这些的征税能力和依赖程度，远不如后世。所以，如果遇到了歉收或者战败，国家确实会困难，但这种困难更多表现为无法发动大规模战争，而不是整体社会的“经济崩溃”。
然后咱们再来看看晚明。
晚明虽然生产力有了长足发展，商业空前繁荣，但它面临的财政挑战却更加复杂和严峻：
税制改革的滞后和复杂化： 晚明的税制非常混乱。虽然有“一条鞭法”等改革，试图简化税制，将银两化，但整体上依然存在着明初以来延续下来的种种赋役负担，而且各地执行情况差异巨大。最关键的是，国家能够直接掌握的资源，即“国家财政收入”，与社会总财富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脱节”。
“钱袋子”分散化和国家征税能力的衰弱： 晚明的社会财富增长，很多体现在商业、手工业的繁荣，以及大量白银的流入。然而，这些财富很多掌握在商人、士绅、宦官等各个阶层手中。国家作为征税主体，它的征税能力并没有随着社会财富的增长而同步提高，反而因为制度的僵化、官场的腐败、以及地方豪强的阻挠，显得捉襟见肘。 比如，商税、关税的征收，很多时候被层层加码，最后真正收到国库的很少，大部分被各级官员和利益集团瓜分了。
庞大的行政和军事开支： 晚明时期，国家的行政机构日益庞大，官僚体系的运作需要巨额开销。更重要的是，它面临的外部威胁和内部动荡比战国时期要复杂得多。北方有后金（后来的清朝）的崛起，西北有农民起义，东南沿海有倭寇侵扰，同时还要维持庞大的边防体系。这些都需要持续、巨量的财政投入，而这些投入很多是固定、刚性的支出，不像战国时期那样可以随着战争的结束而大幅削减。
财政收入的“弹性不足”： 尽管商业发达，但银两的稳定流入并不容易。战争、自然灾害、官员贪腐，都会影响税收的征缴。而一旦遇到重大事件，比如大面积的歉收或者军事上的重大失利，国家就很难迅速“开源”。晚明虽然有商品经济，但其“金融弹性”和国家调动资源的能力，却不如一些更现代的国家。
“国家”概念的演变： 到了晚明，虽然国家概念已经比战国时期的“列国”要清晰得多，但“国家”的运作已经高度依赖于一套复杂的财政和税收体系。当这套体系出现问题，无法有效征收到足够的税款时，国家机器就会出现运转困难，这就是所谓的“财政危机”。
举个具体的例子：
想象一下，战国时期的国君要打仗，他可能就直接从自己的粮仓里拿出粮食，征发士兵去打仗，然后派人去抢地盘、抢人口。国家财政“亏空”了，顶多就是下一年不能再大规模征发，或者少修点宫殿。
而到了晚明，皇帝要打仗，需要银子去招募士兵、购买军粮、制造火器。但这些银子不是国库里凭空冒出来的。他得靠地方官员征收田赋、商税、盐税等等。如果碰上天灾，农民交不出粮食，那田赋就少了；如果商业不景气，商税也跟着垮。更糟糕的是，如果地方官员贪污腐败，把应该上交的银子挪用了，那中央政府就更没钱了。再加上北方满洲族的骑兵需要养马、练兵，农民军也需要镇压，这都是无底洞。所以，即使社会上有很多财富，但国家作为经济主体的“吸纳”能力出了问题，自然就会感觉“捉襟见肘”。
总结一下，主要原因在于：
1. 财政基础不同： 战国是直接控制资源和人口，依赖实物税和劳役；晚明是依赖复杂的税收体系，社会财富分散，国家征税能力相对衰弱。
2. 支出结构不同： 战国战争开销相对“即时”，战争结束后可压缩；晚明面临多重压力，行政和军事开支更为刚性和庞大。
3. 制度和管理能力： 晚明制度的僵化和官场的腐败，严重削弱了国家动员社会财富的能力。
所以，不能简单地用“生产力”来衡量一个政权的财政健康度。更重要的是它 如何组织和动员其社会资源，以及其财政制度是否能够有效地应对挑战。 战国时期那种“小而精”的直接控制模式，虽然生产力低，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能够支持其持续的战争消耗。而晚明虽然富裕，但那种复杂且效率低下的财政体系，却让它在面对严峻挑战时显得力不从心。
希望我这么一说，你就能明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看似矛盾，实则背后逻辑截然不同的历史现象了。这是一个非常有深度的历史问题，也提醒我们，衡量一个国家强大的标准，不仅仅是生产力有多发达，更在于它能否有效地管理和运用自身所拥有的资源。
网友意见
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公有制”的“优越性”。
战国时期郡县制还没有彻底取代分封制，大量的土地和人口还掌握在贵族地主手里，贵族地主世袭统治国家，只有少部分失地贵族和非贵族地主能参与统治。
当国家需要发动战争的时候，非贵族地主和自耕农一般只会被动消极的服役和纳税，因为他们觉得国家是君主和贵族世袭所有的；贵族地主往往会更加积极主动，因为他们觉得国家是自己世袭所有的。
明朝的时候贵族地主几乎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了，只有少数勋贵有一定的世袭统治国家的权利，绝大多数参与统治的是代表非贵族地主和自耕农的科举官僚，非贵族地主、自耕农和科举官僚认为国家是君主世袭所有的。
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国家在战争中失败了，非贵族地主、自耕农和科举官僚无非是换个君主继续服役纳税，贵族们却会失去世袭统治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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