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秀彻底统一之后，为什么不迁都长安？
一、 战乱破坏与长安的地理劣势
战乱摧残下的长安： 自王莽篡位，天下大乱以来，长安作为西汉时期的政治中心，也经历了无数次的战火洗礼。尤其是在赤眉军进攻长安时，对京城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甚至有焚毁的痕迹。虽然刘秀统一后有能力重建，但大规模的修复和建设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资源，而且短期内难以恢复昔日辉煌。
长安的地理位置与发展限制：
水患与盐碱化： 长安位于渭河平原，虽然地势平坦，但渭河的水患一直是困扰长安发展的问题之一。长期以来，渭河泛滥，导致部分地区土地盐碱化，影响农业生产。
水源问题： 长安的水源主要依赖泾水和渭水，但两者距离市区较远，且渭河存在季节性缺水的问题。这对于一个庞大帝国的都城而言，在用水供应上可能存在隐患。
交通瓶颈： 虽然长安扼守关中，地理位置重要，但其东出函谷关后，道路崎岖，对物资运输和信息传递相对不利，尤其是在需要与东部地区保持紧密联系时。
二、 洛阳的优越性与刘秀的战略考量
东都之称的根基： 洛阳在战国时期就曾是国都，拥有悠久的建都历史。西汉末年，王莽也曾在此建立过首都，可以说洛阳在当时已经具备了作为都城的政治和经济基础。
地理位置的优势：
中原腹地： 洛阳位于中原腹地，交通便利，四通八达。从洛阳出发，可以方便地连接到中原地区的各大城市和区域，对于统治全国，尤其是在巩固东部统治，争取东部士族的支持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
“居天下之中”： 许多史学家认为，洛阳的地理位置更符合“居天下之中”的理想，能够更有效地辐射全国。
南阳郡的根基： 刘秀本人出身南阳，早年在南阳起兵，积累了深厚的政治和军事基础。选择洛阳作为首都，也更方便他利用和巩固在南阳地区的势力。
物资供应的保障： 洛阳周边地区土地肥沃，农业发达，能够为都城提供充足的粮食和物资供应。这对于一个新建的朝代而言，是至关重要的保障。
历史文化的影响： 洛阳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有利于树立新朝的文化权威和合法性。
三、 政治与经济的考量
笼络东部士族： 王莽新朝的垮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激怒了东汉的世家大族，而这些家族的势力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刘秀选择洛阳作为首都，能够更好地拉拢和安抚这些强大的士族，巩固自己的统治基础。
经济重心东移的趋势： 在汉朝后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经济重心已经有向东部地区转移的趋势。洛阳作为东部地区的中心，更能顺应这一趋势，促进经济的发展。
政治稳定性的需求： 刚建立的东汉王朝，需要一个稳定、能够集中力量进行建设的首都。洛阳在经过前期的战乱后，相对更容易进行大规模的建设和管理，也更不容易受到突发的军事威胁。
四、 “复兴汉室”的情感与象征意义
虽然刘秀的策略是多方面的，但从某种程度上说，选择洛阳也带有一定的政治象征意义。他要“复兴汉室”，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完全复制西汉的政治格局。通过选择一个与西汉都城长安不同但同样具有历史影响力的城市作为首都，既能体现新朝的独立性，又能继承汉朝的衣钵，避免将首都定在饱受战乱之苦的长安，显得有些“落魄”或“积重难返”。
总结来说，刘秀不迁都长安而选择洛阳，是基于对战乱破坏、长安地理劣势、洛阳地理与经济优势、政治策略以及历史文化等因素的综合考量。 洛阳能够为他提供一个更稳固、更具发展潜力、更易于统治的政治中心，也更能帮助他巩固新生政权的统治基础，并顺应当时社会发展的趋势。
网友意见
一
刘邦称帝以后，一度打算定都洛阳，其中有着历史和现实方面的原因。
汉初人普遍认为，周朝的首都一直都是洛邑，而司马迁经过自己的研究，指出周武王营建洛邑之后，又返回丰镐，后来周平王东迁才定都洛邑。目前的中学教科书也采用了这种说法，但近年来的考古发掘，越来越支持汉初人的观点，即周朝实行多都邑制（三周五邑），洛邑地位最为重要，是周朝真正的首都。
娄敬看出了刘邦的小心思，明知故问：“陛下都洛阳，岂欲与周室比隆哉？”在得到刘邦肯定的回答后，他敏锐地指出汉取天下与周取天下大不同。
古人并不傻，能够看出问题所在，只是缺少合适的概念和理论来表达，有些时候则是用文法掩盖真实想法。所以在政治辩论中，往往诉诸于道德和天命，需要读者透过现象看本质，理解其真正含义。
娄敬引经据典，说了一大堆周以德服人，汉以力服人的话。意思是人家周朝有祖宗十几代人的积累，用宗法制分封制拱卫王室，所以定都洛邑，在德不在险，您行吗？然后话头一转：
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入关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
这就回到那个老生常谈的问题。西汉的统一与后世王朝不同，是在千年未有的变局之时，关东诸侯联合颠覆秦朝的结果。那些异姓诸侯王名义上是刘邦的臣子，其实不过是战国秩序的余声。刘邦分封他们，不过是虚与委蛇，早晚是要兵戎相见的。
刘邦又问群臣的意见，群臣都是关东人，说周绵延八百，秦二世而亡，不如定都洛阳；洛阳东有成皋，西有崤山，背大河面伊洛，足以固守。刘邦一时无法决断。
最后还是张良一锤定音：
雒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夫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刘敬说是也。
一向秉承实用主义的刘邦，毫不犹豫地定都关中，其实也是毫不犹豫地拥抱秦制。当时，由秦制主导的自耕农社会刚刚兴起，耕战体系组织起来的关中地区，对松散的关东地区形成了巨大的优势。西汉从一开始就是挂羊头卖狗肉，表面上奉周朝为正统，实际上继承秦朝的遗产。之所以从汉武帝才开始折腾，只是因为汉初国力凋敝，没有折腾的资本罢了。
另一个刘邦能顺利迁都的原因，则是群臣在感情上虽眷恋故土，但在关东并没有不可动摇的政治经济利益。如果有的话，他们一定会想尽办法阻止刘邦。
二
定都洛阳，并不是刘秀的创举，王莽和刘玄也做过这方面的尝试。
耕战体系是以土地利益作为交换，获取社会资源的一种方式。所以土地兼并原本就是这种体系释放出来的恶魔，并最终反噬自身，皇帝们要是真反兼并，自身的统治基础也就不存在了。土地兼并不可遏制，随着时代的发展，朝廷和豪强的实力此消彼长，关东凭借传统的经济文化优势后来居上。
王莽也许是意识到这一点，才要托古改制，以周制代秦制。他下诏以洛阳为东都，为了顺利实施计划，他使出了拿手好戏——符命，声称得到了一块玄龙石，上面写着“定帝德、国雒阳”；天凤元年起，派遣大司空王邑等，在旧洛阳城的基础上，勘测风水，再次进行扩建。
只是他还没来得及驾幸洛阳，天下大乱已起，但洛阳作为军事中心的作用仍然凸显。大司徒王寻拥兵十万坐镇洛阳，防范山东的赤眉军，进攻南阳的更始军。
昆阳之战后，更始定国上公王匡攻克新莽太师王匡驻守的洛阳，随后刘玄决定定都于此。原因其实与刘邦相似，一是长安损毁严重，二是其部下的绿林和南阳诸人都是关东人。但刘玄最终被迫迁都长安。
更始政权没有战略大后方，洛阳是四战之地，而刘玄也没能处理好与赤眉军的关系，导致双方决裂。面对兵力数倍于己的赤眉军，刘玄自知无力招架，在丞相司直李松的建议下，准备迁都长安。群臣自然又是反对，这时长史郑兴说：
陛下起自荆楚，权政未施，一朝建号，而山西雄桀争诛王莽，开关郊迎者，何也？此天下同苦王氏虐政，而思高祖之旧德也。今久不抚之，臣恐百姓离心，盗贼复起矣。今议者欲先定赤眉而后入关，是不识其本而争其末，恐国家之守转在函谷，虽卧洛阳，庸得安枕乎？
郑兴的观点并无新意，是效娄敬之故智，然而在急迫的生存问题面前，一切其它问题都要往后靠。刘玄下定决心迁往长安，由此产生了一系列问题。
此时天下形势不比汉初，绿林诸将无牵无挂，到了长安无非是换个地方做官。但南阳豪强有地有房有人脉，他们是不愿意抛家舍业，跟着刘玄去长安的，这更加剧了两者的离心离德。
更要紧的是，更始政权对关东控制薄弱，难以获得豪族们的支持，既无力抵御铺天盖地的赤眉军，也无法压制依靠河北崛起的刘秀。
三
刘秀和洛阳的第一次缘分，是刘玄定都洛阳之前，派刘秀以代理司隶校尉的身份先赴洛阳，整修宫室。刘秀设置官属，发布公文，一切恢复汉朝旧制。
刘玄到来时，百姓们在洛阳城中夹道欢迎，这不仅是一场入城式，更是一场时装发布会。不拘小节的绿林好汉们，衣冠不整，甚至穿着女人的衣服招摇过市，这种农村非主流的风格，把大伙都看呆了，没见过世面的甚至吓得调头就跑。
再看司隶校尉刘秀的部下，文玄武绯，衣冠楚楚，心里舒服多了。怀旧的老人们不禁潸然泪下：“不图今日复见汉官威仪！”虽然不能以貌取人，但是仪容仪表却最能直观地表现出人的精神状态，谁优谁劣一目了然。刘秀在洛阳有一定的民意基础。
而在刘秀平定河北，并将其作为战略大后方以后，洛阳背靠河北，从四战之地变成进可攻退可守的支点。具体来讲，河内是刘秀的后勤基地。邓禹举荐寇恂时说：
昔高祖任萧何于关中，无复西顾之忧，所以得专精山东，终成大业。今河内带河为固，户口殷实，北通上党，南迫洛阳。寇恂文武备足，有牧人御众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
河内，即今天的河南省济源、焦作一带，与洛阳隔河相望，有转运之便，就更没有定都关中的道理。
建武元年七月，刘秀携吴汉、王梁、万修、贾复、刘植、坚镡、冯异、朱祜、岑彭、祭遵、王霸的超强阵容，大军渡河围攻洛阳。坚镡一度攻入城中，但洛阳守将朱鲔防守严密，刘秀派岑彭说降朱鲔，洛阳得以和平交接。而此时的长安城，经过连番动乱，早已化作一堆瓦砾。
这些还都是表面或次要的原因。比如刘邦的时代，咸阳烧了可以再建长安，只是一个附加条件而已。若刘秀因为军事战略的原因，不得不选择洛阳，那么天下平定以后，大可以再迁都长安嘛。什么才是东汉定都洛阳的真正原因呢？《后汉书》语焉不详，但还是留下了蛛丝马迹。
线索在《文苑列传》收录的杜笃所写《论都赋》中。杜笃的本意是劝刘秀定都长安，事实上起到了反作用。建武十八年，刘秀巡幸长安，修整宫室祭祀陵园。第二年，刘秀再次西巡，恢复函谷关都尉，观察关中地理形势。此举隐隐然有迁都之意，“是时山东翕然狐疑，意圣朝之西都，惧关门之反拒也。”
刘秀依靠关东豪族起家，如果迁都长安，似有压制他们的意图，只有定都洛阳，才能最大限度满足他们政治经济利益。巧合地是，我们打开地图，可以清楚地看到：洛阳正好处于河北、颍川、南阳的结合部。这正好是三大功臣集团的发源地，定都于此，居中控制和协调各方势力。因此，东汉定都洛阳完全是水到渠成，几乎没有任何争议。
西汉定都长安，东汉定都洛阳，不仅是两座城市的选择，更是两种政治格局的选择。即西汉实行关中本位，东汉实行关东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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