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中国古代儒教为什么没有自己进化到一神教?

回答
中国古代儒教未能自行演进为一神教,其原因错综复杂,根植于其思想内核、社会文化土壤以及历史发展轨迹。这并非简单的“没跟上”或者“没能悟透”,而是儒教本身具备的独特生命力,使其以一种更具包容性和适应性的方式存在和发展。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深入剖析儒教与其他宗教在根本上的区别。

首先,儒教的“神性”在于“人”和“道”,而非人格化的绝对者。

一神教的核心特征是信奉一个至高无上、全知全能、具有意志和人格的唯一真神。这个神是宇宙的创造者和维系者,也是道德的最终源头。信徒与这位神之间是敬拜、臣服、祈求和回应的关系。

然而,儒教的关注点从一开始就显著偏离了这一点。孔子和孟子所强调的,是“仁”、“礼”、“义”、“智”、“信”等一套以人为本的道德伦理体系,以及如何通过个人修养和政治实践来实现一个和谐有序的社会。“天命”在儒家思想中存在,但它更多地是一种不可预测的、超越个人的命运力量,或者是一种宇宙运行的规律,而非一个具有人格的、可以与人直接对话的造物主。

“天”可以被理解为自然规律,也可以是一种冥冥之中的道德律令,但它不像一神教的上帝那样,会亲自干预世事,审判善恶,并与信徒建立个体性的契约关系。儒家讲究的是“尽人事,听天命”,人首先要做的是将“仁”践行于世,而不是去猜测或讨好一个抽象的“天”。

其次,儒教是一种“德治”而非“神治”的哲学与政治实践。

儒教并非一套纯粹的宗教教义,而是一种融合了哲学、伦理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的思想体系。其最终目标是实现“天下归仁”,构建一个君子治世的理想社会。在这种社会中,道德的效力远大于神力的作用。君主和官员的职责在于以身作德,教化民众,而不是通过宗教仪式来获得神授的权力或指导。

虽然儒家也尊崇“天”,祭祀天地祖先,但这些更多的是一种文化习俗和政治象征,是为了维系社会秩序和强化道德观念,而非对一个超验神祇的绝对崇拜。祭祀祖先更是强调“孝”和宗族传承,是将对先人的缅怀与对现世的责任结合起来,而不是为了获得祖先神灵的庇佑,使其与一神教的祈福性质有所不同。

再者,中国古代社会的文化土壤和宗教信仰的多元性。

中国古代长期以来就是一个宗教信仰多元化的社会。在儒教兴起和发展的同时,道教、佛教以及各种民间信仰也广泛存在。这些信仰体系各有侧重,满足了人们在不同层面的需求。

道教追求长生不老、与道同游,满足了人们对生命永恒和超脱现实的渴望。佛教则提供了救赎的理论和轮回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人们对苦难的解释和对来世的期盼。

儒教作为一种能够被统治者广泛接受的官方意识形态,其优势在于它的实用性和社会性。它提供了一套能够有效组织社会、维护国家稳定的思想框架,能够被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共同认同和遵循。

如果儒教强行向一神教演变,它可能需要:

确立一个绝对的、人格化的神祇,并将其置于信仰的核心。 这意味着要抛弃或大大削弱“人”在道德实践中的主体地位,转而将一切归因于神。
建立一套严格的宗教律法和仪式体系,并与政治权力形成更紧密的、以神意为基础的联系。 例如,要求政治决策必须符合某个“神意”,或者建立一套以神职人员为主导的权力机构。
将其他宗教信仰视为异端,并进行排斥或同化。 这在中国历来崇尚兼容并蓄的文化环境中是极难发生的,也会严重破坏社会稳定性。

这些演变方向与儒教“文王之道,可迹可学”的根本精神是相悖的。儒家一直强调的是“克己复礼为仁”,是通过人的自觉努力去恢复和实践“道”,而不是依赖一个外在的神来完成救赎。它更像是“人本主义”在古代的某种体现,只不过这种“人本”与西方的概念有所区别,它与天地、社会紧密相连。

最后,儒教的“器”和“道”的变通性。

儒家思想并非僵化的教条,而是强调“时中”和“变通”。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这表明孔子本人对超自然力量的态度是审慎的、务实的。他更关注的是现世的政治和社会问题。

历代儒家学者在面对不同的时代挑战时,对儒家思想也进行了不同的诠释和发展。例如,宋明理学试图解答宇宙本体和人性的根本问题,但其“理”的内涵也并非人格化的神。

正是这种强大的“道”的吸纳和转化能力,使得儒教能够吸收佛教和道教中的某些元素,并在与它们的碰撞中不断调整自身。它就像一条奔流不息的大河,能够接纳各种支流,但其主体方向和河流的特性并未因此根本改变。

因此,与其说儒教“没有进化到一神教”,不如说它以一种更适合中国历史文化和社会结构的方式,发展成了一种以伦理道德为核心、以社会秩序为目标、以人为本的“人文之教”。它的“神性”体现在对“天道”的遵循和对“仁爱”的追求上,体现在对人的道德潜能的信任上,而非对某个独一无二、人格化的神祇的绝对信奉。这种独特而强大的生命力,塑造了中国文化千年不绝的独特面貌。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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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还真是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化领域一个很关键的学术问题。学术上对此有一个“由巫而史”的概念,其中比较代表性的是李泽厚的《说巫史传统》。

中国文明有两大征候特别重要,一是以血缘宗法家族为纽带的氏族体制,一是理性化了的巫史传统。两者紧密相连,结成一体,并长久以各种形态延续至今。
中国上古思想史的最大秘密:“巫”的基本特质通由“巫君合一”、“政教合一”途径,直接理性化而成为中国思想大传统的根本特色。巫的特质在中国大传统中,以理性化的形式坚固保存,延续下来,成为了解中国思想和文化的钥匙所在。至于小传统中的“巫”,比较起来,倒是无足轻重的了。

其实,凡人类早期文明,都有过“巫”这个阶段。

“巫”的特征是动态、激情、人本和人神不分的“一个世界”。相比较来说,宗教则属于更为静态、理性、主客分明、神人分离的“两个世界”。与巫术不同,宗教中的崇拜对象(神)多在主体之外、之上,从而宗教中的“神人合一”的神秘感觉多在某种沉思的彻悟、瞬间的天启等等人的静观状态中。

但有意思的是,巫这个阶段过了之后,中西方的走向开始了重大分化。

西方由“巫”脱魅而走向科学(认知,由巫术中的技艺发展而来)与宗教〔情感,由巫术中的情感转化而来)的分途。中国则由“巫”而“史”,而直接过渡到“礼”(人文)“仁”(人性)的理性化塑建。
中国思想历史的进程“由巫而史”,日益走向理性化,而终于达到不必卜筮而能言吉凶,有如荀子所讲“善为易者不占”的阶段。“易”本即是占卜,为“易”而不占,这就要到周公特别是孔子的时代及以后了。
“巫术礼仪”在周初彻底分化,一方面,发展为巫祝、卜、史的专业职官,其后逐渐流人民间,形成小传统。后世则与道教合流,成为各种民间大小宗教和迷信。另方面,应该说是主要方面,则是经由周公“制礼作乐”即理性化的体制建树,将天人合一、政教合一的“巫”的根本特质,制度化地保存延续下来,成为中国文化大传统的核心。

所以,早在儒家诞生之前,中国文化就完成了“由巫而史”的转换。“巫”走向了民间,而体制建构则把“巫”的统治功能转变到了大家熟知的“仁义道德”这一套里面来。在这个背景下,儒家学说,特别是体制化建构以后的所谓“正统”儒学,就更没有必要退回到“巫”,也没有必要转换成“教”——因为通俗地说,从统治功能的角度看,完成体制化建构之后的儒学比一般的宗教更加“进化”。

所以,一定程度上我们讲中国文化是“早熟但不成熟”,就是说他在开局起步的阶段走得特别快,“文明技能树”点得贼溜,对同时期的其他玩家构成了维度性的超越。比如文官考试选拔制度和职业官僚体系,西方文明“点开”这个技能点,都是近代的事情了。但也正是早期走得快,也使得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面临较小的“进化压力”,甚至出现了所谓的“超稳定结构”,也就是说只需要小修小补就能关起门来过自己的日子。这些问题是非常重大的,深远影响了我们这个文明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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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儒家思想是传承自西周,孔子更是主张恢复西周礼乐制度。作为父天母地的周天子,儒家怎么可能为天子创造一个具体化的爸爸。

也就是说中国一直有一神教,就是君主教。

第二,任何宗教面对抽象的神都需要一个地主中介做邮政,宗教基本上也是一个服务并追捧“死亡”的哲学,中国形成的君主教已经形成政教合一。使得儒家在孔子时期就奠定了“未知生,焉知死?”的世俗哲学观,不需要再建立一个中介组织。

第三,基于历史惯性和传承,儒家失去了进化成伊斯兰教那种政教合一模式的可能。只是在佛道的渗透下最后走了另一条路子,也出现了天道人格化具体化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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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个鬼啊,落后西方宗教也能跟儒家比的了?

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时,伏尔泰就是举的孔子的大旗,并在《论孔子》中写道:“没有任何立法者比孔夫子曾对世界宣布了更有用的真理”。

现代西方一直在拒绝承认的问题,那就是:儒家建立的社会制度远比掺杂的西方基督式宗教生活的制度要先进得多。

西方那些宗教研究者里,大部分所谓的宗教研究,基本上都是进行在自我吹捧,把基督教作为宗教的代表,并且还作为一神教的代表,甚至他们在讨论宗教时,默认就是在谈论基督教,即使在各种被绿化的国家,他们也自我安慰,伊斯兰教不过是基督教的变种,大家都是亚伯拉罕系的。

由于西方受到基督教的影响很大,可以说以基督教为代表的一神教,成为了西方文化意识的主要部分。

古代基督教一直想进入中国,从唐朝开始,开放了让他们进来,他们终究是进不来,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太low了。

光是圣经里宣称的年代,就能让中国人感觉那纯粹是扯淡。

以至于,当年有一个传教士叫马尔蒂尼,后来改名叫卫匡国,写了本《中华上古史》到西方,结果引起整个欧洲震动,因为考据出来的中国的历史,比旧约里记载的诺亚洪水发生时间还早了600年,基督教会的权威整个被动摇起来。

中国人古代敬天法祖这是核心,而对于神明又是另外一个态度,比如祈雨不成的时候,不乏拿着鞭子抽神像。

说不好听点,就算引入了,如果祈雨不管用,咱们的古人照样会拿个扎个草人,上面写上耶和华,然后一顿乱抽。

这画风,换到西方教的信徒眼里,恐怕他们心都碎了吧。

西方毛病很多,随便举一个,比如所谓西方讲究的契约精神,什么是契约精神,就是默认大家都不讲诚信,也不可能诚信,所以只要没有白纸黑字,那么被骗就是活该啊。

近代西方教会中国是什么?八国联军教会中国的不是以德服人,而是谁拳头大谁说了算,你弱我就要抢你,这就是所谓的马太福音宣扬的价值观。

等到看到弱国发展成发展中国了,开始起来了,又开始打着和平贸易的幌子,然后通过金融手段各种洗劫,然后看发展中国家还在发展,就干脆撕破面皮,什么人类友好互助共同发展,通通都变成了胡扯,进行各种栽赃陷害抹黑才是常态,这些本来就是他们的文化的一部分。

中国传统讲的是什么,讲的是君子一言九鼎,驷马难追,并且儒家期望的大家都能当君子,从背景上来说,中国就是一个充满诚信的大社会。

仁义礼智信,儒家社会最不缺信,也不缺聪明人,然后也不缺懂礼懂义的人,在这些之上,还有超越性的仁,什么是仁,仁就是利用人类社会的凝结的力量,从人性化出发,抵制功利主义。

儒家的先验是大家都善良,追求的是君子之道,西方的先验则是大家都邪恶,为了生存以及让自己过的更好,就应该不择手段,追求的小人之道。

现在是什么情况呢?看看这些被西方所谓价值观,道德观的影响,比如从经济学上来看,冬天冻死没钱交暖气费的老太太,是合理的,这种近乎邪教的反人类的功利主义观点,居然能被认可,多少人脑子进水了。

每当你觉得有什么违反了道德直觉的东西不对的,但是现实却是合理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这就说明很有可能,你已经被西方的小人之道沾染了,所以影响了你的判断。

总之,把学会阴谋与谎言,当作是成长的文化,是毫无疑问的小人文化。

同样的,一神教就先进吗?只不过是西方那些基督系宗教研究者的意淫与自说自话而已。

其大背景无非是因为目前基督教的人很多,所以掌握了话语权,所以把一神教作为宗教高级模式。

然而事实上真是这样?

从现在来看,基督教传教,从国际上看,明显不如伊斯兰教,而且远远不如极端性质的教派,这是不是说明基督教就不如伊斯兰教?

那么印度被伊斯兰教占领过,后来不但靠着多神教的印度教退绿了,还有进一步是将印度宗教与文化传入西方,是否说明印度教更先进?

那么印度教是多神教,还是说明一神教搞不过多神教嘛。

一般西方面对这个问题,都是避而不谈。

早年传教士进来,往西方回传消息时,不乏大量地各种乱七八糟地抹黑中国,怕的就是引起大量西方各地的君主好奇,跑来学习儒家制度,让教会没有生存之地。

然而儒家的力量还是很客观的,后来不少研究中国的汉学家,包括有些传教士出身的,本来是打算研究摸清中国文化特点,好进行针对性传教,走孔子+耶稣的策略,试图证明基督教更高,然而后来一研究深入,干脆改信仰了,要么改信了儒,要么跑去修了道。

比如德国的理查德·威廉,后改名卫礼贤,本来是魏玛差会的传教士,后来干脆自名是儒家弟子,不但翻译了大量的儒家著作,甚至还跑去求教于隐士修炼之道,后来将自己修炼心得,与卡尔·荣格进行分享,一起写一本叫《金花的秘密》(道家经典《太乙金宗旨》)的书,在欧洲引起了巨大轰动。

随便提一下,荣格虽然不是汉学家,但是他极力推崇《易经》,他曾经写道:“我不是汉学家,但因为个人曾接触过《易经》这本伟大非凡的典籍,所以愿意写下这篇序言,以作见证。”并在文中描述说:“《易经》对待自然的态度,似乎很不以我们因果的程序为然。在古代中国人的眼中,实际观察时的情境,是几率的撞击,而非因果键会集所所产生的明确效果;他们的兴趣似乎集中在观察时几率事件所形成的缘会,而非巧合时所需的假设之理由。当西方人正小心翼翼地过滤、较量、选择、分类、隔离时,中国人情境的图象却包容一切到最精致、超感觉的微细部分。(注意:最精致、超感觉的微细部分,这些用词并非夸张)因为所有这些成分都会会聚一起,成为观察时的情境。因此,当人投掷三枚硬币,或者拨算49要蓍草时,这些几率的微细部分都进入了观察的情境之图象中,成为它的一部分——这“部分”对我们并不重要,但对中国人的心灵来说,却具有无比的意义(此无极观,整体来研究一个事件)。在某一情境内发生的事情,无可避免地会含有特属于此一情境的性质。这样的论述在我们看来,可以说陈腐不堪。但这里谈的不是抽象的论证,而是实际的状况。”

当然还有其它很多汉学家都有这类情况,这里就不一一例举了,感兴趣的可以翻阅相关资料。

由于论证基督教比儒高,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一些传教士干脆又改变了策略,不再尝试论证基督教高于儒,而是干脆各种论证基督教对儒是有补充作用的,然后尝试让中国人来接受基督教。

很显然,本来是试图想说自己高明的,后来发现不可行,就只能当小弟,表明自己的利用价值了,这就是过去基督教为代表的一神教在中国发展的经历。

因此,由此可以看出,传教能力强弱,与先不先进无关,只与传教手段有关,传播得广,全靠传教手段,那么反过来看这个传教手段的核心是什么?

核心无非是洗脑的能力。

什么是洗脑的能力,就是弄一堆人,天天各种编故事忽悠你这个必须得信啊,不信就要倒霉啊。比如:你看隔壁特朗普就是不信神,结果村长没连任吧?

并且还能举些所谓的正面例子,通常这类例子是这样的,你看隔壁特朗普信神,神就给了他机会,睡了村头的麦寡妇。

当然这样还是不够的,更绝的一点就是搞占领别人的生活。

怎么样占领别人的生活呢?频繁地举行活动,定期而规律的机会,制造尽量多信徒之间的互动时间,让他们在此以外的交际受到限制,然后不断替换生活中涉及到的朋友关系,都会被慢慢替换成组织内的人,然后整个生活就会被绑架了。

说不好听点,这类洗脑式传播的东西,放到哪儿都一样,只不过最早是在一神教中发展出来的而已。

后来有人提取了这套机制,直接就变成大名鼎鼎的传销。

传销危害性不必多说,网上都有,更关键的是,一神教的玩法,是直接卖信仰,卖天国门票。

越便宜当然越好卖,所以一神教的天国门票是最便宜的,这种功利支配下,还指望讲道德?这本身就是不道德的。

儒家讲的是要像圣人学习,奉行君子之道,如果即使你不愿意,最多也就是当你是个小人。

绝不会诅咒谩骂威胁,要让你下地狱,甚至野蛮到动刀动枪。

什么十字军东征,为信仰战争,多么崇高,啊,我呸,问问受迫害的阿拉伯国家同不同意?

说白了,起因还不是眼馋别人拿那块地,然后养军队成本高,于是忽悠一帮穷人去当了炮灰。

因此,一神教,之所以能够有这样的发展,说白了最核心原因,是因为有军队。

真以为是靠什么以理服人嘛,大多数人是不会听道理的,但是一定会听拳头的。

其原因就是古代人民素质过于低下,没点宗教实在不好管理,后来宗教发展搞到了世俗权力。

后来还不是为了掠夺土地,世俗权力要找一个好的,好去占别人的土地,但是土地原来是别人的怎么办呢?

那这个土地就是上帝的,你们要不信上帝,你们就没资格拥有这片土地,你们如果要信上帝,那么你们的就是他们的。

简单理解就是,殖民主义借助基督教让自己的拥有自己认可的道德观。

在《美国经济史》,关于这些问题,描述得更清楚。

所以,西方,靠着殖民主义搞起来了全球化大发展,大量的殖民地市场需求,催生了工业革命,然后一路开挂,基督教也得到可以大规模传播。

所以说白了,也就是蹭上了殖民大潮的快车。

然而这些对中国有意义吗?毫无意义。

“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服”

“汉秉威信,总率万国,日月所照,皆为臣妾。

作为中国来说,作为天朝上国,万国来朝,大家觉得本就应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很显然,就算是古代中国即使没有错过大航海建立殖民地的时代,也不会需要如基督教之类一神地教的东西。

因为我们压根就不需要什么上帝。

现在像基督教不能靠军队了,殖民主义也已经被历史淘汰,而绿化的地方却逐渐增加,可以说,基督教基本上属于半个被时代抛弃了。

全球信奉基督教的人越来越少,相反,尤其发达国家中,除了被强制绿化的那些国家,大凡自由的地方,一些多神教反而兴起,比如威卡教信奉的人却越来越多,伴随这个的还有大量的半无神论者也在大量增加,这说明多元化才是未来的主流。

再过它一百年看,什么所谓的一神教更加先进,是宗教发展的最高形式。

这种理论早不知会被扔到哪个垃圾箱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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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题主提出这样的问题,主要还是因为对“一神教”的定义理解的问题。


“一神教”本身还是一个神哲学性质的概念。

拉比犹太教的教众人人都读书解经、定期出世修行;吠檀多不二论维护种姓制度的终身出家古鲁制度;锡克教维护种姓制度的终身出家古鲁制度;巴哈伊教的世界正义院。拉比犹太教认为所以包含诺亚七律的诫命宗教都是与犹太教平行的引导人回归神的诫命之路;吠檀多不二论和锡克教认为传统印度教等宗教也是引导人解悟的道路;巴哈伊教认为每个时代都会周期性的产生新的启示宗教,每一种启示宗教都是正确的宗教。这些都是一神教的习俗和组织结构。

现在受到近代西欧在工业化的优势导致的文化霸权,很多人一提到一神教,就想到的是天主教及其改革产物的习俗和组织形式,要不然就想到西欧文化关系历史上交流密切的东正教和伊斯兰教逊尼派的习俗和组织形式。但是,并不是只有天主教、东正教、逊尼派这三种宗教的习俗和组织结构能够代表一神教。

儒教维护礼法和皇权为核心的组织形式,与一神教没有任何矛盾,完全可以认为是一种一神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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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好问题,但是我却没有看到下面有好答案。至少前面两个哲学博士都没有回答清楚

实际上这个问题,黑格尔已经做出了非常精彩的回答,只不过黑格尔的回答,或许很多人不理解。我们把它转化为一个经验的历史事实去陈述,

我们首先要知道,基督教诞生在什么时候?基督教诞生在罗马时代,这个时代被黑格尔称之为一个抽象法权的状态,此时古希腊的城邦瓦解了,个体从城邦共同体之中脱离出来,但是个体又找不到一个新的归宿的情况下,个体处于一个极度孤独的情况,黑格尔把这种情况称之为”上帝死了“

它是丧失了一切本质性〔一切价值和意义〕,甚至是丧失了自己关于本质性的这种自身知识的意识,——换言之,它是丧失了实体和自我〔主体〕的意识;苦恼意识是痛苦,这痛苦可以用这样一句冷酷的话来表达,即上帝已经死了---《精神现象学》

也就是此时,个体只有抽象的平等,是一个单子化的状态,正是这种状态下,传统的伦理精神丧失了,而新的基督教还没有出现。人们陷入了虚无的享乐主义之中,这就是映射了罗马时代的一种享乐的风气。

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基督教出现了。

我们来看看历史事实


因此,在这里,我们只需要读出一个东西就够,这就是个体的出现。基督教的出现,昭示着作为个体意识在西方哲学之中独立出来出来。

但是有意思是,在这里,仅仅是思想上表达了个体的出现,并没有在组织或现实世界完成个体化的过程。因此很快就沦为了中世纪的状态,而现代社会的开端,又是以宗教改革,马丁路德回归到耶稣本义的个体主义上,完成了一个现代社会的重新建构。

因此,一神论不同于其他宗教,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一神论设定了一个主观的,具有确定性的,人格化的,超感性的神。其中人格化表达的是个体主义,超感性表达的是自由,脱离一切世俗,并且他是有一个确定性的。

所以,黑格尔在这里说

精神在它之内有着两个方面,象上面作为两个相反的命题所表明那样:一个命题说,实体外在化它自身而成为自我意识,与此相反,另一命题说,自我意识外在化它自身而成为事物性或普遍的自我。在这种方式下,两方面相互遇合,从而产生了它们的真正结合

只有到了宗教改革之后,自我意识与上帝意识达成了统一,此时才上升到绝对精神的高度。在绝对精神之中,彰显的就是基督教的个体性、自由性。

所以,他有句名言,我们就可以理解,在中国,只有一个是自由的(即皇帝),在希腊,有一部分人是自由的(奴隶主),只有到了基督教,所有人都是自由的。因为所有人都是上帝的子民,他同享上帝的恩典,而上帝也无非是人类自由人格的外化。

那么儒家思想,则是建立在血缘小共同体状态,天然具有依附性的状态,如果要出现基督教,就必须摧毁儒家的基本诉求。

但是,与西方不同在于,西方是在社会现实没有完成个体化,只不过是在思想上完成了个体化的准备。而中国,则是在思想上是依附性,压抑性的,而在组织和社会上,完成了个体,也就是法家摧毁了小共同体,把个体依附于大共同体之下,所以事实上个体也没有真正独立出来

这种依附性人格,黑格尔称之为,精神和自然没有分离,精神没有意识到自己是超越于自然的,没有意识到自己是自由的,而是被自然所束缚。

基督教把个人放到了上帝那里,而中国人则把个人放到了皇帝那里。基督教是个人自由意识的外化,而皇帝却是小农依附性人格的外化

同样,拜占庭帝国跟中国模式也很类似,也导致,尽管拜占庭帝国是正统的古希腊思想加上基督教,仍然无法完成现代的建构。换言之,此时他们仅有上帝意识,没有自我意识,也无法完成上帝意识的回归的情况下,就会沦为一神的神权国家,比如说伊斯兰那种。

我们知道,斯宾诺莎的思想很像是中国道家或印度的思想,所以黑格尔非常敏锐地指出,他说

斯宾诺莎就血统讲来,是一个犹太人。大体看来,东方人的观点多认一切有限的事物仅是奄忽即逝,不能长存,这种东方人的世界观在斯宾诺莎的哲学里得到一种思想性的表述。这种东方的实体统一性的观点无疑地可以形成一切真正哲学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但不可停留在那里,不予以较高的推进。斯宾诺莎的哲学所缺少的,就是西方世界里的个体性的原则。这原则与斯宾诺莎主义同时代,在莱布尼茨的单子论里以哲学的形式首先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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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神教的原则是:以一神的名义,杀光异教徒。而儒家学派,“子不语怪力乱神”,进化成有神论者都很困难。------- 建议多读原著。少看那些,以火车站、机场书店为知识源泉的自媒体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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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往一神教是进化?退化还差不多。

儒学相比一神教的巨大优势就是不再拥有人格神。相反儒教的“真神”变成了非人格化的“天”或者“道”。而“天”或“道”在人间的代表就是皇帝。皇帝实际上就是儒教的教皇或者牧首。

儒学和一神教相对于原始泛灵信仰和多神教的巨大优势是为大一统提供了思想基础。无论是神还是“天”,“道”,之下都只应该有一个代言人。儒学很明确,就是皇帝。一神教纠结一点,按理说应该是教皇或者哈里发,但是皇帝(国王)往哪儿搁?正教解决了这个问题,皇帝最大,东正教牧首虽然是上帝的代言人,但也是低于皇帝的。伊斯兰教的哈里发可以由皇帝兼任,不兼任的时候通常是政局不稳,战火纷飞的时代。

天主教就复杂了。我相信这是一个历史的巧合。天主教不是没有大一统时代,法兰克王国的全盛时期已经接近于统一西欧,然而王权依旧不够大,能够像正教一样收编天主教势力,却也不够小,使得天主教能够压倒王权,建立大一统的神权国家。神权国家教皇国只是一个小小的诸侯而已。

从某种意义上,以儒学立国的中国封建王朝可以算做儒教“神”权国家。然而这个“神”权国家一,没有人格神,只有非人格的“天”,“道”,二,皇帝就是“天”和“道”的代言人。于是更好的说中国封建王朝是儒教“(隐)无神论”权国家。

儒学的非人格神在历史发展中深深嵌入了中国人的底层世界观。中国从儒学兴起开始,无神论(至少是隐无神论)的思想就顽强地存活在前科学时代人民对牛鬼蛇神的客观需求中。比如“敬鬼神而远之”,“不问苍生问鬼神”,《谏迎佛骨表》。乃至在民间,对牛鬼蛇神也是更多抱着实用主义的态度。烧纸钱,送子观音等等。

虽然民间对于鬼神的实用主义态度颇具古典时代地中海多神教的风范,但是古典地中海多神教最终被一神教完全替代,而儒学和民间鬼神信仰在一定程度上共存了。因为共存,所以各自完成各自最擅长的任务。儒学提供无神论底色,鬼神信仰提供民间精神关怀。

这就是儒学相对于一神教的先进之处了。科学的发展,鬼神的概念总要退潮。儒学提供的底色使得中国人对于无神论或者说唯物主义的思想抗拒很弱,接受起来非常平滑;而一神教在这一方面非常困难,要接受科学思想,摒弃鬼神观念非常困难,因为几千年的一神教意识形态已经深入骨髓,很难除根。除根的结果就是需要依靠暴力,宗教改革,杀得人头滚滚。好不容易成功,也带有极大残余。中国人能够接受共产主义的思想并不是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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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问题就好像“人为什么没进化成猩猩?”


你要说现代科技,现代哲学,思考一下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进化出这些,这没问题。


说一神教…

大概是被一些公众号洗脑了吧,觉得宗教进化就应该是从自然神,泛神,一直到一神的过程。

那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些公众号从来不提宗教从一神进化到无神呢?

因为一神和无神是相反的东西,没办法通过进化变成另外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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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儒教从来不是教

第二:一神教的成功在于塑造了西方的社会结构

所有宗教都是用神来吓唬信众,以神的名义让世人继续被压迫领导,相信今世自身的罪恶,相信来世解脱。

无论什么神教都是这套理论吓唬信众,但是儒家,不是儒教,从来不符合这些特征。

儒家就是一套优秀的哲学系统,和稳定皇权捆绑在一起,同时把中国社会改造成儒家社会,成为了华夏文明两千年来继续不断的根基。

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共同点,都是改造了社会结构,把社会改造了以神为中心,教堂为工具的非血缘团体社会。

每一个教堂都是一个单元网格,所以这些宗教把社会和宗教捆绑在一起,这样的社会信用大于亲情。神职人员替代政府成为了社区的中心,西方无论战乱,由教堂组成的网格化社会还是会凝聚在一起。

而中国儒家把社会改造成了儒家社会,以道德为中心,血缘为工具的宗亲长老、士绅混合的团体结构。

当一个村落某姓直系后人为主的时候,儒家就会以宗亲伦理构建这个乡村社会结构。当村中各种姓氏杂处,那么掌握土地的乡绅、秀才们就会建立一套乡村结构,以道德为主要工具约束乡村日常。

每一个乡村都是一个网格,这个网格里道德大于信用和法律,每个人心里不需要懂法律,但是道德会约束人的行为,管理成本很低,缺点是解释权归于长老士绅这些人。

基督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把改造社会结构放在首位的宗教,然后成功的捆绑了整个西方社会。

而伊斯兰教通过改造基督教,不仅改造社会环境,还约束人的行为,伊斯兰是控制社会结构,还把人牢牢按在社会结构里面,一个阿訇可以牢牢控制整个教区。这就是宗教捆绑社会结构的威力。

所以儒家是哲学捆绑社会结构,基督教们是神捆绑社会结构。

儒家不需要神,用自己的哲学系统,以道德为主要工具进行延伸即可。

而宗教这里多神不利于捆绑社会,不同网格下的社区,多神会导致网格间的分裂与对抗,所以今天同出一神的犹太、基督,、伊斯兰对抗反而更严重。

一神是宗教捆绑社会最好的方法,那些多神捆绑社会结构的宗教,最后没落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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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邀

最有可能发展成一神教的是墨家,但是墨子硬是在最后一步停下了,然后就没有继续下去

而不管是黄帝、老子、周公、管仲等等这些大贤,他们认为的神,是没有人格的,比如管仲形容当官要“如天如地、无私无亲”,老子说天地看万物都是一样的,你祭拜他还是亵渎他,他对你都没什么区别。


这就造成了,在中国要当一个万能的神,首先就是一个无人格的,类似规则的存在


世界上的宗教,需要 的是一个你敬神,神保佑你,你不信神,就下地狱

这么一个正反两个方面的对比和引诱或者恐吓,当然实际上都是教会的工作人员,根据你信就给你面包,你不信就把你烧死来进行正反的引诱或者恐吓

儒家到了大怂以后,彻底独大,这时候有了一定的宗教的雏形,你信儒家,高官得坐萝莉得骑,萝莉超过十五岁就年老色算可以送给朋友了那种,你不信儒家,那就被儒家子弟“鸣鼓而击之”,如果做得事儿违背了儒家的规定,比如你一个妻子去状告丈夫,这时候用朱熹的话说,这是“泯灭天理”,必须从重处罚了。


但是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原因,儒家在中国一直是宗教的雏形,没有发展壮大


一、儒家没有神,虽然已经是“数儒争辩于学,日孔子有言,皆寂然而不敢异同矣”,但是孔子毕竟是人,史书上都有他各种狼狈的记载,包括见到当官的就战战兢兢汗流浃背那种窝囊事儿,不适合当神。

而且硬造一个神出来,这个,衍圣公怎么办???

这就不符合利益了,神永远是牌位,这样下边的人才能利用神得到好处,

注:之所以说是雏形,就是历代衍圣公大多都是写写诗词(比如跪在杀人如麻的蛮夷脚下写什么“八荒咸歌盛世”之类的),从来不对儒家流派发表议论,就是当好一个排位,永远中立。


二、就是我说的,中国古代圣人的那种神是无人格化的那种余荫


三、世俗政权的强大,压制了宗教。儒家又是出了名了寄生虫,离开统治者就是废物,元代开始的时候不开科举,儒家只能靠妓女养活那种·····这时候,跪舔统治者才是他们要做的事儿

成为宗教,然后能废立皇帝,这个·····虽然清末有不少人觉得这样也行,当时就提出让儒家变成教皇,但是呢,儒家自己底蕴不够


四、佛教是可以拉出僧兵的,在被我们多次打压之前,也是一个庞大的势力

而儒家古往今来,就没有自己的势力,永远都是一个依附者、吃残羹剩饭的一个角色,他没有自己的力量。


五、但是同样的,因为没有自己的力量,而且能源源不断的培养出来武训这样的奴才,只要中国统一了,统治者就会把儒家拿出来,不管这个统治者是谁。

而这时候,儒家想自己单干,不说自己没这本事,统治者也不干啊

哦,家里的狗想造反?


六、离百姓太远,对中国八成不识字的百姓而言,儒家还不如自己村门口的土地爷管用······

没有根基的话,是没办法发展壮大的


七、王莽如果成功了,那真的是儒家最有可能变成宗教的一次,可惜,儒家一如既往的没用,纯用儒家的王莽,不仅身死国灭,自己也从儒家敬仰的圣人被开除了儒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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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教”这个词其实挺早就出现了,我见过最早的出处是唐代的笔记小说《封氏闻见记》。

笔记里记载的南北朝时期北朝就有一种要发展成“一神教”的趋势。

那时候,经常有妇人去孔庙求子,庙内设有“孔子之塌”,前来求子的大姑娘小媳妇还要“露形”,就是脱光了躺在床上,我不知道是不是里面会走出个方丈、需不需要有人配合做些什么的,大概是这样就很灵验,受孕几率大大增加。

结果魏孝文帝觉得这样实在太低俗了,要反三俗,遂下诏禁止妇人进入孔庙,从此以后大姑娘小媳妇就不不能去孔庙求子了。

再往后啊,孔子的地位越来越高,却里人民群众越来越远。最后就变成了鲁迅先生印象中“中国的孔庙虽然很多,但很冷清,老百姓是不去孔庙的”、“门口一块刻着“文武百官下马轿”字样的石头,庙的外墙多半高大,上面写着“宫墙万仞”,森严、威武”,这样的地方根本不让人民群众进去,能进去的要么是有功名的读书人,要么就是官员或退休官员。

在明代,至少书生们还可以聚集到孔庙闹闹事儿,可是自打金圣叹哭庙案之后,书生的这个特权也没了。孔庙成了有专人管理,只准春秋两祭,士人参与的官办仪式场所。平日则大门紧闭,一副闲人免进的样子。这是也许是孔子地位最高的时时代,也是孔子离人民群众最远的时代。

封建王朝把孔子作为旗帜高高挂起,是符合统治需要的。孔子在后来已经变成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标志,必须有一定的神秘性、严肃性——但是,他却离人民群众越来越远了。

如果你到孔庙一看,一个女人脱光了躺在床上,你还严肃的起来吗?正人君子们就不能装正经了,皇帝也不好说些冠冕堂皇的话了,为此必须把孔子拔高,让他远离人民群众,最终孔子就变成了一个塑像,他们手里一面旗帜,这样正人君子之流就可以端着了,皇帝也坐稳了。

流俗妇人,多于孔庙祈子,殊为亵慢,有露形登夫子之榻者。后魏孝文诏:“孔子庙,不许妇人沓杂,祈非望之福。”——封演《封氏闻见记 · 卷一 · 儒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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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俗地说——目前流行的一神教都是一家的。

犹太教、基督教和特别有战斗精神的教信的都是一个神。而传统宗教普遍是多神教,四大文明古国,还有被目前视为欧洲、美洲大多数族群视为祖宗的希腊。那个不是多神教。《圣经》里面有那些希腊的记载呀 。宙斯是众神之王,和主的关系怎么处理呀?

多神教的来原源是战争,各部族有自己的神。两部族发生战争,其中一部族战败,被征服了。但部族人还在,信仰还在。要团结原部族的人,就形成了多神教。战胜者的神就是神王。多神教本身就是一神教发展起来了。就是一族无法对另一族决定性优势妥协的结果。而佛教反而是教义上最先进的宗教。“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只要看到事物本质就是佛。当然也在境界之份——只能看破本质,不能渡化(教导)别人是罗汉。能渡人渡自己是菩萨。所以人人皆可成佛。神就是人。

目前一神教其实有一个牛13的教义——有唯一的真神——主。除了本族所信仰的主以外,都是伪神。这种教义注定了信仰该教的教徒必然有战争性。不是被人消灭,就是消灭别人。甚至是同一体系内不同教派都会发生战争。要知道,宗教战争本身就发生在这著名的体系内。所以今天一神教的流行,是因为信仰这个教派的人活了下来。并在肉体上消灭了不信仰本教派的人。

然后回来本题,为什么儒教没有进化成一神教。

首先,因为我们民族的命很长。现在一神教信仰这套体系根本没能从肉体上消灭我们。有过几次被外族征服,但奈何我们民族人多,我们是用子宫征服了异族。

其次,我们的思想改革比目前一神教宗教改革都早。早期儒家(不是儒教)有阴阳谶纬的内容。但唐中后期经唐宋古文八大家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改造。迷信部分早就剥离,现代道教的仪式内容本来就是来自儒家阴阳谶纬部分。像唐李淳风等人本来就是儒,而非道。唐中期以前儒家有部分宗教的成份。钦天监的人都是儒者,旧唐书以前史书的天官书都是大儒写的。儒宗教的成份都在纬书里,五经正义,有经就有纬。其实,就连五经正义都是一堆信仰的东西。后世朱熹还写了五经本义来纠正。

中华文化是一体的。儒道的来源都是周朝文化,后来改革,哲学部分归了儒家,宗教部分归了道教。宋的理学其实还大量吸收佛家的哲学部份。这是一千多年前的“师夷长技以师夷”——从思想上消灭了敌人。

其实这个问题有问题——我们平时所学儒是储子百家之一。而不是教,儒家从来都不是宗教。包括道教所信仰的老子、庄子是属于储子百教的道家。老子、庄子是被后来信徒当成神,但人家是走学术路线的。本人没说过自己是神呀。中国首先祖宗信仰。然后信的是道——天道、人道。我们可以把道视作真理。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孔子在易中说:一阴一阳之谓道。

可以说,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已不追求信仰个体的神。信道信真理。那神只是合道之人,那任何人其实都可成神。所以合乎道德的关二哥也可以是神。

中国的信仰体系不信神,只要信仰合乎道(道德规范等体系)都可以是神,甚至合道的皇朝就可延续,不合道就改朝换代。中国是信道,不是信神。

如果您读《圣经》,神是有人性的。会生气——不信仰他的人会遭遇洪水等一系列惩罚。真理性的上帝是后来史宾诺沙等人思想改革的结果。但而这种结果我们早了500多年,朱熹时已大成了。史宾诺沙说大自然就是上帝。这种事我们在宋代已完成了改革。其实,我们是进化早了。

孔夫子述而不著——孔夫子的功迹是教学生。他是中国第一老师,万世师表。孔夫子教的就是周代贵族的学术体系。他忠实地传承了周朝的文化,把原来只能贵族才能学的知识传授给了平民。

汉朝的董仲书提出天人感应——把阴阳五行等一系列列入其中。儒家阴阳谶纬那一套开始大行其道。开始有宗教的色彩。

唐中后期,唐宋八大家开始古文运动。开始把迷信部分剔除掉。那是原欧洲地区1600年后才干的事。

不如问一问,为什么一神教的进化那么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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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有意思的问题

《论语·述而》:“子不语怪、力、乱、神。”一神,孔子是不聊的,因为这个不能聊,不可控,无法证。

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可见孔子的目的是今生,不是人的去往。中国人说的天地,不是神,是道。

古时候的中国人显然很聪明,那时候我们讲道理,讲四海皆准的“大”道理,然后把合法统治放到道理里面。可惜,道理讲的多了,大家都会讲道理了,走马灯似的换着姓氏讲道理。因为这个道理可以换,一神不能换,所以信了一神,就没有道理。

一神的都是戒和服从,是刚,我们是柔。

孔子爱讲永远做不到的大道理,他自己的理论让他流浪多年也没做到,他成不了神,他在做实实在在的事,他没有“怪力”加持,没有指天指地的唯我独尊,口吐鲜花,那个时候老百姓是不信的。他的伟大在于鸿蒙初始的教育。在众神疯魔的时代,给人民以启迪。

从根上讲,他爱道,不爱神,

一个不爱神的人如何一神?

进化?。。。。完全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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