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康熙能关门扳倒鳌拜，而汉献帝无法关门诛杀曹操？
首先，得明确一点：“关门”这个说法，在现代语境下常常带有一种私密、突然且掌控局面的意味。在古代宫廷，皇帝要“关门”行动，绝对是个高风险的政治操作，意味着要排除外界干扰，并能对目标人物形成压倒性优势。
为什么康熙能“关门”扳倒鳌拜？
康熙擒拿鳌拜，可以说是一场精心策划、步步为营的“宫廷政变”，而“关门”是其最关键的行动。其成功有几个核心要素：
1. 年龄与阅历的优势（相对而言）： 康熙登基时年幼，但很快就展现出超越年龄的政治智慧和魄力。他并非是那种完全被架空、软弱无力的傀儡皇帝。他成长在宫廷之中，对权力运作有切身体会，也知道如何聚集和利用自己的力量。而鳌拜虽然权势滔天，但他的权力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辅政大臣的身份和对朝臣的控制上，并非皇权本身。
2. “关门”的准备与时机： 康熙并没有突然发难。他是在暗中积蓄力量，培养亲信。最关键的是他训练了一批身强力壮的少年“护卫”，这些人对他忠心耿耿，也是他“关门”行动的直接执行者。这种准备，就像是为一次秘密行动铺设了充足的弹药。
而“关门”的时机选择也至关重要。当时鳌拜的权势虽然大，但他也犯了一些失误，比如在朝堂上屡屡挑战皇权，行为日渐嚣张，引起了朝野不少人的不满。康熙正是抓住了这一点，在一次朝会后，以“召见议事”为名，将鳌拜引入了皇宫内院，并利用事先埋伏好的力量将其控制。这里的“关门”是真实的物理空间上的隔绝，将鳌拜置于皇帝的绝对掌控之下。
3. 合法性的包装与利用： 康熙并非孤注一掷地用武力莽撞行事。他通过一种相对“合法”的方式来包装这次行动。他以“对鳌拜进行训诫”为名，实际上是将鳌拜拿获。事后，他罗列了鳌拜的二十大罪状，并将这些罪状公之于众，赢得了朝臣的普遍支持。这种“师出有名”的做法，大大降低了政变的阻力，也稳定了朝局。他巧妙地利用了当时汉臣对满族权臣的不满，以及对皇权的尊重。
4. 力量的绝对对比（在“门内”）： 在皇宫那个“门内”，康熙调集的力量是绝对压倒性的。他有经过精心挑选和训练的侍卫，他们是在皇帝的直接指挥下行动，士气高昂且目标明确。而鳌拜虽然有党羽，但在那种突发的、被围困的宫廷环境中，他的党羽鞭长莫及，无法施以援手。这就好比一个身经百战的勇士，在自家后院被早已埋伏好的伏兵团团围住，根本无法施展拳脚。
5. 目标明确：擒拿鳌拜本人。 康熙的目标非常清晰，就是要擒拿鳌拜本人，剪除他的羽翼。他没有去搞什么“清君侧”，也没有试图颠覆整个满洲贵族的统治。他的目标是针对个人，所以更容易集中力量，达成目的。
为什么汉献帝无法“关门”诛杀曹操？
汉献帝想杀曹操，可以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想“关门”也根本没那个条件。原因更为复杂和残酷：
1. 汉献帝的权力基础极其薄弱： 汉献帝即位时，东汉王朝已经风雨飘摇，皇权衰微到了极点。他完全是靠董卓、李傕郭汜这样的军阀扶持起来的“政治符号”，根本没有自己的嫡系部队和实权。曹操的崛起，正是建立在对这个权力真空的填补之上。献帝连自己的生命安全都难以保障，更别提什么调集力量去“关门”诛杀了。
2. 曹操是“外来户”，且实力强大： 相较于康熙身在皇宫，身处权力中心，曹操最初是依附于袁绍，后来才逐渐壮大。当他挟天子以令诸侯时，他已经掌握了强大的军事力量和政治资源。他并非像鳌拜那样，是在皇帝身边任职，而是隔着遥远的距离，通过控制朝政来影响皇帝。皇帝想“关门”对他动手，就如同一个被绑架的人，想要摆脱绑架者，而绑架者手里还掌握着人质的生杀大权。
3. 缺乏“关门”的本钱： 汉献帝没有什么可供调动的、能对抗曹操的“自己人”。他的身边都是一些依附于各方势力的人，或者说他根本就没有那种能被他调动并甘冒巨大风险去对抗曹操的军事力量。他自己身边的禁卫军，很可能也已经被曹操收买或者控制。即使他想“关门”，他的“门内”也可能已经被曹操的人渗透了。
4. “关门”的时机和可行性： 汉献帝想杀曹操，最著名的例子就是“衣带诏”。他试图通过密诏的方式来联合外臣起兵。但这恰恰说明了他无法直接动手。他只能通过这种隐秘、被动的方式去寻求帮助，而不是像康熙那样主动出击。而“衣带诏”事件最终被曹操察觉，非但没能成功，反而让他进一步暴露了自己，招致了曹操更严密的控制和对与他勾结的大臣的血腥清洗。这恰恰证明了他无法“关门”解决问题，反而把自己推向了更危险的境地。
5. 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局面： 曹操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皇帝是他的工具。在这种模式下，皇帝在明面上几乎没有独立自主的行动能力。皇帝想杀曹操，就如同一个被政权操纵的傀儡想摆脱操纵者，其难度可想而知。曹操控制着皇帝的行动、饮食起居，甚至朝臣的任命，皇帝想在这样的监视和控制下策划一场“关门”行动，无异于天方夜谭。
6. 政治合法性的真空： 曹操虽然是大臣，但他代表着那个时期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且对天下有着一定程度的“稳定”作用（至少在很多人看来）。而汉献帝，他代表的是已经衰落的汉室，他的诏令在各地军阀和百姓心中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号召力。即便献帝真的“关门”成功，谁能保证他就能重新掌控天下？他缺乏改变既有政治格局的实力和号召力。
总结一下：
康熙擒拿鳌拜，是“内部权力整合”： 康熙是合法且拥有实际权力的皇权继承者，他是在自己的核心地盘（皇宫），利用自己的核心力量（年轻近卫），在准备充分、时机恰当的情况下，精准打击了侵蚀皇权的一个具体障碍（鳌拜）。他是在“关门”内解决了内部矛盾。
汉献帝诛杀曹操，是“外部力量的挣扎”： 汉献帝是一个失去实权的统治者，他的权力是别人赋予的，他的敌人是外部的、强大的军事政治势力。他想“关门”杀曹操，就如同一个被绑架的人想在绑架者眼皮底下反杀绑架者，而且这个绑架者还控制着他的一切。他缺乏“关门”的本钱和环境，只能寄希望于外部力量的介入，而这种方式极度危险且成功率微乎其微。
简而言之，康熙是狮子搏虎，掌握着主动权和主场优势；而汉献帝则是在刀俎上的鱼，即便心中有刺杀的念头，也无法找到合适的时机和力量去付诸行动，稍有不慎便是万劫不复。这便是“关门”能否成功的根本区别。
网友意见
鳌拜是权臣，是属于体制内的…
曹操是诸侯，是属于体制外的…
康熙朝政局还是稳定的，中央政府还没有崩塌，还保持着对外的影响力和威慑力…简单来说，就是各地还承认中央政府。
曹操迎刘协的时候东汉中央政府是什么样子？
黄巾害民，党锢失士，董卓废立失法统丧权威，诸侯割据丢地方掌控。
王允倒是靠谋杀上位了，结果被手握强兵的李郭打成狗…(汪我对不起你，又被打成你了…)
之后两人，一劫天子，一掳公卿，这时候不要说朝廷的遮羞布了，连兜裆布都被撕下来了好么？！你还指望天子这名头有啥用…
再说就是风气问题。东汉年间还保存类似于战国时期士的风气，士效忠的更多是上官是主家。拥有绝对忠于天子信仰的人，那叫酷吏…
ps：再补一条，刘协跟他的那群猪头高官当时都快饿死了→_→到了曹操地盘上也全靠人家阿瞒掏钱粮养着
刘协想养死士…那大嘴炮术得点满啊…不然没权没钱，只能靠嘴炮让人家效死力了…
其实，已有的几个赞数较多的回答把两者区别的主要理由已经说出来了。
关键的区别在于，建安年间，曹操在许昌朝廷内不但没有其他实力派对手，而且也没有实力略逊一筹的同僚，真正支持起许都朝廷的军政实力完全掌握在曹操集团手中。而这个集团是曹操个人以家族部曲为核心，并拉拢主要来自充豫的部分士族组织起来，并经过多年战争壮大的，内部比较团结。这是一个以曹操为绝对领袖的私人集团，其成员效忠的对象是曹操以及他指定的继承人，而对原东汉中枢朝廷却极为隔膜。特别是经过十常侍、董卓、李榷等先后作乱后，东汉旧朝廷的权威已经荡然无存，汉帝刘协只是春秋周天子式的图腾象征，难以赢得当时各地士族大族们的无条件效忠。而且从个人能力和作为上说，刘协在被迎放许都后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史料记载认真努力过分化瓦解曹操集团，相反是曹操却仍然小心的竭力布局，彻底打压在两汉都一直具有巨大权力的内宦和外戚（当然，曹家后来自己也可以算外戚，自然属于例外），给旧朝廷原大臣们的也大都是空有虚名而无实权的高位。并且直接在皇宫内安插亲信控制最重要的卫戍。这样，刘协在内外朝都找不到独立于曹操之外，可以依赖的政变力量，即使他能找到几个死士，并趁到曹操落单的机会杀死或逮捕他，也完全无法抵挡曹操集团的反扑。而在这种条件下，还企图发动自我宫庭政变除了自杀外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而康熙初年，首先清廷中央的权威是无可质疑的，除了还在抵抗的郑台外，全国已经完全服从于清朝的统治，即使三藩当时也是一种完全效忠的态度，清廷上下都没有除去鳌拜后，政权内暂时发生混乱就会被外敌所趁的担忧。而最重要的是，历史上鳌拜在清廷中的实际地位完全没有近年流行的小说或电视作品里的那么强大和稳固，有一点应该补充说明原来的答题——实际上在发动自我政变前，玄烨已然亲政，也就是说鳌拜原有的托孤辅政大臣身份，本就已自动解除了。
这实际是很重要的权力变动，前面已经提到康熙初年的清廷有着强大的权威，但构成这一权威的历史积累中，鳌拜甚至四名辅政大臣的贡献其实都不非常重要，他们的权力基础完全来自于顺治帝下令由辅政大臣托孤的遗命，也就是暂时代行皇权。所以他可以趁索尼、遏必隆怠政而几乎独掌辅政大权，但当玄烨亲政即收回皇权后，他权力的法理基础仍然被轻易抽空了。也就是玄烨突然下令逮捕鳌拜时，侍卫们立即无条件服从命令的关键心理因素。奉亲政的皇帝命令逮捕一个前辅政大臣及现任重臣，和逮捕一个由前任皇帝明确遗命托管大政的现任辅政重臣，在当时人们的心理中是完全不同性质的二桩事。
当然历史上皇权转移后再收回很少是理论上那么轻易的，但当时清廷内力量分布非常有利于玄烨复权。清初清廷的统治基础还主要近于爱新觉罗皇族-八旗贵族-满八旗-蒙汉八旗绿营-三藩地方士绅这样一环套一环的同心圆结构，尤其是北方在京师周边，决定根本力量对比可以说完全看在八旗中的支持度，或者说可靠掌握的八旗力量有多少。而当时实质掌握八旗的依然是包括大批爱新觉罗皇族近支在内的八旗贵族，皇太极、福临在位时期没能完成对八旗的完全集权，索尼鳌拜等辅政期间更没有实现，鳌拜自然也就没有真正独专朝政的力量 基础。
八旗内争是后金至清初，后金-清廷内政的核心问题，从皇太极倚两黄旗登上汗位，到收正蓝旗，再到多尔衮强化两白旗，八旗内各旗间反复参与争夺最高权力，最后到顺治收正白旗形成稳定的皇帝亲领的上三旗优势力量，以上三旗控制下五旗，但同时也可以看做其他大贵族仍然在数旗中拥有可与皇帝相抗衡的影响力。在顺治青年早崩后，这种诸王仍拥有强大实力的状态，一方面对两代交接出现年龄断层的皇权构成了极大的潜在威胁，但另一方面却又是在外牵制代幼帝暂管上三旗力量的辅政大臣们起不轨之心的有力制约。而鳌拜杀苏克萨哈甚至还再度揭开了正白旗与两黄旗间的历史恩怨伤口，再加两黄旗已经效忠皇太极一系三代之久，鳌拜短短几年内不可能完全排除异己，把其变成自己可以行使伊霍之事的真正权臣的绝对可靠的基本盘。
由此可以看出，鳌拜的所谓权臣地位其实是很勉强的，实际上更接近历史上很常见的强势宰臣——虽然他出身武将，但出将入相本来就是清初的惯例——但本身的权力基础大部分仍然借自于原本的皇权，一旦皇权的合法所有人厌恶甚至痛恨他，对其发动攻击，即使他早有防备，实际上也是无力抵抗的。历史上，玄烨为了除掉他发动了自我宫廷政变，这种非正常手段是不是有必要其实很值得怀疑。
与许多人可能的想象相反，清廷从后金建立起，虽然对外完全依赖武力，做过许多后世看来非常野蛮的行径，但在内争上却很有规矩，甚至可以说相当“文明”，权力争夺和转移虽然要倚实力（武力）为后盾，但表面上程序基本是走得一丝不苛的，从诸弟、子、重臣逼努尔哈赤废长子诸英，到次子代善失势，皇太极即位，到皇太极暴崩后以其幼子福临继位，到多尔衮专权，再到对这位义皇帝彻底清算，后金-清初的清廷以各拥重兵的皇族高级成员为核心的内斗既激烈又频繁，但每次却都是斗而不破，不要说发展为内战，连失败的各大贵族直属的亲卫部曲的小规模武装抵抗都没有发生过。有清一代，历其二百六十多年中枢的公开政变一共就发生过二次，第一次就是这位玄烨 圣祖对自己一个大臣干的，说是英明神武的少年皇帝对有篡位野心的权臣实现了逆转大翻盘，坦率的说至少本人是不信的，他又不是面对着执掌军政大权十多年已经弑杀二任皇帝的宇文护……只不过历史对胜利者的评价尤其宽容罢了。
而曹操则拥有完全是由自己建立的军政集团一手打下的势力，而且这一力量在许都朝廷内不仅是处于绝对压倒优势，甚至可以说是独占所有实际要害，只剩下一个空名的皇帝，自然对其无可奈何了。所以鳌拜和曹操间实在是没有实质可比性的。
汉献帝刘协不是个笨人，可以说是个聪明人，但“智愚”只是对于普通人的评价标准，不是评价帝王的标准。一个皇帝，肯定要评价其执政能力，而刘协的悲剧在于，他所处的环境，特别是都许之后，曹操让他无法有发挥其执政能力的机会了。
但凡政变，不仅仅是皇帝一人之愿，必然要有兵权能调动。试图用一纸诏书就能收权，我不说这事痴人说梦，等于是寄希望于对手反应木讷，有兵不敢用，或者皇帝明知权臣忠心无二，甘愿束手就擒。
但是，真的蛮横的权臣摆在面前，哪个皇帝愿意以身试险？谁不愿意手里握有兵权，再去做这件事？往上说，汉桓帝刘志的面前，前任汉质帝的尸体摆在前面，他能一开始就怼大将军梁冀吗？不能，刘志还是隐忍了多年，身边有了同盟，掌了兵，才敢发飙。
本题以康熙擒拿鳌拜为例，类比汉献帝与曹操。我以为：康熙能擒拿鳌拜，前提是鳌拜能接受康熙的召见，出入宫廷以为常事；而曹操，史书上明确写了：曹操在专权之后，就根本不去见刘协了。曹操精明着呢。
刘协在长安时，就有执政的记载，东归之时，总体上有什么事，刘协都要召开会议讨论，群臣发表意见后，刘协再来定夺。这一切，是因为他有两个外戚将军可以依靠，一个董承，一个伏完。虽然不能制衡白波军那帮乌合之众，至少自己还能留个体面。
后来，刘协听从曹操的话，都许后，伏完是交了兵权的（具体时间不明）；董承没交兵权，还被拜为车骑将军，结果在建安五年，官渡之战伊始，董承交出了自己的脑袋。从此，刘协没有了对抗曹操的依仗靠山。
曹操不复见天子事考
书上说（如范书皇后纪），许都后，曹操专权。这肯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因为曹操不可能在刘协进宫后就立刻翻脸，宣布皇宫内的卫兵全部换上自己的人。
范书《皇后纪》的描述不是很准确，因为先写“宿卫兵侍，莫非曹氏党旧姻戚”，后写“虎贲执刀挟之（曹操）”，讲道理，事实应该是相反的，不然曹操为何要怕自己人？
范书《皇后纪下》：自帝都许，守位而已，宿卫兵侍，莫非曹氏党旧姻戚。议郎赵彦尝为帝陈言时策，曹操恶而杀之。其余内外，多见诛戮。操后以事入见殿中，帝不任其愤，因曰：“君若能相辅，则厚；不尔，幸垂恩相舍。”操失色，俛仰求出。旧仪，三公领兵朝见，令虎贲执刃挟之。操出，顾左右，汗流浃背，自后不敢复朝请。
范晔是认为曹操此次吓尿之后，就再也不敢见刘协了。可以理解。
裴松之在《武帝纪》建安二年引了《魏晋世语》的内容，也提到“自此不复朝见”。
旧制，三公领兵入见，皆交戟叉颈而前。初，公将讨张绣，入觐天子，时始复此制。公自此不复朝见。
这段话肯定不是说“曹操恢复旧制后，然后带头第一个不执行”这个意思，文末的“自此不复朝见”与“复旧制”不是同一时间点的事，而是存在一个时间间隔。
如果要把这两处记载合二为一来解读的话，顺序应该是这样：
建安二年初，司空曹操征张绣，特意恢复旧制，拜见天子（虎贲挟之），然后出征。
二年至五年间，曹操逐渐架空汉廷。（杀议郎赵彦事，董承联络刘备等人图谋曹操事，曹操掘梁孝王墓事均应发生在这段时间内，诸如此类，都标志着曹操与刘协的关系恶化。）
才发生刘协愤怒质问曹操事，曹操虽然脱身，此后，再也不去见刘协。
即便如此，曹操也可以远程操控，将皇宫卫兵都换成自己人，让刘协彻底失去党羽。
建安九年，曹操得邺，封冀州牧，让兖州牧，同时留长史王必代理许都事务。
此后，根本不用再去见刘协了。
后话
我印象中，曹操之后的权臣，有很多人都懂这个道理，司马昭、桓温他们都不见皇帝的，有什么话，都是上书派人转达，就是为了避免发生万一。
俗话怎么说来着：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
鳌拜，他是吃了没文化的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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