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康熙对自然科学充满浓厚兴趣，且当时传教士众多，清朝却没有摆脱儒学枷锁走上科技强国之路？

你看印度走上科技强国之路吗？，印度人到了美国就能成为世界500强企业CEO，而印度自己又有几个世界500强企业。

请问这到底是文化思想问题，还是人的问题?

我很好奇 @Hasuran Li 的高票答案是如何信誓旦旦不加任何论证的断定“康熙出于防范心理而限制西方科技知识的传播”和“康熙对自然科学的兴趣部分来自炫耀和玩乐心理”是过度脑补的？更好奇该答案如何在不区分儒家各派思想的情况下把原因归结为所谓“儒教”的？下面我就从这三个方面一一反驳。

一、对汉人的防范心理

满清皇帝对汉人的防范心理自然不用多说，这里只说自然科技方面的，仅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证明：

1、火炮

康熙五十四年，山西总兵金国正上言愿捐造新型的子母炮二十二位，分送各营操练，上谕大学士等曰：“子母炮系八旗火器，各省概造，断乎不可！”

这里不提”朝廷“，不提”皇家“，不提”中央“，而是直接宣称“子母炮系八旗火器”，用意再明显不过了。而这样的言论，比比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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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段引用有误，参见评论区置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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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还仅仅是对火炮制造方面的限制，更令人惋惜的，是此后对明中后期以来的诸多火炮、火器相关著作的禁毁。

自郑若曾1562年刊印《筹海图编》起，不到一百年内出现了《登坛必究》、《神器谱》、《兵录》、《武备志》、《西法神机》和《火攻挈要》等多部关于火器的著述。其中何汝宾的《兵录》和焦勖的《火攻挈要》中都有关于弹道的粗疏讨论；清代南怀仁编撰的《穷理学》中，更详细讨论了“重物之动，有依两道而行”的规律。

惜乎好景不长，清朝自康熙平定噶尔丹以后，不但禁止进行火器研制，甚至将前代关于兵器的书籍列为禁书，致使火器知识失去传承，更兼康熙末年以后实施禁教政策，断绝了西学东渐的道路，至此，清廷内堵死创新的源泉，外切断传播的渠道，科学发展几乎完全停滞。体现在火器著述上，自南怀仁的《神威图说》（1682年）和《穷理学》（1683）发表之后，直至鸦片战争以前，近一个半世纪内竟没有一本论及火器的兵书问世。而南怀仁撰《神威图说》原希望其中解说的各理论法则能够流传，不想被康熙 “留览”后便再无下文，不仅没有刊刻，而且原稿都最终佚失。

台湾学者黄一农在《红夷大炮与明清战争》一文中指出：“直到十七世纪末，中国与西方在实用炮学上的差距其实并不特别显著”，他认为自“康熙二十二年底（1683）定全国之后，因军事的威胁消失，官方对火炮的重视日减”，禁止各省自行研制火炮，此后火器发展走向衰落，表现为十八世纪以后火炮著作的缺失、火器知识和技术的失承等。

2、天文、历法

这里直接引用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主任艾尔曼的《从前现代的格致学到现代的科学》（载于《中国学术》2000年第2期）一文中的部分：

三、清初考试中自然之学的排除

　　有一种观点认为，道学中的道德哲学和格致学与技术性的研究之间是冲突的，而前面的讨论证明，用这样的观点来理解明代是错误的……因为在经学正统中保证道德通才具有最高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威望，明代官员被要求知晓天文、数学、历法研究和乐律，这些是礼仪正统的组成部分。他们不会被准予成为“科学家”，但是他们也不会敌视对自然现象在统治活动中的作用的理解。
　　……因此，明代的科举考试并非由于其包括有关自然研究的策问而值得注意。它们值得注意，是因为其在一个政治、社会和文化再生产的体制中成功地包容了有关自然之学的策问，这种体制确保了皇朝、儒士和道学正统的主导地位。所以，儒士不会成为“科学家”，但是他们确实学会了应该在什么范围内信赖专家。
　　为什么与明代相比，在清代这种关于自然研究的策问如此罕见。例如，在1660年代，山东乡试中出了一道有关星占的策问试题。一名考生对此一无所知，就以讨论地理问题来掩饰其回答。原以为已经落榜，他却大吃一惊地在考取的名单上看到自己的姓名……地理和星占研究在更早的朝代是彼此交叉重叠的，但是正如下面所显示的那样，这一联系在清初被打破了，朝廷禁止有关历法和天象的策问。因此，地理学，尤其是区域地理学，作为乡试和会试试策问的来源兴旺发达起来。
　　……
　　在1685年之前，明朝的覆灭和后继者清朝的异族统治为星占-天文学和乐律学专家们创造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打破其附属性地位，并在新起的满族统治精英领导下挑战不受信任的明朝精英的政治权力……宫廷学者诸如李光地(1642-1718年)积极保护历算专家，并使乐律研究在官方资助的研究中拥有高度的优先权。

直到1680年代，此时满族皇朝已经控制了其政治和文化上的敌人，清代早期几十年中知识分子的流动性开始消失，留下汉族儒士和满族精英在政治和文化科层制的高层维持一种不稳定的平衡(而历法专家仍然处于中层)，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在此过程中，在乡试和会试第三阶段中的策问事实上已经不再包括自然之学。也许到了1680年代，宫廷激烈斗争的胜利者——道学，在一位精明满族皇帝的巧妙操纵下，在科举考试中排除了作为明朝考试标志的儒士与自然研究之间的成功协调。

　　我们所知道的是，到了1715年，康熙皇帝(1662-1722年在位)在科举考试中成功地禁止了对天文预兆和历法研究的关注，因为这些内容与清朝的合法性有关。然而，他不可能限制在科举考试之外的儒士群体的这种兴趣。例如，这位皇帝在1713年颁布命令，要求此后所有被任命为乡试和会试的主考官不许出有关天文预兆、乐律或者计算方法的策问。(“朕常讲易及修定天文律吕算法注书，尔等考试官断不可以此注书出题。”)清代新出的自然研究著作，康熙皇帝雇佣耶稣会士专家所作的宫廷项目，都禁止主考官和考生涉及。对自然研究的禁令，是朝廷在一般公众讨论中制止讨论占卜术和吉凶预兆的总体努力的一部分。

这是直接从自然科学的具体层面进行的限制。此外，还有一些间接的限制措施

1、航海

顺治年间、康熙初年，为了防范郑氏而进行的迁界禁海，自毁一千而伤敌不足八百，其荒谬之处就不用多说了，即便是收复台湾，统治稳固之后，仍然出于对汉人的防范心理而对民间航海加以限制。

康熙五十五年（1716）十月，康熙谕大学士、九卿等言：朕南巡过苏州时，见船厂问及，咸云每年造船出海贸易者多至千余，回来者不过十之五六，其余悉卖在海外赍银而归。官造海船数十只，尚需数万金，民间造船，何如许之多。……此中情弊，速宜禁绝。海外有吕宋、噶喇吧等处，常留汉人，自明代以来有之。此即海贼之薮也。……不可不为预防。出海贸易，海路或七八更，远亦不过二十更，所带之米，适用而止，不应令其多带。再东洋，可使贸易，若南洋，商船不可令往。

甚至连官方雇佣的由福建运米广东的民船，都因为“所雇民船三四百只，每只约三四十人，通计数千人，聚集海上”而命令地方官员“加意防范”，这康熙也确如他自己所说的，“每以汉人为难治”，简直是操碎了心呐。

而且，康熙自己并非不明白这样做的害处，他甚至都认识到了“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但是他说完这句话，紧接着就是上面那句“每以汉人为难治”，可见他担心的并非中华文明不敌西洋文明（说实话，以他所处的时代，能认识到西洋的威胁已经算是不错了，也不能指望他能认识到工业革命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碾压态势），而是担心在这种情况下满族的统治不能维持。

2、对传教士的限制

论明末清初士大夫对西学态度的转变--《西北师范大学》2002年硕士论文

当然，我认为这种限制，可能更多的是出于限制天主教的传播，而限制自然科学的传播应该是相对次要的。

二、康熙自身的炫耀心理

南怀仁曾经记述说，一次他陪康熙夜话（1682年康熙巡视辽东时），“皇帝看着半圆的天空，让我们用中国和欧洲话把主要的星一个不剩的读给他听。他通过这件事，表现他有着无限的知识。”“他拿出几年前给他制作的小型星座图表，依据星的位置说出时刻来。这样，他便在周围的贵人面前，能夸示自己的学问而得意。（南怀仁，《鞑靼旅行记》）

康熙这种行为，一方面是为了维护帝王之权威和维护理学这种官方意识形态，另一方面，他本人也有很强的”圣君“情结。

事实上，康熙并非仅仅喜欢拿西方自然科学来炫耀。康熙三十三年，针对翰林官员举办了一场名为“理学真伪论”的考试，康熙自己做考官，翰林官员当考生，对包括帝师熊赐履在内的诸多名儒进行了毫不留情的羞辱和讽刺：【昔熊赐履在时，自谓得道统之传…今又有自谓得道统之传者，彼此给纷争，与市井之人何异？】，更是宣称【朕惟天生圣贤，作君作师，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俨然就是自命儒教教主了。而他在西方传教士面前，也是以儒教的卫道士自居，

康熙帝在炫耀自己的科技知识时并不在乎王公大臣们懂不懂，在他炫耀测绘日影、画画三角、测量山头的高低等技术时，常常以把善于阿谀奉承的汉臣们问得张口结舌为乐事。而那些汉臣正好逮着机会表现对康熙的赞叹和恭顺。所谓“聪明天纵，观文察理，诚非臣愚等所能仰窥也。”（康熙起居注下，第1834页）康熙二十六年（1687）六月，他在训斥汤斌等人时，一方面承认“汉人学问胜满洲百倍”，另一方面，又警告说，“如有人档案以汉俗炫耀、蛊惑于御前，断不姑息。”

这一点， @荆光裕的答案提供了一些更为详细的资料，我就不转引了。

甚至在满清之根本的“骑射”上，他也想做到“旷古绝今”。“朕于一日内射兔三百一十八只,若庸常人毕世亦不能及此一日之数也”，这话是不是吹牛，我就不下结论了，不过至少，康熙对狩猎的超乎寻常的热衷是无须怀疑的。

至于玩乐心理，那就更是人之常情了，即便是我不认为康熙是什么圣君，至少在打分的时候也不会把这个当做减分项，有人认为他是圣君也就算了，非捧成清心寡欲的圣人，那不是搞笑吗。

三、所谓儒教的限制

要说“儒教”对天主教的发展有限制，这个可以有，而且不仅在封建王朝是这样，今天的中国依然是这样。但是要说对自然科学的限制，那恐怕不能成立。

可见，不管是从书籍数量，还是种类上，还是参与的士大夫人数上，清初比之明末都有着巨大的差距。这种差异，恐怕用所谓儒教枷锁，是很难解释的。

如前所述，在天主教思想的传播方面，儒家思想无疑有着很大的阻碍作用，而利玛窦采取的策略，除了积极结交士大夫，尊重儒家传统之外，另一个突破口就是天文、地理、历法等知识。

这一策略被证明是有效的，不仅未引起士大夫的反感，反而带动了一些人逐渐信奉和儒家思想格格不入的天主教，所以“儒家思想排斥自然科学”至少在这个时期是不成立的。

@Hasuran Li 的答案也提到了这一点，但是他采用的是清初的例子，自然会得出相反的结论。所谓“指责中国历法不准这件事情，一是有违儒生们神圣不可侵犯的传统”，这在明代是不可想象的。主持编修《崇祯历书》的徐光启说的好，“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这才是泱泱中华的气度和自信。

再说解剖学，有明末耶稣会士邓玉函翻译并在1643年刊行的《泰西人身说概》和《人身图说》，有清初思想家方以智在《物理小识》中对人身、解剖学的大量介绍，为何一言九鼎的康熙反而会害怕文臣的抗议？

事实上，别说自然科学这种对儒家核心思想构不成挑战的新鲜事物，就连思想层面，也不存在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传统，明末有相当数量的官员加入天主教，也并未受到什么歧视，相反，当时的儒家思想，正处于激烈的争鸣之中，很多人恰恰认为，天主教思想可以弥补儒家思想的缺陷，即所谓“以耶易儒或以耶补儒”。

要讨论“儒教枷锁”，就不能不对明末清初，乃至上溯宋元的理学发展脉络有所了解。明中后期，是思想大发展的时期。从陈白沙到王阳明，心学逐渐打破了理学的统治地位，甚至进一步成为主流，而后以泰州学派为代表的阳明左派日趋激进，开始反对礼教，另一方面，王学末流又走向空谈、流于狂禅，引起了东林学派、清初三大儒的抨击。

而正是由于对社会和儒学现状的不满，所以李贽和东林党人，虽然思想上分歧很大甚至称得上是对立，但却均与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关系密切，并且在书信中对以孔子为代表的早期儒家和天主教精神的异同做出了深入的探讨。

其中的发展脉络，恕我才疏学浅不能一一介绍，推荐一本书西学与晚明思想的裂变 (豆瓣)

当然，如果只考虑以”天生圣贤“康熙为教主的儒教的话，自然是不用关心这些学术争论的，教主说啥就是啥嘛。说它是枷锁，我一点意见都没有。

或者，与其说“清朝没有摆脱儒教枷锁”，不如说“儒家没有摆脱清朝枷锁“才对。当然，儒家为什么难以摆脱这种枷锁，其自身有什么难以弥补的缺陷，这又是另一个问题了。

贴一个以前的回答，以供参考

明朝的文官是怎么从儒家的理论上说服自己效忠于新王朝的？ - 景行止的回答

儒学与科举是一种统治方式。

不搞儒学不搞科举，满清很难与士绅勾结一起。

大清入关后首先干什么？屠杀！抢劫！然后呢？开科举，找人来维护统治。

科举可以将有能力的人纳入统治阶级。

后来大清信了邪，想强国。废了科举练了新军，然后亡了。众所周知强大的中国与大清不能共存。

这是一个饱受争议的问题。

关于康熙与西学传播方面的评论，虽有人赞扬康熙对自然科学的热爱，但在网络上更多的可能是对康熙本人并未推广自然科学的指责。我看到不少（奇葩但）广受网友支持的观点如：“康熙严禁自己之外的人学习科学因为担心先进的西方科技一旦传给百姓，将会极大的动摇统治”、“康熙对科学的所谓兴趣，一方面是用来炫耀，另一方面则也是当玩具供他个人取乐消遣的意思”等等。

总结来说，网友喜欢讲康熙时期自然科学没能得到推广归因于两类：1.威胁统治 2.康熙不够有前瞻性 这两点上来。

我个人认为，第一类观点属于脑补过度，第二类观点则属于忽视了彼时社会环境文化等具体背景。

首先我们先来说说传教士。

当代人们提到明清的在华传教士，总是把他们和自然科学的传播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就好像传教士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为的就是在中国当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点点点的教师一样……你们都忘了他们的职称其实是传。教。士。咩！

对，传教士历经艰难险阻跋山涉水冒着在大海上九死一生的风险来到中国，其实为的是传播上帝的荣光。《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里面90%的内容都是在讲“今日我说服了门口老大妈信上帝我相信上帝的荣光一定会在这片土地上发扬光大”、“在位的皇帝蛮喜欢传教士我相信上帝的荣光不久之后就会在这片土地上发扬光大”、“今日一位有身份地位的人临死的时候信了上帝说明上帝的荣光会在这片土地上发扬光大”、“今日许多教徒因为被人看不惯所以被揍我要怎样才能让上帝的荣光在这片土地上发扬光大T T”……

等等。

讲到科学神马的最多也就是顺嘴一题。能找到的全文全篇都在说科学著作方面事情的，唯有巴多明给法兰西皇家科学院先生们的一封信而已。

这说明了什么呢？虽然当年有100多位传教士活动在中国，但是他们大多数人每天做的事情，是传播一种与中国儒家传统文化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的宗教，没科学什么事。换句话说，传教士在儒教社会里天然就是不讨好的角色。题主所说“摆脱儒教枷锁走上科学强国之路”，想要实现这一点他们所代表的角色（还尚不涉及到科学）首先要被当时的社会接受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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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传教士的主张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涅？《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讲到了很多例子……

首先天主教一夫一妻制，所以他们想说服有点社会地位的人信天主教，的确是件很有难度的事情——但他们确实偶尔也有成功的例子，一个已经娶了好多妻子的人信了教，传教士给出的专业建议是遣散他其他的妻子们- -b。但我想这是多数当时的中国人不喜也不接受的戒条。

其次天主教也决不允许拜像，利玛窦时期尚且考虑到中国人根深蒂固的祭祖传统，改了改教义说祭祖祭孔不算拜像，但是康熙末年开始罗马教廷派了个脑残特使——多罗——来华，裁定利玛窦规矩非法，不许教徒祭祖祭孔，所以后来终于闹到了被驱逐的地步。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还记录了一个事件。说一位信仰天主教的女性出嫁的时候因为拒绝拜像，被婆家按着脑袋强拜（后来如何我不记得了……）

还有天主教所说的“上帝造物”的理论也不被儒生接受，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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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多数传教士每天所做的事情主要还是局限在宗教上面，也不会提到什么科学。

然后我们来说说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

前文说道彼时传教士想要被传统的儒家社会所接受是非常困难的，儒生天然的不喜欢传教士。所以为了能把上帝的荣光广泛的传播，传教士们在多年的摸索后，终于走上了“投皇帝所好”的上层路线。历任打入高层的传教士们，被皇帝所好的项目大体上就那么几条：历法、测绘等。

所以说从利玛窦开始，传教士们就开始了用历法来吸引上层关注的策略。但是指责中国历法不准这件事情，一是有违儒生们神圣不可侵犯的传统，二是损害到了某些官员的利益。所以康熙时期杨光先恨死了南怀仁，在南怀仁与文官关于历法的争论中说道：

臣监之历法，乃尧舜相传之法也。皇上所正之位，乃尧舜相传之位也。……今南怀仁，天主教之人也。焉有法尧舜之圣君，而法天主教之（历）法也？南怀仁欲毁尧舜相传之仪器，以改西洋之仪器……使尧舜之仪器可毁，则尧舜以来之诗书礼乐、文章制度皆可毁也。

以及

以百刻推算，系中国之法；以九十六刻推算，系西洋之法。若将此九十六刻历颁行，国祚短了。如用南怀仁，不利子孙。

这就是把南怀仁往死里弄的节奏……

即便不提天主教那些严重侵害儒教尊严的条款，光说说这些科学内容，朝廷中也有一批人视传教士为眼中钉。所以后来才有康熙感慨：

尔等惟知朕算术之精，却不知我学算之故。朕幼时，钦天监汉官与西洋人不睦，互相参劾，几至大辟。杨光先、汤若望于午门外九卿前当面睹测日影，奈九卿中无一知其法者。朕思己不能知，焉能断人之是非，因自愤而学焉。

汉官中对传教士有偏见之人不在少数。康熙时期在历法测绘上重用传教士，另外康熙也比较喜欢西医——西医跟中医又是不可调和的矛盾之一。在这种社会文化下，即便皇帝本人想要推广科学，在文官系统中也会遭受层层阻力。

可以说雍正时期驱逐了传教士，恐怕也是很多大臣喜闻乐见的。

最后再说说康熙。

在我看来，康熙本人是很欣赏自然科学的，他也很愿意让他的儿子们了解这些知识。但康熙自小也受到儒家文化的传统教育，受时代和教育所限，先入为主的观念还是存在的——因此他本人没有、也无法像现代人一样，认识到自然科学有如此重要。康熙或许是想要普及科学教育的，但是如上所说，在社会环境的反弹下，他恐怕也不想为此做出太大的努力。

毕竟传教士没在康熙小时候就进入到他的必修课教师表中，没给康熙开门“自然科学”以及“欧洲历史”课——从娃娃抓起，不是跟你闹滴~

倘若康熙时期满族高层尚未正式接受儒家文化教育，而是首先接触到欧洲自然科学，可能科学文化会比儒家文化更受到统治者的重视，而得到推广。这一点巴多明与大皇子关于西方语言、满语、汉语之间的争论中或许可得到一定程度的佐证——

大皇子因不了解西方语言，认为“人们无法把他母语的意思(更不要说文笔了)令人满意地译成任何一种蛮语表达”，因此要求巴多明给葡萄牙耶稣会士苏霖神父写信，并且要求“鉴于他不懂鞑靼语，我把要通知他的事向您口授，由您将其译成拉丁语……苏霖神父必须以汉语给我回信，因为如果他写欧洲文字，您就可以以您的方式回答我了。”最终由于大皇子得到了苏霖神父令人满意的回信，

“因此（大皇子）开始对欧洲语言有了较高评价，即把它们紧接着排在他的母语之后，而此前他曾想把汉语排在上述两种语言之间。我引证了汉语中存在的大量歧义反对这种不公正的排列。于是他笑道：“好吧，就依您吧，在这一问题上不愿被说三道四的汉人自己会起来辩解的。”

所以说到底依然是个眼界的问题，再加上儒家文化比较保守又自视甚高，朝堂上的文官出于各方面考量，接受的可能性要比皇帝个人接受小得多。

与其他只关心历法、测绘等实用主义的皇帝不同，康熙在当时极大的肯定了欧洲人对自然科学的研究，他确实是希望了解方方面面的知识。巴多明在给法兰西科学院的一封信中讲到：

我若把皇帝在我阐述每段课程时提出的所有问题全部告诉你们，那我真写不胜写了；我只需告诉你们，他不断向我提问，而且往往从一件事转到另一件事，远远超出了解剖学范围。特别是有一天，不知因什么缘由，他向我谈起了蜘蛛网。我不失时机地把蒙彼利埃(法院)首席院长邦先生的发现及德·雷奥米尔先生奉你们之命所做的实验告诉了他，因为我在《特雷武报》上读到过这次实验的细节。他命我把报上这些内容翻译出来一一这一度中止了解剖学书籍的翻译。皇帝读译文时十分人迷，因此把它交给了三个儿子，要他们三天后谈读后感。三个皇子中最年长的那个承认，他在读过的许多书中从未见过就一个微不足道的问题而做了如此准确而勤勉的研究的篇章。他说：“只有欧洲人才能如此深入研究，甚至连蜘蛛网也加以利用。”皇帝道：“他们在这方面比我们能干，他们想知道自然界中的一切。”另外两位皇子说了一些其他的赞扬话。总之，我可以向你们肯定，这项研究给它的作者们(我把他们的名字告诉了皇帝)带来了荣誉，也加深了我使他对这个著名团体（指法兰西科学院。一一中译注）所产生的印象一一因为它拥有如此杰出的成员。

这段内容提到的解剖学著作便是《钦定骼体全录》，有不少攻击康熙故意不推广自然科学居心叵测，便是拿此书满文本定稿之后康熙下令：“此乃特异之书，不可与普通文籍等量观之，亦不可任一般不学无术之辈滥读此书”【见

一文。其实康熙原话是说“不可让它被不学无术之人任意处置”】，而没有将这本书出版一事做文章——这类人一般会以此事为例，无限扩大到“康熙不出版任何科学书籍”上来。

但事实上除了这本书以外的其他自然科学书籍，其实都是出版了的。为何独独不出版这一本？还是因为担心文官们的反弹和抗议。这里我不得不上一些此书的截图——

如这般有伤风化的：

甚至还给丁丁配了图：

这种涉及到（绝对不会被儒家所接受的）“解剖人体”才能出现的东东更是数不胜数：

所以巴多明留下了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记录：

——谁是不学无术之人，又会被如何处置，可以参照乾隆是怎么对待他爹的《大义觉迷录》一书的……

更何况此书基于解剖学之基础上，这又是儒家不能碰的雷点之一。康熙也只是部分接受解剖的观点，巴多明如是说：

就以这张图片最后一句作为结尾总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