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据消息报道河北发现我国目前已知最早史前人类加工颜料遗存,这一发现具有哪些研究价值?

回答
根据近期媒体报道,河北发现我国目前已知最早的史前人类加工颜料遗存,这一发现确实具有极其重要的研究价值,可以从多个维度进行详细阐述:

1. 刷新我国史前人类认知下限,推Early Human Cognitive Abilities (早期人类认知能力) 的时间节点:

“最早”的意义重大: 发现的遗存是“我国目前已知最早的”,这意味着它将改写我们对中国境内史前人类掌握和使用颜料技术的历史记录。它不仅是关于“做了什么”,更是关于“何时开始做的”。
认知能力发展的重要证据: 加工颜料,特别是为了特定目的(如装饰、仪式、标记)而有意识地提取、研磨、混合和保存颜料,这背后代表着相当高的认知能力。它涉及到:
观察力: 识别具有颜色潜力的矿物质或天然材料。
理解力: 认识到这些材料经过加工后可以产生可见的颜色。
动手能力和技巧: 掌握研磨、筛分、混合等操作。
规划和长期记忆: 能够设想颜料的用途并进行相应的准备。
抽象思维: 颜色本身可能具有象征意义或用于传达信息,这超出了纯粹的物质功能。
与全球史前颜料发现的比较: 这一发现将有助于我们将其置于全球史前人类使用颜料的大背景下进行比较。例如,非洲的布龙博斯洞穴(Blombos Cave)等地的发现提供了早期人类使用颜料的有力证据。中国这一新发现将有助于填补东亚地区早期人类认知能力发展的关键空白,并可能改变我们对技术和文化传播的模式的理解。

2. 揭示史前人类的物质文化和技术水平:

颜料的来源和加工技术:
材料分析: 通过对遗存进行矿物学、化学分析,可以确定所使用的颜料种类(如赤铁矿、赭石、黄铁矿等),了解它们是如何被发现和采集的。
加工工具: 伴随遗存的研磨石、杵、容器等工具的形态和使用痕迹,将揭示史前人类在加工颜料方面的具体技术和工艺水平。例如,是否存在专门用于研磨颜料的石器,研磨的精细程度如何?
颜料的制备过程: 是否有混合其他物质(如粘合剂、防腐剂)的迹象?是否存在复杂的颜料配制过程?
功能性研究:
艺术与装饰: 如果颜料与岩画、洞穴壁画、身体彩绘、装饰品等直接关联,将证实其在艺术创作和个人装饰中的作用。
符号和信息传递: 颜料的使用可能是为了传达信息、标记领地、进行社会区分、或者在仪式活动中使用。这将为理解史前人类的社会组织和文化习俗提供线索。
功能性应用: 除了装饰和仪式,颜料在史前时期也可能用于其他功能性目的,例如作为防腐剂、驱虫剂、或者用于制作其他物品。

3. 勾勒史前社会生活和文化行为的图景:

技术传播与演化: 颜料加工技术的出现和演化,可以反映出史前人类社会内部的技术传播方式和知识积累过程。这种技术是独立发展还是受到外部影响?
社会分工和合作: 如果颜料的采集、加工或使用需要一定的技能或资源,这可能暗示着史前社会内部可能存在某种形式的分工或者合作。
信仰和精神世界: 颜料在许多文化中都与宗教、仪式和信仰紧密相连。这一发现可以为研究史前人类的精神世界、宇宙观和象征体系提供重要的物质证据。例如,他们为什么需要这些颜色?这些颜色在他们的世界里扮演什么角色?
环境适应与资源利用: 了解史前人类如何利用当地的自然资源来获取和加工颜料,也反映了他们与自然环境的互动关系以及对资源的智慧利用。

4. 推动考古学研究方法和技术的发展:

多学科交叉的典范: 对史前颜料遗存的研究需要综合运用地质学、化学、物理学、生物学、考古学等多门学科的知识和技术。这有助于推动考古学与其他学科的深度融合,促进研究方法的创新。
精细化考古发掘与分析: 如此精细的史前遗存的发现,也要求考古发掘过程更加精细化,对细节的关注也更加重要。同时,对遗存的分析需要采用更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以获取更丰富的信息。

总结来说,河北发现我国目前已知最早史前人类加工颜料遗存的重大研究价值在于:

它将中国史前人类的认知能力和技术水平向前推移,为我们理解东亚早期人类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关键证据。
它揭示了史前人类在物质文化、技术工艺、艺术表现、社会组织和精神信仰等方面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窗口,让我们得以窥见史前人类如何与自然互动,如何创造和使用符号,以及他们是如何丰富其物质和精神世界的。

因此,对这一发现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将对我们重新认识中国乃至世界的史前人类历史产生深远的影响。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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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这项研究成果中最主要的发现是赭石的使用和加工以及明确的小型石器装柄使用的证据,借此来体现距今约4万年左右的时间段内该地区的古人类行为复杂化的过程,最终依然是为研究东亚现代人的起源问题作出重要的贡献。

首先是赭石的加工。研究者发现了三件与之相关的文物,包括一件较大的、外源性的赭石,其上有持续性产生赤铁矿粉造成的擦痕、一件可能由于压碎大型赭石块以产生赤铁矿粉而产生的小而碎的赭石块和一块被赤铁矿粉染色的石板。

研究团队认为,虽然赭石加工染色的目的尚未确认(可能性包括为物品或人体上色装饰、动物皮毛制革或作为粘接剂的载体),但从赤铁矿粉的产生数量足以永久性在材料上沉积,这证明了人类的此类行为具有主动性。这个加工工作区代表了东亚地区最早的赭石加工行为,代表了4万年前该地区古人类行为的变化。


第二点是石器。这个遗址出土了比例很高的两极加工(砸击)的石制品,基本都小于40mm,显著小于硬锤加工产品;两极制品平均宽度为13.59mm,落在了更晚遗址出土的标准的细石叶的尺寸范围之内。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从尺寸上看,该遗址出现的石器落在了细石叶的范围之内,但从定义上看,该遗址出土的石器并不属于细石器。研究者将之成为“bladelet-like”(似小石叶)或“细小石器”,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细石叶。其原因在于,细石叶的认定除了尺寸之外,其生产过程和方法也是重要因素。

从概念上讲,石叶(blade)、小石叶(bladelet)、细石叶(microblade)这三个概念是需要区分的。总体来讲,石叶和小石叶主要是尺寸的区别,“石叶技术”所代表的加工方法应当是直接打制;而细石叶除了尺寸应当小于石叶之外,更为重要的是需要采用间接剥片、压制法为生产方法。而下马碑遗址的细小石器采用两极法(砸击技术)加工,显然不属于细石器技术。

并且,对于尺寸的问题,很大程度上也与研究者主观因素有关,尤其是小石叶与细石叶的分野,不同研究者有不同的认识,因而,该遗址出土的细小石器的13.59mm的平均宽度,是否属于细石叶的宽度范围,也有一定的讨论空间。

比较重要的是,该遗址的细小石器仅发现了极少数的二次加工(retouch)的痕迹,但微痕分析显示了有使用痕迹(包括动物皮毛加工、切割动物软组织、对木头的钻孔刮削和对软质植物的切割)和装柄的痕迹,其中两件发现了骨柄残留。这体现了复合工具的多功能使用。复合工具是古人类对石制品使用的重要进步,例如到新石器时代仍在使用的骨柄石刃刀,采用细石叶作为刀刃,可以非常方便地更换刀刃,保持刀刃的锋利性,这大大提高了携带使用的安全性、便利性、高效性。从这个角度看,下马碑遗址出土的细小石器对于石器技术的进步依然具标志性意义。

从这些发现的意义来看,研究团队认为这对东亚地区现代人起源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相比于更晚遗址的鸵鸟蛋皮串珠、穿孔兽牙装饰品、细石叶技术等(传统上认为属于现代人行为),下马碑遗址的赭石加工使用这样的文化因素是独特的。研究团队认为尽管不能排除下马碑遗址人群属于晚期丹尼索瓦人甚至尼安德特人的可能,但类比同时期田园洞人和稍晚的山顶洞人以及蒙古东部的Salkhit遗址,他们依然倾向于认为下马碑人群是现代人。

如果下马碑人群是现代人的话,他们与之后的现代人所表现的行为和现代特征具有明显的不同,表现出了不同形式的复杂化进程。研究团队认为这可能存在现代人与本地丹尼索瓦人的基因交流,并且可能被更晚来到的人群所取代。总体而言,这依然反映的是现代人进化、迁徙过程的复杂性、多次性。

个人见解:下马碑遗址的赭石利用和复合工具的使用在国内均属首次发现,这对研究东亚地区人类文化进程发展和行为的复杂化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但还有几个问题其实需要更深的思考和研究才能落实为突破性的结论。

首先,下马碑遗址的赭石染色行为,是属于从实用性角度的生产行为,还是精神领域的“象征性行为”?它能从怎样的角度和程度反映古人类的精神世界?可以肯定的是这种染色行为是有意为之,但是否属于“艺术创作”?从中国旧石器时代象征性行为的发现来看,除了许昌灵井的鸟雕塑之外,包括水洞沟、柿子滩等地的鸵鸟蛋皮串珠、穿孔兽牙等装饰品、刻划痕迹(例如最近发表的宁夏鸽子山的鹿牙),其象征性行为的具体含义指向(比如相对更具实际价值的装饰身体)和艺术抽象表达的程度,与西方例如威伦道夫的维纳斯(偶像崇拜?)、游泳的驯鹿、动物岩画等可能是具有明显区别的。从我个人见解来看,欧洲的旧石器时代艺术品,其审美价值和“艺术创作”的含量高于东亚,而东亚地区则体现出更多的实用性价值,倾向于在具备具体功用的物品上进行装饰。另外强调一点,对于古人类适应环境、生存之类的行为,进行不同背景下的比较和价值判断,应当是一个危险的行为。

第二,下马碑出土的遗物能从多大的程度上指示“现代人行为”?已有的发现表明,尼安德特人的象征性行为的证据,包括墓葬、音乐、艺术创作、装饰品等已经越来越多地被发现,从这个角度讲,下马碑最主要的意义在于揭示了一种与之前和之后的人群均不尽相同的文化面貌。这种文化上的改变是由于人群/人种的迁徙,还是本地文化的发展,还是如同研究团队所认为的存在基因交流,这还需要更多的、尤其是周边相近时期的发现加以证明。以尼安德特人的行为来看,具备“象征性行为”的群体并非一定是现代人;从东亚地区的发现来看,现代人群也未必一定能发现“象征性行为”,因而从考古发现的角度,“象征性行为”和“现代人”之间的关系,可能是既不充分、也不必要,它只是指代一种行为的复杂化进程,不一定能指代人种甚至物种的变化。

第三,复合工具的使用是石器使用方式进步的体现;而细石叶在东亚地区的出现则更多被认为是现代人北方路线文化交流的结果。从这个遗址来看,复合工具与细石叶技术并不是相辅相成、同时空出现的。那么复合工具究竟是因何、如何起源、其与细石叶是如何结合、东亚地区之后的复合工具使用主要是受到了哪股文化因素的影响抑或是多点起源,这些都是可能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参考资料:Wang, FG., Yang, SX., Ge, JY. et al. Innovative ochre processing and tool use in China 40,000 years ago. Nature (2022). doi.org/10.1038/s41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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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宥成,曲彤丽.旧大陆东西方比较视野下的细石器起源再讨论[J].华夏考古,2018(05):37-43+69.DOI:10.16143/j.cnki.1001-9928.2018.05.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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