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到了清朝，文人士大夫都普遍没有之前的历朝历代那么有骨气、那么有家国情怀了了？
首先，我们得承认，历史评价本身就带有主观性，而且对“骨气”和“家国情怀”的定义也会随时代演变。但抛开这些主观因素，如果我们对比一下唐宋明和清朝文人的某些表现，确实能感受到一些明显的差异。
一、清朝统治的性质与文人政治的“新常态”
清朝是满族入主中原建立的王朝，这与之前的汉族王朝在根基上有所不同。为了巩固统治，清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驯化和整合汉族士人。
严厉的文字狱： 这是清朝最突出的一个特点。从顺治年间到乾隆时期，文字狱层出不穷，涉及的范围极广，轻则作者被惩处，重则株连全族。这种高压政策极大地压制了思想的自由和言论的勇气。士人写文章、读古籍，都得小心翼翼，生怕触犯了统治者的禁忌，引来杀身之祸。久而久之，很多人为了保身，自然会选择“明哲保身”，避免谈论敏感话题，尤其是那些可能被解读为“反清复明”或“反对朝廷”的内容。这在客观上就削弱了他们表达独立见解和批判精神的“骨气”。
“君臣父子”的强化与忠君思想的异化： 清朝统治者非常强调“君为臣纲”，将忠君的观念推向极致。科举制度的考试内容也愈发强调对儒家经典特别是程朱理学的阐释，而这些学说本身就包含着尊君、服从的成分。久而久之，忠君思想在很多文人那里变成了一种绝对的、不容置疑的效忠，而非对国家道义和人民福祉的责任担当。当国家利益与君主利益发生冲突时，很多文人会选择优先维护君主，这与前代士人那种“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朴素观念有所不同。
科举制度的僵化与实用主义的兴起： 虽然科举制度贯穿了中国封建史，但在清朝，它变得更加程式化和僵化，特别是八股文的盛行。考试内容越来越侧重于对朱熹等宋明理学家著作的解释，而缺乏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和对创新思想的鼓励。这使得许多读书人将重心放在如何钻研考试技巧、如何写出符合标准的八股文以求取功名，而不是去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家国情怀的深度。功名利禄成为许多人读书的首要目标，这与那些前代士人（如唐宋的许多名臣）以道德和道义为重、不惜牺牲个人仕途来坚持信念的做法相比，自然显得“不够有骨气”。
二、士大夫阶层的特权与利益的固化
清朝建立后，虽然仍有满汉之分，但通过科举，汉族士人依然是官僚体系的主体。然而，一旦进入这个体系，许多人会因为维护自身的地位和利益而趋于保守。
既得利益者的身份： 一旦成为官员或士大夫阶层的一员，他们就成为了既得利益者。面对改革或挑战现有的政治格局，许多人会因为担心失去现有的地位、财富和特权而变得犹豫不决，甚至阻碍进步。相比之下，那些在王朝初创时期或社会动荡时期的士人，可能更愿意为了理想而冒险。
依附性而非独立性： 清朝官僚体系的运行更加强调上级指令的执行，文人士大夫的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在很大程度上被要求服从于上级和君主的意志。这种层层递进的依附性，使得个人的独立精神和对家国整体的批判性反思变得更加困难。
三、文化与思想的转变
清朝的思想文化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影响了士大夫的精神面貌。
乾嘉学派的务实与保守： 乾嘉时期出现了以考据为主的朴学（乾嘉学派）。虽然他们在整理古籍、考订字义方面有巨大贡献，但其研究方向多偏向“琐碎”而非“宏大叙事”，更侧重于对已有的文本进行梳理和解释，而较少触及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和对未来政治方向的探索。这种学术风气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部分士人的思维方式，使他们倾向于在既定框架内工作，而非挑战框架本身。
“汉学”与“宋学”的博弈与影响： 清初的“汉学”（考据学）和“宋学”（心学、理学）之间存在复杂的博弈。虽然汉学试图摆脱宋明理学的束缚，但最终许多学者依然是在儒家的大框架下进行研究。而那些坚持宋明理学传统的人，其对“天理”、“人伦”的强调，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对现实政治的积极干预。
西学东渐的萌芽与士人的反应： 到了清朝中后期，西方科学技术和思想开始传入中国。一些有识之士如林则徐、魏源等人开始关注西方的“技艺”和“制度”，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等思想，这可以看作是家国情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体现。但总体而言，能够真正理解并积极拥抱这些新思想的士人只是少数，大多数人仍然沉浸在传统儒家思想的海洋里，对来自西方的挑战感到茫然或抗拒。这种应对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缺乏应对时代变革的“骨气”。
四、民族矛盾与文化认同的纠结
满清入主中原，虽然试图汉化，但满汉之间的隔阂并未完全消除。这种民族矛盾也影响了士大夫的身份认同和政治立场。
“剃发易服”的心理创伤： “剃发易服”等政策，在许多汉族士人心灵上留下了深刻的创伤。虽然多数人最终接受了，但这始终是他们心中挥之不去的集体记忆。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士人可能更倾向于在文化和精神层面寻找对民族认同的慰藉，而非积极投身于政治改革。
“忠”的边界模糊： 对于一些汉族士人来说，“忠”的对象是谁？是汉族文化，还是清朝皇帝？这种身份认同的纠结，使得他们在面对清朝统治时，其“家国情怀”的表达变得更加复杂和隐晦。
总结一下，说清朝文人士大夫普遍不如前代“有骨气”、“有家国情怀”，并非绝对的否定，而是反映了一种历史观察和感受。 其原因可以归结为：严酷的政治高压（尤其是文字狱）扼杀了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君主专制的强化和对忠君思想的过度解读异化了家国情怀；僵化的科举制度和学术风气培养了实用主义而非批判精神；士大夫阶层自身的利益固化导致其保守化；以及民族矛盾和文化认同的纠结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清朝并非没有有骨气、有家国情怀的士人。像顾炎武、黄宗羲这样的明末清初学者，他们对政治弊端和民族危亡的深刻反思，其家国情怀依然非常浓厚。到了晚清，面对列强的侵略，林则徐、魏源、龚自珍、梁启超、谭嗣同等一批杰出人物，他们的“家国情怀”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同样令人敬佩。
只是相较于唐宋时期那些敢于直言、不畏权贵的士大夫，或者明朝中后期那些为士人风骨而斗争的群体，清朝整体上所营造的政治和文化环境，确实对文人士大夫的独立精神和家国情怀构成了一定的压制和消解。这种压制，使得“骨气”和“家国情怀”的表达，在很多时候不得不以更隐晦、更保守的方式呈现，甚至在一些人的身上，功名利禄与安身保命的考量，压倒了为国为民的担当。
网友意见
气节？明代汉奸是历朝历代战斗力最高，几乎包揽了所有弑君，攻关，扫荡的任务。多半壁江山都是他们打下来的。你说这是武将？满朝大儒皇帝死时就一个太监殉国，真是体面。
再说宋朝，宋朝汉奸是历代冠位最高，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扔甘心当汉奸。要是清有那么大一个叛徒都活不过1840。
再说唐吧，黄巢起义平定后抓的黄巢女眷全都是满朝文武的家眷，皇帝气的为啥不殉国，被这些娘们指鼻子骂，好嘛，为保自身把我们送出去不算，还指着我们殉国添彩是不。
汉朝，我原以为你是汉朝老臣，两军之间，必有高论……
不说别的，溥仪光二度复国这点，就比相当多的大儒有气节多了。当了汉奸主要是能力不行。要是有西哈努克那操作，傀儡牵着你走。
首先，为什么题主会产生“清朝以前文人士大夫普遍都有骨气和家国情怀”的错觉？
其次，请给你所谓的“普遍”下一个可以讨论的定义，究竟多少人数的文人士大夫“有骨气和家国情怀”可以算“普遍”？
原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王曾瑜教授在其论文《论中国古代士大夫及士风和名节》里把历代所谓“士大夫风骨“狠狠批判了一番，尤其是现在被吹上天的宋代士大夫的丑行狠狠曝光，现摘录如下：
我们再来看中国明史学会理事，博导，《明代社会生活史》作者陈宝良教授谈明代士大夫“风骨”：
至于明代如何摧残士大夫的士气，我这里偷个懒，引用一下大佬 @温长卿 之前一个答案里的《明神宗实录》：（《明神宗实录》卷532万历四十三年五月癸酉条）
……
皇太子冠翼善冠、青袍，侍於右。各官至丹墀中，望圣母几筵行一拜三叩头礼。稍移过东向上前，复行一拜三叩头礼。司礼监传“跪”，将跪，上令近前。臣从哲、臣道南径跪於上前阶下，各官依次跪。
……
时从哲等未及置对，御史刘光复跪於後班，突出“皇上慈爱”等数语。
……
从哲等叩头承旨，因奏：“圣谕已明，人心已定，望皇上毋以此介怀。”奏至再，上若为倾听。时天语谆谆，二臣将起复止，叩头者三四次。已起立，上犹东向谓从哲等：“速作谕来，无误批发。”
刑侍张问达、理丞王士昌以先决三人之旨听之未审，复稍前跪请得旨，始起。
万历皇帝单独召见阁臣方从哲，方从头跪倒尾，甚至几次跪着往前挪。
戊午，大学士方从哲诣思善门哭临毕。随诣仁德门问圣躬安，请亲至御前，一覩天颜……从哲西向行四拜礼，跪致词云：“圣体违和，外间不能尽知。昨闻御医传示，臣不胜惊惧，又值中宫皇后崩逝，圣心哀悼。伏望皇上宽慰圣怀，善加调摄，以慰中外臣民之望。”因叩头。
……
（万历皇帝）又昂首目从哲云：“先生试看朕容。”且出手腕令看。
从哲跪稍前，仰视圣颜，果然清减。因奏云：“皇上一身百神呵护，但加意调理，自然万安。”
……
从哲叩头谢，又云：“见今大僚科道缺乏至极，当此多事之时，望皇上即赐补用。”
上云：“知道了。待朕稍愈，即为简发。先生可回阁办事，尽心辅理，不要推诿。”
从哲复申前请。
上即闭目就枕，犹微云：“知道了。”
从哲叩头而出。
而另一位明史专家，复旦大学樊树志教授在其学术论文《张居正与冯保》中提出张居正作为明朝内阁首辅，居然也毫无风骨的在冯保派出太监面前跪拜：
当然，我绝没有用“宋明士大夫卑污风气”来反证清朝“士大夫风气”有多好，事实上大一统王朝士大夫风气就不可能好到哪里去 。
最后，我觉得在“士大夫骨气和家国情怀”这个问题上，还是原宋史研究会会长王曾瑜先生观点直指问题本质：
“粗浅来看，古代上流社会的基本特征无非骄奢淫逸，下层社会基本特征也无非是啼饥号寒……‘群小’（卑劣小人）不正是士大夫中的大多数？他们确实是卑鄙龌龊之徒。……古往今来大量史实证明指望统治和剥削阶级的绝大多数人能够成为恪守道德、循规蹈矩者无非是天真而荒唐的幻想。”
事实上在明朝就已经很明显了。
我觉得这与儒学的庸俗化，理学的发展有关。而理学的发展也有着深刻的经济社会根源。
汉朝时代的儒学质朴，直率，充满了外向的进取精神，这和汉朝贵族和士族发达有关，也和汉朝在当时的扩张相适应。想一想，关公作为一流武将，坐在那儿看春秋，就是这种气质。
到了唐朝，实际上基本已经把农业社会的生产潜力挖掘尽了，社会发展到了巅峰，和游牧民族的科技差距逐渐缩小，只能靠体量压制。就是说，内部生产力发展到达瓶颈，外部扩张也已经到极限，怎么办？只能压制自己的欲望呗。于是汉族整体的气质逐步走向内敛，早期的儒学不再能满足统治阶级的需要，统治阶级开始倾心佛教，儒学开始吸收佛教思想，庸俗化过程开始，韩愈在谏迎佛骨表里曾经批判过这个现象。但这个进度非常缓慢。
因为五代长期战乱，人口剧减，社会矛盾缓和，军事变得很重要，同时进入宋代后，皇帝权力缩小，“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所以宋朝一度出现回溯，汉朝人的外向气质重新出现在宋朝人身上。理学在这个时候开始发展，但是它还并不是主流。
北宋和南宋的灭亡标志着汉族自信心的重大挫折。汉族人需要开始接受自己不如游牧蛮族的认知，同时开始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可是问题的根本在于生产力达到了瓶颈，大家水平都一样所以汉人不可能继续对蛮族保持绝对优势，总要轮流坐庄，所以这个问题根本无法解决。汉族开始不可避免的内卷化，于是只能是治标不治本的理学开始广泛的传播。并最终在明清成为官方意识形态。
理学强调自我欲望的抑制和严密的内部秩序，这一类意识形态在法西斯组织内也可以发现，它的特点是短期内具备极强的动员能力，便于国家使出强大力量，而长期内则是使人民出现集体性意识腐化。什么意思呢？因为抑制欲望是反人类天性的，短时间可以，长时间之后人们就会倦怠，想要发泄欲望，那么两个结果，要么是压抑到死，完全的麻木；要么是触犯了戒律发泄了欲望，从此完全破罐子破摔。这两者都腐化了人民的精神。使得明朝开始，从皇帝到平民，都只能在这两种行为模式里面打转。以皇帝来说，弘治就是典型的压抑自己到麻木，从而在理学上变得完美，而万历则是完全破罐子破摔。
到了清朝更甚，在作为统治阶级的满族人面前，汉族不能表现出哪怕一丝一毫的外向进取的意识，否则就是杀身之祸，所以只能压抑，当然他们已经驾轻就熟了。不能外向，那就内向，所以明清士人，乃至延伸到民国士人，不仅家国情怀缺失，没骨气，另外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格局小。比如文学作品的意向。汉朝时期格局博大，喜欢以沧海作为意向；唐宋时期格局逐渐内敛，常用大江大河为意向；到了明清，格局已经极度萎缩，常用的意向已经变成了小溪，甚至缸里的水。
所以，两汉时代生产力发展，对外族有绝对优势，使得民族气质外向，富有自信，格局博大，家国情怀深厚；唐宋时期生产力逐渐到达巅峰，对外族优势缩小，民族气质逐渐内敛，格局尚可，家国情怀也很深厚；明清时期生产力停滞，社会内卷，逐渐被外族压制，理学传播，民族气质高度内敛，自信萎靡，格局狭小，家国情怀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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