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通往西域的陆上丝绸之路贸易是彻底断了还是存在着？
明清时期通往西域的陆上丝绸之路并未彻底断绝，但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出复杂的变化。这一时期的陆上丝路经历了从衰落到局部恢复再到一定程度延续的过程，其存在形态与古代汉唐时期的繁荣相比有明显差异，但仍以多种形式延续了数百年。
一、明代陆上丝绸之路的状况
1. 初期的维持与边疆控制
明初（14世纪末至15世纪中叶），朱元璋政权对西域保持了一定的影响力。明政府在河西走廊设立卫所（如肃州卫、沙州卫），并试图通过朝贡体系与西域诸国建立联系，例如与哈密、吐鲁番等地方政权维持互动。这种关系更多是政治性的“羁縻”，而非大规模商业贸易。
2. 边疆动荡与丝路衰落
15世纪中叶后，蒙古势力（如瓦剌）对河西走廊的威胁加剧，导致明政府将重心转向北方防御（如修建长城）。同时，西域地区因伊斯兰化和蒙古汗国分裂而政治格局复杂，陆上丝绸之路逐渐衰落。明朝官方对西域的控制力有限，民间贸易也受到边疆战乱的影响。
3. 局部存在的“地下”贸易
尽管官方记录中丝路贸易减少，但民间商人（如回族、畏兀儿人）仍可能通过分散的小规模商路进行零星交易。例如，河西走廊的敦煌、哈密等地仍有商贸活动，但规模远不及汉唐时期。
二、清代陆上丝绸之路的恢复与延续
1. 清朝对西域的征服与统治
18世纪中叶，乾隆帝平定准噶尔汗国和回部叛乱后，新疆地区（即“西域”）正式纳入清朝版图，并设立伊犁将军管辖。这一时期，清政府加强了对天山南北的控制，修建驿站、屯田并改善交通条件，为陆上丝路的恢复创造了基础。
2. 官方与民间贸易的双重存在
官方贸易：清朝通过“朝贡回赐”制度与中亚诸国（如浩罕、布哈拉）保持联系，并在伊犁等地设立互市场所。例如，乾隆时期曾允许新疆商人前往塔什干、撒马尔罕等地进行贸易。
民间贸易：以喀什噶尔、和田等绿洲城市为中心，维吾尔族、回族商人通过“茶马古道”或商队网络与中亚、南亚甚至西亚进行商品交换（如丝绸、地毯、香料、玉石）。例如，清代新疆的“玉门关”一带仍有商队活动。
3. 丝绸之路的转型
清代陆上丝路的功能从单纯的经济贸易逐渐转向文化、宗教交流。例如：
佛教和伊斯兰教在西域的传播通过丝路继续扩展。
中亚商人将波斯细密画、阿拉伯天文历法等技术带入中原，而中国瓷器、茶叶也经由新疆传往中亚。
三、陆上丝绸之路衰落的原因
1. 政治与军事因素
明清时期西北边疆的不稳定（如蒙古、准噶尔的威胁）限制了商路的安全性。
清朝对西域的控制虽强，但官方贸易仍受制于“闭关锁国”政策。
2. 经济重心南移与海上丝路兴起
明代中后期，中国东南沿海的海禁政策（如郑和下西洋后的限制）导致陆上贸易进一步萎缩。而随着欧洲航海技术的发展，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取代陆路成为主要通道。
3. 地理与生态因素
塔克拉玛干沙漠、帕米尔高原等自然屏障仍对商队构成威胁，且气候干旱使绿洲经济难以支撑大规模贸易。
四、明清丝路的“存在”形态
1. 局部活跃而非全面繁荣
陆上丝绸之路在明清时期并未彻底断绝，但仅在特定区域（如新疆、河西走廊）和特定历史阶段（如清朝中后期）维持着有限的商业网络。例如：
新疆的喀什噶尔、伊犁等城市仍是中亚与中原交流的重要节点。
河西走廊的敦煌、酒泉等地仍有商队活动，但规模远小于汉唐。
2. 文化与宗教传播功能的延续
丝绸之路的文化纽带作用在明清时期尤为显著。例如：
喀喇汗王朝时期的伊斯兰教通过丝路传入中原，影响了西北地区的宗教格局。
中亚的天文、医学知识经由商路传入中国。
3. 官方与民间的“双轨”贸易
清代政府在西域设立的驿站和互市场所（如塔城、伊犁）为官方贸易提供保障，而民间商人则通过分散的小道进行零星交易。这种模式延续了汉唐以来的丝路传统。
五、总结：从未断绝，但功能演变
明清时期的陆上丝绸之路并未彻底断绝，而是经历了从汉唐“黄金时代”到明清“局部延续”的转变。其存在形态表现为：
官方贸易：受政治因素影响较大，仅在特定时期（如清朝）有恢复。
民间贸易：以小规模、分散化的方式维持，多依赖于西域绿洲经济和商人群体。
功能转型：从经济贸易为主转向文化、宗教传播的载体。
因此，明清时期的陆上丝绸之路是“存在”的，但其作用已远不如汉唐时期。这一变化反映了中国历史重心的转移（从西北到东南）、边疆治理的强化以及全球海上贸易兴起的综合影响。
网友意见
个人感觉诸位对“丝路”的认知不太正确
（1）所谓的丝路并非是东方和西方之间的两点式直接贸易，更不是以中国中原物产为主要货物的贸易。丝路贸易是整个路线沿途各城邦之间贸易的综合，由无数个贸易线形成的庞大体系。类似于，上海-武汉，武汉-西安，西安-哈密，哈密-喀什（伊犁）这种模式，跨区域两点贸易更多的是政治性的，或者沿途买卖着进行。毕竟，古代运输工具承重量有限，一骆驼全是粮食也不够一个人从西安吃到巴格达。
（2）中原对丝路贸易影响很大，但不是决定贸易生死的唯一主宰，只是庞大贸易体系成最东边的一支，因物产特色而具备影响力的一支。仅从新疆发现的历代钱币看，中原物产在丝路贸易中的占比可能不是很大，更没有达到所谓经济控制沿途国家的程度。
（3）丝路并非是全天下跟中国中原的贸易，中原以外地区相互之间的贸易也十分活跃，而且中亚内部各区域和中亚与西亚贸易更活跃。比如，拜占庭对突厥人的文字记载相当丰富，记录了大量的贸易来往，我还发现了突厥人向拜占庭附近一个区域出售铁器的记载。
（4）回答本题，在新中国之前，新疆与中亚、西亚的贸易依旧存在，明清年代这块的丝路贸易从来没有停止过。而且自回鹘西迁后新疆西部与中亚的来往深于内地，高昌与内地的贸易依旧，喀拉汗王朝与内地直接贸易较少（通过青海）。喀拉汗王朝与高昌是死地，但二者的贸易来往从来没有断过，而且有专门的军队维护商团免于游牧部落抢劫。
（6）蒙古人西征，新疆南北各城免于屠城，伊犁、喀什和别十八里顺势取代中亚各城，成为了整个中亚最重要的手工制造业基地，连布哈拉撒马尔罕都进口喀什的器具，波斯身边的土库曼首领进口和田地毯记载数不胜数。
（5）明清时期中原的丝路贸易基本断了。明代偶尔开放西部边疆，有政治性零型贸易外，基本不与新疆进行贸易。新疆政权多次想跟明国建立贸易，要么短短存在几年就关门，要么直接拒绝。整个明代，新疆与中原的贸易可能比与蒙古的更少一些。清代存在了一些贸易，也恢复了一些贸易来往。但因为各种政治上的限制和文化差异，新疆与内地贸易更多限于北疆满汉城，茶叶瓷器只能贵族买得起。而且当时的内地平民百姓日用产品跟新疆本土可生产产品没有什么质量竞争力，运输成本太高。
（6）虽然明代中后期新疆与中原的贸易基本断，但新疆和蒙古西藏贸易很活跃，明代西藏的香料在西亚是尖儿货，通过喀什运往中亚西亚各地。蒙古和哈萨克是新疆器具出售的两大市场，尤其是金属器具和布料金银饰品特别多。南亚是新疆重要的药品市场，喀什医学馆甚至延伸出专业药厂。
（7）黑的儿火者汗年代，明国应该是有次很大程度上开放了边疆，对贸易的限制最少。汗国东部得到了统一和有效治理，与明国建立直接联系。西部与帖木儿帝国建立友好关系，取得贸易来往。汗国都城别十八里的手工业得到发展，变成了新疆最大的城市，人口竟多达20万人至多，该时期留下的商队记载数量最多。
明清时期确实没有唐、元之类繁华，但也不至于彻底断掉，毕竟中间又没什么吞噬一切的黑洞。
先提明朝。
明朝最富盛名的西域使臣当属陈诚，其路线为：
永乐十二年（1414），陈诚奉明成祖之命出使西域。使团由嘉峪关出发，其后的路线是骟马城→卜隆吉河→哈密→火焰山→流沙河→鲁陈城→火州城→土尔番城→崖儿城→托逊（今托克逊）→窟丹纳兀儿→博脱秃山→纳剌秃→孔葛思→忒勒哈喇→马哈木王帐房→衣裂河（今伊犁河）→阿力马力口子→爽塔石→亦息渴儿→塔儿塔石打班→养夷城（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赛蓝城（今哈萨克斯坦奇姆肯特）→达失干城（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大站（今锡儿河），分人去沙鹿黑叶→铁门关→阿木（今阿姆河）→迭里迷（今乌兹别克斯坦捷尔博兹）→八剌黑城→渴石（今乌兹别克斯坦萨赫里萨布兹）→俺都淮城（今阿富汗安德胡伊）→哈烈（今阿富汗赫拉特）。
我上个回答提过，陈诚路线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其走的是一条“新路”，其未经过沙州（敦煌），而是在过卜隆吉河后直接穿越戈壁大漠来到哈密。原因与当时瓜沙一带的残破荒凉有关。如此环境下行路自然非常艰苦，过卜隆吉河后四天之内走了270里路，没有发现任何水草。有两天是靠发现冻冰熬了过去，另两天连冻冰都没有，只能又渴又累的走上一天后休息于戈壁滩中。而访问明朝的帖木儿帝国沙哈鲁使团同样在嘉峪关以西感到苦不堪言，据盖耶速丁描述从哈密到玉门之间“大部分道路都是穿过大沙漠，每隔一天或每两天才能得到水”。
陈诚从北京出发到哈烈大约需要一年时间，而后来帖木儿帝国出使明朝的使团也同样走了约一年，其路线为：
盖耶速丁记载的东行路线是，哈烈→巴里黑（巴剌黑）→乞里夫路→撒马儿罕→达失干→赛兰→阿失帕拉→蒙古（别失八里）→比鲁格图→崆吉尔河→由勒都斯平原→（天山）→吐鲁番→哈剌和卓（火州）→苏菲阿塔→柯模里（哈密）→（卡顺）沙漠→（合刺瓦刺，玉门）→肃州→甘州→哈喇沐涟（哈喇穆棱，黄河）→美城（胡思纳拔德，兰州）→黄河→真定府（正定）→北京。根据盖耶速丁的记载，他们大概走了丝绸之路中段的北道，与陈诚所行方向大体一致，但并未完全重合。
返回时路线变了，这次走了大约一年半。其中在甘州逗留两个半月，抵达肃州后听说东察合台汗国动乱，道路走不通了，被迫又停留观望了近两个月。这也是明朝西域陆上道路不靖的一个缩影。
北京→平阳城（山西临汾）→哈喇沐涟→甘州→肃州→合刺瓦勒→和阗→喀什噶尔→俺的干→希萨尔撒德曼→巴里黑→哈烈。
万历年间有葡萄牙传教士鄂本笃从印度出发，翻阅帕米尔高原穿越南疆进入肃州，遗憾的是未能继续东行。其路线为：
从鄂本笃的记载来看，他的行程是：印度果阿→阿格拉→腊和尔（今拉合尔）→阿塔克（阿托克）→配夏哇（今白沙瓦）→喀布尔河谷→可不里城（喀布尔）→八鲁湾→塔里寒→帕米尔高原→色勒库尔（塔什库尔干）→鸦儿看（莎车）→和田→（受阻折回和田）→鸦儿看→阿克苏→库车→察力失（今焉耆）→吐鲁番→哈密→肃州。
值得注意的是，鄂本笃在和田未能继续东行，被迫折返回去再走天山东路的哈密、吐鲁番入肃州。这其实反映的是天山南路丝绸之路商道的严重衰落。到明朝中后期，传统的和田-民丰-且末-若羌-敦煌商路已经完全断绝，无论是明朝史料还是同时期商旅的记录都再未提及这条汉唐时期联通敦煌与天山南路的重要商道。明清时期敦煌的衰落，也与其西边这条塔里木盆地南缘商路的萧条有很大关系。
此外，嘉靖时期的波斯商人哈智摩哈美德还告诉威尼斯地理学家赖麦锡从肃州到伊斯坦布尔有两条通路：
一是从里海北面鞑靼大沙漠往君士坦丁堡土耳其朝廷。哈智返程时走的就是这条道，他在卡法分道奔波斯。另外一条道，亦是哈智由波斯赴中国时所经道路，情形如下：由甘州至高台6日程，高台至肃州5日程，肃州至哈密15日程，哈密至吐鲁番13日程，吐鲁番至嘉理斯城10日程，嘉理斯城至呼治城（库车）10日程，呼治城至阿克苏城20日程，阿克苏至喀什噶尔城20日程，喀什噶尔至撒马儿罕25日程，撒马儿罕至布哈拉5日程，布哈拉至哈烈20日程，哈烈至维莱米（Veremi，今德黑兰以东2日程）城15日程，维莱米至可疾云（Casbin）城6日程，可疾云至孙丹尼牙（Soltania）城4日程，孙丹尼牙至讨来思（Tauris，今大里士）大城6日程。
再说清朝。
明末清初在中原与西域交往之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群体——布哈拉人。所谓的布哈拉人并不单单指布哈拉汗国的商人，而是对中亚突厥绿洲民的泛称，除了河中的“大布哈拉”还有阿克苏、叶尔羌、吐鲁番等南疆地区的“小布哈拉”。
布哈拉商人游走于中亚与波斯、中国、俄国、印度之间，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贸易网络中间人的作用，也是中俄商贸往来和外交事务的主要媒介，是“西伯利亚各城市以及莫斯科所需中国货物的主要提供者和俄国毛皮及其他各种货物的主要采购者”。当时俄国人总结的对华商道中，就有两条是布哈拉人前往中国的商路：
第二条陆路是由波斯去中国。……布哈拉人经常取道撒马尔罕、吐鲁番、哈密和其他的布哈拉城市去中国，但也可以经过达赖喇嘛所在的博隆塔拉城。……这条陆路通过中国的边城肃州，当地产大黄，托博尔斯克人和布哈拉人都沿这条路去那里收购大黄;肃州是大黄的产销地，的确，欧洲所有的大黄都来自这个地区。……
第三条陆路便是巴伊科夫所走过的那条路，这条路布哈拉人、喀尔木克人以及我们俄国人都走过多次，即从托博尔斯克乘平底船溯额尔齐斯河到盐湖，由盐湖改行旱路，通过喀尔木克和蒙古地区到优美的中国城市库库屯。
同时，布哈拉人也是卫拉特、哈萨克、吉尔吉斯、诺盖等各路游牧民和中俄两国交往的实际主宰者。卫拉特领主们需要靠来往东西的布哈拉商人与北京方面开展贸易，去莫斯科的使团也非得有布哈拉人不可。
准噶尔的贸易，特别是其领主们的贸易，几乎全部操纵在伊斯兰教商人和俄国档案文件所称的“布哈拉人”手里。这就可以说明，为什么每个去俄国的卫拉特外交代表团的成员里，几乎都有一两名伊斯兰教商人作为准噶尔汗和领主们的委托人。
俄罗斯与中亚民族维系着广泛的贸易联系，中亚商人扮演着清朝一俄罗斯间贸易中介角色。中亚商人在草原上的通道，与俄罗斯在中亚的部分商道相衔接。
到十八世纪下半叶，中亚-俄国间形成了三条主要商路，分别是：伏尔加-里海-曼格什拉克-希瓦；奥伦堡-塔什干-布哈拉-浩罕；塞米巴拉金斯克-哈萨克草原-沿萨雷斯河-塔什干。后两条和哈萨克草原有关。从塞米巴拉金斯克经哈萨克草原可到达喀什、阿克苏等地。这些商路穿越哈萨克草原，大概也可以为哈萨克利用。哈萨克人还为俄国商队充当向导。到十九世纪中期以后，俄罗斯与清朝形成了三条主要的贸易路线，其中有两条“沙漠草原路线”穿越中亚，经新疆到达东部沿海地区。
在这种商路下，清与哈萨克汗国保持了长期的贸易往来，其中清朝官方用来与哈萨克开展贸易的大宗商品是丝绸、布匹，获得的商品多是马、牛、羊等牲畜，其它种类的商品较少。民间商人还用茶叶等与哈萨克开展贸易，获得的商品种类比官方的更为丰富。总的来看商品种类不多，且能参与的到地区（互市地和清朝方的生产地、销售地）也较少，远比东南地区逊色。
清朝官方是贸易的主宰者，掌握有定价权，同时也能决定贸易地点和中心。清对该贸易定位为节省开支获得牲畜马匹，保障边区安全的重要途径。
关于清哈贸易，有些有趣的细节。一般来看，清朝官方掌控了商品的定价权，且对与中亚的贸易视为是对蛮夷的恩赐，即当时俄国人的观察：
一般说来，贸易，按清政府的见解，对于国家经济发展是完全不重要的。所以清政府对发展贸易不采取任何措施，不予以鼓励，不予以担保，把开展对外贸易看成是予以的一种特殊恩允，是对邻国及各国的一种慈善的姿态。清政府认为，若没有从贸易中换来的这些中国商品，那些外国人将无法存活下去。
但同时还要注意到的是，清朝却还曾派地方官员和士兵冒充民间商人去和哈萨克人贸易。如果只是漫不经心的视为恩赐，何出此举呢？实际上是清朝有想借漫不经心的态度向人施压，继续维持原有价格的意图在内。
新疆所需马匹等资源，依靠哈萨克汗国的供给，这也是乾隆皇帝自己的看法。清朝官方的此番言论，大概正是要掩盖自身对哈萨克马匹依赖的现实。当哈萨克商人提出增加商品价格要求时，官方则以这是民间贸易作为搪塞，实际上是要维持这种低价格的交易。清朝派遣官方人员装扮成商人和哈萨克贸易，如此就能压低哈萨克商品价格，虽然清朝在谕旨中称，这是为了考虑哈萨克的生计才允许相互之间开展贸易的，如果哈萨克商队不想贸易，悉听尊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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