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财政收入对比？原因何在？
明朝，一个庞大而精密的税收机器
明朝初年，朱元璋吸取元朝覆灭的教训，极力整顿吏治，严控财政。他以农业为立国之本，将田赋（两税法）作为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这项制度在元末的基础上进行了完善，征收相对固定，并且开始推行“一条鞭法”，将原来的夏秋两税、口赋、杂税等合并为一条，折合成银两缴纳。这无疑简化了征收过程，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效率，减轻了百姓的负担，也方便了朝廷的财政管理。
除了田赋，明朝还有一些重要的税种，例如盐税、关税、商税等。盐税在明朝是国家专营的重要收入，因为食盐是民生必需品，这项收入相对稳定且可观。关税也随着东南沿海贸易的发展而逐渐增加，尤其是在中后期，江南地区的经济繁荣为朝廷提供了丰厚的关税收入。
然而，明朝的财政也并非一帆风顺。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大量土地流入皇族、勋贵和士大夫手中，这些土地往往享受免税或低税的待遇，导致国家税基不断被侵蚀。官僚体系的腐败也严重影响了税收的征集和入库，许多本应归国的银两被官员中饱私囊。到了明朝中后期，宦官专权、党争不断，国家大事往往被内斗所干扰，财政改革屡屡受挫。而且，明朝后期为了应对边患（如北方蒙古的威胁和东南沿海的倭寇），军费开支日益庞大，尤其是万历皇帝三十年不上朝，导致财政调度失灵，国家财政陷入困境。到了崇祯年间，更是因为农民起义和后金的崛起，军费需求呈几何级数增长，而国家却早已捉襟见肘。
清朝，在明朝基础上进行的“拾遗补漏”与“因循守旧”
清朝入关后，继承了明朝大部分的财政制度，也吸取了明朝灭亡的教训。初期，清朝统治者也进行了财政整顿。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同样是田赋，并且在明朝“一条鞭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行“摊丁入亩”。这项改革的意义重大，它将原来按人口征收的人头税（丁税）摊入到田亩税中，实际上是减轻了无地或少地农民的负担，同时也刺激了人口增长，因为人口越多，平均到每亩地的赋税就越少。这项政策的推行，在很大程度上稳定了社会，也为清朝前期的人口爆炸奠定了基础。
除了田赋，清朝在盐税、关税、商税等方面也进行了一些调整和增加。尤其是在盛世时期，随着国内贸易的繁荣和对外贸易的适度开放，这些税收的收入也在稳步增长。此外，清朝还保留了“火耗”这项收入，虽然这项收入的合法性存在争议，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地方官员变相加征赋税的手段，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朝廷财政的不足。
然而，清朝的财政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明朝一样，土地兼并的问题在清朝也始终存在，虽然“摊丁入亩”缓解了一部分问题，但大部分的土地和财富仍然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官僚体系的腐败依旧是困扰清朝财政的一大顽疾，虽然清朝在某些时期也严厉打击过贪腐，但终究未能根除。
到了清朝中后期，特别是太平天国运动和列强的侵略，使得清朝的财政压力剧增。为了镇压起义和赔款，清政府不得不开征新的税种，例如厘金，这是一种在商品流通环节征收的税，它的征收过程复杂，而且扰乱了正常的商业秩序，但也为清政府提供了一笔可观的收入。同时，由于海关的控制权落入外国人手中，海关税收的增长虽然客观上为清政府提供了财政支持，但也意味着国家财政主权的丧失。
对比的侧重点：稳定性与增长潜力
如果从财政收入的稳定性来看，明朝早期和中期，尤其是“一条鞭法”推行后，财政收入相对稳定，主要依靠农业税作为基石。清朝前期，凭借“摊丁入亩”和对明朝制度的继承，也达到了财政的稳定，甚至因为人口增长而有隐性的收入增加。
但从增长潜力和应对危机的能力来看，明朝的财政在后期显得尤为脆弱。土地兼并、政治腐败、连年的战争消耗，使得其财政基础不堪重负。相对而言，清朝在某些时期，例如康乾盛世，凭借更广阔的税基（包括更多的人口）和更有效的管理（至少在初期），其财政收入的总量是可观的。但清朝后期，面对内忧外患，其财政的应对能力也显得力不从心，很多时候只能依赖于变通和搜刮，甚至通过出卖国家利益来换取财政的苟延残喘。
总的来说，明清两朝的财政收入，都建立在以农业税为主体的基础上。明朝在制度上进行了创新，但最终因内部的制度性弊端和外部的压力而衰败。清朝则在明朝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良，并在早期实现了财政的稳定和增长，但同样无法摆脱土地兼并、官僚腐败以及时代发展的挑战，最终也未能扭转其衰落的命运。他们的财政收入，不仅仅是数字的对比，更是两个王朝兴衰过程的缩影。
网友意见
首先要解决是不是这个问题，再来谈为什么。
明清财政收入有差10倍么？显然不可能，都是农业国，税收大头都是农税，清的耕地也不比明多多少，财政收入怎么可能有明代十倍那么多。
明末，天启六年财政收入，米麦2600万石左右，军屯400多万石，盐税200万两左右，金花银100万两左右，内廷皇店、皇庄和御马监名下上万顷马场田地的田租等杂七杂八的加起来几十万两收入，辽饷500万两左右，实物纺织原料成品和其他杂七杂八的实物一大堆大概也能值几十万两，茶税通过茶马互市的操作换马，具体是换不到多少匹（这个茶税没有网文里扯淡的几两那么少，明代茶税不是收钱的，要求商人在茶马互市地区用马抵扣茶税），但不会低于十万两，到了崇祯末田税加征的就更多了，三饷总额能奔着两千万两去（这个加征法底下不造反才怪）。晚明税收积欠很多，征收率不知，但总体应该不会低于70%，而当时平均粮价是约1两1石。
满清财政收入能达到这个级别的十倍？
1908年，满清财政收入是2亿两，看着有大萌的十倍，然而当时白银又不值钱，全国平均粮价是3.895两一石米左右，折粮也不过5000万石左右的样子，清在度量衡上大体是承袭明制，明清石基本是一样的。这个财政收入，相当一部分是海关税，那是外国佬把持下的满清相对最廉洁的衙门奉献的收入。
明清财政收入对比，这个问题，只看银子，不看购买力是十分愚蠢的。白银贬值是个大趋势，清末那论亿的财政收入也只是看上去很美而已。
清财政收入，前期巅峰是乾隆中期，货币收入4943多万两，实物收入米麦豆800万石出头，当时平均粮价是1.5两到1.6两一石，折合起来实际购买力不过4000万石出头。
明财政收入巅峰，一样是前期，永乐十三年正税米麦接近3100万石，军屯1035万石，开中法得到的几百万石边镇粮食收入（肯定比账面数字值钱，千里转运那个损耗不用多说），纺织原料成品和实物若干，论万匹马算的茶马互市茶税收入，以及一堆实物杂物收入，就算明收实物，转运有损耗，明光田税和军屯加起来就有4100多万石，实际数字也略比乾隆朝高或者持平。
中前期的巅峰，明是几千万人口创造的，满清是两亿多人口创造的。
至于满清因为土地兼并财政收入缩水后的正常水平，那就是道光年间4000万两到4200万两这个级别浮动了，实物收入不知，但不会超过漕粮最高水平400万石，当时粮价是2到2.2两一石这个区间浮动，四亿人口，实际收入按粮食购买能力算，其实未必比得过全国人数不到道光朝一半的明万历朝。
万历六年财政收入，黄仁宇估计是2200万两左右，当时粮价是0.5两一石。
满清被吹上天的官绅一体纳粮，效果也就那样了。
明之所以穷，主要问题是明比清开支大，明比清商税收入少。
明在开支首要的问题是长城防线上大几十万军队。卫所制沦为农奴制后，边镇粮食生产受到了极大的破坏，千里转运粮食的开支太大；而通过各种手段摆平了蒙古的满清，不需要再长城防线摆那么多军队，全国也不过账面80万左右的军队，而明代九边账面的军队就快比清朝全国多了。
明在开支方面第二大问题是养的朱太多。第三大财政问题是武官太多。老朱家的血统贵族就没有退出机制，宗室不多说了，武官就举两个例子，首先是很吓人的机关锦衣卫，这古代特务机关听着很强力很厉害，但其实它的主要作用就是养闲人，锦衣卫是个皇帝说了算的单位，滥封起来文官管不着，大萌皇帝为了拉拢文官武将和太监就经常给他们的子孙亲戚们封锦衣卫的官，历代都有淘汰过冗员，一淘汰起来就是几万人；除开锦衣卫，其他皇帝对人事可一言而决的上直亲卫也好不到哪里去，位于通州的一个皇帝直属的上直亲卫，5600人编制，万历朝就有700多个有官身的世袭武官。对比下，鞑清那些旗人开支虽说也比很大，但人数总比明代的血统贵族们少得多，旗人开支应该没有明代宗室和可称冗官的武官多。
商税方面，满清正常商税也没多少，主要是满清有本事从晋商、盐商和十三行这些大官商那里搞到钱，方法有借、摊派、商人主动捐献和终极大招抄家等。这个想了解的话，可以去翻翻资料，满清打仗，这些商人没有不出血的。崇祯要是能搞定那些走西口或在扬州贩盐的老西和郑芝龙们，从他们手上搞到银子，大萌也不会死得那么快了。
至于清末的高财政收入，原因无非是关税和厘金，海关是外国人把持，厘金明显是和明末三饷一样的玩意，需要赞扬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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