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商人的地位为什么不高？

现在的主流经济学，把商人描写成多么好的东西，但其实这玩意真的不咋地。

首先，为什么古代是“士农工商”？这其中，为什么把商人和农业，工匠，还有读书人区分开来？

我这样说吧，在中国传统的社会里，理解的商人跟今天主流的商人并不一样。他也区别于西方社会里的商人。

在中国传统的社会里，农民和工匠都不属于商人，而是那种囤货居奇，倒买倒卖的投机者，才算是商人。若用新中国的语境，商人在传统的社会认知里，就是一群搞“投机倒把”的。

说完了中国语境下的商人，在说一下西方语境下的商人。

其实，在西方语境下，商人的地位也不是很高的，只有进几百年才高了一点。

“现代商人”，在西方哲学语境里，尤其是马克思主义语境下的商人，统称为资本家。

资本家这个物体，并不是农民，也不是工匠，更不是知识分子。

资本家，也不是目前中国语境下，从事实体经济的企业家，西方的资本家完全是一种“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是已金钱为代表的“社会契约关系”，就好像高利贷一样，是一种已信贷利息为主的，金融契约关系。

正如，在马克思所理解的资本，是“他人的劳动所有权”，简单的说，资本就是一种社会权力。

最初的资本家，就是通过犹太人的高利贷，发展起来的。

西方的资本家，可以通过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剥削和压榨劳动者。就仿佛一个地主，利用土地的所有权，就可以是无忌惮的侵占佃农的劳动，地主可以通过少量的金钱，就可以获得支配佃农的劳动时间。

打一个比方，现在社会上大多数的人，都是在给别人打工。

资本家购买的，是工人的劳动时间，他可以用少量的工资，就可以获得支配工人的社会力量。

资本家，为了可以便宜的雇佣到工人，会保持工人阶级的贫穷，这样工人才会把自己的劳动，出卖给资本家。

在全球范围内，保持工人阶级的贫穷，是资本主义最高的奥义之一。

所以，只要是资本主义社会，就必然会有极大的贫富差距，而广大的无产阶级会陷入贫穷。

嗯，说了西方的一些资本家，回头说古代的商人，为什么地位不高。

资本主义的发展问题，在中国语境里是没有的，至少我们的古人，不会用马克思的语境，分析古代商人，但并不代表我们的古人很傻，我们的古人也是懂得观察现象的。

一个社会，只要商人，或者叫资本家这个群体，开始发展了，首先会开启一个过程，就是原始积累的过程。

现在，西方社会把原始积累描绘的非常好，但实际上原始积累的过程里，充满了不可思议的很多社会现象。

首先，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历史起点，就是大量的农民，工匠失去自己的生产资料，变成资本家用金钱招募的工人。这个过程，在古代的语境下，你可以理解为，农民慢慢的失去土地，然后开始租用地主家的土地开始生活。

地主，为了快速的积累自己的资本，一定会压低土地的价格，通过一系列的手段，把佃农手里的土地，收刮到自己的手里。

然后，这个地区就会变成，一个这样的生产关系。

一个大地主，垄断了大部分土地，然后其他大量的，一无所有的农民，开始租用地主的土地开始生活。

在这种一个地主，统治一群佃农的经济环境里，才算是完成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起点，就是少数几个资本家，统治一大堆的无产者。

无产者一无所有，而资本家拥有一切。

最后，两大阶级会陷入一种你死我活的斗争模式里，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陷入一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斗争环境里”。

所以，商人地位不高，是尤其历史因素的，也是符合社会大多数人的普遍认知的。

就好像这个社会，大多数的恶心的社会现象，基本上都是商人搞出来的。什么蒜你狠，猪你贵，各种金融机构破产，各种高利贷暴雷，哪一个没有这帮人的身影？

商人重利，资本家是没有祖国的，一般国家灭亡，商人都是首功的。

比如，当年满清入关，没有一大堆的商人给大清提供各种物质，大清能不能入关，都是两说呢。

已商人为代表的东林党，取得大明的统治权以后，商人这个群体，更是税都不缴了，而把一切的税收，都压迫在了农民身上，使得农民一波一波的起义，反抗。

　　又爱又憎，又喜又怕，其实是全世界传统社会统治者对商业的普遍态度，并非中国独有。

　　对于农业社会来说，商业意味着什么呢？

　　先说重点：

　　其一，农业社会的大多数交换形式不是商业，而是互惠和再分配，商业（市场）是一种远距离、高层次、活动空间狭窄的交换行为。

　　其二，商业向低层次交换的蔓延有利于增加经济产出，但是会破坏社会结构，这就是统治者必须抑制商业的原因。而商业作为高层次交换所创造的财富，又让统治者离不开它。

　　以上两句话有点抽象，下面我们掰开揉碎了带着例子讲。

一、在传统社会中定位商业

　　交换的前提是什么，是分工。没错。

　　然而交换就意味着商业吗？错。

　　现在设想，一个传统社会村社出现了分工，有一名生产麦子的农民甲，还有一位生产锄头的手艺人乙。

　　他们会怎么交换呢？甲和乙商谈，讨价还价，最终约定十斤麦子换一把锄头？听起来很合理，然而这是我们现代人的想象，不是传统社会的现实。

　　事实是，作为同一个村社的成员，甲和乙之间的交换没有那么多理性的考量，单纯是一个人出粮食，另一个人出工具，有观念上的公平和对等，但没有明码标价。这种关系就叫做互惠（Reciprocity）。

　　用个不太恰当的比方说，就像是在大学寝室里，室友彼此借衣架和帮拿外卖一样，是基于交情的对等交换，而不是讨价还价的斤斤计较。

　　在传统社会，村社内部的交换基本都是互惠。

　　那么，村和村之间的交换就是商业了吗？答案是还不一定。

　　农业社会中邻近的村落大都拥有相似的地理条件和产品，缺乏互通有无的必要。确实有交换需求的时候，也往往会通过互送礼物，相互救济的方式来实现。

　　也就是说，在传统社会，邻近村社之间的交换也基本都是互惠。

　　那么，什么情况下才会出现典型的商业呢？得是十里八乡这样的规模，才会有集市，有走乡串镇的行商。

　　然而在高层次上，商业也不是唯一的交换手段。政府主导的再分配（Redistribution）同样占据重要地位，商业往往占据的只是政府无心或者无力控制的空间。

　　举例来说，比较古早的理论把印加称为“社会主义帝国”，就是因为该政权几乎不用市场交换产品，基本完全倚靠村社内外的互惠，以及地区-国家层次的再分配。

　　一言以蔽之。在传统社会，商业或曰市场（Market）是一种远距离，高层次，活动空间狭窄的经济交换活动。

二、商业在促进经济的同时破坏社会

　　假如市场的位置下沉，取代互惠关系，会导致什么结果呢？

　　现在设想，有两个村落甲和乙，原本都生产粮食+棉花，基本上自给自足。此时一位商人来到此地，发现甲村的水土条件更适合种植棉花，乙村的水土条件更适合种植粮食。于是他建议甲村专种棉花，乙村专种粮食，通过市场来交换产品。

　　结果是，甲村和乙村生产上的比较优势得以发挥，两村的粮食+棉花总产出扩大了，两村村民能够享受到更多的物质产品。这就是曼昆《经济学原理》当中说的，贸易会让双方都变得更好。

　　听起来很完美，但故事没有到此结束。

　　第二年，甲村发生了虫灾，棉花没有收成，村民又没有种植粮食，面临饿死的危险，他们只好向乙村求援。然而乙村长老摆摆手说，不好意思，现在的支配性原则已经不是互惠了，而是市场，我们之间只剩下赤裸裸的金钱关系，要粮食可以，请拿钱来。

　　甲村没有钱，怎么办？这时候商人出面了，表示愿意为村民提供贷款渡过危机。然而贷款是需要抵押的，而农民除了耕地没有其它财产。

　　第三年，很多土地落入了商人手中，失地农民变成了游民甚至债奴。在传统社会，土地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市场取代互惠成为农村主导交换原则的过程，就是传统社会关系瓦解的过程。

　　上面的例子只说了商业带来的债务问题，我们还得想到，有的商人会囤货居奇，还有的商人会开设赌局引诱农民破产......

　　市场比起自给自足，比起互惠和再分配这两种交换手段，在经济上是更有效率的。然而它渗透到经济交换的下层，就容易破坏传统的社会关系，放大风险和匮乏，威胁农民的安全。如果这种渗透形成了规模，威胁的就是社会的稳定......

三、统治者对商业爱恨交加

　　所有文明的封建统治者都警惕商业，因为商业对稳定的威胁总是大于经济上的好处。

　　以传统社会的标准来说，明帝国是一个货币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帝国的统治阶层自然希望白银多多益善，然而它也察觉到，日本白银，以及借道菲律宾涌入的美洲白银，正在破坏民间村社的社会关系，腐蚀庞大的官僚系统。因此它必须抑制商业，限制白银流入和流转的速度。

　　在18-19世纪，清帝国三令五申，对在蒙古活动的汉族商人加以限制，乃至驱逐。因为它发现，山西和直隶商人正在毁掉草原部族的公社经济，让许多牧民沦为债奴。在清廷眼中，威胁到蒙古骑兵的来源，乃是动摇国本。

　　1787年，松平定信出任德川幕府老中，主持宽政改革。改革一面劝扶农业，另一面对商业重拳出击。安抚流离失所的农民，缓和市民对高物价的不满。而这些正是德川幕府后期商品经济发达的后果。

　　在欧亚大陆的西半边，伊斯兰教是一个出了名的对商业宽容的宗教，埃及马穆鲁克王朝曾发布诏书，广召商人促进王国财富兴旺。然而，伊斯兰的“宽容”也只是在传统社会的范畴下相较而言的，商人终究是一种被排挤又不体面的职业，因而往往由少数外族充任。比如犹太人在奥斯曼帝国、亚美尼亚人在波斯、帕西人在印度、华人在东南亚......

　　难道欧洲的君主就会善待商人吗？天主教会对贷款的严苛限制让佛罗伦萨人头疼了好久；法王查理七世对帮他打赢了百年战争的雅克.科尔打出一张过河拆桥；丹麦和瑞典的国王们对汉萨同盟恨之入骨；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先是坑惨了德国的银行家，又把热那亚人拖下水；沙皇解决社会矛盾的惯用手法就是把农民对现状的不满引向犹太人......

　　在美洲，西葡联合时期（1580-1640年）葡萄牙商人在秘鲁拓展的商业网招致普遍的憎恨，引得宗教裁判所对葡国人照顾有加。在殖民地末期和独立初期的巴西，社会针对葡萄牙商人的袭击和暗杀活动蔚然成风。

　　在经济尚且不会指数增长的传统社会，统治者的三个核心诉求分别是稳定，稳定，以及稳定。因此他们必须对商业严防死守，保证它不会破坏农村的社会基础。

　　然而统治者们又何尝不渴望商业呢？作为一种高层次的交换手段，市场不会显著影响普通农民的生活水平，但是能够决定一个政府和城市的贫富。商业是古代政府一个丰厚可靠的收入来源，统治者抑制商业而非消灭商业的原因，正是在于他们害怕商业的社会影响，却又离不开商业的收入。

　　正是出于控制商业的目的，清政府设立了广州的十三行和恰克图的交易会；西班牙人用塞维利亚招商局总揽美洲贸易；葡萄牙人和土耳其人在印度洋上争战不休；阿奴律陀大王吞并了克拉地峡西侧的丹那沙林和毛淡棉，给缅甸的版图留下一个奇怪的尾巴......统治者无一不渴望商业，但这和他们对商业的警惕并不矛盾。

　　商业，就是口里的蜜糖，腹里的砒霜。统治者们把它小心含在嘴里，不敢下咽，却又不忍吐掉。

四、现代化就是强行让商业下沉

　　1943年，占领越南的日本军队强令大批农民改种油料作物，用以出售补给日军。不巧当年大旱，而越南农村脆弱的互惠保险机制恰好失灵。在1943-1944年间，超过二百万越南人饿死。

　　这是一个殖民主义历史上的典型惨剧，类似的例子在西班牙人治下的秘鲁、英国人治下的孟加拉和缅甸都出现过。现代化进程中的帝国很少在乎殖民地农民的生死，他们把市场强行推向农村，摧毁农民保护自身的传统社会关系，让他们赤裸裸暴露在风险面前。

　　高中的时候，我曾问过我的历史老师，为什么列强要在晚清抢修铁路？老师回答说，那是因为铁轨下面的土地有矿藏。这个答案没能让我信服，后来我终于明白。铁路的作用就是为市场开疆扩土，铁路铺到哪里，那里的自然经济就会瓦解，人和自然界就会变成劳动力和原料。

　　“要想富，先修路”，这话说的没错。但是在很多情况下，道路首先带来的是赤贫，随后才是对富裕的许诺。

　　商业下沉，统摄一切交换的过程，正是现代化的一个方面，会给社会带来极大的风险和痛苦。而殖民主义，就是不计代价一步到位地推广这种交换模式，因此会引发无数的悲剧和反叛。

　　然而说来讽刺的是，商业如今几乎控制了我们当今社会的所有交换，而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甚至想当然觉得古代社会也差不多，却不知道这一秩序的诞生意味着多少阵痛。我们赞叹商业带来的美好生活，却不能理解我们的祖先对这一洪水猛兽的恐惧，又有多少人曾因它家破人亡。

抖个机灵

在“工商业文明发祥地”的古希腊雅典，商人地位是这样的

“在阿提卡的土地所有权原则上只保留给公民，因为农业无论如何都被视为比工商业更光荣的事业”

“在柏拉图的《法律篇》里，我们遇到这样的乌托邦——所有的公民都在地里劳动，所有的外邦人都做工匠和商贩，不仅外邦人被禁止耕种土地，而且公民也被禁止从事商贸和手工业”

“雅典人还是情愿过柏拉图描述的那种生活，因为许多观点都认为，从事商业和手工业是卑贱的，农业才是公民体面的营生”

“当公民在阿哥拉市场被当众叫做‘商人’，他有权告对方诽谤罪”

——《德摩斯梯尼时代的雅典民主》

连“冷炮历史”都发过这种说法：

“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作家色诺芬，还在《家庭经济》论述如何经营和管理家庭土地；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的最大宗收入来源是土地收成，其次才是港口税和市场交易税。至于家庭的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也同样是农业为主，其后才是其它收入。相比之下，雇工和买卖都不如农业高贵，经营农庄是最符合贵族和骑士级别公民的经营模式”

“多数文献里体现出的商人，大都是缺乏文化、依靠运气、财富积累不稳定，很难把生意做大。所以目前的古代文献里，反映出的（古希腊）贵族价值观基本上是农本位、鄙视商人”

古希腊都鄙视商人阶层，重视农业了，你问中国为什么以前轻视商人？

中国自古以来，贵金属不足，商业太繁荣，容易通货紧缩，财富分配不均，政府在财富分配过程中的地位会边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