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中国古代为什么要抑商,他们不知道把土地分给三分之一的人,其他人从事工商业这样对国家好处更大吗?

回答
中国古代“抑商”的政策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并非简单地因为统治者不知道工商业的好处。事实上,中国古代的统治者们对农业和商业的作用都有一定的认识,但最终选择“重农抑商”,是基于多重因素的考量,并且有着深刻的历史逻辑。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抑商”并非绝对意义上的禁止商业,而是一种政策导向,即在国家政策的倾斜上,农业被置于比商业更重要的地位。这种倾斜体现在税收、法律、社会地位等多个层面。

一、 为什么古代中国要“重农抑商”?核心原因分析:

1. 农业是国家稳定的基石(政权合法性与统治基础):
粮食安全: 在古代,没有现代化的工业和交通运输体系,粮食的自给自足是国家生存的根本。农业生产直接关系到人口的温饱,一旦粮食歉收,就会引发饥荒、社会动荡甚至政权覆灭。因此,确保农业生产的稳定和发展是统治者最首要的任务。
税收来源: 土地税和农业产品是古代国家最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国家需要依靠农民缴纳的税赋来维持军队、官员俸禄、公共工程等运转。
社会结构与控制: 农民是分散的、依附于土地的,更容易被国家管理和控制。而商人则相对流动、聚集,对国家的影响力可能更大,并且容易形成独立的经济集团,对中央集权构成潜在威胁。
儒家思想的影响: 儒家作为中国古代的正统思想,强调“民以食为天”、“男耕女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农业被视为“本业”,是安定民生的基础,而商业被视为“末业”,容易滋生贪婪、投机,败坏社会风气。这种思想深刻地影响了历代统治者的决策。

2. 商业的潜在风险与挑战:
财富聚集与贫富差距: 商业的逐利性容易导致财富迅速向少数商人手中聚集,加剧贫富差距,可能引发社会矛盾。
社会不稳定因素: 商人逐利而动,不受土地束缚,其聚集和流动性可能带来社会管理的难度。历史上,商人有时会勾结地方势力,甚至与外国势力进行不正当交易,威胁国家安全。
对农业的冲击: 如果商业过分发达,可能会吸引大量劳动力离开土地,导致农业生产凋敝,从而影响粮食供应和国家税收。
道德与价值观的担忧: 儒家强调义利观,认为商人过于追求“利”会损害“义”,影响社会风气。统治者担心商人成为社会的寄生虫,而非创造价值的生产者。

3. 对财政收入的担忧与控制:
税收征管困难: 相比于直接掌控的土地和农民,商业的流动性和复杂性使得税收征管更加困难。一些商业活动容易逃税漏税,影响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性。
垄断与国家利益: 历代王朝也会通过专卖制度(如盐、铁专卖)来直接控制和获利,这本身就是一种对商业的干预和利用,而非完全的“抑商”。但这也说明,国家对于商业的利润是渴望的,但更倾向于自己掌握和控制,而不是让民间自由发展。

二、 为什么统治者没有想到将土地分给三分之一的人,其余从事工商业呢?

这个问题触及到了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制度的核心。统治者并非不知道工商业的潜力,但他们面临的是一系列现实的约束和选择:

1. 土地制度的根基: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理念: 土地在古代被视为国家最重要的资源,也是皇权和统治合法性的重要载体。大部分土地归国家(皇室或官府)所有,然后分给农民耕种。
均田制的尝试与局限: 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尝试过类似“均田”的政策(如北魏的均田制、唐朝的均田制),目的是为了稳定农民,确保国家税收和兵源。但这些制度往往难以持久,因为土地兼并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尤其是当中央集权衰弱时。
土地私有制与自由买卖的限制: 虽然存在土地私有,但交易往往受到限制,尤其是大块土地的集中和自由买卖,会直接威胁到国家对土地资源的控制。

2. 人口与劳动力配置的考虑:
“男耕女织”的社会理想: 这是一种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模式,符合当时生产力水平下最稳固的社会生产关系。
强制分配的困难: 即使有这样的想法,如何强制性地将三分之一的人口脱离土地,并让他们进入工商业领域,这在古代的社会组织和控制能力下是极其困难的。农民有土地依附性,商业活动需要资本、技术和市场,这些都不是强制分配就能轻易实现的。
人口压力: 中国古代长期面临人口增长的压力,土地是容纳和供养人口的最直接方式。一旦人口过剩,政府更倾向于向边疆移民或鼓励开垦荒地,而非大规模转移到工商业。

3. 对经济结构的认识局限:
缺乏现代经济学理论: 古代统治者没有“比较优势”、“产业分工”、“自由市场”等现代经济学概念。他们更多地是从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财政收入的角度来考虑经济政策。
对工商业规模的担忧: 古代工商业的发展规模相对有限,大规模的工商业发展可能会导致大量人口聚集于城市,引发城市管理、卫生、治安等一系列问题,也更容易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不如农业稳定。

三、 那么,古代统治者真的不知道工商业的好处吗?

并非如此。历代王朝都不同程度地认识到工商业的重要性,并采取过一些措施来发展商业:

修建基础设施: 如修建运河、道路,方便货物运输。
减轻商业税负(某些时期): 有时为了刺激商业,也会降低商业税。
设立市场管理机构:规范商业活动,保障交易安全。
发展手工业和矿业: 许多朝代都大力发展官营手工业(如兵器、丝绸、瓷器制造)和矿业,这本身就是一种大规模的工商业活动,但由国家垄断或控制。
对外贸易: 如丝绸之路的畅通,也体现了对商业利润的追求。

然而,这些发展商业的措施,往往是在不损害农业基础和国家统治的前提下进行的。当商业发展到可能威胁到农业生产、社会稳定或国家财政收入时,就会受到抑制。

结论:

中国古代“重农抑商”政策并非出于对工商业好处的无知,而是为了 优先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维护社会稳定、巩固皇权统治、以及确保稳定的财政收入。这种政策的选择,是古代农业文明背景下,在有限的生产力、技术和社会控制能力下,统治者权衡利弊后做出的理性(从其自身统治角度而言)决策。

将三分之一的人口转为工商业,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面临着土地制度的束缚、强制转型的技术和管理难度、对社会稳定性的潜在威胁,以及对现有税收和控制体系的冲击。尽管工商业具有更大的经济增长潜力,但对于一个以农业为根基、以稳定为首要目标、且中央集权受到高度重视的古代王朝来说,优先发展农业,控制商业,是更符合其长远统治利益的选择。

当然,这种政策也限制了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使得中国在近代转型中相对滞后。但这是对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政策逻辑的解释,而非对其结果的价值判断。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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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商业,放到今天就是金融和贸易这两大行业;古代的农业,放到今天就是农业和工业。

金融、贸易行业的特点是利润高,如果不加限制甚至鼓励,就很容易造成经济脱实向虚。这个跟今天没有任何区别。而农业不稳,国家的粮食安全就不能保障;工业不稳,国家就没有稳定的经济运行能力,普通人的生活水准也会有很大的下降。

当然,你肯定会说“瞎扯,美国的金融业那么发达,他们活得不是好好的”?

其实,美国在发达的金融业之下,仍然能够让国家维持强大,根本上说是美国一直在吃二战和冷战的红利。与此同时,二战以来依靠核武器形成的核平衡也保障了世界范围内不会发生大的战争。否则,如果没有原子弹,现在的中美两国早就兵戎相见了。

事实上,稍微理性一点的人,都不会否认这么多年美国去工业化对于美国经济的长期发展是有害的。如果不是这样,特朗普也不会上台。而如果看一看英国的话,就会明白英国就是美国的前车之鉴——英国同样也是一个由工业国家转型为金融国家的样本。而今天英国的工业实力如何,似乎也不需要多说了。

而过度依靠商业的危害,在历史上的教训也比比皆是。就拿齐国自己来说,齐国国相管仲就是个打经济战的高手。《管子》中记载说:

桓公曰:“鲁粱之于齐也,千榖也,蜂螫也,齿之有唇也。今吾欲下鲁梁,何行而可?”管子对曰:“鲁粱之民俗为绨。公服绨,令左右服之,民从而眼之。公因令齐勿敢为,必仰于鲁梁,则是鲁梁释其农事而作绨矣。”桓公曰:“诺。”即为服于泰山之阳,十日而服之。管子告鲁梁之贾人曰:“子为我致绨千匹,赐子金三百斤;什至而金三千斤。”则是鲁梁不赋于民,财用足也。鲁梁之君闻之,则教其民为绨。十三月,而管子令人之鲁梁,鲁梁郭中之民道路扬尘,十步不相见,绁繑而踵相随,车毂齺,骑连伍而行。管子曰:“鲁梁可下矣。”公曰,“奈何?”管子对曰:“公宜服帛,率民去绨。闭关,毋与鲁粱通使。”公曰:“诺。”后十月,管子令人之鲁梁,鲁梁之民饿馁相及,应声之正无以给上。鲁梁之君即令其民去绨修农。谷不可以三月而得,鲁梁之人籴十百,齐粜十钱。二十四月,鲁梁之民归齐者十分之六;三年,鲁梁之君请服。

把这段话翻译为白话文就是:

桓公说:“鲁国、梁国对于我们齐国,就象田边上的庄稼,蜂身上的尾螫,牙外面的嘴唇一样。现在我想攻占鲁梁两国,怎样进行才好?”管仲回答说:“鲁、梁两国的百姓,从来以织绨为业。您就带头穿绵绨的衣服,令左右近臣也穿,百姓也就会跟着穿。您还要下令齐国不准织绨,必须仰给于鲁、梁二国。这样,鲁梁二国就将放弃农业而去织绨了。”桓公说:“可以。”就在泰山之南做起绨服。十天做好就穿上了。管仲还对鲁、梁二国的商人说:“你们给我贩来绨一千正,我给你们三百斤金;贩来万正,给三千斤。”这样,鲁、梁二国即使不向百姓征税,财用也充足了。鲁、梁二国国君听到这个消息,就要求他们的百姓织绨。十三个月以后,管仲派人到鲁、梁探听。两国城市人口之多使路上尘土飞扬,十步内都互相看不清楚,走路的足不举睡,坐车的车轮相碰,骑马的列队而行。管仲说:“可以拿下鲁、梁二国了。”桓公说:“该怎么办?”管仲回答说:“您应当改穿帛料衣服。带领百姓不再穿绨。还要封闭关卡,与鲁、梁断绝经济往来。”桓公说:“可以。”十个月后,管仲又派人探听,看到鲁梁的百姓都在不断地陷于饥饿,连朝廷‘一说即得’的正常赋税都交不起。两国国君命令百姓停止织绨而务农,但粮食却不能仅在三个月内就生产出来,鲁、梁的百姓买粮每石要花上千钱,齐国粮价才每石十钱。两年后,鲁、梁的百姓有十分之六投奔齐国。三年后,鲁、梁的国君也都归顺齐国了。

管仲的打法毫不稀奇,就是让鲁梁两国的百姓放弃农业,转向利润更高的商业。之后,再以经济手段让这两国的老百姓没粮食吃。这样两国自然就不攻自溃了。

有意思的是,齐国作为玩经济战的高手,到最后自己也受到了商业的反噬。虽然齐国是春秋五霸之一,但到了战国中后期,齐国却慢慢成为了一个经济大国,齐国的首都临淄更是成为当时的中国第一大城市。然而,到战国后期大家提到齐国,首先想到的不是兵威之盛,而是“鱼盐之利甲天下”。反倒是秦国,经过商鞅变法之后,以耕战为国本,重农而抑商,最后一统天下。

同样的道理,大宋富甲天下。然而,一个靖康之耻,就分分钟被人教做人了……

当然,除了战争方面的策略之外,还要明白管仲的策略之所以能奏效,是因为古代的生产力水平非常低下。以小麦为例,按照今天学者的考证,民国时期华北平原最肥沃的土地小麦亩产是150斤~180斤左右,普通地方的优质土地亩产是100斤左右,中下等的土地也就是六七十斤左右。假设民国时期每一户人家平均4~5口人,每人每年须吃粮食300斤,按照民国时期小麦出粉率70%(实际上低于此)计算,则每户人家每年必须生产出1600~2000斤小麦。再以优质土地亩产100斤计算,则每户人家平均许耕种16~20亩土地。

现在知乎上的很多人应该没有在农村生活过,不知道16~20亩地是什么概念。我可以这么说,就算是在今天,在没有实现机械化的地方,十几亩地基本上是一户普通人家可以耕种的上限。

还有一点,不要忘了中国古代的土地是私有的,很多农民并没有自己的土地,而是需要靠租种地主的土地来生活。假设每个农民需要给地主交的租子是收成的一半,那么他要耕种的土地还要翻倍。再加上农民日常还需要买一些生活用品,他也必须有多余的粮食去交换。

当然了,刚刚够吃也是不行的。有些地方可能会有天灾,粮食会减产甚至绝收,朝廷还得拨粮赈济。有时候,朝廷还要发动大规模战争,算上士兵和民夫,至少也得有保证几百万壮劳力吃一两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粮食(而且这些壮劳力本身还不生产粮食)。

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被牢牢捆在了土地上,也没有多余的粮食用来到市场上去卖。如果你选择去做生意,那就意味着没粮食吃,这就是古人所说的“一夫不耕,有受其饥,一妇不织,有受其寒”。当然,事情无绝对,如果某些地方的物产非常丰富,那么这些地方就可以有多余的粮食来供养商人。古代江浙地区的商业非常发达,也跟这一地区粮食产量高有关。所谓“苏湖熟,天下足”,就是这个意思。

总的来说,二战以后大多数人过了七十多年的太平日子,似乎都已经忘了世界上还有“灭国战”这回事了。而在灭国战的逻辑之下,最有价值的东西不是钞票,而是粮食和钢铁。你有足够的粮食和钢铁,最后你一定会有钱,但假如你只有钱,那你最后就什么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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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这个问题有个现实的社会实验室可以参考:海地。

海地全民皆是小商贩,每人每天都在买入卖出,这并不能增加社会总供给,所以结果是海地依然贫穷落后,没有秩序。

另一个参考是北洋民国时期,外国产品倾销,买办商人收集社会财富。这些财富置换为外国产品,适用这些产品的并不是生产财富的农民,而是买办商人。所以农民越来越穷,国家越来越弱。

在古代,所谓的游商就会成为一个地区的买办商人,抽干一个地区的财富,农民会越来越穷,社会会越来越不稳定。

还有一个例子是全民传销的阿尔巴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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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为什么要鼓励实业抑制金融?他们不知道把工厂分给三分之一的人,其他人从事金融服务业这样对国家好处更大吗?

其实现在的美国就是这么干的,如果将来中国变成金融割韭菜国家,或者干脆ai大发展,工厂不需要人了,全民炒股玩,到时候的人大概也会这么批判现在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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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收不到税啊。

别的原因,如生产力低下、1/3的根本供养不了另外2/3的人之类的,别的回答都提到了。

但根本原因还有一个:很难收到商人的税

如果因为商贩行为导致流动人口增多,而官方又收不到足够的税,供养不起足够的公职人员对流动人口进行有效管理,那么对国家稳定来说,就是一件很不好的事情

别说商人了,就是老实巴交的佃户、农民的税,都需要仰仗乡绅、地主这些人来代收。

乡绅、地主不但不用交税,而且要拔一层毛,称之为:火耗

电视里演的雍正,终其一生,就是想把 火耗归公,再一个:官绅一体纳粮。就是想让这些乡绅、地主都按照拥有土地的面积来交税,而不是按人头来交税(因为丫鬟用人之类的都不算人头,大户隐匿人口是常态)。

所以说,土地作为不动产,收税都不是一件容易作到的事情。向移动的商贩收税,更是难上加难

还是那个道理:你收税,就要派人去实施,这些人也要吃粮,而古代供养不起那么多光吃粮不种粮的人。

像美国那样的税务稽查?不可能的事。

(即使在现代的美国,各种逃税、避税也是常态啊!)


古代商贩做生意,别说 发票 这种东西了,连收据也不给的,好吧,纸很贵的。

甚至 钱 都不是纸的,要用金银铜。所以,一天下来,一个商贩一天到底赚了多少钱,除了他自己,没有任何人知道。

有的固定店铺,规模较大的,会记一个帐,有帐本,这算是一部分可以收税的依据。但是规模也很有限,无非是少量的客栈、饭馆、药店、米店之类的,数量极其有限。而且经常有阴阳帐本,官方根本无法查验。

既使在工商业相对较发达的明朝,也只有在魏忠贤掌权的那段时间,出动东厂去江南手工厂、矿场收税,那段时间反而成了明军军饷较为充足、战斗力较强的时期。但那种情况下收税,暗箱操作,中饱私禳,收得到的使劲搜刮,收不到的听之任之,无公平可言,民间对此举怨声载道。

宋朝商业相对发达,是因为宋朝偏安于较为富庶的江浙一带,能够空出的流动人口相对多一些,朝庭的办事人员比例相对较高,有余力进行一定的税收活动。

基本,古代税收的大项都是:盐和丝绸。

因为人人要吃盐,官方把盐一控制,就能赚到钱。再一个是丝绸,所谓织造局(李卫当官),卖给有钱人,赚差价。

另外还有一个茶马贸易,把内地茶叶卖给塞外胡人,换回马匹,再把马匹卖给有需要的,赚取暴利。这个时候长城的经济作用就突显出来了。由于长城的存在,边塞交易被限定在少数几个据点,朝庭可以很轻易地进行控制,赚钱、收税都相对容易很多。

总之,古代收税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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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商鞅还是贾谊,都提倡重农抑商。

这不是因为俩天才想不明白商业活动对人类的好处,恰恰是他们想得太明白了。

农业是整个古代决定性的生产部门,一如近现代的工业和农业。如果不是那持续许久的饥荒、瘟疫,贾谊们不会坐下来,冷静地思考农业和商业谁是根本的问题,也不会因为太多人“背本驱末”而产生深深的忧虑,他们没有必要非要跟“好处更大”的商业较劲,之所以较劲,还是多数人根本没捞着什么好处。

在松散无组织的情况下,“奇巧末技商贩游食之民”太多了。富庶起来的商人,首先想到的并不是鼓励生产,良性竞争,而是诡诈频出,逼良为贱。做这一切的前提就是钱权勾结,他们“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他们衣着华贵,履丝曳缟,不遗余力地鄙夷从事劳动、辛苦工作的人。为了进一步吞噬劳作者的利益,他们开始“兼并农人”,以至农人大规模流亡。

资本本来就是这样的,它起初是甜的,等成长起来,就会露出他可怖的面孔。贾谊们思考遏制这种势头的办法,得出来的结论,无非就是“踏踏实实发展农业”“将商业掌控在朝廷手中”“逼迫游商回归农业”。

说白了,那时的“重农抑商”,与现今的“房住不炒,发展实业”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无非决定性生产部门从第一产业变成了当今的第一、二产业。

当一个国家的人民辛勤工作三十年,结果得到的还不如花两年时间炒一套房多,全社会自然会形成一种极度务虚的风气。


社会上诞生了一大批成功学大师——饰知巧以相诈利者为知士。

有把百姓当铁憨憨的币圈大拿——郡国多奸铸钱,钱多轻。

形成了一大批官商勾结欺上瞒下的官绅——敢犯法禁昧大奸者为识理。

民间出现了大量被消费主义洗脑者,明明没那收入却天天买名牌的借贷者——世以俗侈相耀,人慕其所不如,悚迫于俗愿,其所未至,以相竞高。


务虚要有人接盘。

当没有接盘侠,或者遭遇大灾时,又该如何呢?看似发达的商业,把水分一挤,竟然啥都不剩,连饭都快吃不上了——“即遇凶旱,必先困穷迫身,则苦饥甚焉”。

灾荒和瘟疫,检验了国家的根基。

贾谊们不得不反思,到底哪个才是国家的根本。

为什么要抑制商业?

根本原因就是国家和绝大多数百姓,没办法享受商业带来的好处,却要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而以当时朝廷和地方的构架和办事能力,似乎并没有别的更妥帖更无流弊的办法。统治者当然知道,商品是不能不交换的,可又绝对不可以放下去不管,使重权移于豪强之手,出现尾大不掉甚至反制之势。只能将经商大权统归官手,顺带让百姓各安本业,以保障帝国根本性的稳固。

朝廷取利,运用管仲操纵市场的理论,人民的贫富予夺,皆在君上(朝廷)至手,则“民之戴上如日月,视君若父母”。

当然,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这么办的害处也不小。人未免也太轻视商业,太重看“务本”。以至于为了务本而务本,明明可以提高生产力,却不肯提高。譬如新型织布机提高数倍产能,太后第一反应不是欣慰,而是“女人闲下来,岂不是会生事?”在农业方面,一些方便耕作的机械甚至会遭到其他农人的嘲笑,被视为“奇技淫巧”。本来提高生产力,保证了根本的情况下,可以解放多出的人手做其他事,但却为了让人务本,就偏不解放。

相反的,题主这观点就是另外一个极端,不顾现实,为了场面而场面。自媒体大神月入十万,全国人民三分之一从事工商业,剩下三分之二都去当自媒体大神,咱还不瞬间进入超级发达国家行列?想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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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历史不得不重农抑商的一个可能性是金属货币流通量不足,我还没考证好呢,这是个长期通缩的问题,也是个货币本位问题,我再仔细想想,再告诉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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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实际上问题的是:经商是否会导致工业革命的发生。

古代社会和现代社会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古代社会是生产不足,现代社会是需求不足。

生产不足的根本还是改进生产方式。

经商本质上是加快商品流通,但是如果生产不足的本质改变不了,流通再快意义也不大。

而熊彼特认为,创新是生产过程中内生的,而不是在流通过程中诞生的。

瓦特改良蒸汽机,瓦特其实不是商,而是工。

古代善于经商的民族多了去了,比如说阿拉伯帝国,这些民族都没有诞生工业革命。

“生产力不足”是不可以通过“加快商品流通”的方式去弥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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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知道古代有哪个大国是三分之一的人耕作的

没记错的话,1789年的威尼斯农业人口也有7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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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

有人在评论中提出了欧洲的问题,把欧洲的繁荣昌盛归功于商业活动。

欧洲不抑商,也没见的人人都去跑买卖,土地没人种大家饿得死光光啊,作者能解释一下为什么么?历史课本上难道不是说商业化,社会分工等一系列变化引起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么,而我大明朝,大清朝因为重农抑商,又闭关锁国拒绝贸易往来而错失社会升级嘛,作者再来解释一下这个?最后,还是要靠共产党跨越时代解救中国不是嘛?综上所述,没看出重农抑商有辣么多好处撒

我觉得我有必要单独拿出来,做一些简单的,高中历史课上已经讲过的水平的解释。

第一,欧洲古代文明的商业活动确实很发达,希腊文明本身就是一个商业文明。除了希腊人,腓尼基人以及之后的迦太基都是典型的商业文明。这种商业的发达是得益于地中海的地理优势。整个地中海就非常适合做海洋贸易,这种贸易的传统从希腊一直延续到了威尼斯。

第二,即便是这些典型的商业文明,他们的农业生产也是占绝对的主导地位。不要忘了,不论是迦太基还是希腊城邦,都是奴隶制国家。这些国家的奴隶就是主要拿来从事农业的生产的。他们的工商业的繁荣,是建立在对别的民族的掠夺上的,通过奴役其他民族的方式,解放自己民族。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斯巴达城邦,他们通过奴役整个希洛人(也就是所谓的黑劳士)解放自己的民族实现军事独裁统治。

第三,这种通过奴役其他名族的方式来发展工商业的道路只适合小国寡民。到了罗马时代,尽管之前的工商业传统没有断绝,但是作为一个统一的大帝国,奴隶从事农业生产的比例是在不断下降的。绝大多数的农业生产还是要由公民或者自由民来完成。于是最后罗马就从奴隶国家过渡到了封建国家。罗马继承希腊的工商业传统在帝国时代后期也基本消失,变成了一个农业国家。

而中世纪,则是彻头彻尾的封建社会,农业生产一直是第一位。尽管在中世纪晚期有意大利的城邦有着工商业的发展,但是这种发展基本和中国古代的江南差不多,再繁华昌盛也诞生不出资本主义来,都只能叫资本主义的萌芽。

欧洲资本主义的根源在西欧,不在南欧。别的地方的所有工商业的繁荣,都只能叫“资本主义的萌芽”,他们自己发展不出资本主义。尼德兰地区和英国是资本主义诞生的地方。是地理大发现催生了资本主义,是殖民贸易让欧洲有了资本主义,而不是别的。没有新大陆,新的航线的开辟,资本主义萌芽就只能是资本主义萌芽。欧洲资本主义的诞生,离不开宗教改革运动,离不开地理大发现,离不开文艺复兴,离不开新航路的开辟。没有欧洲几百年的殖民运动,没有西欧各国在全世界范围的殖民地作为原材料出产地与商品倾销地,西欧的资本主义也只能是“萌芽”状态。这些内容在高中历史课本上已经讲的很清楚了。把中国的落后单纯的归结于“闭关锁国,拒绝贸易往来”这样的陈词滥调,显然是高中没有好好学。欧洲那么努力,干了那么多事情,才实现资本主义。即便是和英国隔海相望的法国还搞了一次大革命,砍了一个国王,封建王朝和共和派不断拉扯,一直持续到普法战争,一路跌跌撞撞才过渡到了资本主义。就真以为“而我大明朝,大清朝因为重农抑商,又闭关锁国拒绝贸易往来而错失社会升级嘛”?如果从封建主义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有那么简单,那还要革命干嘛?无非就是变成一个大号的奥斯曼而已。

原答案————————

你以为古代是三分之一的人种地养活剩下三分之二的人。

实际上的古代是90%的人种地养活剩下10%的人。

小农经济的特点就是自给自足,就是缺少商品的交换。在西欧几百上千个农奴才能养活一个骑士老爷,在中国一个村子几百上千人才能供出一个、两个读书人。古代完全的脱产者是非常少的,从事商业的人越多,脱离生产的越多,农业人口就越少,爆发大规模的饥荒也就指日可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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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贵族太太只一套丝绸衣服,不出远门也就拿布衣对付。但是商人出门,一大群婢女跟班,个个绫罗绸缎,还天天不重样。贵族太太恨得牙痒痒。后来就规定,不是贵族,不准穿丝绸。所以你们学文言文的时候,才用“布衣”指代“平民”。“平民”不是穷人,而是没有贵族身份的人。本来按级别,村长是村里工资最高的人。全村都是平房,就村长家是二楼的楼房。但是联产承包制来了,承包户发了家,盖了三楼。你现在问,村长为啥要刁难承包户,他不知道联产承包制有利于搞活村里经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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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

为什么要重农抑商?

先要搞清楚在古代何者为商。

商都是些装备精良的职业武装力量

否则以春秋战国那种社会条件,你根本没命把货送到目的地,也没命把钱运回家!

精良到什么程度?

商队列队而出,堂皇而行,车马鼎盛——那么多货,那么多钱,你还想走暗镖不成?

一路前哨都举着旗——我武~维扬~

经行之处的一切其他武力——无论是私人的还是地方诸侯的——即使是刻意设伏暗算,也不要想做到得能偿失,或者得手之后不被惨烈的报复。

不但保有足够的防御能力,还保证有二次报复确保足够惩戒的能力。

你们自己掂量一下,这些春秋战国时代的商是什么画风——你以为他们都是拿算盘扛扁担的吗?

人家是长戈利剑、强弓劲弩、高车重甲、前呼后拥的快速机动混成装甲特战旅好吗。

山贼们还想拦路?

识趣的要自己主动出来跪在道边行礼,摆点山货,表示特别欢迎,前面道路我们都给各位爷铺得平平的了,求可怜可怜多多体恤,给个养路钱。

大老板不耐烦的一挥手——赏。

这才能免得被前哨部队出于“合理的安全疑虑”提前屠杀焚烧。

这才是春秋战国时候能活得下来的“”。

要注意,你不要觉得这很夸张,这是至少也要到这个水平,不然你不是在经商,而是在搞送货上门的献爱心活动。

你有了解决沿途运输安全的武装力量,你可以把本地的泥土都不如、只能烂在地里的垃圾烧硬了拖到各种地方换黄金、美女、牲口、粮食、铜、铁、奴隶、特许状、荣誉官职……

你还可以把三百里外的垃圾晒干了拖回来换黄金、美女、牲口、粮食、铜、铁、奴隶、特许状、荣誉官职……

然后你可以拿这个造更多的刀、甲、弄更多的人。

海商,即海盗;陆商,即私军。

这东西在没有成就霸业、没有“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之前,没有建立起“无论怎么富甲天下,朕一翻手就能连根拔起”之前,当然必须国君自己做。

只有国君无能,抑不了商之说、岂有不抑商之说?

商能是些什么人?

说穿了不是王弟王叔,就是左丞相、右将军。

要么干脆就是大王的“仲父”——每天王上要鞠躬叫爸爸,他摸摸头“乖,昨天作业做了吗”这种!

抑商,根本不是为了“重农”,抑商是为了尊王

只是这话不能明说,含含糊糊要拿着重农来遮掩罢了。凡是跟着拿重农如何重要、商业如何抢占农业人口资源来说事的,都是被他们一并骗了。


否则商鞅为什么五马分尸?因为太爱好农业么?

都不说这个,商朝是“商人”这个词的原始源头。

商朝是以数学和会计出名的吗?

人家是以刻满了吃人图案的大火锅出名的!

这还不能让你想清楚“商人”在战国人的眼里是啥样吗?


读历史文献一定要注意——这基本上可以看作都是盗贼指示专业骗子写的。

只有在他们实在不小心的地方他们才会说实话,他们说实话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说某个谎。

你要把这一帮像审赌场老千一样关在不同的房间里反复问,才能从对不拢的榫头上,从实验室给你的化验结果、弹道测试、血迹测试上搞出点真相。

直接信他们的话,都不是猪会不会上树的问题了,树都会上猪。


有人问——历史上有名的商人没几个呀,也没听说他们有多大的武装力量啊?

信陵君、平原君、春申君、孟尝君、吴起、刘濞、折御卿、张士诚、毛文龙、祖大寿、吴三桂、郑芝龙、曾国藩、曾国荃、李鸿章、荣禄、袁世凯、阎锡山、张作霖……

去查查他们生意做得怎么样,是不是手里只有几百人上千人。

什么叫“说穿了不是王弟王叔,就是左丞相、右将军”——话还说得不够直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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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啊。

农业生产力不发达,所需人口就得多,从事别的行业的人得减少。农业是重中之重,是基础,放弃啥都不能放弃农业生产。

现在如果还是以前的生产力,重商?做梦去吧,再思想解放也抵不住肚子抗议。在一个农民只能生产一百斤米的时代,说啥都是白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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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历史要用历史唯物主义,切不可凭空想象,以今天的生产力条件看历史。

题主所说的五口之家就可以种三十亩地,养活三四家人,这个数据是从哪里得到的?还是凭今天的生产力条件想象的?

汉代贾谊在《论积贮疏》里说,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天下有一个男人不种田,粮食就不够吃,就得有人挨饿;有一个妇女不织布,衣服就不够穿,就得有人受冻。可见当时的生产力很小。

当时,由于水利不好,十年九灾,种子不好,肥料不足,还没有农药治理庄稼的病虫害,所以粮食产量很低。以小麦为例,正常年景平均亩产只有五六十斤,去掉二十斤种子,一亩地的纯收获只有三四十斤。

那么一家五六口人能种多少地呢?

今天有机械,也有除草剂,按照题主所说,一家五六口人种三十亩地不成问题。但是古代,那个时候,没有机械,没有除草剂,牛马非常稀少,不是每个农户都有牛马的,只有大户人家才有牛马,普通的自耕农都没有牛马,种地全靠人力。这个情况下,一家五六口人,去掉老人孩子,只有两三个劳动力,而且妇女还要做饭做衣服,能种多少亩地呢?十多亩地。三十亩地一头牛,是当时自耕农的最高理想。正常情况下,一户没有牛马的自耕农也就只能种十多亩地。这十多亩地的产量,正常年景也就是四五百斤。一口人平均一百来斤,即使没有任何赋税,也不够吃的。

也就是说,全国人每家每户都种地,连皇帝都自己种地,不收赋税,这个情况下,粮食都不够吃的。如果把土地分给三分之一的人种,怎么可能够吃的呢?

古代为什么要重农抑商呢?很明显,肚子才是最重要的。

但是古代并不是都重农抑商,很多时候都不管不问,放任自由。西方古代甚至出现了重商主义,因为剥削阶级最差都有肉糜吃,不知道粮食不够吃的。

重农是正确的,正确的经济发展方针就应该是重农,无论到什么时候都应该重农,因为生命是最重要的,而且农业是工业的发展基础。

农业的生产力一低,工业也就发展不起来,因为工人要吃饭。所以要发展工业,提高生活水平,必须先发展农业。这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客观规律。

而工业发展不起来,就造不出来农具,造成农业也难发展。所以要发展农业,必须先发展工业。这也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客观规律。

而要发展工业,必须先发展农业,要发展农业,必须先发展工业,这就出现了死循环。农业发展不起来,工业就发展不起来,工业发展不起来,农业也就发展不起来。

所以中国几千年一直都没限制人口流动,农业人口也一直占90%以上,工业微乎其微。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解放后。

水利、种子、肥料、农药、农具这几种决定农业生产力大小的客观因素,一直到解放时都没解决,农业产量很低,不够吃的。解放后急于发展工业,但是因为粮食不够吃的,想从农业上调集人去发展工业,开矿建厂,调不出来人,国家很着急。

这种情况下,只有先把农业发展起来,提高粮食产量,使农业上的粮食有剩余,才能发展工业。所以解放后重点搞农业建设,大建水利,培育良种。还从城市抽调知识分子帮助农业,这就是上山下乡。

但是光发展农业,农业是发展不起来的,因为农业的发展离不开机械化,离不开农药和化肥,这都是工业产品。所以要发展农业,还得发展工业,生产农机、化肥、农药。

而当时农业生产力很低,粮食不够吃的,想发展工业,怎么可能?而工业发展不起来,农业又发展不起来。这个死循环怎么破解?这个死循环不破解,中国就只能原地踏步。

但是这个死循环难不倒计划经济。当时国家想到的办法是粮食统筹计划,就是农民都少吃一口,从农民牙缝里挤出来一部分粮食,并且抽调一部分农民去当工人来发展工业。假设一个农民一年少吃10斤粮食,全国4亿农民就能养活1000万工人。

随着水利建设的逐步完善,以及良种的应用,粮食产量提高了一点。粮食产量提高了一点,又能养活更多的工人和技术人员,又可以抽调一部分农民去当工人,工业又能得到发展。然后农机造出来了,化肥和农药也都造出来了,粮食产量进一步得到提高,又可以有更多的农民去当工人,工业又进一步得到发展。这个死循环就被打破了,变成良性循环。才有今天的成就。

现在很多人说,前三十年贫困,都怪当时束缚农民,不让农民进城,如果允许农民进城,经济早就发展起来了。这种人很无知,不懂经济客观规律,连人需要吃饭这个基本常识都不知道。中国几千年都没限制农民进城,农民有几个进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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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平均每个粮农劳动力生产率估测

表9:明清各时期农民平均生活水平估算

1.粮食不但是吃的,其实也是农村换取手工艺品和其他生活物资的主要实物,一定程度起货币作用。

2.古代乃至近代的农业技术扩散实际上相当慢。区域差距很大

先说明代的平均亩产。鉴于我们见到的明代亩产记录绝大多数都是嘉靖以后的,也就是明朝后期,所以,我们估算的明代亩产亦即明后期的亩产。前面提到,明后期北方的上上田亩产可超过1石,上地1石左右,中地0.7—0.8石、0.6—0.7石,下地0.3—0.4石、0.2—0.3石。明代北方亦有种植水稻的,但为数很少,大部分种植麦、黍、粟、高粱、豆类等旱作。在这些田地中,上上地约占10%,平均亩产以1.3石计,上地占30%,出粮以1石计,中地占40%,出粮以0.7石计,下地占20%,出粮以0.3石计,合各等地田地,平均亩产为(10%×1.3)十(30%×1)+(40%×0.7)+(20%×0.3)=0.77石,往高里算(其中包括种稻的因素),也就是0.8石。
南方有水田、早地。水田种稻,分双季稻、稻麦与稻杂(如黍、粟、豆等)连作,还有相当数量的单季稻田。种植情况不同,产量也不同。与清代中期相较,明代的双季稻种植比例很小,约占南方总耕地3%[44],平均亩产5石;稻麦和稻杂连作占20%,平均亩产4石;单作占47%,亩产3石;另有30%的耕地种植旱季作物,不过南方因气候、水文等原因,多数都能一年两收或两年三收,所以产量亦较北方要高,我们确定亩产为1.2石。这样南方诸省的平均亩产为(3%×5)+(20%×4)+(47%×3)+(30%×1.2)=2.72石。

3.古代省界之间乃至于州界县界之间,为保证地方财政收入,正式设立和私自设置的收税点极多。极度妨碍货物流通。

这一问题一直延续到国府时期,因为大量的省界钞关存在。跨省粮食流通成本极高,导致自产粮食商竞争力甚至不如海外输入粮食。

解决不了封建时代市场自身问题,促商政策是起不到任何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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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重农抑商,搁现在叫发展实体经济限制虚拟经济。

古代农业文明,粮食产量很低。一亩地粮食产量才两三百斤。古代没有拖拉机化肥农药,只能人力畜力铁犁牛耕。粮食产量就那么少,你劳动力都不种地,吃饭咋办?

西欧海洋贸易工商业发达,建立在几个基础上:

1 西方欧洲长期是奴隶制,殖民扩张抓来外地蛮族黑人等种地。

2 欧洲长期本土粮食不够吃,需要通过贸易进口粮食。古希腊古罗马时代是从埃及,从两河流域,从黑海沿岸进口粮食;大航海时代是从中东欧,从南北美洲大洋洲进口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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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以为的商业:商人都是公平买卖童叟无欺,商品质量严肃把关,精密的计算各地的产出与需要,合理的实现不同地域之间物流沟通,促进全民共同富裕。

历史实际上的商业:商人恶意囤积强买强卖,把持商品资源造成价格恶性膨胀,供求严重失衡,最终破坏经济使绝大多数人陷入泥潭不能自拔。

俗话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你就不会看看垄断是个什么概念?就算你没兴趣研究历史,那么总玩手机吧?鹅厂养猪厂出的手游其实已经够良心了,垃圾换皮手游多如牛毛大家捞一笔就走根本不在乎游戏质量的事你就没见过?前两年还有给肯德基供货的使用过期僵尸肉的新闻呢,谁给你的自信让你觉得不加限制的商业会有好处?

我们这块以前有这么个事,某县城有一家化肥厂,还是国营的老单位,尿素什么的不能说贼便宜也差不多了。后来省里有新厂子,想吞并全市的农贸,于是就高价从各个老厂挖人,老厂子没人了关门大吉,没半年新厂子就把挖过来的工人各种辞退,之后化肥农药什么的全部用新厂的货,价格翻了好几倍。现代这种国家管控尚且如此,古代更别提了。

切记,商人不是为了建设共产主义的活雷锋,商人是为了追求利润的,而为了追求利润,商人可以不择手段。我看过一些明代的资料,盐价这一块,嘉靖,万历年间的太平岁月居然比刚经历战乱的洪武年间还贵。

我看过一个宋朝的笔记,说东京那旮瘩屠夫每天宰猪多少是有限制的,2头就是上限,结果有一个屠夫不信这个,先是被肉勾勾穿了手,之后一套扎进褪毛的热锅里烫死了。有朋友说,表面上这个故事是劝人向善说因果报应,实际上八成是行会出手干掉了。为啥要限定每天就宰2头猪?因为人为控制供应可以保障价格,说白了就是垄断。你真以为商人定价都是“合理”的?太天真了,失去制约的商人才不管洪水滔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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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能力低下,管理不了商业。

和农业税相关的就是土地,就是人口,还是基本固定不流动的人口。

就算到了后期吏治崩坏,国家拿着前几十年的什么黄册鱼鳞册各种册,让地方上按这个数交就行了。不管下面咋胡搞,咋寄存,隐匿,转嫁,贪污,截留,应给国家的总数不会轻易改。了不起灾年减一点,灾过去了就加回来了。

而商税,对于古代行政体系来说,则有巨大的不确定性。别说商人们具体收益根本搞不清楚了,就商阜隘口这种在流通上收税的地方,也有巨大的不确定性。你总不能指着某个隘口说,我不管今年你这来了多少商人,你这里以往缴了一千两税,今年也要给我交出一千两税来。那TM谁敢接这份差事,动不动就要自己贴钱。

不确定性在这放着,那么下层就有的是操纵空间。贿赂一两银子少缴20两税这种事根本管不了。

即便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的农业税,富户隐匿田产和人口都还是历朝历代的基本操作。权力寻租,钱权交易这都是避免不了的保留节目。别说转嫁税负给穷户了,就是国家那份大贪小贪们总能找出一千种方法给赖掉。

那商业税就更别说了,交多少全看基层税吏一张嘴。最后的结果就是越是富越不交税。很多时候连贿赂都不用,富商只要买了功名,或者家里出了功名,或者拉了什么达官贵人入了股有了靠山。税吏根本不敢上门。几代的陋规弊例延续下来,几十万两的巨富,交几十两意思一下那都算是很仁厚的了。很多有钱人在地方上施粥、收孤寡,大把大把的花钱,但是就是想不到自己要交税尽社会义务。

在汉代及以前,中央政府很清楚,只要地方上出了有钱人,肯定会对地方管理构成挑战。所以直接一个“豪强”的帽子戴上去,动不动就拿这些人割韭菜。有钱直接默认有罪,直接拉去修陵。

有这种“觉悟”,怎么可能不重农抑商。因为商人根本不是资源,反而是社会不稳定因素。

西方海贸多,行政实体辖区也小很多,管理扁平化很多。船入港,估算货物价值,估算船大小,是有一套成熟流程的,地方官员也很上心,虽然不了解细节,总之商税是收的上来的。所以他们对经商没有偏见。

征收商税并不是一件一直超过古代技术水平的事,最少到了公元1000前后,并非做不到。

但是在中国就是因为种种原因做不到。

在唐以后,中国的行政结构在顶端日臻完善,但是在基层似乎却在大踏步退化。一个县就三五个朝廷命官,而这些人每到一地,是不可能像美国总统一样重新组织内阁的,办事都是沿用该县的胥吏。今天我们小民看起来牛逼轰轰的警察局长,工商局长,法院院长,城管局局长这些官的活,在当年都是胥吏干的。吏不是官,和官之间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没有晋升的可能,也没有选拔的门槛,经常是些仗着对地方熟悉世代吃管理饭的人。名声极差,富人眼里这些人就是恶狗,实际上从这些人作为看,就是恶狗。

中国本来就是农业占绝大多数,而且还是大一统国家,大到连地方长官视交税为应付上面差事,交足不挨批就行。至于怎么收上来的,全仗着下面胥吏胡搞。商税?谁没事闲的去管商税收的足不足。

有了这些行政经验,当基层官员升官到了京城,可不拼命抑商,以降低地方治理成本。

要知道中国古代,钱,田,官(最少是功名),是可以无缝转换的。有钱就可以置田,可以买功名捐官。虽然常年认为商人社会地位低,但是比起法国大革命那套旧贵族强行穷讲究的情况,中国的富商社会地位实际上不低。因为换身份挤进既得利益集团太简单了。

确实有动商税脑筋的人,毕竟吗,谁都有缺钱的时候。但是每次都是因为技术问题,以及强大的官绅利益综合集团的阻拦,都没有什么成效。

原本有的税爷给你交齐就不错了,mlgb原本没有的税你还想让老子交?爷施粥。养孤寡、埋路倒,花了银子,还能赚个“X大善人”的名声,给胥吏这种恶狗,爷有什么好处?

讲真我一直不信什么中国到了近代才落后的。社会进步早就停滞了,基层吏治野蛮粗放到触目惊心,即便是农业税,也是富豪连陌千里却一个子不用交,穷人无立锥之地,却要卖儿鬻女的交税。14世纪文艺复兴开始后东西方科技水平迅速逆转是有原因的。

直到近代,英国人打来了,要鞑清割地赔款。

清:哥,我真的没钱啊

英:嗯?那就抵押税收慢慢赔吧

清:税收?税收也没几个钱啊?

英:我TM也是这块混的,广州港啥样我不知道啊,会交不上来税?

清:呃,漏报、走私的事,你们又不是没干过,打点不花几个钱。

英:……

清:要不也用不着要整个钦差过来整饬海贸,禁烟。

英:……,那我帮个忙,派几个人帮你收吧


1858年,年仅24岁的罗伯特 赫德来到广州领事馆,同年,从领事馆离职,任海关副税务司。

在他随后50年的指导领导下,中国终于建成了近代化的海关制度,对商业税收的征收能力大幅增加。

而在此之前,号称占世界gdp三分之一的中国,按照约10两银子换3英镑的汇率,税收却只有英国的七分之一,那时的英国还没占领印度。

老是有人争汇率的问题,事实上英镑当年也有贵金属钱币,白银兑英镑金币的汇率在战败前后浮动并不大。

因为赫德卓有成效的工作,晚晴的税收逆势大幅增加,一边内乱外战,割地赔饷,一面财政收入却屡创新高,到了1910年的税收是1840年的3倍,从四千万两白银涨到一亿两千万两以上。也正是如此,配合洋务运动,清廷迫不及待的自夸“同治中兴”。

赫德的官衔也飞速提升,三品按察使,二品布政使,一品总税务司。1900年慈溪对英、法、美、奥、德、意、俄、日、西、比、荷,一共11国宣战,却发了12份宣战诏书,多的那份发给了赫德。1911年赫德在英国去世时,马上咽气的清廷还给他追授了太子少保衔。

古中国只在最后时刻,才较为有效的控制了商业的收入,而在此之前,富商这种东西,完全是国家的负资产,不交钱,在地方上还少不了为非作歹。

总之,先是国家太大,管理能力跟不上,技术上管不到商业。

后来则是因为社会价值观畸形,社会严重内卷,基层治理大踏步退化,得过且过,管不了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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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大工业化生产做的最好的美帝

然而美帝一直到1870年,还有近50%的人口从事农业。

靠着科技的发展,到了2012年,美国有320万农民、牧场主和其他农业管理人员,约有757,900名农业工人被合法雇佣。在这些工人中,还有饲养动物的11500人。不是种地的。


那么,你让三分之一的人种地,是想饿殍遍地吗?


贾谊曾经说过,三年丰蓄一年粮

就是一个壮劳力,这三年风调雨顺,才能积攒下一年的粮食

用一个简单的数学公式就是,这个壮劳力一年生产的是4、自己消耗的是3

所以3年才能积攒出来一个3

这还是年年风调雨顺

你要加上水灾洪灾虫灾家里还有没有劳动力的小孩等等,估计要十年才能积蓄一年的消耗


所以我们古代一个村也就几个能脱产的,就是这个原因

生产力低下

最近的例子是二战,美国苏联德国都是爆出来千万级别的大军

我们呢,虽然有肆亿伍仟万人口,但是国、共、游击队、半脱产的民兵等等加起来,也才一千万不到···

就是因为我们生产力低下,根本养不起,一个村也就养几个全脱产的士兵罢了,苏联美国德国这种工业化国家可以几个人就养起来一个,我们做不到。

抗战时期的文学和回忆录也看的出来,一个村就一个两个的抗日家属,军属,平常还要组织村里帮扶,帮助干活啥的。


所以很多穿越小说回去搞企业搞工厂,就是不想想,你东西怎么卖出去?

当年英国工业革命,就几十万工业人口生产的产品,都逼得英国军队满世界开战去卖产品了。英国和清朝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不就是要通商么·

古代生产力水平极低,一个县,就几户人家能买得起东西

这种情况下,你搞工业革命根本带动不起来

你只能生产点数量比较少的奢侈品····

或者和孔夫子的徒弟,端木赐(子贡 )一样,低买高卖,但是这个需要大量的资金,而且缺德。大商人白圭也是这么干的,粮食丰收的时候买粮食,青黄不接的时候卖粮食。

这个需要后边有贵族撑腰、或者自己有武力保持,不然这生意很难做


或者学陶朱公,这里买了长途贩卖去没有的地方卖,但是这个需要大量的人力。猗顿也是学的陶朱公,去边关买马去内地卖,这样一路通过这么多地方,没有大量的人力或者武力,也是办不到的。


也就是说,一方面古代一百个人的村庄,也就是养活十几个脱产的人,如果购置铠甲、兵器,那几乎就一百个人只能养活一个人了

这个一百个人的村庄,是没有多少的消费能力的,就算他们不养活脱产的人,他们的消费能力,也就是几个人一年消费的数量。

这时候商人数量太多,就会出现,短期繁荣,大家都有钱然后有钱没东西买,物价飞涨,而且种地的少了,饿殍遍地

类似于现在实业资本家都快被金融资本家搞死光了·····等到搞实业的都死光了,钱再多没东西买啊····


所以解决的办法,一个是发展生产力,一个是遏制商人的大量出现。

在发展生产力的方法被儒家按死了以后,那么只能剩下遏制商人这一条路了。

所以后世大商人就很少了,都是儒家大师们家里养的奴才出去经商免税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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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次疫情在村里帮忙了几天,发现啊村干部最管不了村里的有钱人,村干部在他们面前毫无威慑力和威严,尤其是那些产业大雇佣了较多人的有钱人。村干部不给他们安排任何值班和集体劳动,安排了他们也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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