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觉得哪一个才是明朝灭亡的根本原因？

封建王朝的结构性缺陷，必然崩溃，哪怕所有人都是100%的明君贤臣也无济于事。

因为生产力低，所以行政成本特别高。无论收税，刑法，民政，防灾等，都要花钱。管辖范围越大，就花钱就越多，就必须雇佣越多的官吏。

小农经济的生产力，根本支撑不住中央帝国这么大的体量。王朝之初，被打倒的势力的财富作为基础，又存在大量的权利真空。故而无论普通民众还是缙绅都可以通过经济上的扩张得利(例如农民的开垦无主荒田)。这个过程大概百余年左右，再往后就没办法了。生产力不变，GDP不增，但财政支出却越来越多。无法削减的官吏，越生越多的宗室，财政亏空象利剑一样悬在政府头顶。而且小农政权的本质，决定了向农业地主增税的困难，最后只能剥削赤贫的农民和缺乏代言人的商人阶层。

然后这样的矛盾不断激化，大概再挺个几十年，就会遍地流民，反贼不断了。直到最后，商业集团不堪失血，开始变相的资助流民，结援自固。此时王朝的行政已经濒临瘫痪，底层黑社会化军阀化，盛行以邻为壑，只要有一点导火索，随时爆炸。

回到开头，王朝的灭亡，是财政恶化造成的，本质是生产力无法支持如此庞大的行政支出。所以，农耕时代，王朝的灭亡，大多从建立的那一天就已经开始了。朝廷的体制差异会决定能挺多久，但避免不了二三百年就崩溃的必然性。

想要跳出这个死循环，只有:

大力提高生产力，科技是进步之本，生死攸关的大事

废弃并长期警惕小农文化的回潮

研究历史要抛开迷雾，重点看经济财政。多数文人留下的意见都没什么价值。

明朝灭亡的根本原因，是两百多年积累的体制弊病，早已积重难返，病入膏肓。同时，无法抑制权贵集团的土地兼并，难以逃脱“三百年王朝周期律”，终于内忧外患，难以为继，用直接推翻明朝的李自成的话说，就是“气数已尽”。

明朝是驱逐胡族、重光华夏而建立的大一统王朝，作为远东霸主雄踞东亚大陆二百多年，立国长久也保证了政权的合法性十分稳固。

然而，就如哪怕体质再强健的人，衰老也照旧是不治之症，就算有名医施以巧手，让这个老人显得一度身体康复，但终归还是要寿终正寝，只是多撑了点时间。

由于明朝疆土的庞大和体制的稳固性，种种弊端一代代薪火相传了二百年后，各方利益集团已经盘根错节，每项政治举措都必然是牵一发则动全身。

所以当政者纵有高远见识，也只能得过且过，甚至包括“大改革家”张居正在内。其实他的所谓改革，也只是一场比后世李鸿章更高明些的裱糊匠把戏，根本不涉及变革明朝体制根本。这就是张居正改革令明朝一度国力复兴，“回光返照”的真相。

就在张居正刚去世不久，在辽东深山老林，一个名叫努尔哈赤的年轻酋长，已经开始了他统一女真各部的征战进程，只为实现其裂土一方的勃勃野心。三十多年后，万历皇帝调动举国各方的十万精锐，分兵合进挥师进剿，却被努尔哈赤次第歼灭，一个新生的强大敌对政权，就此崛起于辽东。

当然，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明朝坐拥上亿人口，对比努尔哈赤区区几十万人口的后金政权，依旧是庞然大物。既是家大业大，不肖子孙要败光家产，总不能是一朝一夕，需要一定的历史过程。

又过了近三十年，唯利是图的权贵集团，已经将这个庞大帝国的经济基础和军事基础尽数挖空，国家机器已经彻底朽烂，统治集团集无能、内斗、腐朽、昏聩于一身。

一边是人口激增、土地兼并严重，帝国绝大多数财富集中于权贵集团，一边是国家财政窘迫，甚至连维系中枢正常运转的基本税收都收不上来。

只因中枢财政崩溃，国库一贫如洗，更因为发不出粮饷，让九边重镇几十万缺衣少食的边军将士，从本该是维系帝国边防的精锐武力，变成了一群卖儿鬻女、典妻乞讨来维系生存的乞丐奴隶。

西北流民遍地，边军饥寒交迫的同时，却是江南地区富甲天下，莺歌燕舞，复社和东林党的所谓“正人君子”们，一边有“秦淮八艳”红袖添香，诗词联话，嘴上忧国忧民，满口道德文章，浑然不知他们的惬意生活，潜藏着中原大地的雄雄怒火！

朝堂党争不止，外部天灾不断，满清军队更多次越过长城，出入华北地区如入无人之境，掳掠大批人力物力。无数活不下去的老百姓揭竿而起，遍地流寇，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屡战屡败的辽东战争，令明朝的一支支机动野战军团在历次军事失败中遭到毁灭性打击，要么被彻底歼灭，要么叛国投敌，要么正在瓦解中，所剩无几的军队也基本军阀化了。

所以，李自成以数万兵马从西安挥军东征时，几十万明朝边军竟卷甲而降，拥戴着李自成去向朝廷“武装讨薪”。李自成军得以连破雄关天鉴，几个月就兵临北京城下，逼得崇祯帝上吊殉国。

而此时，满清政权由努尔哈赤和皇太极这父子两代枭雄，经过在关外近三十年经营，已打造出了强有力的国家机器，组建了军民合一、组织力极强的八旗军集团，通过“三丁抽一”的强大动员力，有能力一次性在华北地区投入超过10万人的机动兵力，而且还是携带多门红夷大炮的步兵、骑兵、炮兵协同作战的大兵团，乘着崇祯帝自尽，吴三桂开关，更以泰山压顶之势，席卷中原，兵锋势如破竹。

三百多年之前的南宋王朝能偏安江南，延续社稷，是因为北宋王朝本身就一个建国只有一百多年的政权，政府体制还能正常运转，军阀化军队和藩镇割据势力更不存在，只是因为君主昏聩，战略决策失误，才被外敌意外斩首中枢。因此，新成立的南宋政府依旧民心所向，万众所归，便能迅速掌控广大南方地区，一直到南宋末年，仍然有充足的财源，控制战斗力充足的军队，坚持抵抗蒙古大军入侵数十年。

北京城破后的各个南明政权呢？延续了明朝体制的一切弊端，政治腐朽，财政破产，内争不止，军队军阀化，而且战斗力低下，既没有能用之财，也没有能听命作战之兵，面对满清帝国这样组织力和动员力超强的强敌，不亡何待？

南明竟然能坚持抗争数十年，已经是亿万汉人百姓、也包括李自成、张献忠余部农民军将领的朴素民族主义，对满清的种种暴戾政策去竭力抗争的结果了。

（本文部分观点，源自笔者好友【长乐夜未央】旧文：满清在明末群雄逐鹿中胜出原因分析

得其授权引述，此致感谢。）

明朝灭亡要怪饥民不在家里饿死，要怪官军杀良冒功，要怪小冰河期，要怪建奴，要怪魏忠贤，要怪藩王宗亲，要怪红教活佛，要怪林丹汗，要怪光海君，要怪仁祖大王，要怪李自成，要怪张献忠，要怪吴三桂，要怪左良玉，要怪衍圣公，要怪天下士绅。

最要怪的就是朱明朝庭，就要怪那个坐在紫禁城中金銮殿上的大明皇帝。

群臣自命清流，赤子饿殍遍野。

万民犹如草木，肉食无非宗亲。

百官荒淫奢靡，民哀不绝于耳。

军阀荼毒百姓，杀良以为军功。

鼠疫灭明说

北都亡而明灭，关于固若金汤的北京为什么会这么快就沦陷，一直是明史中的一桩公案。

大明遗民冯梦龙在《中兴实录》对于明亡之事提出了“六可怪”的质问，其中第五怪就是：

京师天府，固于磐石，游骑一临，不攻自下，百官不效一筹，羽林不发一矢，其可怪五也。

虽然甲申国乱，事多难言，但是大顺军在攻打北京城时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这一点，则是十分清晰的。对于北京的不攻自下，传统史家有“曹化淳开门说”、“回回开门说”等推断。对于这一点，疾病医疗社会史学者从另一种角度给出了备选答案，那就是京师鼠疫，十不存一，根本无力抵抗。说起鼠疫可能我们没太大概念，但是说起黑死病，对于欧洲历史有一定了解的人都会印象深刻。

鼠疫是由鼠疫菌所致的烈性传染病 , 传染性极强 , 病死率极高 , 对于人类社会造成的危害极大。公元 6世纪、 14世纪和 19世纪发生的三次大的世界性鼠疫大流行 , 都曾 造成过数千万乃至上亿人口的死亡 , 给世界历史带来深刻的影响。这三次世界鼠疫大流行 , 都与中国有关。
曹树基 《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1580-1644）》

将传染病引入到历史研究之中，麦克尼尔的《瘟疫与人》应该算是先驱。但是就像麦克尼尔在其中文中所坦言的那样“我不懂汉语”，并且其对于中国历史也不是足够了解，因此在这一本书中，涉及到中国的内容常常语焉不详，并且硬伤颇多。但是这本书为中国历史研究者提供了一种新的历史视角，那就是传染病（或者说瘟疫）在历史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究竟如何。

曹树基在其论文《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1580-1644）》就是以华北鼠疫为切入点，在明朝灭亡的原因中，将鼠疫提升到了和灾荒、民变、清兵一样的高度。

万历年间的华北鼠疫大流行使区域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陷于停滞 , 崇祯鼠疫则在风起云涌的起义浪潮中加速了它的传播和扩散。 明王朝是在灾荒、 民变、 鼠疫和清兵的联合作用下灭亡的。

崇祯十六年，通州大疫：

崇祯十六年癸未七月大疫 , 名曰疙疸病 , 比屋传染 , 有阖家丧亡竟无收敛者。

昌平大疫：

十六年大疫 , 名曰 `疙疸病’， 见则死 , 至有灭门者。

通州和昌平的相继沦陷，意味着京师也绝难避免，崇祯十六年，“京师大疫 , 自二月至九月”。对于这次瘟疫，骆养性的回忆是：

昨年京师瘟疫大作 , 死亡枕藉 ,十室九空 , 甚至户丁尽绝 , 无人收敛者。

而瘟疫并没有在崇祯十六年停下在华北肆掠的脚步，崇祯十七年，天津大疫：

上天降灾 , 瘟疫流行 , 自八月至今 (九月十五日 ) , 传染至盛。 有一、 二日亡者 , 有朝染夕亡者 , 日每不下数百人 , 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 , 排门逐户 , 无一保全。… …一人染疫 , 传及阖家 , 两月丧亡 , 至今转炽 , 城外遍地皆然 , 而城中尤甚 , 以致棺蒿充途 , 哀号满路。

对于鼠疫对于华北地区的影响，曹树基的推断为：

在万历及崇祯年间华北两次大的鼠疫流行中 , 三省死亡人口合计超过 1000万。

明末瘟疫肆掠的不同凡响，的确值得注意。约瑟夫·查博士对中国史书记载的瘟疫爆发统计如下表：

1400-1499年 19次
1500-1599年 41次
1600-1699年 37次
《瘟疫与人》

可以看到，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的瘟疫爆发次数是十五世纪的两倍左右。在旧时代，感染瘟疫的代价往往就是死亡，这些此起彼伏的瘟疫对于明朝实力的影响究竟多大，没人能作出定量分析，我们也只能含糊的说一句：影响绝对不小。

因此，鼠疫灭明说目前在市面上也得到了一些认可，例如商务印书社出版的由范子烨、苏文生撰写的新书《夜雨朱门—图说明代》，就直接了当的说到：

三月十七日，李自成兵临北京城下。由于北京在此前已近一年饱受鼠疫困扰，守城官兵几乎丧失抵抗之力，城门很快被攻破。

很明显是受疾病医疗社会史学者的影响较大。

但是平心而论，曹树基先生的观点还是有两个我比较疑惑的地方：

1、李自成的军队也受鼠疫困扰，为什么战斗力依旧可观？

对于第一个问题，曹先生在自己的论文里面有一个比较简单的解释：

李自成的部队在京城只呆了短短的 43天 , 就被清军逐出了北京。从某种意义上说 , 他们是被迅速传染的鼠疫逐出了北京。

将李自成军队的败亡也归因于受北京城鼠疫的影响，但是首先，李自成军队感染鼠疫并不是在进入北京城之后才开始的，就像曹先生在自己论文里面所引用的那条史料：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五日闯贼入怀来 , 十六日移营东去。是年凡贼所经地方 , 皆大疫 , 不经者不疫。

可见闯军中的鼠疫情况并不比北京城好多少；其次，闯军在占领北京城之后，由于吴三桂的投清，和吴军及清军在山海关展开了大战，从顾诚的《南明史》来看，闯军的军事实力依旧十分强悍，与吴三桂的精锐军队鏖战一昼夜之后才被以逸待劳的清军一举击败，并不像是鼠疫肆掠之师。

2、鼠疫对于后金军队的影响如何？

比较奇怪的一点是，传染性和致死率极高的鼠疫貌似没有对后金八旗军队产生太大影响，鼠疫灭大明、鼠疫毁大顺，按照常理推断对占领北京城的后金军队应该也有不小的负面影响。

对于这个问题，《瘟疫与人》有一段似是而非、倒果为因的话作为回应：

来自大草原东部推论性的证据表明，到17世纪或更早些的时候，蒙古和中国东北地区已经学会了如何有效防范鼠疫。不然满族在17世纪40年代对汉民族的政府就不可能发生，而征服的成功有要求兵员众多且军纪严明的满族“旗兵”来支撑新的王朝。

鉴于这本书对于中国历史一向的不靠谱，我对它“来自大草原东部推论性的证据表明”表示怀疑。并且，这段话的逻辑似乎是因为清朝灭了明朝，所以后金有“有效防范鼠疫”的方法，否则它不可能赢。这种强加因果的推断很牵强，如果明朝并不是因为鼠疫灭亡，那么后金能不能“有效防范鼠疫”就不是决定性因素了。

因此，鼠疫为什么对于后金军队没有很大影响，依旧是鼠疫灭明说的一个短板。

其实还有社会经济史学者提出的白银灭明说，认为“明末白银流入的减少，使业已依赖国外白银的经济接替，且促成了明王朝的灭亡”（International Bullion Flows，引自《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明政府对白银贸易的依赖将它推到了悬崖边缘”（威廉·艾特维尔，引自《1493：物种大交换开创的世界史》），但是即使在社会经济史内部，对于这个问题也观点不一。有的人将白银灭明归因于1639年马尼拉大屠杀以及日本限制出口所导致白银进口量减少致使明朝的经济崩溃，有的人又将白银灭明归因于十七世纪白银的世界范围内大规模贬值导致的通货膨胀致使明朝灭亡。当然，还有人认为白银灭明说纯属耸人听闻，例如戈德斯通和万志英。

无论是疾病医疗社会史的学者提出了鼠疫灭明说还是社会经济史学者提出的白银灭明说，其理论内核都有很多漏洞，但是这种思维特别好，能够从另外一个角度去重新解构熟悉的历史，这种感觉很好。传统史学和疾病史、经济史、环境史的结合，往往能有很多有趣的发现。

很多人说了体制，气数等

我大概的翻看了下，好像没人说天灾

我就来说说崇祯年间的各种天灾吧。

P.S：这并不是明朝灭亡的根本原因，这仅仅只是民变的原因之一，天灾降临，朝廷没有能力赈灾，反而增加赋税，削减官吏，激起民变，内忧外患。天灾加民变，这只能说是原因之一，不能说是根本原因。

崇祯年间天灾

冰雹

崇祯三年九月辛丑，大雨雹。

四年五月，襄垣雨雹，大如伏牛盈丈，小如拳，毙人畜甚众。六月丙申，大雨雹。

七年四月壬戌，常州、镇江雨雹，伤麦。

八年七月己酉，临县大冰雹三日，积二尺余，大如鹅卵，伤稼。

十年四月乙亥，大雨雹。闰四月癸丑，武乡、沁源大雨雹，最大者如象，次如牛。

十一年六月甲寅，宣府乾石河山场雨雹，击杀马四十八匹。九月，顺天雨雹。

十二年八月，白水、同官、雒南、陇西诸邑，千里雨雹，半日乃止，损伤田禾。

十六年六月丁丑，乾州雨雹，大如牛，小如斗，毁伤墙屋，击毙人畜。

大雪

崇祯六年正月辛亥，大雪，深二丈余。

十一年五月戊寅，喜峰口雪三尺。

十三年四月，会宁陨霜杀稼。

十六年四月，鄢陵陨霜杀麦。

雷电

崇祯六年十二月丁亥，大风雪，雷电。

九年正月甲戌，雷毁孝陵树。

十年四月乙亥，蓟州雷火焚东山二十余里。

十二年七月，雷击破密云城铺楼，所贮砲木皆碎。十月乙未立冬，雷电大作。

十四年四月癸丑，雷火起蓟州西北，焚及赵家谷，延二十余里。六月丙午，雷震宣府西门城楼。

十五年四月癸卯，雷震南京孝陵树，火从树出。

十六年五月癸巳朔，雷震通夕不止。次日，见太庙神主横倒，诸铜器为火所铄，熔而成灰。六月丙戌，雷震奉先殿鸱吻，槅扇皆裂，铜閕尽毁。

蝗灾

崇祯八年七月，河南蝗。

十年六月，山东、河南蝗。

十一年六月，两京、山东、河南大旱蝗。

十三年五月，两京、山东、河南、山西、陕西大旱蝗。

十四年六月，两京、山东、河南、浙江大旱蝗。

水灾

崇祯元年七月壬午，杭、嘉、绍三府海啸，坏民居数万间，溺数万人，海宁、萧山尤甚。

三年，山东大水。四年六月，又大水。

五年六月壬申，河决孟津口，横浸数百里。

七年五月，邛、眉诸州县大水，坏城垣、田舍、人畜无算。

十年八月，叙州大水，民登州堂及高阜者得免，余尽没。

十三年五月，浙江大水。

十四年七月，福州风潮泛溢，漂溺甚众。

十五年六月，汴水决。九月壬午，河决开封硃家寨。癸未，城圮，溺死士民数十万

水变

崇祯十年，宁远卫井鸣沸，三日乃止。河南汝水变色，深黑而味恶，饮者多病。

十三年，华阴渭水赤。十四年，山西潞水北流七昼夜，势如潮涌。

十五年，达州井鸣，濠水变血。

十六年，松江自五月至七月不雨，河水尽涸，而泖水忽增数尺。

火灾

崇祯元年四月乙卯，左军都督府灾。五月乙亥，鹰坊司火。丁亥，丁字库火。七月己卯，公安县火，毁文庙，延五千余家。

二年十一月庚子，火药局灾。

三年三月戊戌，又灾。八月癸酉，头道关灾，火器轰击无余。

六年正月癸丑，济南舜庙灾。

七年九月庚申，盔甲厂灾。

十一年四月戊戌，新火药局灾。伤人甚众。六月癸巳，安民厂灾，震毁城垣廨舍，居民死伤无算。八月丁酉，火药局又灾。

恒雨

崇祯五年六月，大雨。八月，又雨，冲损庆陵。九月，顺天二十七县霪雨害稼。

十一年夏，雨浃旬，圮南山边垣。

十二年十二月，浙江霪雨，阡陌成巨浸。

十三年四月至七月，宁、池诸郡霪雨，田半为壑。

十五年十月，黄、蕲、德安诸郡县霪雨。

十六年二月戊辰，亲祀社稷，大风雨，仅成礼而还。

地震

崇祯元年九月丁卯，京师地震。

三年九月戊戌，南京地震。

四年六月乙丑，临洮、巩昌地震，坏庐舍，损民畜。

五年四月丁酉，南京、四川地震。十月丁卯，山西地震。十一月甲寅，云南地震。

六年正月丁巳，镇江地裂数丈。七月戊戌，陕西地震。

八年冬，山西地震。

九年三月戊辰，福建地震。七月丁未，清江城陷。

十年正月丙午，南京地震。七月壬午，云南地震。十月乙卯，四川地震。十二月，陕西西安及海剌同时地震，数月不止。

十一年九月壬戌，辽东地震。

十二年二月癸巳，京师地震。

十三年十一月戊子，南京地震。

十四年三月戊寅，福建地震。四月丙寅，湖广地震。五月戊子，甘肃地震。六月丙午，福建地震。九月甲午，四川地震。

十五年五月丙戌，两广地震。七月甲申，山西地震。

十六年九月，凤阳地屡震。十一月丙申，山东地震。明年正月庚寅朔，凤阳地震。乙卯，南京地震。三月辛卯，广东地震。

饥荒

崇祯元年，陕西饥，延、巩民相聚为盗。

二年，山西、陕西饥。

五年，淮、扬诸府饥，流殍载道。

六年，陕西、山西大饥。淮、扬洊饥，有夫妻雉经于树及投河者。盐城教官王明佐至自缢于官署。

七年，京师饥，御史龚廷献绘《饥民图》以进。太原大饥，人相食。

九年，南阳大饥，有母烹其女者。江西亦饥。

十年，浙江大饥，父子、兄弟、夫妻相食。

十二年，两畿、山东、山西、陕西、江西饥。河南大饥，人相食，卢氏、嵩、伊阳三县尤甚。

十三年，北畿、山东、河南、陕西、山西、浙江、三吴皆饥。自淮而北至畿南，树皮食尽，发瘗胔以食。

十四年，南畿饥。金坛民于延庆寺近山见人云，此地深入尺余，其土可食。如言取之，淘磨为粉粥而食，取者日众。又长山十里亦出土，堪食，其色青白类茯苓。又石子涧土黄赤，状如猪肝，俗呼“观音粉”，食之多腹痛陨坠，卒枕藉以死。是岁，畿南、山东洊饥。德州斗米千钱，父子相食，行人断绝。大盗滋矣。

鼠灾

崇祯七年，宁夏鼠十余万，衔尾食苗。

十二年，黄州鼠食禾，渡江五六日不绝。时内殿奏章房多鼠盗食，与人相触而不畏，亦鼠妖也。至甲申元旦后，鼠始屏迹。又秦州关山中鼠化鹌鹑者以数千计。

十五年二月，群鼠渡江，昼夜不绝。十月，榆林、定边诸堡鼠生虾蟆腹中，一生数十，食苗如割。

旱灾

崇祯元年，陕西旱灾。

崇祯二年，陕西旱灾，

崇祯三年，陕西旱灾，

崇祯四年，陕西旱灾…………

陕西好可怜

瘟疫

崇祯十六年，京师大疫，自二月至九月止。（北京守卫20万死于瘟疫）

明年春，北畿、山东疫。

其实把时光往前看一点，或许会看到不一样的地方，最近看书刚刚好看到了崇祯七年的殿试策问，

[崇祯七年三月十五日，策试天下贡士]
制曰：所与共治天下者，士大夫也。
今士习不端，欲速见小。
兹欲正士习以复道，何术而可？
东虏本我属夷，地窄人寡，一旦称兵犯顺丙三韩不守，其故何欤？
目今三协以及登津等处，各有重兵防东也。
敌不灭，兵不可撤，饷不可减。
今欲灭敌恢疆，何策而效？
且流寇久蔓，钱粮阙额，言者不体国计，每欲蠲减。
民为邦本，朝廷岂不知之，岂不恤之？
但欲恤民，又欲赡军，何道可能两济？
即屯田盐法，诚生财之原，屡经条议申饬，不见实效，其故何与？
至于漕粮为三军续命，马匹为战阵急需，折截挂欠，遂失原额，其道何复？
今虽东虏猖獗，河套有可复之机，边外尽可作之事。
但难于东虏窥伺，朝野匮乏，近降夷继至，作何安插？
插套连合，作何问破？
流贼渐逸郧广，海寇时扰浙闽，剿灭不速，民难未已，兼之水旱频仍，省直多故，作何挽回消弭？
又唐、宋曾以武臣为中书令、枢密使、文武似不甚分。
我太祖高皇帝曾以直厅为布政，典史为佥都，今奈何牢不可破？
尔多士留心世务久矣，其逐款对答毋讳。
朕将亲览焉。

长期以来，殿试只是皇帝主持考试，明代很多皇帝对于这个不感兴趣，一般出题都是内阁所拟，但是崇祯皇帝却自己重新做了一篇策问。在策问里他提出了几个关键的问题。

1.官员腐化，士风败坏，用什么方法能够改变士风，让官员变得清廉，德才兼备？

2.满清地小民少，一旦起兵，居然本朝打不过，这是为什么？现在对付他们有什么策略？

3.农民起义蔓延，国家财政没有钱，又要体恤百姓，又要养军队，有什么办法能够两全？

4.屯田和治理盐税制度，是解决财政的办法，为什么不见成效？

5.河套问题

6.起义军和海寇一直作乱，加之水灾和旱灾，怎么消除？

7.为什么文武分隔，如今牢不可破？

这也是明朝末年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当时比较紧迫，急需解决的问题。其实也可以看到崇祯皇帝早就意识到了问题所在，但是他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策略和办法，去解决这些问题。这个时候的崇祯皇帝只有23岁。其实这些问题最应该由当时的内阁成员和六部大臣们商量考虑，但是内阁成员的表现如何呢？

早期的成员周道登，崇祯帝问他，为什么宰相要用读书人？他一时不知道回答，就说要回阁中查一查书才能确切的回答，崇祯帝又问，近来文章里总是提到情面，这个情面是什么意思，周道登说情面者，面情之谓也，弄的左右的人等都憋不住要笑出来。
——《大明亡国史》

温体仁和周延儒两位执政最长，揣测帝心，搞斗争很厉害，对于解决问题的办法，没看见。

关于贪污腐败，因为明朝正常的俸禄十分低，从海瑞身上就可以看到，这使得大量的官员贪污腐败，而且贪污这种事的情况就是搞了一次，停不下来。崇祯帝早期一直讲文官不爱钱，当时户科给事中韩一良上一疏，把这些情况说明了一些，崇祯帝觉得很满意，想提拔他，结果吏部尚书王永光给了一个建议，让韩一良指出最严重的事件，要重惩贪官，韩一良不敢说，最后拿几个被打倒的阉党做例子，崇祯帝十分愤怒，但是最终还是放过了韩一良。此后崇祯帝试图依靠特务机关来打击贪污，结果是这些个特务机关也是一样。

时人记载，崇祯中期的锦衣卫指挥使吴孟明缓于害人而急于得贿，每缉获到州县官员送到京城的礼单就故意把收受双方的名字泄露给当事人，然后挨家索贿，直到满意了才罢手。东厂也是同样，有一个知县送了24两银子求翰林胡守恒撰写一篇文章，被东厂侦查到，去找胡守恒索贿。胡守恒还根本不知道这件事，但为了避免麻烦，还是送给东厂上下1000两银子才销了灾。【见《三垣笔记》第4页。】

面对满清，继承皇位的崇祯皇帝只有17岁，驾崩时只有33岁。他的主要对手皇太极是34岁登基，而且是一个极其老练的政治家。崇祯二年，皇太极入关，兵部对于当时赶往京师勤王的军队不知道如何派遣，户部为粮饷着急，工部一时之间备不齐器械，袁崇焕被捕后，祖大寿和何可纲居然带着部队逃回山海关外，满桂与清军战斗时，城墙上边发大炮配合他，却误伤满桂的部队，满桂也受伤。这一切把明朝的虚弱展露无遗。

其实关于气候，有些答主已经说了，人口的大量增长和气候造成的农业减产，最终变成了大饥荒，而当时的政府拿不出任何办法，崇祯元年陕西大饥，饿殍枕藉。懋才奉命入陕调查，见故乡吃人的惨景，於是将沿途见闻写成《备陈大饥疏》，五月十八日上报灾情。

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皮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其山中石块而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
民有不甘于食石而死者，始相聚为盗，而一二稍有积贮之民，遂为所劫，而抢掠无遗矣。有司亦不能禁治，间有获者，亦恬不知怪。日死于饥与死于盗等耳。与其坐而饥死，何不为盗而死，犹得为饱死鬼也。
最可悯者，如安塞城西，有冀城之处，每日必弃一二婴儿于其中，有号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至次晨，所弃之子，已无一生，而又有弃之者矣。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迹，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免数日后，面目赤肿，内发燥熟而死矣。于是死者枕籍，臭气薰天，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百人，用以掩其遣骸。臣来之时，已满三坑有余，而数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几许矣。
有抚臣岳和声，引盗赈饥，捐俸煮粥，而道府州县各有所施，然粥有限而饥者无穷，杯水车薪，其何能济乎？又安得不相率而为盗也？且有司束手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仅存之遗黎，止有一逃耳。此次逃之于彼，彼处复逃之于此。转相逃，则转相为盗。

计六奇《明季北略》所写，读到这里，我想一个正常的人都会流泪。并且也会为人民生活之艰难而难受，这完全是一副末日景象，但是政府还是要他们交粮饷，他们怎么会不造反，怎么会不起义。政府也有难处，东边的满清，西边的起义军，民为邦本，朝廷岂不知之，岂不恤之？ 但欲恤民，又欲赡军，何道可能两济？ 内外交困，一个贪污腐败而又毫无能力的政府机关如何去解救这些民众。（满清来了之后，又是战乱，屠杀，人民是真的很有韧性。）崇祯帝提出了自己的问题，他想问出答案，他自己有没有方案实在是不知道。

崇祯一朝五十相，更换频繁，但是前期像阉党，必须去掉，再比如周道登之流，也要去掉，问题是这些人解决的问题的办法在哪里。比如很多都是成基命这样的，对于时局无补。

在非常时刻，成基命证明自己是一名理智的顾问，但他稳重的政治理念不符合毅宗求治的急切心情，因此难以在朝局中立足。在东林后起钱谦益、重臣钱龙锡相继去职的情况下，缺乏领袖之才的成基命无法博得毅宗的信用，最终使得崇祯初年富于东林色彩的内阁一改旧貌。其人生性宽厚，对党争对手也怀仁心，但于晚明时局无补。

除此之外的党争不断也是一大因素。最后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先和满清议和，这是一个办法，但是因为种种因素不能够实现。但是最沦为表面的因素是财政危机，怎么解决财政危机。个人的一点点小看法，汉武帝时代的告缗，算缗两策其实不错。

明朝灭亡和张居正有个毛线的关系？

网上一堆不读书的成天扯淡什么张居正搞一条鞭法搞税收货币化，然后把大萌整亡了。可事实上，张居正之前，大萌北方税赋就有征收折色的，张居正改革之后，大萌本色收入和从前比也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根本没有什么张居正推动了税收货币化那么一回事。

税收货币化，是因为开中法被废，军屯逐渐废弛后，九边严重缺粮，大萌官府没钱，立了个民运粮项目，让北方几省农民把该户应缴的粮食运到九边去，这个搞法就是赋役并举，搞了一阵后北方百姓有的被沉重的徭役直接逼的破产逃亡大量田地抛荒，北方要承担供应九边任务的地区继续赋役并举下去，大萌不用等野猪皮造反就药丸了，于是民运粮这个项目早在嘉靖朝甚至更早的时候就开始折银征收了。张居正又不傻，当然清楚北方税收货币化有个大坑，还试过强令部分地区民运粮恢复本色，最后也是不了了之。

至于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影响，根本就没有有些人扯淡的那么大，北方很多地区，有没有张居正，税收都会折银征收，南方也就福建浙江山区等少数交通不便缴纳实物运输困难的地方，税收折银执行了下去，其他地方的一条鞭法最多是把杂税和徭役合并计亩征收。

自己去翻翻满清的历年财税，看看人家花了多久才基本实现税收货币化，税收货币化这种根本改革，没有漫长的时间，根本不可能推行下去好不，张居正当国才几年，改革又是哪年才开始的？

有些人把大萌地方官在搞了一条鞭后又征徭役杂税这事，也怪到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头上。用脑子想想，大萌那些官老爷们是不改革的话，他们就会少收税，少强制向人民摊派徭役么？士绅权贵的地税收不上，很多权贵士绅的佃户不用服徭役，税赋和可征徭役的基数太小，但朝廷的任务总是要完成，官老爷们能不拼命加征？

题主最后那个问题还用问么，读过书的难道不知道什么叫历史周期律么？汉武帝那么折腾依旧没把汉朝整亡了，是因为汉武时汉朝还是开国初，张居正掌权的时候，大萌都有两百多年历史了。

大萌为啥灭亡，因为它该灭亡了，大萌灭亡根本原因就是封建王朝的无解顽疾——兼并土地的士绅权贵逃避赋税和徭役。

有人说看了明末才知道近代史都没那么坑，其实之前有过之无不及的事多了，看了靖康，你可能会觉得明末也没有那么坑，而如果看了五代，你可能就会觉得大宋也没那么坑了。

石敬瑭当了7年的儿皇帝是众所周知的事，但后晋最窝囊的事显然远非丢掉幽云十六州而已。石敬瑭死后，侄子石重贵继位，决定对契丹致书自称孙儿，不再称臣^[1]，结果“契丹卢龙节度使赵延寿（汉人，原属后唐，后降契丹）欲代晋帝中国，屡说契丹击晋，契丹主颇然之”，然后契丹就来打了。

944年、945年，后晋与契丹两次交战，契丹均未得手。946年，契丹第三次南下，后晋重臣杜重威、李守贞和张彦泽等人率军向契丹投降，后晋丧失主力^[2]。947年正月，契丹军直逼开封，“百官遥辞晋主于城北，乃易素服纱帽，迎契丹主，伏路侧请罪”^[3]。石重贵全家被俘虏到契丹，后晋灭亡。也就是说，此时契丹其实已经把汴梁和中原打了下来，比靖康之变早了180年。

耶律德光进入开封时曾说：“我亦人也，汝曹勿惧！会当使汝曹苏息。”可见本来已经打算要做中原之主了。只是契丹自己的统治术不过关，在中原“纵胡骑四出，以牧马为名，分番剽掠，谓之“打草谷””，结果激起大规模的起义，辽主曰：“我不知中国之人难制如此！”，这才逐渐撤回北方。

很多人都说，赵匡胤这么雄才大略之人，怎么会想出守内虚外、重文轻武这样自废武德的馊主意？这就不难解释了，因为唐末以来藩镇割据的局面，已经威胁的不止是皇权了，而是中原王朝本身的生存，如果不是契丹自身有些问题，中国说不定就跑步进入辽朝了。

特别是如果把唐-五代-宋看作一个整体（第二帝国论），就可以发现，之后历代王朝各种颇为人诟病的缺点，往往其实出于吸取前朝历史教训的初衷。

比如说，宋朝禁军坑，这事网民都知道，朱元璋能不知道？卫所制的设立，其构想就给人一种是不是想复兴李世民的无敌铁骑的印象^[4]，结果用过了才知道，支撑军户的经济基础已经不存在了，军户纷纷逃亡，最后还是要回到募兵。

石重贵停止对契丹称臣时，李崧劝曰：“屈身以为社稷，何耻之有！陛下如此，他日必躬擐甲胄，与契丹战，于时悔无益矣。”这句话既然上了《资治通鉴》，宋主肯定是听进去了，小不忍则乱大谋嘛，结果宋朝倒是够能忍，忍大金一直忍到蒙古人打过来。

宋朝的历史教训又有人说了，都是投降派坏了事，要不是屈膝投降早恢复中原了，皇位上放头猪都比投降派强，这种论调明臣更不可能不知道。于是明朝就来了个打死不议和不和亲不纳贡。最近很多人说，大明亡在外交太僵化，饥民遍野了还多线作战，上上下下无一人敢承担议和就是罪人的骂名和压力（当然又是因为宋朝做得太过了）。归根结底，那就是清谈误国咯？于是清朝估计又学到了，又来了个君主专制巅峰，以至于万马齐喑。

归结起来，传统教科书说安史之乱是”封建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这种说法还是有一定道理的。此后可以发现一个特点，就是中原王朝开始如同着了魔一般，不断地对前朝政策矫枉过正，自身纠错能力似乎开始减弱了，而无论哪种新制度和政策都难以再做到把国家统一、政局稳定、军事强大和技术先进较为完美的结合起来。

参考

1. ^ 《资治通鉴》942年
2. ^ 《资治通鉴》946年
3. ^ 《资治通鉴》947年
4. ^ 钱穆：“明太祖平天下，原定有卫、所制度，其实也就如唐代的府兵制，不过名称不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