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为什么感觉楚汉战争破坏力超过了春秋战国?

回答
楚汉战争之所以给人感觉破坏力超过了春秋战国,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分析,这其中涉及战争的规模、持续时间、性质以及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等方面。虽然春秋战国时期长达几百年,战争频仍,但楚汉战争在某些方面确实展现出了更集中的、更具毁灭性的破坏力。

1. 战争的规模和集中性:

楚汉战争: 虽然时间相对较短(公元前206年公元前202年),但楚汉战争是一场大规模、高度集中的内战。其核心是对全国霸权的争夺,参战的双方势力庞大,覆盖了几乎整个汉初的中国版图。刘邦和项羽麾下的军队数量动辄数十万,甚至有史料记载数十万以上的会战。例如,垓下之战后,项羽自刎,刘邦“遂至九江,尽并项羽之兵”。这种大规模军队的调动和部署,本身就意味着巨大的消耗和破坏。
春秋战国: 春秋战国时期虽然战争频繁,但战争的规模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当时国家力量、人口和军事技术(如车战)的限制。虽然也有大规模的会战,但很多时候是以诸侯国之间的边境冲突、掠夺性战争为主,战争的破坏力往往局限在特定区域。即使是像“晋楚争霸”这样的大型战役,也并非每一场都动用倾国之兵。而且,这段时期内的战争,虽然时间跨度长,但并非一场持续不断的大战,而是由一系列相对独立的战争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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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一下,在楚汉战争中,两支主力部队在某地遭遇,动辄数十万士兵展开生死搏杀。这不仅是人力的损失,更意味着大量的粮草、军需物资需要供应。军队的行进会踏毁农田,占领的城池会被洗劫,所经之处,生产活动几乎停滞。这种区域性的、高强度的军事存在对当地的破坏是毁灭性的。

2. 战争的性质和残酷性:

楚汉战争: 楚汉战争本质上是一场争夺天下的权力斗争,其目标是建立一个全新的统一政权。因此,双方都投入了巨大的力量,且战况异常激烈,毫不留情。在争夺过程中,双方屡屡出现屠城、坑杀俘虏等极端行为,进一步加剧了战争的残酷性。例如,项羽在战争中多次采取极端手段,如巨鹿之战坑杀秦军二十余万,彭城之战大败刘邦联军后,屠戮数十万人。这种行为极大地消耗了人口和人力资源,对社会结构造成了难以估量的破坏。
春秋战国: 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争,虽然也有残酷的一面,但总体上存在一定的“礼乐”约束(虽然在后期被打破)和战争的“规则”,例如俘虏的处理相对规范,战争的目的更多是掠夺资源、扩张领土或者争夺霸权,而非彻底消灭对方。虽然也有屠城事件,但其频率和规模可能不如楚汉战争后期那样极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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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汉战争的极端性体现在双方都将对方视为必须彻底击败的敌人,而非仅仅是需要被压制的竞争对手。项羽的残暴和刘邦的坚韧使得双方都采取了不计代价的策略。俘虏不再是被同化的劳动力,而是被消灭的敌对力量,这导致了前所未有的人口损失和心理创伤。

3. 对社会经济的冲击:

楚汉战争: 楚汉战争的爆发,直接终结了秦朝相对稳定但压抑的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大规模的动乱。农民起义的余波未平,紧接着又是楚汉双方的拉锯战。这使得正常的农业生产和商业活动遭受了严重打击。军队需要大量的物资,这些物资的征集往往是通过劫掠和摊派实现的,进一步加剧了人民的负担。许多地区在战争的洗礼下,人口锐减,经济凋敝,百废待兴。
春秋战国: 春秋战国时期,虽然战争频繁,但诸侯国之间也存在着相对的经济联系和交流,甚至在一些时期,各国也在发展各自的经济。例如,齐国的盐铁官营,晋国的“重农抑商”政策,吴越的冶铁业发展等,都表明了在战争之外,经济发展并未完全停滞。而且,各国的经济基础和发展程度不同,战争的破坏也呈现出区域性的不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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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汉战争的破坏,更像是一种“熄灭性”的破坏。当一个朝代被推翻,旧的秩序瓦解,新的秩序尚未建立时,社会往往处于一个真空状态。而楚汉战争恰恰发生在秦朝覆灭之后,新生的政权在争夺中,将全国的资源和人力都卷入了战争的漩涡。这意味着整个社会的运作机制都为了战争而服务,正常的经济循环被彻底打断。

4. 历史叙事的侧重点:

楚汉战争: 楚汉战争被视为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尤其是“楚汉相争”和“鸿门宴”等故事,在中国文化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历史的叙述往往更侧重于双方主帅的个人魅力、战略战术的较量以及最终刘邦的胜利,这种英雄史观的侧重,也可能让人们对战争的宏大和激烈程度有更深的印象。
春秋战国: 春秋战国时期虽然也涌现了众多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但由于历史跨度太长,个人的故事往往被淹没在更广阔的历史背景和制度变迁之中。人们更多关注的是“礼崩乐坏”、“百家争鸣”等宏观概念,而对具体某一场战争的破坏力,可能不如对楚汉战争这样集中性的冲突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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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说,春秋战国是战乱的“时期”,而楚汉战争则是战乱的“高潮”或“爆发”。虽然春秋战国时期的总伤亡和破坏可能也很惊人,但这种破坏是分散在数百年的时间里,并且伴随着区域性的发展和进步。而楚汉战争则以其短暂而集中的残酷性,给人们留下了更强烈的破坏印象。

总结来说,楚汉战争之所以感觉破坏力超过了春秋战国,并非说春秋战国的总破坏力就小,而是其破坏的集中性、残酷性、对社会经济的整体性冲击以及历史叙事的侧重点,使得它在人们的认知中留下了更深的破坏性烙印。楚汉战争是一场以全国为棋盘、以数国之力为棋子的终极较量,它在短时间内将中国社会推向了战争的深渊,其留下的创伤也因此显得更为触目惊心。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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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汉战争留下的史料相对较少一点。跟楚汉战争极其相似的历史时段,是汉末和隋末。

按照历史的记载,隋末乱世结束后,中国的人口减少了大约三分之二。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中国用了近百年的时间才将人口勉强恢复到隋末的水平。

在隋朝建立之前,从汉末到南北朝,中国也差不多混战了400年。

一场隋末大乱给中国造成的破坏,也远远超过了之前南北朝的混战。

而汉末的情况,也差不多。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在真实的历史中,乱世其实并不算太可怕。比真乱世更可怕的,是大一统王朝的失序。

就拿人人皆知的汉末三国来说,这一时期国家损失最严重的阶段,并不是魏蜀吴三国互相攻伐的阶段,而是自黄巾起义到曹操统一北方这个时间段。曹操写诗说这个时期是“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虽有夸张,但也的确道出了这个时期的惨烈。但到了三国时期,虽然魏蜀吴三国因为互相攻伐,也在压榨百姓,但“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的情况就少多了。

为什么到了三国时期,三个政权互相打,对国家的破坏反而比之前要小?

因为在大一统王朝崩溃之后,国家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社会秩序迅速消失,失去了中央授权的官府无法再对社会进行有效治理,盗匪四起、群雄争霸是这个时期的主旋律。但这个时期的“群雄争霸”最典型的特点,就是想出来搞事的人数多,每个人都想分一点权力。与此同时,每个人也都知道自己的行为是在造反,在朝不保夕的压力下,很多人缺乏对未来的长远规划。一般来说,这个时期并不会出现太大规模的战争,通常是甲地的小头领去打乙地的小头领,规模大些伤亡也就是几百人、几千人。可这样的战争几乎在每个地方都有发生,这对于国家造成的损失是非常大的。

《三国志·魏书·武帝记》里这样描述这个时代的情况:

自遭荒乱,率乏粮谷。诸军并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略,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

因为没有长远的规划,所以小军阀们都是“饥则寇略,饱则弃余”。而对于老百姓来说,这其实是最要命的。

“饥则寇略”意味着这些军阀完全不顾老百姓能不能活下去,没粮食了就是抢。“饱则弃余”则意味着他们也不打算长久发展,完全就是以梭哈的心态在打仗。

曹操在历史上有“割发代首”的典故。这次“割发代首”事件的起因是曹操下令行军中不得践踏庄稼,而曹操的马匹偏偏因为受惊踩踏了庄稼,于是曹操准备自刎谢罪。后来经过身边人的“劝说”,决定割发代首。于是,曹操的部队以严明的军纪继续行军。

在这个事情上,先不讨论曹操的行为是否是虚伪,但至少这个事说明了一点,那就是当时在行军中能够不扰民、不践踏庄稼的部队是少之又少。所以曹操才会下这种命令。

在农业生产力并不发达的三国时期,庄稼被踩过之后,基本上也就意味着这一年的粮食要绝收了。

与他们相比,魏蜀吴三国虽然也连年打仗,但好歹建立起了完善的国家治理体系。三国在打仗到时候,知道计算好国内的税赋和兵员,对于能打什么仗、仗打到什么时候停心里是有数的。也许在有的战争中,双方损失的兵力都是以十万计的,但只要社会秩序不乱,这个损失是可以补回来的。

隋末的情况也比较类似。隋末战争中破坏力最大的是评书里所谓“十八路反王、六十路烟尘”的时候,反而是当李唐开始崛起的时候,虽然也不乏大规模战争,但破坏力其实已经没那么高了。

从另一方面来说,当社会处于失序状态时,整个社会抵御天灾人祸的能力都在急剧下降。很多统一王朝或者一个稳定的国家可以做的事情,在失序的状态下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比如在民国时期,陕西多次出现严重的天灾,粮食歉收、绝收屡见不鲜。在统一王朝中,中央可以从别的地方调拨粮食过去救灾。即便是如春秋战国时期,秦国也可以从四川等地寻找粮食来救灾。然而在真实的历史中,陕西的军阀根本没心思管老百姓的死活,外省的军阀也不可能白白送粮食让陕西军阀壮大势力。

此外,军阀混战中因为尸体处理不当、人员流动性强等原因,也非常容易出现瘟疫。在古代的卫生条件下,大灾之后有大疫、大战之后有大疫等几乎已经是常识。而瘟疫收割人命的速度,远远高于战争。一场战争死个几万人就已经在史书上重点记载的大战,但一场让几百万人死亡的瘟疫基本上也就是一句“X年大疫”而已。

所以,跟汉末和隋末一样,其实对秦朝破坏最大的并不是楚汉战争,而是楚汉战争之前的反秦战争和各方势力之间的混战。楚汉战争只不过是在这个已经打烂的摊子上,又打了一场大规模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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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这种东西很主观,十分不靠谱。

能让你产生这种感觉的原因还是在于太史公的《史记》吧。我在这里可以肆无忌惮地说一句,中国的史学家可以划分为两大类:一类:司马迁;另一类:其他史学家。中国的正史史书可以划分为三大类:一类:《史记》;二类:《汉书》、《三国志》、《后汉书》;三类:其他正史。

你之所以觉得楚汉战争的破坏力超过了春秋战国,那是因为太史公在楚汉战争这一历史时期的着墨点非常多,而且十分生动。他用手中的那支生花妙笔,向你栩栩如生地展现了楚汉之争的残酷性。反观其他史书《春秋左氏传》、《战国策》等在这方面的刻画就要弱很多。

我个人认为,战国时期的战争强度与烈度肯定超过楚汉战争。君不见一场长平大战直接就是坑杀几十万战俘,而且今天依然可以在山西高平县看到大量的尸骨坑。反观楚汉之争,则未见类似的尸骨坑出现。判断历史事件,要看史书,但是更应该看的是文物等实实在在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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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这个锅都让四年的楚汉战争来背不太公平,但是说秦末汉初战争作为一个整体,破坏力远远超出战国是毫无问题的。地方公权力失效之下的拉锯混战,比战国高压但稳定的政治体制对于人口的损耗要大得多。

这里仅从人口角度确证一下秦末战争破坏力的问题。我不会老生常谈复读社会进步理论,而是直接以史料证据来描绘人口变化情况。总体来说,无论战国时期战争有多频繁,秦统一时期的中国人口实际上是很多的,比前代任何时期都要多,比汉中期以前也要多,可以说战国后期-秦代的人口被很多人严重低估。实际上文献记录对此的反映是非常明确的。

首先春秋战国五百余年单从人口史的角度,根本不是元气大伤,而是人口激增。战国后期的赵奢论古今的社会情况时候说:

且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不过三百丈者。人虽众,不过三千家者...今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也,而索以三万之众,围千丈之城,不存其一角。——《战国策·赵策三》

赵奢对古时的认识未必准确,但作为战国人,对战国时期人口达到一个高峰的叙述应该说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他认为当时万户人口的城市是可以互相望见的。这固然是一种夸张,但是反映的确实是当时的聚落发展水平——一万户的城镇只能算中等城市。

这一时期的聚落发展水平,远远超出西周和春秋时期,也是可以被考古发现所证实的。上世纪对咸阳,大梁,邯郸,临淄,纪南城这些大都会的发掘都可以体现这一时期的人口规模。

无独有偶,最新公布的秦代文献同样可以印证赵奢有关“万家之邑”的说法。《岳麓秦简五》是秦代法令的集合,其中提到了秦朝政府对于县级行政区规模的界定:简1886+1904规定“县盈万户以上为大,不盈万以下为小。”直接反映了秦县级行政区的普遍规模。

也就是说,万户在秦代是一个界限,超过万户的是大县,不到万户的是小县,一万户人口如果不是当时的平均人口水平,也应该相去不远,至少在中原经济较发达地区,这样的平均水平是没什么问题的。这其实直接反映出来,截止到秦统一以后,全国的人口水平依然处于一个高峰位置。要知道,西汉末年对于县级行政区规模的界定,依然不出秦时的框架。当时的万户之县的长官才能称作县令,一万户以下只能成为县长。

令、长,皆秦官,掌治其县。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汉书·百官公卿表》

西汉末年在战国七雄故地的人口大概5500万人左右,县级行政区则有1200有余,平均每个县人口大概是4.6万人。按照当时总人口和户数的比较,全国平均每户的人口正应该在4.6左右,也就是说直到西汉末的元始二年(公元二年),战国故地县级行政区的平均人口数量依然是以10000户为平均数。

由于我引用的这则秦简材料并没有明确的纪年,不能肯定是秦统一以后哪一年所颁布的规定,因此无法讨论从秦统一到秦末的人口变化情况。但是历经秦末战乱,西汉初年,表明当时人口凋敝的文献材料随处可见。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曲逆县城的人口变化。

高帝南过曲逆,上其城,望见其屋室甚大,曰:“壮哉县!吾行天下,独见洛阳与是耳。”顾问御史曰:“曲逆户口几何?”对曰:“始秦时三万馀户,闲者兵数起,多亡匿,今见五千户。

曲逆县在河北地区,属秦代恒山郡辖地,在今保定市顺平县一带,不属于秦末战争发生的核心区域,但是人口从秦代的三万户下降到汉初的五千户,是秦时的17%左右。

当然这不是说当时一个曲逆县真的死亡了83%的人口,而是战乱造成的人口损耗,脱籍,隐匿,调查不实共同导致汉初政府所能控制的人口数量连秦代的20%都不到。

要注意,和汉以后的各路学者全凭借脑补不同(说的就是你皇甫谧),汉代的人对秦朝人口的认识是非常准确的,可以拿来作为参考,因为刘邦入关中时萧何获取了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

汉王所以具知天下阸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

因此当汉代人说秦末丧乱户口减损到20-30%,那就是贴近事实的。

汉兴,功臣受封者百有馀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当然当时的实际人口,必然是远高出政府所能控制的。葛剑雄在《中国人口史第一卷》计算,秦末汉初的实际人口损失应当在50-60%左右。还有很大一部分人口仅仅是脱籍流民,亦或是隐匿山林,因此在之后70年当中汉朝君主始终以休养生息为主要国策,到了“后数世”,“民咸归乡里”,汉朝控制的人口才开始向秦代人口高峰时期靠垄。

汉代前期人口恢复的速度也被很多人高估了。我在这里指出,即使到了汉文帝后元元年的公元前163年,汉代人口依然低于秦朝较多。这一点汉文帝自己在诏书里已经明确表达出来了。

诏曰:“间者数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灾,朕甚忧之。愚而不明,未达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过与?乃天道有不顺,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废不享与?何以致此?将百官之奉养或费,无用之事或多与?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计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于古犹有馀,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汉书·文帝纪》

这是一则往往被论者忽略的史料,夹杂在汉文帝表达自己对于数年来农业收成不好,水旱灾害贫乏的忧虑言论当中。其实文帝自己已经说得很清晰了,他说“夫度田非益寡,而计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于古犹有馀”,意思就是按照开垦的田地来看当时并不少于“古”,按照人口数量来看,当时并不多于“古”,而按照人口和土地的比例来看与“古”相比还要绰绰有余,然而人民却吃饭都成问题。在这里他所说的“古”自然指的是秦代。正如我前面所述,萧何在咸阳获取了秦代有关户口的典籍文书,因此汉代统治者对于秦朝人口的多寡是有非常精确的认知的。

前163年这一年,汉朝人口显然较秦代还是要少,因此文帝才会说人均土地较前代为多。这一现象的发生不会是因为当时开垦的土地总量比秦代更多,因为当时人的平均土地占有量是高过秦时的,没有任何人口压力去开垦荒地,所以只能是人口少于秦代。

此时距离汉朝建立已经40年,人口还处于恢复阶段。距离汉武帝设下马邑之围开启与匈奴连年战端还有整整三十年,这期间汉朝人口进一步恢复,最终达到秦时的高峰是有可能的。但自武帝兴兵之后,数十年来征伐四夷,人口又出现了一定下降,到了汉昭帝初年,“承孝武师旅余弊,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又出现了大量人口脱产脱籍的现象。当然在这里也同样不能把“户口减半”理解成人口被腰斩,而是政府户籍登记的人口数量出现了断崖式下滑。至于实际人口水平,应该是有一定幅度的下降,但也不会过多。总而言之,在汉昭帝初年,汉朝的人口依然不会超出秦代高峰水平。也就是说,汉代真正超越战国晚期和秦朝人口高峰的时间段当在中晚期,特别是宣帝时期的可能性较大。

写跑题了好多,但是主要是对战国-西汉的人口变化情况进行梳理,取几个有明确史料支持的年代作为关键点,可以描绘大致的人口变化曲线。春秋战国的人口不仅不可能是下跌,反而是大规模增长。秦末汉初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公权力失效,引发了第一次有记载的人口断崖式下跌,带来的人口损失到汉中期才被平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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