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明清时期没大规模装备燧发枪？
一、 技术引进与本土化遇到的障碍
首先，得承认明清时期并非对西方火器一无所知。随着海禁政策的松动（尤其是在明朝末期），西方传教士和商人带来了不少先进的火器技术，其中就包括早期的火绳枪和一些管退火枪。到了清朝，更是有专门负责火器制造的部门，比如火器营，也吸纳了不少西方技术。
但是，要将一个高度复杂的军事装备从一个文化、技术体系移植到另一个体系，绝非易事。燧发枪，尤其是其精密的击发机构（燧石、簧片、扳机等），在制造工艺、材料学、以及对工匠的精密加工能力要求都非常高。
精密铸造与加工技术的局限： 明清时期的冶金技术虽然有一定发展，但与欧洲同步的精密铸造和加工技术相比，仍有差距。要制造出可靠、耐用的燧发枪击发组件，需要极高的金属加工精度和稳定的材料性能。例如，簧片的弹性、金属的耐磨损性，这些都需要精密的冶金和热处理工艺。
标准化生产的缺失： 欧洲在18世纪开始出现标准化生产的概念，枪支零部件可以互换，便于维修和大规模生产。而明清时期，即使有火器制造，也更多是手工定制，难以实现大规模的标准化生产，这使得火器（包括燧发枪）的产量和质量都受到限制。
仿制与改进的路径不同： 中国的工匠在仿制时，往往会基于已有的认知和技术基础进行“意译”，而不是“直译”。他们可能会保留火绳枪的某些结构特点，或者用更易于理解和制造的机制去替代复杂的燧发机构。例如，有些清朝军队装备的“子母铳”或改进型的火铳，可能在操作便利性上有所提升，但在精密性和火力连续性上，与欧洲真正的燧发枪有差距。
二、 成本与经济因素的考量
军事装备的大规模装备，从来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更是经济问题。
高昂的制造成本： 精密的燧发枪，尤其是初期型号，制造起来费时费力，成本自然不低。在有限的财政条件下，朝廷是否愿意投入巨资去大规模替换现有的火器，是一个重要的考量。
已有武器的替代效应： 明清时期，军队装备的火器并非只有一种。除了火铳，还有佛郎机、火炮等。火绳枪在当时仍然是一种相对可靠且容易维护的武器，特别是在步兵队伍中。大规模装备燧发枪意味着要废弃大量旧式火器，这需要巨大的经济投入和时间成本。如果现有武器在战场上还能应付一部分需求，那么替换的紧迫性就会降低。
军费开支的压力： 明朝后期，财政日益紧张，边患和内乱不断，军费开支巨大。清朝初期虽然有所好转，但也要面对统一全国和边疆稳定等多方面的开销。将有限的军费用于大规模换装高成本的燧发枪，可能不如用于扩充军队数量、购买马匹、修筑工事或购买更传统的武器来得“划算”。
三、 军事思想与战术的侧重
军事思想和战术的演进，同样影响着武器装备的选择。
“人”的因素的重视： 中国传统军事文化非常重视士兵的训练、士气和个人武艺。虽然火器的重要性逐渐被认识，但士兵的个人能力、阵列的严整依然是战场上的重要因素。燧发枪虽然射速快，但在远距离上精度有限，且在近战中也存在劣势，这可能与中国军队重视的“刺刀见红”式的近战搏杀有所冲突。
战术上的考量： 明清时期的许多战役，依然以大规模的步兵和骑兵协同作战为主。燧发枪虽然提供了更快的射速，但在当时的战术体系下，可能并不是决定性的优势。例如，在面对大规模骑兵冲击时，步兵的密集队形和有效防御依然重要。而燧发枪在潮湿天气下的可靠性、以及其“哑火”的风险，可能也是在实战中被顾虑的因素。
对火器作用的认知： 尽管有西方技术的传入，但中国军队对火器的认识和使用，可能更多地将其视为一种“辅助”武器，而不是决定性的主战武器。这种观念上的差异，也会影响对新式火器（如燧发枪）的投入和重视程度。
四、 军工体系的惯性与创新动力不足
任何一个国家的军工体系都有其惯性，而创新的动力往往与外部压力和内部需求紧密相关。
现有的军工生产体系： 明清朝廷都有自己的军器生产机构，但这些机构的生产模式、技术储备和创新能力，可能难以适应跨越式的技术升级。例如，如果一个工厂习惯了生产火绳枪的零部件，要突然转产精密的燧发枪击发组件，需要大量的技术改造和人员培训。
缺乏持续的外部技术压力： 虽然有西方技术传入，但明清时期在军事上并未长期处于被西方国家压倒性军事力量威胁的境地，直到鸦片战争之后，情况才发生根本性变化。在没有那种生死存亡的外部压力下，军工体系的改革和创新动力会相对减弱。
内部的改革动力： 即使有部分官员认识到燧发枪的优势，但这种认识是否能转化为大规模的政策和资源投入，取决于政治体制、官僚体系的效率以及改革者的影响力。明清时期，尤其是后期，官僚体系的保守和低效，常常是改革难以推进的阻力。
五、 维护与操作的挑战
即使能够大规模生产，燧发枪的维护和士兵的操作也是个大问题。
士兵的培训与文化： 操作精密的燧发枪需要士兵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和操作能力，并且能够理解和掌握维护技巧。在当时识字率不高的背景下，以及士兵流动性等因素，对大规模士兵进行系统的操作培训和维护教育，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后勤保障： 燧发枪的击发机构中需要燧石，而高质量的燧石并非随处可见，其供应和储备也需要一个完善的后勤体系。此外，枪管的清理、润滑等日常维护也需要相应的材料和制度。
总结一下
总而言之，明清时期没有大规模装备燧发枪，并非全然是“技术落后”的简单归因。这是一个技术瓶颈、经济成本、军事思想、军工体系惯性、以及士兵培训等多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虽然中国在火器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贡献，但燧发枪这种代表西方军事技术在1718世纪取得重要突破的武器，其引入和普及在中国遇到了一个复杂的历史和社会环境，使得其发展路径与欧洲有所不同。直到19世纪中期，随着西方列强的军事压力骤然增大，中国才开始真正大规模引进和仿制西方先进的火器，包括滑膛燧发枪和后来的前装线膛枪。
网友意见
明朝接触燧发并仿制已经是崇祯时期，很有可能接触的是不可靠的簧轮式燧发，并且此时的燧发枪即使在欧洲也未普及，技术尚不成熟。明朝很快就亡了，接下来就是清朝。
我们现在回顾历史觉得欧洲推广了燧发为什么清朝不推广？这显然是上帝视角。但如果你把视角放在清朝统治者身上考虑，就会发现他并没有一丝一毫的理由和动力要去普及燧发枪。
有一点要明确，清朝的统治者是拥有燧发枪的，清朝的官员如戴梓亦仿制过燧发。他所制的连珠火铳即仿自英国贡品，枪机也为燧发结构。在故宫博物院，还收藏有多把供康熙乾隆使用的燧发枪。
注：所谓赞巴拉克，更有可能是源自奥斯曼的大型火绳枪，而不是燧发，乾隆五十一年和珅奏明武备院存有一万杆赞巴拉克鸟枪，装备量很可观。 @键史查询台 的回答已经辟谣我就不重复了。反倒是乾隆时期霍硕特贝勒进贡了一把燧发枪现在仍然保存在故宫博物院，在清朝文献里反被记作“鸟枪”。可见只按文献名字猜测枪械并不靠谱。
以中国传统的手工技术能力，仿制燧发不存在任何技术问题，即便是比燧发更先进的铜帽枪（击发枪），僧格林沁居然用他自己军队里的铁匠敲敲打打也仿制出了一批装备。
燧发枪机的制造成本超过火绳枪机。火绳枪机材质可用铜制，铜是种偏软的金属，熔点也比铁低，凭借手工技术很容易打造成型。火绳枪机结构只需要将火绳送到药池并不需要受力，因此铜制枪机即可。
燧发枪机需要击打摩擦燧石，击锤也必须为铁质。且燧发结构必须能承受一定力量，铜质偏软长期使用容易变形，因此需要精铁制作，也即是用钢材。钢质地较硬，纯用手工制作为各种零件难度较大，且燧发结构更为复杂，制作需要更多的工期，人工消耗比铜制火绳枪机多很多，即不得不赠加成本。
受限制于燧发的成本，如果没有外部力量威胁，统治者并没有动力花更多钱去推广燧发。就如美国在冷战后把F22订购数量大幅削减生产线都拆了一样。
清朝自康熙之后，虽在西北等地有一些战争，但多是边境或平叛，与清军作战的对手并不太强，即使用火绳枪加火炮，清军的火力依然可以取得优势，在这个大前提下，清朝是不可能有意愿推广制造燧发枪的。
同时，清朝统治者对广泛推广火器使用一直心存疑虑和矛盾。因为他们担心火器技术扩散后汉人和汉军拥有先进火器抵消他们心中所谓满洲的骑射优势。因此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拧巴的历史时期，一边强调满语骑射首崇满洲，一边对汉军绿营正常的装备请求极力压制，尤其是乾隆的设想里，八旗控制的火器水平必须强于汉军。但是各地区面对平叛或者内外战争对火器的需求却与日俱增，让清王朝不得不让一些军队装备较先进火器，如耗资亿两白银的大小金川之役，因为战事不利，不得不让八旗携威远炮到前线，并就地仿制为冲天炮以对付土司碉楼。总之清王朝对待火器的态度一直很别扭，明明享受着火器带来的军事优势，从明末到入关平三藩等莫不凭借火器优势，一边又试图淡化火器的影响，宣称骑射国本。
另一方面，在中国的网上，长期有着欧洲17世纪就普及燧发的观点，事实是谬误。整个17世纪，欧洲各国燧发的装备比例也是低于火绳枪的，以西班牙为例，1692年西班牙加泰罗尼亚有1000人的龙骑兵装备燧发，但是加泰罗尼亚的军队数量却为16000人，燧发装备比例很低。因为可靠性低，很多士兵并不喜欢使用燧发，甚至为了满足士兵的需要，出现将火绳和燧发枪机同时安装在一把枪上的结构（故宫有收藏源自外国进贡），直到18世纪初西班牙还在大量生产这种带有双重打火结构的枪。真正普及燧发枪淘汰火绳已经是18世纪的事了，此时已经到了康熙晚年。
不请自来，只为指出题主提问中的错误
“乾隆有仿制准噶尔的俄式燧发枪，某次某支征准噶尔部队中提到，可能有一到三成燧发鸟枪装备率,但似乎是一次性，正式编制里目前只发现西北旗营有,比例较低，例如惠远城旗营有3500支鸟枪5支燧发鸟枪230支燧发手枪.另外嘉道年间的广东水师也有燧发枪，数量不祥。”
这段文字里关于惠远城旗营的装备，其原始出处为《新疆识略》卷七，节选如下
题主之所以会认为惠远诚满营有二百三十把燧发手枪和五只燧发鸟枪，恐怕是因为“㫖每兵制造麻火绳十丈共火绳三万五千二百丈俱系兵丁自造”一句中的“火绳三万五千二百丈”正对应前文“鸟枪三千五百二十杆”，正好每杆鸟枪配火绳十丈，于是就把二百三十二杆前锋手枪和五杆鐕巴喇特鸟枪分别当成了燧发手枪和燧发枪了吧？
问题是，从其他清代文献来看，这种想法未必正确。
在《駐防德州滿營軍械工料價值圖冊》中就展现了德州满营手枪制式的图文
从图像和文字上我们可以了解到，所谓的手枪，就是指一种长度在三尺六寸左右的短枪而已（《皇朝礼器图式》上的绿营手枪要比德州满营所用的要短，“通长三尺四寸二分”）；而所谓的鐕巴喇特鸟枪在中文网络上因为某个很不负责任的历史研究者将其断定为仿毛子的燧发枪，以致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谬种流传。
根据我的一位群友提供的《绥远志书》上的记载，可以看到至少是文献上有直接写明，乾隆二年绥远清军的赞巴拉特鸟枪是要用到火绳。至于其他地区其他时代的清军赞巴拉特鸟枪是否为燧发枪，需要有确切的史料或文物加以佐证，而非某人的一句话就可以当成定论的。
因为执政势力往往是保守的，除非有非常明显的优势，否则他们绝对不会推动改革；
在各种保守势力中，军方往往是最保守的，毕竟没人愿意拿自己的脑袋试错；
不说清朝迟迟没有装备燧发枪，就是在燧发枪的发明地法国，也是在燧发枪发明了快一百年之后才开始大规模列装这种武器的。过去上百年里精锐部队装备的都是火绳枪，将领们根本看不到装备燧发枪的必要。
当然，清朝不是全然忽略燧发枪，清朝的骑兵枪基本上都换成了燧发枪。在手枪领域，燧发枪比起转轮打火枪的优势只要不傻都能看得出来。至于大明，一直到明朝灭亡，还有大量的将领认为火门枪比火绳枪更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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