怕因生孩子而耽误事业的女性，她们的事业有多好？
首先，她们的专业能力是毋庸置疑的。这批女性通常拥有扎实的专业知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出色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她们可能已经深耕某个领域多年，成为了行业内的专家，对市场趋势、技术前沿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她们的决策常常具有前瞻性和战略性，能够为公司带来实质性的价值。
其次，她们在职场上建立了良好的声誉和人脉。这不仅仅是认识很多人，更是因为她们在工作中表现出的专业素养、诚信可靠以及乐于助人的态度，赢得了同事、领导和客户的尊重与信任。这些人脉关系在职业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为她们提供信息、机会和支持。
第三，她们通常拥有较高的职位或自主权。这可能意味着她们是团队的领导者，负责管理一个部门或项目，承担着重要的责任。也可能是她们拥有自己的事业，比如创立公司或成为独立顾问。无论哪种形式，她们都拥有一定程度的决策权和对自身工作进度的掌控力，这意味着她们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去维持和发展事业。
第四，她们的事业具有一定的经济回报和社会影响力。这不仅仅是收入上的满足，更是她们辛勤付出的肯定。她们的劳动成果可能体现在丰厚的薪酬、奖金，或者她们创立的企业能够提供就业机会，她们的研究成果能够推动行业发展，她们的观点能够影响社会舆论。这种成就感和影响力是她们珍视的，也是她们不想轻易放弃的。
最后，她们对事业的投入程度非常深。这不仅仅是朝九晚五的工作，她们可能需要经常加班、出差，不断学习新知识、新技能，应对复杂的工作挑战。她们对事业的热情和追求，使得她们在工作中能够投入百分之百的精力，并且乐在其中。
正因为她们的事业已经具备了如此的厚度和广度，一旦面临生育这个人生重大节点，她们会更加审慎地考虑如何平衡事业与家庭。她们不是因为事业“不够好”而害怕耽误，恰恰是因为事业“太好了”，她们才更加不愿意让怀孕生子成为事业发展的阻碍。她们担心的是，一旦暂停，可能会错失重要的发展机遇，或者让已经建立起来的优势受到影响。这种“怕”背后，是对自身能力和事业前景的自信，也是对失去一切可能性的担忧。
总而言之，那些担心因生孩子而耽误事业的女性，她们的事业绝非一般。她们是职场上的佼佼者，她们的成功建立在卓越的专业能力、良好的人脉关系、重要的职位或自主权、可观的经济回报和社会影响力，以及对事业的深度投入之上。她们的“担忧”是对自身成就的珍视，也是对未来发展的负责。
网友意见
这个事业有多好根本就不重要。在这里，事业是一个安身立命的东西，是有与无的区别。
所以，那些说因为不生育后代就耽误香火的男性和女性，他们家香火到底是有多好？
我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里说的那个“王”，我选择了丁克，你们总不能家里还有一个帝位等着继承吧？
本来我买的高铁从北京到上海只需要5个半小时，有个靠窗的座位。可是我必须中途下车，在站台上接个baby，再赶上下一班不知道何时再经过的列车，也不知还有没有座位，更不知道我登上下一班车的时候，之前邻座的乘客是不是已经到了上海。
我之前的列车不一定多好，但是转机就是麻烦。
看到这个问题真的很激动。在知乎答的很多题，记录的很多专栏，就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现在，我可以自豪地说：劳动经济学这两年有关男女收入差距的研究，大部分你在知乎上都可以翻到简介，是时候做个总结了。答案分两部分，一是究竟耽误了多少，二是为什么会耽误。一句话的答案写在前面：几乎所有女性都会被耽误，事业好的耽误得更厉害。
一 生孩子对事业的耽误有多大
图1 1980-2012年丹麦性别工资差异分解。蓝色为生育相关部分，橙色为教育相关部分，灰色为余项。
首先要明确一点：随着女性在教育等方面全面赶上甚至超过男性，是否要孩子，可以解释目前男女间绝大部分的工资差异。上面这张图是Kleven、Landais和Soggard用丹麦1980-2013年数据做的研究。可以看到，自1980年以来，男女工资差从接近50%一路下降到近20%。剩下的这20%，绝大部分都是因为生孩子。2012年之后，生育可以解释90%左右的工资差距。教育水平的差距造成的工资差异，在1980年超过10%，但到了2012年，已经基本不存在了（1%左右）。
图2 芝加哥大学Booth商学院MBA毕业后14年内工资走势。深色线为男性及女性工资均值，浅色线为男性及女性工资中位数。
我再举一些例子。首先是Betrand、Goldin和Katz 2010年的研究，对象是1990-2006年之间从芝加哥大学Booth商学院的MBA。0坐标是MBA的毕业年份，此时男女平均工资没有差异。男性工资中位数高一些，但也只是1万美元左右。毕业12年之后呢？男性学员的平均工资，这时候已经超过45万美元，而女性只有20万美元！差了一倍有多。第6年开始，女性工资增速明显下降；第8年开始负增长。生育导致的事业中断，以及工作类型的变化，是其中的重要因素。
图3 丹麦高/低教育程度女性收入受生育影响。深色线为选择不生育的妇女的逐年收入，浅色线为选择生育选择生育的妇女的逐年收入。上半部分是本科或以上学历，下半部分是本科以下。
这种“生育的惩罚”不限于高收入女性。上图画出了Kleven、Landais和Soggard研究中，对丹麦女性为生育牺牲的收入的估计。如果是本科或者更高的学位，生一个孩子，以后每年的收入平均要低24%；如果是本科以下的学位，每年的收入平均要低22%。下面这张图，来自Adda、Dustmann和Stevens三位学者用德国普查数据做的估计：两条红色虚线的差距，就是女性为生育要牺牲的收入。换算到绝对值后，差距是15%到20%。这个是对所有女性的研究结果。
图4 德国女性工资受生育的影响。蓝色实线是男性实际工资，蓝色点虚线是女性实际工资，红色点虚线为模型拟合的女性工资。红色短虚线是模型预测女性不生育情况下的工资。
还有很多研究也估计了女性为生育牺牲的收入，此处不再赘述。总体来看，有三个点比较明确：首先，男女工资差近几十年来在缩小；其次，男女在教育方面的差距也在缩小，有消失的趋势；最后，生育是目前男女工资差距的主要部分。发达国家男女工资差距大体在20%-30%之间（中国也在这个范围），与生育有关的差距差不多也是20%。另外，为山九仞--就业市场性别工资歧视研究新进展 ，已经用很长的篇幅说明了为何高收入女性，所受惩罚更严重，这里不多说了。
二 为什么生孩子会耽误事业
由前一节的结论可以看到，生孩子对女性的职业生涯影响很大。每年收入少20%，怎么算也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同时，从基层升中层，还有从中层升高层，都会因为小孩的到来变得更加困难。如果女性不换工作，生小孩损失的主要是工作资历和经验；如果女性换工作，新的工作常常离家更近，育儿政策更友好，工作时间更灵活，但收入一般也更低。这是两个很重要的原因。
前面提到的对MBA的研究能很好地说明这两点。首先，生孩子一年内，女学员工作的比率下降17%；四年内，工作中断过的达28%。其次，生孩子后，工作选择“基于家庭”，而非“基于事业”的女性显著增加。她们更多选择“灵活工时”、“少出差”或“可远程工作”的岗位。此外，Lundborg，Plug和Rasmussen发现生育后，女性工作地点变得离家更近；Kleven、Landais和Soggard发现生育后，女性会选择生育政策更友好的行业——比如公务员，尽管这些行业收入常常低于之前。
这是两个最直接的原因。还有三个稍微间接一点的原因也很重要。一来自企业的决策：如果国家不乐意补贴，生育给企业造成了太多的负担，企业就会用各种手段少招女性；二来自女性个体的决策：如果女性已经决定了以后会生孩子，知道自己的事业会因此中断，而国家又没有很好的政策来补偿。他/她接受更多教育的激励就会下降——读书那么辛苦，有很多时候都用不上，为什么还要读呢？企业也就更不乐意招她们。这一点可以形成恶性循环。
图5 瑞典生育前后丈夫/妻子收入变动。浅色线为丈夫收入，深色线为妻子收入。
第三点要单独拿出来说，就是文化。比方说，丈夫不乐意妻子收入比自己高。Betrand、Pan和Kamienca就发现：如果女性收入比男性高，女性会做更多家务活来补偿。即便如此，婚姻也会更不幸福，离婚率会更高。具体到生育方面，社会期待女方付出更多的努力来抚养子女。上图来自Angelov、Johansson和Lindahl的研究，0点是生育年。男方收入的增长固然有所减缓，但并没有停止上升的势头；而女性的收入，就直接掉下去了。同样是削减劳动时间，女性削得更多。
文化的影响非常深远。首先，这可能导致旨在平权的政策失效。比方说，Antecol等的研究发现：即使政府给了夫妻双方优待，具体的抚养职责分配仍然不均等。女方在育儿时，男方会工作，结果就是女方重回工作市场时，面对的是更厉害的男性竞争者。女性在劳动市场上的处境反而变差了。其次，这种观念会代代相传。Farre和Vella的研究发现：如果母亲更赞同“男主外，女主内”这种刻板印象，女儿也会更赞同这一点。性别观念的转变，不在一朝一夕之功。
最后谈谈中国的情况。在李实和马欣欣2006年的研究中，他们利用1999年的数据发现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中，女性工资收入超过男性的70%。剩余的差距，大部分内来自同一职业内部，男女工资的差异。但是，在李实、宋锦和刘小川在2014年对城镇劳动力市场的研究中，他们发现1995-2007年，男女工资的差距一直在扩大，速度从2007年起加快。以2002年为界，之前差距拉大，主要在教育程度比较低的人群；之后的情况和发达国家类似，扩大主要发生在教育程度比较高的人群。
中国的情况，还有两个因素尤其值得注意。首先是很强的性别规范，这也是东亚地区的特点。在世界价值观调查中，主张劳动力市场女性应让位于男性的受访者比例，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几乎是世界最高。其次是女性受教育程度快速赶上男性，颇类似欧美近年来讲的“男孩的溃败”。《无声的革命》里提到：在2002年，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新生中女生比例已经追上了男生。限制严密，而机会在增加，最后的结果就是更多的争吵、更揪心的抉择和更深的不甘。
部分可以参考的回答和专栏：
为山九仞--就业市场性别工资歧视研究新进展 - 知乎专栏
柔软的枷锁--旨在保护女性的政策如何排挤了女性？ - 知乎专栏
莫奈何兮莫奈何，老婆比我挣得多--夫妻相对收入对家庭稳定和幸福的影响 - 知乎专栏
When can women have it all
孩子和事业能兼得么？--来自丹麦的证据 - 知乎专栏
婚姻制度在现代的意义是什么？ - 知乎
参考文献：
李实, 马欣欣. 中国城镇职工的性别工资差异与职业分割的经验分析[J]. 中国人口科学, 2006, 2006(5): 2-13.
李实, 宋锦, 刘小川. 中国城镇职工性别工资差距的演变[J]. 管理世界, 2014 (3): 53-65.
梁晨, 张浩, 李兰, 等. 无声的革命: 北京大学, 苏州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 (1949-2002)[M]. 2013.
Adda J, Dustmann C, Stevens K. The career costs of children[J]. forthcoming,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Angelov N, Johansson P, Lindahl E. Parenthood and the gender gap in pay[J].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2016, 34(3): 545-579.
Antecol, Heather, Bedard, et al. Equal but inequitable: Who benefits from gender-neutral tenure clock stopping policies?[J]. R&R a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Bertrand M, Goldin C, Katz L F. Dynamics of the gender gap for young professionals in the financial and corporate sectors[J].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2010, 2(3): 228-255.
Bertrand M, Kamenica E, Pan J. Gender identity and relative income within households[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5, 130(2): 571-614.
Farré L, Vella F.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gender role attitudes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female labour force participation[J]. Economica, 2013, 80(318): 219-247.
Kleven H J, Landais C, Sogaard J E. Children and gender inequality: Evidence from Denmark[J]. 2017.
Lundborg, Petter, Erik Plug, and Astrid Würtz Rasmussen. "Can Women Have Children and a Career? IV Evidence from IVF Treatments." Forthcoming,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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