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古代要抑制土地兼并？
中国古代历朝历代，但凡能长久一些的王朝，都会面临一个核心的经济命题：如何处理土地兼并的问题。这绝非一个简单的经济政策，而是关乎国家稳定、社会公平、民生福祉乃至王朝存续的根本性问题。所以，历代统治者都将其视为洪水猛兽，竭力加以抑制。那么，为什么古代中国要这么“看重”土地兼并呢？这背后有多重、深层的原因，咱们掰开了揉碎了说。
一、 土地是古代经济的基石，直接关系到国家财政收入
在以农为本的中国古代社会，土地的性质决定了它几乎是唯一的、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和财富来源。
税收的根本： 国家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尤其是农业税，是直接从土地上征收的。土地肥沃、耕作者多，国家就有钱；土地荒芜、人口流失，国家就穷。
赋役的来源： 国家征发兵役、徭役，也都是以有土地、有劳动力的农民为基础的。土地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大量农民失去土地，就失去了国家征发赋役的资源。
经济基础的稳固： 土地的分布直接决定了经济活动的核心。如果土地高度集中，大部分人无地可种，整个经济就会出现极大的结构性问题，社会活力也会大大降低。
如果土地被少数大家族、大地主层层兼并，会发生什么？
1. 税基萎缩，国家财政枯竭： 大地主往往有能力逃避赋税，或者通过各种方式压低税负。当越来越多的土地落入他们手中，意味着国家能征到的税越来越少，财政收入就会像漏勺一样往下掉。
2. 赋役负担加重： 为了弥补财政不足，政府不得不进一步加重对剩余自耕农的税负和徭役。这会激化矛盾，让仅存的农民也难以生存。
3. 经济活动局部繁荣，整体衰退： 少数大地主阶层虽然拥有大量财富，但他们更倾向于将财富用于消费、收藏或放贷，而不是像小农那样投入到生产中。而且，失去土地的农民没有能力进行大规模生产，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力会迅速衰退。
二、 土地兼并直接导致大量农民失去生计，引发社会动荡
这是抑制土地兼并最直接、最紧迫的原因。
农民是社会稳定的基本盘： 自耕农，也就是那些拥有自己土地，并且主要依靠自己劳动力耕种的农民，是古代中国社会最庞大的群体，也是最稳定的群体。他们有地种，有饭吃，有稳定的生活，通常不会去闹事。
失去土地意味着失去一切： 一旦农民失去土地，他们就变成了失去生产资料的“无产者”。他们唯一的选择往往是依附于大地主，成为佃农、雇工，甚至沦为乞丐、流民。
佃农与雇工的悲惨境遇： 成为佃农，意味着要缴纳沉重的地租（常常高达收成的50%以上，甚至更高）。作为雇工，收入也微薄且不稳定。他们生存艰难，生活没有保障，对未来没有希望。
流民的产生与社会失序： 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如果没有被大地主吸纳，就会变成流离失所的流民。这些流民是社会中最不稳定的因素。他们衣食无忧，容易被煽动，往往会聚集起来，成为盗匪、起义或农民起义的温床。历史上的黄巾起义、安史之乱、李自成起义等，无不与大量失地农民和流民的出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三、 土地兼并威胁中央集权，挑战皇权统治
在中国古代，中央集权是王朝得以维系的根本。而土地兼并，则是对这种集权的严重腐蚀。
形成地方割据势力： 大地主往往与地方官员勾结，形成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他们拥有大量土地、财富和依附的民众，实际上就构成了一种“准封建”或“庄园经济”的雏形。
经济上的独立王国： 拥有大量土地和劳动力的大地主，可以在自己的庄园内形成自给自足的经济体，减少对外部市场和中央政府的依赖。
政治上的对抗： 强大的地主阶层，不仅在经济上能与国家抗衡，在政治上也可能阻挠中央的政令，甚至在乱世之时，可以凭借自身势力割据一方，挑战皇权。例如，唐朝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就与地方大族和士族的土地兼并密不可分。
对官僚体系的侵蚀： 很多官员本身就是大地主，或者通过各种手段购买土地，成为兼并队伍中的一员。这使得国家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不可避免地受到大地主利益的影响，甚至被其绑架。
四、 土地兼并破坏社会公平，加剧贫富差距
这是从道德和公平的角度出发的考量，也是历代王朝在宣传中经常强调的理由。
“均田”的理想： 儒家思想强调“不患寡而患不均”，主张社会财富的相对公平分配。土地作为最主要的财富，其不均等就是对社会公平的极大破坏。
贫富差距的悬殊： 土地兼并使得少数人占据大量土地和财富，而绝大多数人则一无所有。这种巨大的贫富差距，必然导致社会阶层固化，普通民众难以通过自身努力改变命运。
丧失上升通道： 当土地成为少数人的专利，普通百姓就失去了通过耕种土地来积累财富、改善生活的基本途径。这会让整个社会变得压抑和缺乏活力。
道德谴责与民心向背： 统治者需要维护“仁政”的形象，强调“替天行道”。土地兼并造成的民不聊生，与这种理想相悖，会严重损害统治者的声誉和民心。
历代王朝抑制土地兼并的“招数”
正因为有以上种种顾虑，历代王朝都发明了各种各样的政策来尝试抑制土地兼并，虽然效果有好有坏，但其思路大致可以归为几类：
“限田”政策： 规定一个人或一个家庭可以拥有的土地上限，超出部分由国家征收或重新分配。
“占田”政策： 限制官僚、贵族、僧侣等特定群体拥有土地的数量。
“均田”政策： 实行国家对土地的集中分配，规定各等级人口应得的土地数量（如北魏的均田制）。
税收与赋役调节： 通过调整税率、征收“地租附加税”等方式，增加大地主的持有成本，或减轻自耕农的负担。
抑制高利贷： 很多农民是因为借贷购买种子、农具或应对灾荒而失去土地，限制高利贷可以从源头上减少土地流失。
清理“荫户”、“客户”： 剥夺大地主依附的佃农或庄奴的身份，使其成为国家的自由民，承担国家的赋役。
王安石变法中的“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等： 试图通过金融、税制、市场管理等多种手段，打破大地主对经济的垄断，增加政府对经济的干预。
为什么抑制总是难以根绝？
尽管历代统治者“想方设法”，但土地兼并的现象却屡禁不止，甚至成为王朝衰亡的重要诱因。这又是为什么呢？
利益驱动的强大： 土地是财富和权力的象征，拥有土地意味着拥有经济上的自主和政治上的影响力。这种诱惑太大了，总有人会想方设法去获得。
制度的漏洞与执行的困境： 任何制度都存在漏洞，而现实情况复杂多样。在执行过程中，官僚的腐败、地方的阻挠、执行者的利益输送，都可能导致政策“走样”，甚至被大地主所利用。
“盛世”与“乱世”的循环： 很多抑制兼并的政策，往往在王朝建立初期，百废待兴，国家力量尚能有效管控时才比较有效。一旦进入所谓的“盛世”，社会富裕，官僚阶层壮大，兼并的冲动就会再次抬头。而到了乱世，国家力量衰弱，兼并更是无人能够制止。
政治与经济的耦合： 土地兼并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权力问题。大地主阶层往往与统治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旦触动他们的根本利益，可能引发更广泛的政治动荡，这使得统治者在抑制兼并时，常常顾虑重重，难以下决心采取彻底的手段。
总而言之，中国古代抑制土地兼并，是一场贯穿了数千年历史的、复杂的、充满矛盾的斗争。它反映了统治者对国家财政、社会稳定、政治权力以及公平理念的多重考量。虽然难以彻底根绝，但每一次的抑制尝试，都体现了统治者对农业社会根本性问题的认知和应对。
一、 土地是古代经济的基石，直接关系到国家财政收入
在以农为本的中国古代社会，土地的性质决定了它几乎是唯一的、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和财富来源。
税收的根本： 国家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尤其是农业税，是直接从土地上征收的。土地肥沃、耕作者多，国家就有钱；土地荒芜、人口流失，国家就穷。
赋役的来源： 国家征发兵役、徭役，也都是以有土地、有劳动力的农民为基础的。土地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大量农民失去土地，就失去了国家征发赋役的资源。
经济基础的稳固： 土地的分布直接决定了经济活动的核心。如果土地高度集中，大部分人无地可种，整个经济就会出现极大的结构性问题，社会活力也会大大降低。
如果土地被少数大家族、大地主层层兼并，会发生什么？
1. 税基萎缩，国家财政枯竭： 大地主往往有能力逃避赋税，或者通过各种方式压低税负。当越来越多的土地落入他们手中，意味着国家能征到的税越来越少，财政收入就会像漏勺一样往下掉。
2. 赋役负担加重： 为了弥补财政不足，政府不得不进一步加重对剩余自耕农的税负和徭役。这会激化矛盾，让仅存的农民也难以生存。
3. 经济活动局部繁荣，整体衰退： 少数大地主阶层虽然拥有大量财富，但他们更倾向于将财富用于消费、收藏或放贷，而不是像小农那样投入到生产中。而且，失去土地的农民没有能力进行大规模生产，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力会迅速衰退。
二、 土地兼并直接导致大量农民失去生计，引发社会动荡
这是抑制土地兼并最直接、最紧迫的原因。
农民是社会稳定的基本盘： 自耕农，也就是那些拥有自己土地，并且主要依靠自己劳动力耕种的农民，是古代中国社会最庞大的群体，也是最稳定的群体。他们有地种，有饭吃，有稳定的生活，通常不会去闹事。
失去土地意味着失去一切： 一旦农民失去土地，他们就变成了失去生产资料的“无产者”。他们唯一的选择往往是依附于大地主，成为佃农、雇工，甚至沦为乞丐、流民。
佃农与雇工的悲惨境遇： 成为佃农，意味着要缴纳沉重的地租（常常高达收成的50%以上，甚至更高）。作为雇工，收入也微薄且不稳定。他们生存艰难，生活没有保障，对未来没有希望。
流民的产生与社会失序： 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如果没有被大地主吸纳，就会变成流离失所的流民。这些流民是社会中最不稳定的因素。他们衣食无忧，容易被煽动，往往会聚集起来，成为盗匪、起义或农民起义的温床。历史上的黄巾起义、安史之乱、李自成起义等，无不与大量失地农民和流民的出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三、 土地兼并威胁中央集权，挑战皇权统治
在中国古代，中央集权是王朝得以维系的根本。而土地兼并，则是对这种集权的严重腐蚀。
形成地方割据势力： 大地主往往与地方官员勾结，形成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他们拥有大量土地、财富和依附的民众，实际上就构成了一种“准封建”或“庄园经济”的雏形。
经济上的独立王国： 拥有大量土地和劳动力的大地主，可以在自己的庄园内形成自给自足的经济体，减少对外部市场和中央政府的依赖。
政治上的对抗： 强大的地主阶层，不仅在经济上能与国家抗衡，在政治上也可能阻挠中央的政令，甚至在乱世之时，可以凭借自身势力割据一方，挑战皇权。例如，唐朝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就与地方大族和士族的土地兼并密不可分。
对官僚体系的侵蚀： 很多官员本身就是大地主，或者通过各种手段购买土地，成为兼并队伍中的一员。这使得国家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不可避免地受到大地主利益的影响，甚至被其绑架。
四、 土地兼并破坏社会公平，加剧贫富差距
这是从道德和公平的角度出发的考量，也是历代王朝在宣传中经常强调的理由。
“均田”的理想： 儒家思想强调“不患寡而患不均”，主张社会财富的相对公平分配。土地作为最主要的财富，其不均等就是对社会公平的极大破坏。
贫富差距的悬殊： 土地兼并使得少数人占据大量土地和财富，而绝大多数人则一无所有。这种巨大的贫富差距，必然导致社会阶层固化，普通民众难以通过自身努力改变命运。
丧失上升通道： 当土地成为少数人的专利，普通百姓就失去了通过耕种土地来积累财富、改善生活的基本途径。这会让整个社会变得压抑和缺乏活力。
道德谴责与民心向背： 统治者需要维护“仁政”的形象，强调“替天行道”。土地兼并造成的民不聊生，与这种理想相悖，会严重损害统治者的声誉和民心。
历代王朝抑制土地兼并的“招数”
正因为有以上种种顾虑，历代王朝都发明了各种各样的政策来尝试抑制土地兼并，虽然效果有好有坏，但其思路大致可以归为几类：
“限田”政策： 规定一个人或一个家庭可以拥有的土地上限，超出部分由国家征收或重新分配。
“占田”政策： 限制官僚、贵族、僧侣等特定群体拥有土地的数量。
“均田”政策： 实行国家对土地的集中分配，规定各等级人口应得的土地数量（如北魏的均田制）。
税收与赋役调节： 通过调整税率、征收“地租附加税”等方式，增加大地主的持有成本，或减轻自耕农的负担。
抑制高利贷： 很多农民是因为借贷购买种子、农具或应对灾荒而失去土地，限制高利贷可以从源头上减少土地流失。
清理“荫户”、“客户”： 剥夺大地主依附的佃农或庄奴的身份，使其成为国家的自由民，承担国家的赋役。
王安石变法中的“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等： 试图通过金融、税制、市场管理等多种手段，打破大地主对经济的垄断，增加政府对经济的干预。
为什么抑制总是难以根绝？
尽管历代统治者“想方设法”，但土地兼并的现象却屡禁不止，甚至成为王朝衰亡的重要诱因。这又是为什么呢？
利益驱动的强大： 土地是财富和权力的象征，拥有土地意味着拥有经济上的自主和政治上的影响力。这种诱惑太大了，总有人会想方设法去获得。
制度的漏洞与执行的困境： 任何制度都存在漏洞，而现实情况复杂多样。在执行过程中，官僚的腐败、地方的阻挠、执行者的利益输送，都可能导致政策“走样”，甚至被大地主所利用。
“盛世”与“乱世”的循环： 很多抑制兼并的政策，往往在王朝建立初期，百废待兴，国家力量尚能有效管控时才比较有效。一旦进入所谓的“盛世”，社会富裕，官僚阶层壮大，兼并的冲动就会再次抬头。而到了乱世，国家力量衰弱，兼并更是无人能够制止。
政治与经济的耦合： 土地兼并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权力问题。大地主阶层往往与统治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旦触动他们的根本利益，可能引发更广泛的政治动荡，这使得统治者在抑制兼并时，常常顾虑重重，难以下决心采取彻底的手段。
总而言之，中国古代抑制土地兼并，是一场贯穿了数千年历史的、复杂的、充满矛盾的斗争。它反映了统治者对国家财政、社会稳定、政治权力以及公平理念的多重考量。虽然难以彻底根绝，但每一次的抑制尝试，都体现了统治者对农业社会根本性问题的认知和应对。
网友意见
简单来说：
已知①：国家要收赋税；
已知②：大户人家享有赋税减免的特权；
已知③：在王朝后期，很多大户人家会虚报瞒报自己荫庇的人口土地，超出自己的特权规定；
于是：当大户开始兼并土地，而国家又要保障税收的时候；
推论①：赋税就会被摊到其他的土地上，老百姓的赋税upupup；
推论②：up到一定程度之后，一些人扛不住了就会委身于大户，剩下的人进一步upupup；
在不断up的过程中，流民、暴动等各种社会问题接踵而至，如果再遇上天灾、战争，王朝基本上就玩完了。
题主的知识确定是在高一课本上学到的？不抑兼并”会导致政府财政收入提高，这结论你确定是高中课本里有的？
土地兼并的恶果主要有两个：其一、农民与地主间的矛盾尖锐化；其二、封建国家与大地主之间的矛盾不断加深。
一个地主兼并了自己村里所有的土地，那也就是就意味着全村人大部分都成为了他的佃农。在封建社会里，一般人除了种地并没有别的出路，失去土地也就意味着失去人身自由，说得直白点佃农就是农奴。地主完全可以依托手中的土地资源控制住佃农，他可以让佃农种地、干杂活，也可以让佃农当自己的仆人、打手等等。当土地资源越来越集中，佃农们的生活就会越悲惨，于是农民起义就开始酝酿了。
当土地兼并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地主们完全可以组织隶属于自己的武装力量来对抗国家。例如东汉的豪强地主，曹操等人回到家乡随随便便就能拉起一支队伍。土地兼并越严重，地方豪强力量就越强大，他们对抗中央政府的能力就越大。皇帝想从豪强地主身上征收更多的赋税，那事情就复杂了。轻则豪强地主转嫁赋税给佃农，重则聚众叛乱。不论哪个结果，最终的输家都是中央王朝。
土地兼并是封建政权的祸乱之源，不抑制兼并的宋代两次亡国，其悲惨程度空前绝后。
古代工业和服务业还没上规模，种地是消化就业的主要途径。一旦农民大规模失业，每个乡都有几个“豪侠”晃来晃去，然后自己乡的三结义，再跟其他乡联络一下 ..........
反了！不抑兼并会使中央收不到钱，农民赋税加重，财富都跑到地方豪强手里——但是他们不用为国家负责！爷就是国贫民穷，吃饭的却不干活！
b站 草说木言，这个up读古水平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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