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再过多少年才能不信中医？
一、 “不信中医”的含义是什么？
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先明确“不信中医”的几种可能含义：
完全否定中医理论和实践的有效性： 认为中医的一切理论（如阴阳五行、经络学说）和实践（如中药、针灸、推拿）都缺乏科学依据，无效，甚至有害。
不将中医作为首选或唯一疗法： 认同某些中医疗法可能在特定情况下有效，但不将其视为现代医学的替代品，而是作为一种补充疗法，并且需要经过严格的科学验证。
不依赖中医进行健康维护和疾病治疗： 认为现代医学足以应对绝大多数健康问题，对中医的养生保健作用持怀疑态度。
文化上不再将中医视为一种“国粹”或民族认同的一部分： 随着社会发展和国际化，对中医的文化特殊性产生疏离感。
不同的“不信”含义，其实现的时间也不同。
二、 影响“不信中医”进程的因素：
1. 科学证据的可获得性与接受度：
中医现代化与循证医学融合： 这是最关键的因素。如果中医能够被纳入现代科学的研究范畴，通过严格的临床试验（如随机双盲对照试验）证明其有效性和安全性，并将其研究成果以国际科学界普遍接受的方式呈现，那么“不信”的声音自然会减少。
挑战： 中医的理论体系（如整体观、辨证论治）与西方科学的还原论方法存在差异，这使得将其纳入现有科学框架进行验证变得困难。一些疗法（如中药复方）的复杂性也增加了研究难度。
进展： 已经有一些中药成分被提取、分离并被证实具有特定的药理作用，如青蒿素治疗疟疾。但这种“中药西制”的方式，是否就代表了中医的全部，以及是否能完全“说服”怀疑者，仍有争议。
信息公开与透明： 随着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普及，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更多元。对中医的质疑和讨论也更加公开。如果中医的疗效能够得到明确的、可重复的科学证据支持，那么“不信”的现象会逐渐减少。
2. 政府政策与监管：
中医药政策的调整： 各国政府在中医药领域的政策导向，例如对中医药研究的投入、审批标准、临床应用规范等，都会影响公众对中医的认知和接受度。
监管的科学化： 如果对中药的生产、质量控制、临床使用有更严格的科学监管，并能有效解决“三无”（无标准、无剂量、无疗效）等问题，会增加其可信度。
3. 公众教育与认知：
科学素养的提升： 随着整体科学素养的提高，人们会倾向于用更科学、更理性的视角来审视包括中医在内的各种理论和实践。
媒体宣传与舆论： 媒体对中医的报道方式（正面宣传、批判性报道、科普解释等）对公众认知有重要影响。
教育体系的调整： 在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中，如何科学、客观地介绍中医，如何引导学生建立科学的世界观，都会影响下一代对中医的态度。
4. 文化与社会因素：
中医的文化属性： 中医在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有着深厚的文化根基和历史积淀，与民族情感和传统文化紧密相连。这种文化认同感使得彻底“不信”变得困难。
信任危机与历史遗留： 过去一些不规范的中医行为、虚假宣传、以及一些难以解释的“神医”故事，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中医的整体形象，导致一些人对其产生不信任感。
对西医的认知： 对现代医学的认知和信任度也会间接影响对中医的态度。如果现代医学在某些方面存在局限性（如慢性病治疗效果不佳、副作用大），人们可能会转而寻求其他疗法，包括中医。
5. 个体经验与选择：
个人体验： 许多人对中医的态度是基于自身的治疗经历。如果他们通过中医获得了好的治疗效果，即使缺乏科学解释，也会选择相信。反之亦然。
信息茧房： 在互联网时代，人们容易陷入信息茧房，只接触到符合自己观点的信息，这会加剧观点分化。
三、 预测“再过多少年”的困难性：
这是一个动态过程： 科学进步、社会变迁、文化演进都在不断发生，中医的地位和被接受程度也会随之变化。
“不信”程度的差异： 如前所述，“不信”有不同程度。完全不信和不作为首选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
区域差异： 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公众对中医的接受度和信任度差异很大。在东亚，中医的文化基础更强，而在西方，则需要更多的科学证据来支撑。
没有明确的“开关”： 科学证据的积累、政策的调整、公众认知的转变，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没有一个明确的节点可以标记为“不信中医”的时代到来。
四、 几种可能的情景和时间线猜想（非常主观且不确定）：
情景一：中医被完全科学化，成为现代医学的一部分。
这意味着中医的核心理论能够用现代科学的语言进行解释，并且其疗法能够通过严格的科学验证。
时间线猜想： 这是一个极其漫长且困难的过程，可能需要至少几十年到一百年以上。即使在这个过程中，依然会有部分人因为文化、个人选择等原因保持原有的信念，但主流医学界和公众会基于科学证据来判断。
情景二：中医作为一种补充疗法存在，其有效性在特定领域得到科学确认。
在这种情况下，中医的地位更类似于营养学、物理疗法等，需要与其在现代医学中的定位相符。
时间线猜想： 随着中医药现代化研究的深入，可能会在未来2050年内，看到更多中药单方或复方经过科学验证，被纳入临床指南，成为特定疾病的辅助治疗手段。但与此同时，一些未被验证或被证伪的部分，可能会被淘汰或边缘化。
情景三：中医因缺乏科学证据而逐渐被边缘化，但由于文化原因仍有其市场。
在这种情况下，公众的科学素养普遍提高，对未经科学验证的疗法持谨慎态度。中医的主要受众可能是对传统文化有认同感、或在现代医学治疗中遭遇瓶颈的人群。
时间线猜想： 如果科学研究进展缓慢，或者负面信息不断累积，且主流社会更倾向于基于证据的决策，那么在未来3060年内，中医的社会影响力和普及度可能会逐渐下降，但难以完全消失。
情景四：中医的地位保持不变，但公众的信任度出现分化。
一部分人坚信中医的有效性，另一部分人对其持怀疑态度，还有一部分人将其视为文化符号而非医疗手段。
时间线猜想： 这种分化可能是一个持续的状态，没有一个确切的“再过多少年”。随着代际更替，新一代人可能在新的科学认知和社会环境中形成自己的判断。
总结：
“再过多少年才能不信中医”这个问题没有答案，因为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科技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更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中医的地位和被接受程度会随着科学证据的积累、社会认知的发展以及政策导向的变化而不断演进。
我们或许可以期待的是，未来中医的实践能够更加建立在科学证据的基础上，其价值和局限性能够被更清晰地认识和界定，从而形成一种更加理性、更加符合时代发展需求的共存模式。而“不信”与“信”之间的界限，也会随着这些变化而变得更加模糊和多元。最终走向何方，取决于我们今天在科学研究、教育普及、信息透明和理性讨论方面的努力。
网友意见
之前知乎上有人说托马斯·库恩，以及他在科哲上的范式理论。实际上库恩之前还有一个波兰生理学和微生物学家路德维格·弗莱克（Людвик Флек）在研究性病的传播史的时候已经提出了这个理论的原形了。这本书就是《一个科学事实的发生与发展：思维样式与思维集体学说导论》（Entstehung und Entwicklung einer wissenschaftlichen Tatsache）
为什么我先提这个，因为科学哲学及科学史在很多国家是只有博士才会开设的课程。本硕阶段只会开一些相对而言比较简单的哲学史课程，在我国由于过度薄弱的教育基础，这些东西都被简化了。比如在80-90年代，只有硕博研究生，而且是只有理工类的才会开设科学学课程，而且科学学也不是每个能招博士的院校都有能力开好的，能开的不错的都是些最老牌的重点院校才有能力开这些东西。比如北大、科大、天大、重大等。
后面为了更好的利用廉价劳动力，现在这些课很多院校都不开了。
也就是说，在国内能够以科学哲学角度思考这个问题的，本身就是极少数中的极少数，要么是海外名校博士毕业，要么就是99年院校扩招前的老博士。这些人有多少呢？从1979年开始博士招生到1994年结束，十几年中国自己才培养了五千左右的博士，到99年总数不会超过一万。海归就更少了。当时中国已经13亿人了。
也就是说，绝大部分人其实都没有能力从哲学高度去思考这个问题。
普通人的朴素认知就是：医学就是治病。
医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判断是否是患病的标准是什么？这么标准怎么来的？目的是什么？手段是什么？工具是什么？
能思考这六个问题，就明白问题出现在哪了。
问题不在于现代医学不够发达，而是中国有超过80%的人口，小时候是生活在技术水平和知识供应水平类似18世纪中晚期的农村，十年甚至五年就换代的现代科技已经完全超出了他们的可认知极限了。别说从科学哲学角度考虑问题了，能把CT MRI的原理说明白的就已经算得上是受教育程度非常高的人了。
对于这些人，现代医学的奇迹根本就没有说服力，因为完全理解不了是怎么回事。你说建立国家标准人委员会，搞大桶造人？你觉得他们能理解吗？
搞士官长或者阿斯塔特，裸身体重600千克，全身钛合金和碳纤维加强骨骼，能够一小时徒手捏爆3600个人的脑壳的超级战士？你觉得他们能理解吗？
他们越不能理解，就越对这些东西感到恐惧，就越笃信中医。你跟他们说我要搞克隆人，那里病了切克隆人身上的器官换上，他们会觉得你疯了。你说你要抛弃肉体，变成桶中脑，他们会觉得你该进精神病院。
这个不可能吧，愚昧是个缺省配置，而理性真不是所有人都能学得来。“天上有个看不见的巴啦啦小魔仙”这种离谱的谎言都有几十亿人信，中医这种博大精深的骗术那更不容易被戳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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