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伪满洲国有多少通敌者被清算了？

关于抗战胜利后伪满洲国“通敌者”的数量，以及他们被“清算”的具体细节，这是一个复杂且需要谨慎对待的问题。需要明确的是，“通敌者”这个词语在当时的语境下，主要指向的是在伪满洲国政权下任职，或与侵华日军合作、为虎作伥的中国人。他们的“清算”方式和程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区域，以及依据不同的历史资料，可能会存在一些差异性的说法。

伪满洲国及其“通敌者”的背景

伪满洲国是日本侵略者在中国东北扶植的一个傀儡政权，其本身就是民族压迫和对外勾结的产物。在这个政权下，为了维持统治，日伪当局必然会招募和任用一部分中国人。这些人，按照当时的民族主义立场来看，其行为无疑是对国家和民族的背叛。他们可能担任政府官员、警察、军队成员，或者在经济、文化等领域为日伪政权服务，充当其工具。

“清算”的性质与方式

抗战胜利后，中国作为战胜国，对在日本侵略期间与侵略者合作的人员进行审判和处理，是恢复国家主权和惩治汉奸的必然举措。这种“清算”通常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审判与惩处：对于罪行严重，如积极参与镇压抗日活动、出卖情报、直接参与屠杀等行为的伪职人员，会被依法审判。根据当时的法律，可能面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甚至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与社会制裁：即使未被判处刑罚，许多伪职人员也会被剥夺政治权利，在社会上受到歧视和排斥，影响其未来的工作和生活。
经济清算：一些通过不法手段在伪满洲国时期聚敛的财富，可能会被追缴。
“戴罪立功”与赦免：也有一些在战前或战后能够认识错误，并有实际贡献（例如提供情报、协助搜捕真正罪犯）的人员，可能会获得从轻处理或赦免。

数量上的模糊性与历史研究的挑战

要给出一个确切的“通敌者”被清算的确切数字，是极具挑战性的。原因如下：

1. 历史资料的不完整性：尽管国民政府和后来的中国共产党都进行了相关清理工作，但当时各地的统计、登记和审判记录可能并非全部保存完整，也可能存在统计口径上的差异。
2. “通敌者”定义的界限：什么样的行为构成“通敌”，在实际操作中可能存在一定的模糊性。有些人可能是在特定环境下被迫任职，有些人是出于个人利益，有些人则积极主动。如何准确区分和界定，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3. 历史研究的侧重点：过去的研究可能更侧重于揭露日伪罪行，对于具体有多少人受到审判和惩处，可能不是最核心的关注点。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未来可能会有更详尽的统计出现。
4. 地域差异：伪满洲国的统治区域涵盖东北三省，各地的清算工作在具体执行上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

一些历史的侧面描述

虽然无法给出确切数字，但我们可以从一些历史记载和研究中窥见一斑：

国民政府的接收与清理：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接收了东北，并开始对伪职人员进行清理。根据国民政府的《敌伪人员处理办法》，对伪职人员进行了分级处理。
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在解放区，中共也对与日伪合作的中国人进行了甄别和处理，通常采取“区别对待、宽严结合”的政策，鼓励其坦白自首，并强调改造。
审判案例：我们知道有许多伪满洲国的要员，如伪满洲国皇帝溥仪（但其主要罪名是汉奸，其在伪满的罪行属于“通敌”行为的一种）、伪国务总理张景惠、伪满洲国军政部大臣张海鹏等，都在战后受到了审判，其中一些人被判处死刑或长期监禁。还有大量的伪职官员、警察、特务等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罚。
人口基数：伪满洲国存在十几年，其政权组织架构庞大，涉及的中国籍雇员和合作者数量也相当可观。可以推测，接受清算的人数应当是数以万计，甚至更多，但具体被判刑的、被剥夺政治权利的、被重新安置的，其分类和数字都需要细致的研究。

结语

总而言之，抗战胜利后，伪满洲国的“通敌者”接受了不同程度的清算。这一过程体现了国家对维护民族尊严和惩治叛国者的决心。然而，由于历史资料的复杂性、统计口径的差异以及当时社会动荡的背景，要给出一个绝对精确的被清算者的数量和细节，是一项艰巨的研究任务。历史研究者们仍在不断地挖掘和梳理相关史料，力求更全面、客观地还原这段历史。与其追求一个笼统的数字，不如深入了解那些具体的审判案例、政策执行过程以及历史当事人的经历，更能理解那段时期“清算”的复杂性和深远影响。

网友意见

同关内比起来，伪满中高层奸逆被清算比例高得多，因为苏军不认“曲线救国”这一套，直接按级别抓了送西伯利亚了。

【被俘后的伪帝傅仪】

《长春市志公安志》记载：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伪满皇帝溥仪企图东逃日本，被苏联红军俘虏。
溥仪出逃时，留守“新京”的伪勤劳奉仕部大臣于镜涛临时当上了长春市长。他电告重庆国民党政府：“长春市一切市政由于镜涛接收，等待中央来。”他留用80多名伪满官吏，把伪首都警察厅改成长春特别市公安总局。委任原警察厅总监赵万斌为公安总局局长，保留了伪首都警察厅的全部班底。伪满洲国驻南京汪伪政权大使吕荣寰，召集伪大臣荣厚、蔡运升和实业家王荆山等人开会，组成“东北地方临时治安维持会”，吕自任会长，他通过广播，命令东北各地伪官吏维持地方秩序。随同溥仪出逃的伪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等汉奸，于8月18日回到长春，见吕荣寰抢先成立“维持会”，都很气愤。张景惠遂召集伪大臣邢士廉、谷次亨、阎传绂、卢元善、黄富俊、于静远、于镜涛、吕荣寰、阮振锋和日本官吏武部六藏、松本益雄等人开会，重新成立“东北地方临时治安维持会”，公推张景惠为会长，于镜涛、吕荣寰为副会长，刘德全为秘书长，日本人松本益雄为副秘书长。他们通过电台发表声明，表示要“维持东北地方治安”，迎接国民党来长春“接收”。这些日伪余孽贼心不死，还在梦想骑在东北人民头上作威作福。
8月19日，苏联红军进驻长春，成立卫戍司令部，对长春实行军事管制。沦陷时期打入长春的中共地下情报组织晋察冀东北青年救亡总会长春分会，在1944年日本败相已露的时候，便根据上级指示，调查伪满洲国各部大臣的各方面情况，并一一加以登记。日本投降后，东北青年救亡总会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同盟，在长春的负责人为田琛、关克，指示其成员张绍纪以给张景惠做俄语翻译的身份，利用与苏军接触的机会，设法同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张绍纪，系张景惠之子，1943年留学日本期间，参加抗日斗争。回国后，以王道书院学生、伪首都协和会嘱托和沈阳丸山制纸株式会社社长等身份为掩护，负责搜集日伪上层官吏活动的情报，并向地下情报组织提供活动经费。东北人民解放同盟，通过与苏军的接触，提供了许多日伪上层人物的情况。8月25日，苏军以开会的名义，让张绍纪带路，挨家通知伪满各部大臣，将以张景惠为首近20名伪大臣一次捕获，只逃掉韩云阶、蔡运升和荣厚3人。苏军把这些汉奸送到赤塔，后转到伯力，开始侦查日本战犯的战争罪行。1950年，新中国诞生后，苏联政府分两批把这些日伪罪犯200多人交还中国。由东北公安部派人押解到抚顺战犯管理所，进行艰苦细致的改造工作，从1959年起，分批释放。
1946年4月18日，东北民主联军攻入长春，俘获参加国民党军队作战的日军200多人。长春特别市公安局再次开展对日伪余孽的搜捕工作，仅一个多月时间，捕获日伪战犯、汉奸、宪兵和警察头目200余人。其中简任官以上的重犯60余人，包括伪奉天特务机关长三浦敏事、奉天省公署次长竹内德亥、中央银行总裁西山勉、关东军顾问中村义雄，还有伪新京特别市市长徐绍卿、民生部大臣孙其昌、伪满洲国驻日本大使谢介石、首都宪兵团少将团长于惠卿、国务院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的亲信秘书官周开亭及国民党军统特务、日本由理将军的高级翻译宋谆洲等。群众检举，只写王树藩是伪满汉奸及其住址，公安局侦察人员按纸条去抓人，王树藩来不及逃窜，当即捕获。经搜查手提包，发现其身份证，他当时任国民党哈尔滨市党部宣传科长。还通过整顿妓院和烟馆，挖出日伪特务和国民党骨干8人。
以上日伪余孽和国民党特务，除罪大恶极的经公审处决3人外，其余在撤出长春时，由东北局社会部送往佳木斯关押处理。
在搜捕日伪余孽过程中，还获得大批日伪档案，有“新京”宪兵队、警察厅特高科、军法处等档案30箱，内有日本特务机关利用中共叛徒破坏地下组织和东北抗联的材料，为后来锄奸起到重要作用。

8月25日这次“鸿门宴”抓捕颇有些戏剧性，毓蟾在《溥仪在伯力收容所》中记载：

这些伪满大臣怎么来的呢？原来这些人大都是张作霖手下的人，日本侵占东北以后，一个个当了日本人的官。日本投降后，长春地方曾由伪满大臣（掌管劳工事务）于镜涛出面临时维持。苏军进入长春以后，设立了卫戍司令部，还叫于当了长春市临时市长。有一天，张景惠以下各伪满大臣都接到了苏联卫戍司令部的“请帖”，请他们赴晚宴。这些人都是官迷心窍，想到这次苏联卫戊司令宴请，必是“共商大计”，说不定还能捞上个原职原官当当。没想到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苏联卫戍司令官说：你们大家知道你们的皇帝在哪里吗？他现在正在苏联，生活得很好。他是非常想念你们的，你们不想见见他吗？这一问，把这些伪满大臣们问得面面相觑，无言可对，好象是往热昏的脑袋上浇上一大盆凉水。宴会就此结束，各大臣们分别先回“官邸”。原来有个日本人的住宅叫“三浦公馆”(三浦是日本驻长春的宪兵首脑)，便当作了临时的俘虏收容所。陆续收容齐了，分作两批都送到这里来。

最悲剧的是于镜涛，由于苏军尚用其维持秩序，没准备一并送到西伯利亚，然而于镜涛被张景惠等叫来，只好一同走了。其子于祺元在《长春光复前后的记忆》中记载：

1945年8月25日，原伪满军事部大臣邢士廉、伪驻日大使吕荣寰和张景惠大公子张绍纪三人一上班便到市政府找到父亲说：“苏军已通知‘满洲国’政府高官今天到苏联红军长春驻军司令部（现吉林省委大楼）开会。总理（指张景惠）希望你也过去看看，否则他心里没有底。”其实这个情况，前天父亲已知道，加尔洛夫少将还给他看通知开会的名单，问他是否还有遗漏的人？因为父亲是现任市长，名单上未列他的名字，也未通知他开会。这天邢士廉等人来找他，因碍于情面和另有想法，遂答应他们一同去看看。当他们到达会场后，加尔洛夫和另两名中将很吃惊，并一口同音地问：“你怎么也来啦？”“你愿去吗？”父亲没有回答，只是笑了笑。人员到齐后，科瓦廖夫大将出来简单地说：“现在时局还不稳定，你们呆在这里很不方便，我们认为还是到苏联去比较好。”到会的人都沉默无语。科瓦廖夫和另外几位将军到隔壁房间商量了一小会儿出来对父亲说：“你来了，大家都看到，不能再走啦，从这里出去一个人，都得经过斯大林批准。”当年长春比东北其他城市都特殊，长春发生的大事小情，都得通过斯大林同意。最后苏军让到会的人都给家人写个条子，列出需要带什么生活用品，再派人到各家去取。苏军在取物品时，还顺便收缴了各家拥有的自卫枪支。苏军为了安全和保密，先将这些伪官吏用飞机送到内蒙古王爷庙（现乌兰浩特），三天后又返回长春，集中安排在长春西安桥外的“三浦公馆”（原日本关东军宪兵司令官三浦三郎中将的住宅）。这样转来转去，使人们猜不到他们的去向。在这里住了三天后，他们便被送到苏联远东的赤塔。

时任九台县伪县长的高丕琨在《在苏联战俘营》中回忆：

10月2日，那个苏军克格勃少尉亲自把我带到日本侨民会，拘留起来了。10月3日，用大卡车把我等4人载到吉林市，拘留于天主教会。
根据我当时的观察，我认为苏联进军东北，其进驻地方的一般官兵对中国老百姓尚属和蔼，即对在伪政权下当过差的人，也很客气；惟独克格勃则不然，认定了就办，独行其是，概不宽容。也许是其职业的性质，克格勃不讲人情，也不考虑别人的意见。一被逮捕，有口难辩。听说吉林省伪省长徐家桓和各伪厅长均被苏军看管，所以我之被捕亦非例外。况且我的现在处境非常艰难。我以待罪之身，无依无靠实在应付无方，而且地方的情况也越来越复杂。心想不如借克格勃逮捕之机，在拘留所休息休息。将来政府问起责任来，可以苏军逮捕为由进行推诿，政府也不至于给我罪上加罪。再说我没有犯苏联的法，他也无法处我的罪，即或把我带到苏联，权当留学。我就在这样的糊涂思想支配下，心平气和地任凭克格勃的摆布了。
10月3日克格勃少尉把我们4人带到吉林市天主教堂，锁在一间小房子里就不管了。当时董子芹（伪街长）和老周（伪县法官）患病，不进饮食，身体极度虚弱。几天后少尉先后两次叫我过堂，一个少年白俄当翻译（用日语）。我首先向他请求给董、周二人治病，但少尉理也不理我，就开始审问。就我的任职、公事、有无反苏反共行为等一一提问，并由少尉作了笔录。签字前，翻译念笔录给我听时，和我的意思不合，我遂把我的意思又说一遍，让他更正。少尉问何事，翻译回话后，少尉又说丁几句。随后，翻译说，就是你的那个意思，不必修改了。就这样，我们3人都在笔录上签了名。
在天主教堂和我拘留在一起的有个名叫陈保罗的，是南方人，当时充任伪吉林俱乐部电影院经理，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和俄语。他先是给这个少尉当翻译，以后因为少尉发现在电影院每日向日伪警察厅和宪兵队填报看电影人数的表格上印有“认为有可疑者须即时报告”的字样，遂认为陈宝罗是特务而把他拘留起来了。陈对我说，有一次少尉审问我时，他在邻室听见那个翻译关于大东亚共荣圈那一段有些出入。我闻听之后，就求陈得机会代我向少尉致意，要求再审问我一次。但少尉以后再未问过我，就这样定了案，把我带到苏联准备交军事法厅裁判。在归国前半年，有一天苏联俘虏收容所专案组的军官找我查对口供，翻译是一个姓金的朝鲜人，俄语、汉语的水平都相当高，他把我的口供一一地译给我听。我一听大为震惊：笔录上说“我为日本人向农民征购粮食和牛、猪以及军马，供给日本关东军作为攻击苏联的准备。并极力教育中国人协助日本人建设大东亚共荣圈，为日德在乌拉尔会师作贡献”等等，这简直是歪曲事实，任意捏造。我把原话“大东亚共荣圈是日本妄想称霸世界、拉拢亚洲各国的圈套，我没听说过它还包括苏联的乌拉尔。法西斯头子们想在乌拉尔会师，我看那是白日做梦，妄想”重复了一遍，审问的军官一一都记下来。他也认为一个新上任的伪县长不会如此供述和丑化自己，认为是翻译人员的失误。结果断定我没有触犯苏联刑法，是无罪的。
有一天早晨，苏军把我和于作舟、陈保罗，还有另外3人，由天主教堂转移到附近的民宅。陈保罗说克格勃上级要来视察，才把我们这些不合乎拘留条件的移到此处，看情形，我们有释放的可能。可是第二天又迁回原地。隔了两天，由几个苏军带我们几个人到市内浴池沐浴。翌日早晨，苏军用卡车将我等10余人送到开往敦化的火车上。这里面没有陈保罗，可能他被释放了。不久火车开动了。车行至秋梨沟站，在站台上放的火药爆炸了，车耽误了3个小时，夜间才到敦化。从车站步行到目的地，辨别不出来这是什么地方。好像人很多，我猜测是被拘留者的集中地。在这里住了几天，没有任何动静。在我住的邻间有个叫李土令的是伪吉林市动员科长。他说苏军要把我们带到苏联去，服劳役，恐怕再也回不去家了。言下颇有潸然泪下之慨。因为中间是胶合板壁，听得很清楚。有一天夜间，一个苏军上尉找我等去问话，问的都是关于健康情况，我立即感到要离此远去。果然，于11月7日早饭后让我们分乘布篷木凳大卡车，我所在的那辆车坐了30多人。我由家走的时候穿着棉袄、棉裤，身上不感觉冷；脚穿单皮鞋、单袜，冻得厉害。当夜在牡丹江露天过夜。同行者有七八辆车。在翌日活动时，我遇见了伪吉林省长徐家桓，全身缠着日本女孩子的花棉衣，冷得直打哆嗦，其状甚为狼狈。他对我说，没有想到晚年还要流放到外国去受罪。言下不胜悲酸！以后，在古劳帖犒(中国人叫四站)，苏联把他释放送回吉林。于11月8日夜间，我们到了苏联的古劳帖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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