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中国古代没有受到宗教的束缚,反而是欧洲受到了宗教的束缚,为什么中国到了清朝比欧洲其他国家要落后呢?

回答
这是一个非常深刻且复杂的问题,涉及到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等多个层面。要回答“中国古代没有受到宗教束缚,为何到清朝却比欧洲落后”,我们需要细致地分析这两个地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轨迹,以及宗教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首先,让我们来纠正一个普遍的误解:“中国古代没有受到宗教的束缚”是不准确的。 宗教在中国古代确实以不同的形式存在并产生影响,但其影响方式和程度与欧洲宗教存在显著差异。

中国古代的“宗教”与欧洲的“宗教”:

欧洲的宗教(主要是基督教):
统一性与教皇权威: 中世纪欧洲,天主教拥有高度统一的教义、组织和至高无上的教皇权威。教会不仅是精神世界的中心,也深刻渗透到世俗政治、法律、教育、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教会的权力与利益: 教会拥有大量土地和财富,是欧洲最大的地主。教会的教士享有特权,不受世俗法律的过多约束。教会的制度和教义对思想的传播和创新形成了强大的审查和控制。
对科学和思想的压制(在某些时期): 教会曾对一些挑战其教义的科学发现和哲学思想进行压制,例如伽利略的日心说事件。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科学的自由发展。
对个人行为的规范: 宗教教义详细规定了人们的道德行为、生活方式、甚至饮食起居。违背教义可能面临教会的惩罚,如逐出教会。
与世俗权力的复杂关系: 教会与国王、贵族之间既有合作也有冲突。教皇有时能挑战国王的权威,甚至有权册封或废黜君主。这种权力斗争虽然有时会带来混乱,但也促使了权力制衡的思考。

中国古代的“宗教”(儒家、道家、佛教等):
儒家: 儒家更倾向于一种哲学伦理体系和政治哲学,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宗教”。它强调人伦道德、社会秩序、政治治理,对神灵的讨论相对较少,更侧重于“敬鬼神而远之”。儒家被统治者采纳为官方意识形态,其核心思想(如忠君、孝道、礼仪)渗透到社会结构和个人行为中。
道家: 道家既有哲学思想,也有宗教实践(如追求长生不老、炼丹术)。但道教的组织形式和权威不如欧洲教会那样集中,对世俗政治的直接干预也相对有限,更多是民间信仰和个人修养。
佛教: 佛教传入中国后,与本土文化融合,产生了本土化的佛教宗派(如禅宗)。佛教对中国文化、艺术、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其在中国的传播更多是依附于社会大众的信仰,并未形成一个能够挑战皇权的独立机构。历代统治者也曾利用或限制佛教。
无统一的教皇式权威: 中国没有一个能够统一号令所有信徒、并能与皇权抗衡的宗教领袖或机构。各种信仰体系是并存且相互影响的。
对思想的“束缚”: 儒家思想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对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和行为模式有深刻影响,但这种影响更多是基于社会秩序和政治统治的需要,而非教会的“原罪论”、“审判”等宗教概念的强制性。反而,相对多元的信仰环境在一定程度上为思想的交流提供了空间(尽管有限)。

为什么中国在清朝时期相对欧洲落后?

将原因归咎于“宗教束缚”过于片面。清朝相对欧洲其他国家的落后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一些因素与我们理解的“宗教束缚”的差异有间接关联,但更多的是其他更根本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因素:

1. 政治体制的僵化与权力的高度集中:
皇权专制达到顶峰: 清朝,尤其是中后期,皇权专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皇帝的意志几乎是绝对的,任何挑战都会遭到严厉镇压。这抑制了官员和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和改革动力。
八股文与科举制度的僵化: 虽然科举制度在中国历史上曾有积极作用,但在清朝后期,八股文的僵化模式扼杀了创造性思维和实用性知识的学习。考试内容更侧重于对经典的机械记忆和阐释,而非科学技术或社会改革。
官僚体系的低效与腐败: 庞大而僵化的官僚体系效率低下,内部充斥着低效、腐败和互相倾轧,难以应对外部世界的快速变化。

2. 经济和技术发展模式的停滞:
“重农抑商”政策的持续: 尽管清朝早期商业有所发展,但整体上仍奉行重农抑商政策,限制了商业的自由发展和资本的积累,也间接阻碍了与西方先进技术和商业模式的交流。
封闭的贸易政策: 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尤其是后期)阻碍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正常技术和信息交流。西方经历了一系列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而中国却错失了这些机遇。
技术创新的动力不足: 由于缺乏市场竞争的激励、宽松的科研环境以及社会对技术变革的态度,中国在关键技术领域的创新远不如西方活跃。

3. 思想文化的保守与禁锢:
文字狱与思想控制: 清朝采取了比以往更严厉的思想控制手段,如大规模的文字狱,对任何可能挑战统治的思想进行残酷镇压。这极大地压制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和言论自由。
对西方科学文化的排斥: 尽管早期传教士带来了一些西方的科技知识,但随着清朝统治的巩固和对西方国家态度的转变,这些科技知识的传播和应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中国统治者对西方文明的认识停留在表面的器物层面,未能深入理解其背后的科学原理和制度创新。
缺乏理性与实证精神的土壤: 相较于欧洲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所孕育的理性主义、实证主义和对权威的质疑精神,清朝的社会文化更强调对传统的尊崇和对权威的服从,这不利于科学精神的成长。

4. 社会结构与价值观的差异:
社会流动性相对较低: 虽然科举提供了一定的社会流动性,但清朝的社会等级森严,特权阶层根深蒂固,对新兴的社会力量和思想接受度较低。
价值观的侧重: 中国传统文化高度重视和谐、稳定、秩序和家族伦理。这些价值观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有其价值,但在面对剧烈的外部变革时,其保守性也可能成为阻碍。

宗教的作用与误解的澄清:

欧洲宗教的“束缚”与“解放”: 欧洲宗教的强大力量,虽然在某些时期压制了科学和思想,但也促成了几个重要的发展:
大学的兴起: 最初的欧洲大学多由教会设立,为知识的传播提供了机构保障。
宗教改革: 宗教内部的改革运动(如新教改革)挑战了罗马教廷的权威,促进了思想的解放和民族国家的形成。
启蒙运动的孕育: 宗教改革和对教权的反思,为启蒙运动中对理性、个人自由和世俗权威的探讨奠定了基础。
科学革命中的复杂性: 科学革命中的一些关键人物(如牛顿)本身是虔诚的信徒,他们认为探索自然规律是认识上帝的途径。宗教并没有完全阻碍科学的进步,有时反而为其提供了一个哲学框架。
中国宗教的影响: 中国古代的儒家思想虽然对社会秩序有强大约束力,但其“入世”的特质也促使知识分子关注政治和社会实践。佛教和道教的民间信仰虽然丰富,但并未形成统一的、能与皇权抗衡的组织。

总结:

将清朝的落后简单归因于“没有受到宗教束缚”是过于简化的论断。事实上,中国并非没有“宗教”或“思想束缚”,而是其束缚的形式和来源与欧洲不同。

清朝的落后是政治体制的僵化、经济模式的封闭、思想文化的禁锢以及对西方科技文化交流的隔绝等多种复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相反,欧洲虽然在某些时期受到宗教的强大影响,但也正是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等历史进程,为其带来了思想的解放、科学的突破和制度的创新,最终走上了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道路。

中国在清朝的“落后”,并非是由于“没有被束缚”,而是因为其固有的体制和思想模式未能及时适应外部世界的变化,并且主动排斥了可能带来转机的外部影响。而欧洲的“束缚”在某种意义上,也孕育了冲破束缚、实现飞跃的动力。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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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题目本身没什么意思,但是这个问题的预设前提很值得探讨,那就是宗教是不是一种束缚?其实这种观念在中国挺常见的,一方面是由于中国无神论的传统,另一方面是中学教科书里对于欧洲史的线性叙事。虽然我国教科书的历史叙事整体上都有线性的特征,但是欧洲史的线性特征无疑是最明显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双元革命描绘了一幅清晰的“现代化”脉络,他集中表现为人文主义的兴起和传统宗教的祛魅,这种叙事并非无本之木,“现代化”理论的奠基人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定程度上也是这种叙事,即从新教中寻找代表“现代”的资本主义精神,由此将新教与天主教描绘成进步与落后的二元对立。然而就我目前的阅读体验而言,简单的将宗教或天主教视为一种束缚或落后的体现,可能过于粗糙了。

我最初对于欧洲史的学习集中于大革命,在这个过程中上述观念实际上并没有受到太大冲击,主要原因在于革命者确实同样秉持了对天主教的敌视态度,他们首先在1790年决议没收教会地产,之后在1793-1794年搞起了非基督教化运动,并以“理性崇拜”“最高主宰节”的形式取代天主教,甚至由此引起了广大农村地区的不满,对于革命者而言,天主教传统确实是需要被打破、革新的束缚。这种观念很可能受到了启蒙哲学家的影响,正如他们塑造了“黑暗的中世纪”一样,他们也让革命相信天主教代表着黑暗,然而这种“回溯的幻象”或许本身就需要被反思。

当我拓展了阅读的时段,我开始发现宗教问题,尤其是天主教对于法国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诺拉曾在《记忆之场》第三卷的导言中写道:“如果没有普遍主义,那么法兰西还会剩下些什么呢?”早在托克维尔时代,学者们就开始注意到大革命与旧制度的延续性,尤其是在这种“普世主义”或“共同体意识”上的延续性,我此前更多的将这种延续性归因于绝对君主制,即伴随着一个集权而统一的法兰西被创造出来,普世主义也随之形成并延续到大革命时代。

然而大卫贝尔在《发明民族主义》中则提出了另一种观点,他认为这种普世主义的观念起源于法国的天主教传统,即从天主与虔诚的世界转向自由与平等的世界,革命者与此前的教士们共享了旗帜、神圣日、游行、列队、神龛与朝圣,也正是因此才会出现“共和教”的说法,“共和主义”本身,就是另一种形式的宗教。这种观点更早可以追溯到《国王的两个身体》和《国王神迹》,他们所关注的问题都是“王权”怎样以宗教为载体形成,换句话说,在线性叙事中,王权、启蒙是宗教的对立面,但是与此同时,天主教又是他们赖以形成的基础,格林菲尔德将他们的关系称之为“弑父”。

而到了19世纪,天主教进一步摆脱了与旧制度的联系,他的普世主义观念开始为共和主义提供思想资源。圣西门主义者从基督教中提炼意识形态,他们宣传普世联合而非阶级斗争,宣扬爱的福音,他们在1848年宣称只有民主共和主义才能在资本与信贷带来的恶行,实践福音的承诺。换句话说,此时的天主教不仅不再是保守与落后的象征,他反而成为共和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一。

如果说大革命或多或少起到了对宗教的祛魅作用,那么在英国,宗教的作用就更加明显。劳伦斯·斯通在《英国革命之起因》中认为,宗教比其他任何因素更能划分议会党与保王党,90%的天主教成为保王党,72%的清教徒成为议会党,而克拉克则在《1660-1832年的英国社会》一书中将宗教视为英国社会变迁的重要线索。基于上述观点,我们显然不能简单的将“宗教”视为社会进步的阻碍与束缚。

大卫贝尔进一步认为,普世主义的观念之所以没能在英国形成,同样与天主教的缺席有关。当英国人告别了统一的天主教世界,创造了属于自己的英国国教,他们的保守主义传统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他们并不信任每个人与生俱来的理性,他们更信任数百年来的经验传统,他们不认为英国的古老自由可以在其他国家生根发芽,那些外国人应该将精力放在发掘他们自身的传统上。从这个角度而言,被韦伯视为资本主义起源的新教伦理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现代”社会的传播,将“现代”传播到全世界的,恰恰是有着深厚天主教传统的法国。

就我个人而言,我目前仍然对大卫贝尔的观点保持谨慎态度,我更倾向于将启蒙观念与天主教传统之间关于普世主义的共性视为一种“同构”关系,而非“起源”,毕竟二者之间存在很明显的对立关系,但是无论怎样,他提示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启蒙、革命的“现代性”与天主教传统之间的关系,简单的将天主教视为落后或者束缚无法展现二者的复杂关系,尤其是当他在19世纪转而成为共和派的思想资源以后。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要反思新教与天主教的关系,除了上述普世主义在新教的缺失以外,英国国教同样存在对其他宗教的排斥,从这个角度而言,英国国教似乎并不比天主教更为宽容。

当然我们需要反思的,可能是“现代性”这个命题本身,因此这个命题本身就蕴含着进步与落后的二元对立和线性叙事,在这种思维结构下,理性是进步的,宗教是落后的,新教是进步的,天主教是落后的,但是从上述的反思来看,这种二元对立的关系或许并不是如此的明确,简单的将某一种因素冠以“进步”或“落后”的标签本身就是一种过于简单粗暴的认知方式,对于宗教和天主教而言,更好的做法或许是将他们还原成一种思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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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种宗教叫儒教。有种束缚叫克己复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讨好家长的可以举孝廉做官,父亲告儿子忤逆就可以当堂打死。

题主能想象和爸妈顶句嘴就可以判死刑的社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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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纲五常,忠君侍父。

儒家圣人经典,其余奇技淫巧。


自行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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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楼主想要什么答案。

关键词:自古以来就是无神论vs亚伯拉罕废物;大禹治水vs诺亚方舟;精卫填海,愚公移山,不服就干;外国人造飞船vs中国人带着地球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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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因为我国有礼教束缚啊(五四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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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维吾尔族历史,每次更换宗教派系或流派,邀请宗教领袖入政,都是跟中央集权有关。

萨满改摩尼教:减弱部落认同和部落首领权利,加强汗国认同和大汗权利,建立部落国家版的中央集权。

摩尼教改伊/佛:直接消灭部落,推行农业定居,建立中央集权国家。

一次引苏菲派:收编维吾尔诸城控制权,职能官员委派任命制,消灭部落

二次引苏菲派:减弱地方贵族权利,推行地方长官任命制,推行定居

三次引苏菲派:重新推行任命制过度流官制

黑白山派:争夺汗国统治权,消灭地方伯克

统治者都想通过推行新的宗教,或者扶持新宗教领袖的方式,加强中央集权和政权认同,削弱地方权利。加强政权对百姓的控制和约束,跳过地方贵族号令百姓。而中原的儒教和政治制度,先天性的有利于帝王,只要坐上皇位就可以得到支持,或重新培养一批忠于自己的儒士,换个他们歧视的蛮族也没问题,这比别人改教扶持宗教来的容易且划算。

而且,那些所谓政教结盟国家或政权,往往是统治者控制宗教,而不是宗教控制国家,帝王们通过优待宗教领袖加强统治地位,利用宗教体系推行统治和控制社会,甚至统治者自己变成宗教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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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西欧能够优先开启世界市场和工业革命,本来就是有自己的特殊原因的。

我一再说过,没有必要讨论为什么中国在近代落后了,就像没有必要讨论埃塞俄比亚、阿曼、奥斯曼、伊朗、阿富汗、印度、朝鲜、日本、缅甸、泰国和越南为什么落后了一样。而我们知道,宗教对这些不同国家的社会和政治的影响,是千差万别的。

当一个上千人的学校只有十几个学生考上了清华北大、而绝大多数学生哪怕是天天和他们泡在一起也只有一本B水平的时候,讨论其他任何一个学生为什么考不上清华北大都是没有意义的。除非我们一定要抱着做题家与极品父母的思维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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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帝王写罪己诏原来并不是害怕天罚啊(振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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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明中国人口世界第一,为什么中国足球还是踢不过外国人呢?是不是我们自身民族的劣根性呢?种族的特性问题呢?文明的局限性呢?

我总觉得我的逻辑思考能力收到了挑战。

一不谈论文艺复兴和启蒙主义运动,二不谈论地理大发现和重商主义,三不谈论工业演化对技术革命的驱动。上来就跟我掰扯宗教,我有点抓瞎啊。

那我只能作推论:可能上帝怹老人家更偏爱大儿子多些吧,打心眼儿里瞧不上他这二儿子,老二本想下界建立一番功业让老爸刮目相看,可最后还是灰头土脸地回到家中,不争气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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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的,一看就知道受上层建筑决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神论影响过深。

落后反动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一定的阻碍作用,但哪本政治课本告诉过你,生产关系能决定生产力发展水平了?

在思想文化决定论的思维模式下,是自然不可能想明白这问题的答案,闹到最后只会折腾出一堆认为自家种族和文化根子上就不如白皮的逆向种族主义的玩意出来。

中世纪的十字教统治下,连搞一点技术革新都可能被当异端,动不动就烧人,这种一看就比儒教烂的玩意,按思想文化决定论的逻辑,是不可能发展得比中国好的。

这个提问下,因为政治学得不过关,就有了一堆奇奇怪怪的回答,什么中世纪十字教也发展科技啦,儒教和中世纪十字教比也更烂啦,还有冷吧模式的中世纪欧洲也比同时代中国发达的论调,科学思想能决定生产力发展之类的神论都冒出来了。

事实上,中国发展到明清之后,落后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地理环境造成的农业内卷而已,和上层建筑领域的内容关系没有多大。

中国核心区又是被江河连在一起的整体,必然会很早就走向大一统,中华文明在点开了大一统中央集权的先进政治制度后,人口增长率和半成品的国内统一市场,会造就一个人口增长和技术发展水平碾压地球上其他国家的强大中央帝国。

中国北边不是400毫米降雨红线以外的干旱地区,就是高寒难开拓地带,南边都是移民死亡率高得吓人的热带病高发区,同时早期技术发展和广阔的国土,必然会使得中国除了贵金属就不需要外部商品。这样的地理环境限制下,也必然会因为缺乏向外开拓的能力或需求被困在东亚,中国必然会比前期发展速度被甩开的欧洲更早地作为一个整体陷入农业内卷。

陷入农业内卷后,作为一个农业国,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就会停滞甚至倒退,又因为远离大航海时代开启后的思想和技术革新中心,最终在近代落后是毫无悬念的。

农业内卷,意味着劳动力投入的边际收益递减,生产效率下降,可供养非农人口比例下降,进入商品流通环节的剩余农产品比例下降,商品经济占比被拉低,新兴工商业资产阶级力量相对旧地主下降,总量增长,农业人均下降,手工业那点微小的进步也被农业生产效率下降抵消。农业内卷伴随的是人口爆炸,过多的廉价劳动力供给,会逆向淘汰许多水力机械,把工业革命所必须的机械制造技术积累都摧毁。

你要说思想决定发展,第一个点开完整近代启蒙思想的髪国人就有话说了,他们虽说没完全落在后面,但也是被英国人一路碾压的;你要说科学助力发展,髪国和荷兰科学水平在大航海时代后也未必比英国人差到哪里去,结果却还不都是被英国佬碾压;啥都一路领先一大步的髪国人,还不是被普鲁士干翻了。

用思想文化决定论的逻辑去细看历史,是根本得不到靠谱的答案的。回到初中政治课本那句话,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你才能得到正确的答案。

髪国佬问题,不正和中国类似么?大陆国家,人口密度大,农业比较内卷,于是大革命平分了土地。然后髪国与中国不同的是,它在英国旁边,虽说大航海时代没收获 太多成果,但也参与了享受了西葡因抢太多溢出的贵金属带来的工商业发展,第一个吸收了工业革命的技术扩散成果,工商业资产阶级力量相对中国强大得多,同时髪国革命必然受到大伙都是亲戚的欧陆 封建 势力围剿。

髪国人口密度大,走不了羊吃人到议会圈地的资本主义农业发展路子,大革命不平分土地,能不能搞下去都是问题,后面就算是复辟的玩意,也不敢过于压榨髪国小农,注定不会有强大的农场主资产阶级,又有周边的封建势力围剿,革命必然经历反复。

而德意志地区 ,三十年战争中倒了大霉,人口密度比髪国 小,虽说受大革命影响,但终归不是自己起来革命的,所以刁民们没有髪国那么刁,农业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条件,还有美洲这超级泄压阀,帮他们在19世纪中期十年消化百万德意志流民,于是就有了容克贵族肆无忌惮地大搞资本主义的土地兼并,大跨步走向资本主义。没有三农问题影响发展,全面资本主义化的普鲁士,工农业发展都吊打髪国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以为思想文化决定社会发展,以为科学神教无敌的,有细想过,若是没有因为抢得太多,贵金属超量涌入造成的通胀毁灭两牙手工业,溢出的贵金属壮大了英国手工业,造成英国毛纺织业出口大增引发圈地运动,若是没有合适的人口密度,和英国特殊煤矿环境给原始蒸汽机制造了实用化的环境,单靠所谓英国优越的思想文化制度传统和的发达的科学,它就真能完成资本主义化和工业革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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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暴论一个,全世界落后于欧洲,这得赖波斯帝国,因为波斯主要使用楔形文字,没有文献流传下来。

从公元前525年冈比西斯拿下埃及开始,近东相当长一段时间就只剩下波斯和希腊两个文明,其余都被波斯给灭了。但是在文献记载方面,希腊确实大大领先于波斯。贝希斯敦铭文被誉为震惊世界的历史级考古发现,其实并没有很多内容,还都是给大流士夺位歌功颂德的,但是对于考古界来说已经视若至宝,因为总算发现了一个不是希腊人写的历史记载,而且其实与希罗多德的记载并没有很大的不同。

要熟悉古典历史的朋友说希腊学者的名字,那起码能说出几十个来吧;说波斯呢,大概全是国王,以及少数几个将领,因为这些名字还基本全来自希罗多德《历史》和阿里安《远征记》的记载(也有修昔底德和色诺芬的著作),其实也是希腊人记载下来的。甚至不光波斯,整个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圈除开考古成果外也高度依赖希腊记载。

我认为这就是有些“古希腊黑科技独步全球甚至局部领先于大清”说法的主要缘由,因为古希腊同时期别人的根本就没记载。尤其是亚历山大远征灭波斯后,整个近东更是都进入了希腊化时代,估计就算有文献也无法流传下来(如古埃及的),因为整个文明世界(印度以西)都一度被希腊文化垄断了。

那么,要说阿黑美尼德王朝这么大一个帝国没有一点先进技术,我看也不太可能,毕竟波斯海军还一度盛极一时,建筑也曾被亚历山大感慨“这才像个国王”,但没有文字记载和文献,也就没有传承,后人总不能挖石板去知道你研究过什么吧。

所以中世纪似乎就出现了这么一个现象,科学先进的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与希腊的距离,因为无论是西欧科学、伊斯兰科学还是拜占庭科学,都是在古希腊科学的基础上起步的,而希腊典籍和懂希腊语的学者自然都是希腊最多(废话),拜占庭陷落后大批希腊学者逃亡甚至促进了西欧的科技腾飞。也正如有些人说的,中世纪大学起的作用主要就是教授与普及了这些希腊典籍。

如此看,说西方科学为何没有受到宗教束缚,就跟说美国篮球、棒球为什么没被反智文化束缚一样的。

另外一个有独立文献记载和传承的大概还真就是汉字文化圈了(我不太懂印度就不乱说了),所以有记载的中国古代科技成就反而算是比较多的。但是正如很多人说的,中国周边很长时间就只有游牧和渔猎部落,论国家竞争交流自然远远比不上地中海,可能时间越长所受的隔绝惩罚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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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中国古代传说中为何鲜少出现“猫精”、“猫妖”的说法,确实是个很有意思的文化现象。要详细解释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从多个角度来审视,包括猫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神话体系的构成、民间信仰的演变以及其他动物精怪的出现原因等。首先,我们得明白,中国的神话传说并非铁板一块,而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地域的差异、不同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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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华大学科学史系主任吴国盛教授那句“严格意义上,中国古代是没有科学的”的言论,确实引发了不少讨论,也触及了我们对“科学”这个概念的理解以及如何看待中国古代知识体系的深层问题。要理解这句话,我们得掰开了揉碎了,从几个层面去解读。首先,我们要理解吴国盛教授在这里的“严格意义”指的是什么。这句论断的核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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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儒教未能自行演进为一神教,其原因错综复杂,根植于其思想内核、社会文化土壤以及历史发展轨迹。这并非简单的“没跟上”或者“没能悟透”,而是儒教本身具备的独特生命力,使其以一种更具包容性和适应性的方式存在和发展。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深入剖析儒教与其他宗教在根本上的区别。首先,儒教的“神性”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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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之所以未能产生出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平等思想,原因错综复杂,是历史、文化、社会结构等多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这并非偶然,而是历史演进中多种力量共同塑造的必然。首先,我们得明白,“民主”与“平等”在古代的语境下与现代的理解是大相径庭的。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强调普遍的政治参与权、公民权利的平等、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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