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渊作为隋朝丞相，封唐王，后逼迫隋主禅位，其所作所为与曹操几乎无二。为什么独曹操被认为是篡位奸雄？
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也触及了历史评价的复杂性和多重标准。李渊和曹操在历史上都扮演了类似的角色：在一个动荡的王朝末期，他们都是掌握实权的大臣，并且最终通过某种形式获得了最高权力。然而，历史对两人的评价却截然不同。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从多个维度进行分析：
一、 历史背景的差异：
隋朝与东汉末年环境的相似性与不同性：
相似之处： 两者都是王朝末期，政治腐败，天下大乱，民不聊生。都出现了割据势力和农民起义。
不同之处（这是关键）：
隋朝的统治基础： 隋朝是在北周基础上建立的，虽然有暴政，但其统一的天下是相对年轻的，尤其是在隋文帝杨坚时期，隋朝有过短暂的强盛。隋朝灭亡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隋炀帝的滥用民力（如大规模工程、三次征辽等）和统治者的残暴。
东汉的统治基础： 东汉王朝已经延续了近四百年，其制度和王朝权威在长期内耗下已经极其衰败。曹操面对的是一个更成熟但更腐朽的政治体制，权力分散且各地豪强林立。
李渊的上位方式：
李渊作为唐国公，他的起兵并非完全孤立。他继承的是他的父亲李虎（西魏八柱国之一）的功勋和政治资源。在隋末大乱中，他镇守太原，拥有一支精锐的部队。
李渊的行动可以被看作是响应“反隋”的浪潮，并且他巧妙地利用了瓦岗军等其他起义力量的牵制，从而得以进军关中。
隋恭帝杨侑是隋炀帝的孙子，是被李渊“拥立”为帝的，这在形式上是一种“奉天子以令不臣”的策略，虽然本质上是控制朝廷，但比直接废黜皇帝更显“合理”。他逼迫隋主禅位，是通过“劝进”和“传国玺”等方式，虽然是政治操作，但在形式上更迂回。
曹操的上位方式：
曹操起于微末，靠的是个人才能和军事力量，逐渐掌握了东汉的中央大权。他虽然挟持汉献帝，但汉献帝名义上仍然是皇帝，曹操也曾多次在形式上表达对汉献帝的忠诚，例如“奉天子以令不臣”。
曹操的“权力”是通过逐步蚕食、架空、控制汉献帝而实现的。他没有直接逼迫汉献帝禅位，而是通过一系列政治操作（如赐国姓、建立魏国公、最后受魏王之封）来巩固自己的地位，最终为曹丕称帝铺路。
曹操的儿子曹丕最终逼迫汉献帝禅位，完成了“篡位”这一行为。而曹操本人在世时，虽然权倾朝野，但名义上仍是汉臣。
二、 道德评价的依据：
“篡位奸雄”标签的形成：
儒家思想的影响： 中国传统历史评价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强调“正统”、“忠君”、“仁义”。曹操的行为，在儒家看来，是背叛了君主，破坏了政治秩序，无论其功绩如何，都难以洗刷“奸雄”的污名。
“正统”的构建： 史书往往由胜利者书写，或者在胜利者的主导下书写。唐朝作为李渊建立的王朝，其合法性需要得到证明。将前朝的建立者描绘成英雄而非奸臣，是符合自身利益的。而曹操及其继承者篡夺了汉朝的江山，建立了新的王朝（曹魏），因此，后世（尤其是在晋朝和南朝时期，这些朝代或多或少与汉室存有联系，或者需要论证其“正统性”）在评价曹操时，更容易带有批判的色彩，强调其“篡位”行为。
李渊的历史叙事：
唐朝建立后，对李渊的评价很大程度上是由唐朝官方主导的。为了论证唐朝建立的合法性，以及李渊本人的功绩，历史叙事会倾向于将李渊塑造成一位顺应天命、结束乱世的英雄。虽然他也具备“逼迫禅位”的嫌疑，但其行为在唐朝官方的解读中，更多被视为一种“顺应民心”的政治策略。
唐朝建立后，在史官的笔下，李渊的形象被美化了。他被描绘成一位顺天应人、识时务的君主，他的起兵是被描绘成一种“受命于天”的合法行为。
三、 历史评价的“事后诸葛亮”与立场：
胜利者的视角： 历史往往是胜利者书写的。李渊建立了唐朝，成为新的正统王朝的开创者，他的行为自然被后来的唐朝史官从维护自身合法性的角度进行解读和书写，并带有褒扬的成分。
曹操所处时代的复杂性： 曹操所处的东汉末年，汉朝的统治权威已经名存实亡，地方军阀割据。曹操在某种意义上是稳定了北方局势，并且在形式上仍然尊奉汉室。他的行为，在当时很多人看来，可能并非完全不可接受。然而，随着历史的推移，特别是晋朝建立后，对汉朝的怀念和对“正统”的强调，使得曹操“篡位”的负面评价逐渐巩固。
“奸雄”一词的指向： “奸雄”一词带有强烈的贬义，它强调了阴险、狡诈、不择手段。曹操在政治斗争中，确实展现了这些特质，例如“挟天子以令诸侯”、“屠城”等行为，都让他背负了负面标签。而李渊虽然也运用了政治手腕，但其公开的行为和其后唐朝官方的解读，使其“奸雄”的标签没有像曹操那样深入人心。
四、 具体行为的细微差异（尽管实质相似）：
“奉天子以令诸侯” vs. “拥立”： 曹操通过控制汉献帝，在名义上仍然是汉臣，但实际上掌握了最高权力。这是一种“挟持”。李渊则是在隋朝已经内乱，隋炀帝已经遇害（在江都）的情况下，进入关中，拥立了一个年纪尚幼的隋恭帝，然后通过“禅让”的方式获得皇位。虽然都是政治操作，但在形式上，李渊的动作似乎更“温和”一些，即他获得了“禅让”的程序。
“功盖天下”与“道德瑕疵”： 曹操的政治和军事才能毋庸置疑，他统一了北方，为后来的统一奠定了基础。但他的手段往往被认为过于残酷和无情。李渊同样有军事才能，并且其子李世民更是雄才大略。唐朝的建立，也象征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总结来说，李渊之所以不像曹操那样被普遍认为是“篡位奸雄”，主要原因在于：
1. 历史叙事的构建： 唐朝作为新王朝，需要为其统治的合法性进行辩护。史官们从维护唐朝统治的角度，对李渊的评价相对正面，将其描绘成顺应天命的开国君主。
2. 形式上的差异： 李渊的“禅让”在程序上比曹操最终被动摇的汉室“禅让”更为“完整”，虽然本质上都是政治操控，但给后人留下了不同的历史印象。
3. 道德评价标准的演变： 中国传统历史评价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强调忠君和正统。而“篡位”本身就是一种颠覆正统的行为。虽然李渊的行为也可能被质疑，但唐朝开国后的历史叙事有效地弱化了其负面色彩。
4. “奸雄”标签的累积： 曹操的许多具体行为，如屠城、权谋手段等，使其“奸雄”的形象在民间和后世的史书中不断被强化和固化。
因此，尽管李渊和曹操在权力获取的实质上存在相似之处，但由于历史背景、政治策略、后世的史书编写以及文化价值观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他们最终在历史评价上呈现出了截然不同的面貌。李渊被塑造成了一位开国君主，而曹操则长期被定格为一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篡位奸雄”。
一、 历史背景的差异：
隋朝与东汉末年环境的相似性与不同性：
相似之处： 两者都是王朝末期，政治腐败，天下大乱，民不聊生。都出现了割据势力和农民起义。
不同之处（这是关键）：
隋朝的统治基础： 隋朝是在北周基础上建立的，虽然有暴政，但其统一的天下是相对年轻的，尤其是在隋文帝杨坚时期，隋朝有过短暂的强盛。隋朝灭亡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隋炀帝的滥用民力（如大规模工程、三次征辽等）和统治者的残暴。
东汉的统治基础： 东汉王朝已经延续了近四百年，其制度和王朝权威在长期内耗下已经极其衰败。曹操面对的是一个更成熟但更腐朽的政治体制，权力分散且各地豪强林立。
李渊的上位方式：
李渊作为唐国公，他的起兵并非完全孤立。他继承的是他的父亲李虎（西魏八柱国之一）的功勋和政治资源。在隋末大乱中，他镇守太原，拥有一支精锐的部队。
李渊的行动可以被看作是响应“反隋”的浪潮，并且他巧妙地利用了瓦岗军等其他起义力量的牵制，从而得以进军关中。
隋恭帝杨侑是隋炀帝的孙子，是被李渊“拥立”为帝的，这在形式上是一种“奉天子以令不臣”的策略，虽然本质上是控制朝廷，但比直接废黜皇帝更显“合理”。他逼迫隋主禅位，是通过“劝进”和“传国玺”等方式，虽然是政治操作，但在形式上更迂回。
曹操的上位方式：
曹操起于微末，靠的是个人才能和军事力量，逐渐掌握了东汉的中央大权。他虽然挟持汉献帝，但汉献帝名义上仍然是皇帝，曹操也曾多次在形式上表达对汉献帝的忠诚，例如“奉天子以令不臣”。
曹操的“权力”是通过逐步蚕食、架空、控制汉献帝而实现的。他没有直接逼迫汉献帝禅位，而是通过一系列政治操作（如赐国姓、建立魏国公、最后受魏王之封）来巩固自己的地位，最终为曹丕称帝铺路。
曹操的儿子曹丕最终逼迫汉献帝禅位，完成了“篡位”这一行为。而曹操本人在世时，虽然权倾朝野，但名义上仍是汉臣。
二、 道德评价的依据：
“篡位奸雄”标签的形成：
儒家思想的影响： 中国传统历史评价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强调“正统”、“忠君”、“仁义”。曹操的行为，在儒家看来，是背叛了君主，破坏了政治秩序，无论其功绩如何，都难以洗刷“奸雄”的污名。
“正统”的构建： 史书往往由胜利者书写，或者在胜利者的主导下书写。唐朝作为李渊建立的王朝，其合法性需要得到证明。将前朝的建立者描绘成英雄而非奸臣，是符合自身利益的。而曹操及其继承者篡夺了汉朝的江山，建立了新的王朝（曹魏），因此，后世（尤其是在晋朝和南朝时期，这些朝代或多或少与汉室存有联系，或者需要论证其“正统性”）在评价曹操时，更容易带有批判的色彩，强调其“篡位”行为。
李渊的历史叙事：
唐朝建立后，对李渊的评价很大程度上是由唐朝官方主导的。为了论证唐朝建立的合法性，以及李渊本人的功绩，历史叙事会倾向于将李渊塑造成一位顺应天命、结束乱世的英雄。虽然他也具备“逼迫禅位”的嫌疑，但其行为在唐朝官方的解读中，更多被视为一种“顺应民心”的政治策略。
唐朝建立后，在史官的笔下，李渊的形象被美化了。他被描绘成一位顺天应人、识时务的君主，他的起兵是被描绘成一种“受命于天”的合法行为。
三、 历史评价的“事后诸葛亮”与立场：
胜利者的视角： 历史往往是胜利者书写的。李渊建立了唐朝，成为新的正统王朝的开创者，他的行为自然被后来的唐朝史官从维护自身合法性的角度进行解读和书写，并带有褒扬的成分。
曹操所处时代的复杂性： 曹操所处的东汉末年，汉朝的统治权威已经名存实亡，地方军阀割据。曹操在某种意义上是稳定了北方局势，并且在形式上仍然尊奉汉室。他的行为，在当时很多人看来，可能并非完全不可接受。然而，随着历史的推移，特别是晋朝建立后，对汉朝的怀念和对“正统”的强调，使得曹操“篡位”的负面评价逐渐巩固。
“奸雄”一词的指向： “奸雄”一词带有强烈的贬义，它强调了阴险、狡诈、不择手段。曹操在政治斗争中，确实展现了这些特质，例如“挟天子以令诸侯”、“屠城”等行为，都让他背负了负面标签。而李渊虽然也运用了政治手腕，但其公开的行为和其后唐朝官方的解读，使其“奸雄”的标签没有像曹操那样深入人心。
四、 具体行为的细微差异（尽管实质相似）：
“奉天子以令诸侯” vs. “拥立”： 曹操通过控制汉献帝，在名义上仍然是汉臣，但实际上掌握了最高权力。这是一种“挟持”。李渊则是在隋朝已经内乱，隋炀帝已经遇害（在江都）的情况下，进入关中，拥立了一个年纪尚幼的隋恭帝，然后通过“禅让”的方式获得皇位。虽然都是政治操作，但在形式上，李渊的动作似乎更“温和”一些，即他获得了“禅让”的程序。
“功盖天下”与“道德瑕疵”： 曹操的政治和军事才能毋庸置疑，他统一了北方，为后来的统一奠定了基础。但他的手段往往被认为过于残酷和无情。李渊同样有军事才能，并且其子李世民更是雄才大略。唐朝的建立，也象征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总结来说，李渊之所以不像曹操那样被普遍认为是“篡位奸雄”，主要原因在于：
1. 历史叙事的构建： 唐朝作为新王朝，需要为其统治的合法性进行辩护。史官们从维护唐朝统治的角度，对李渊的评价相对正面，将其描绘成顺应天命的开国君主。
2. 形式上的差异： 李渊的“禅让”在程序上比曹操最终被动摇的汉室“禅让”更为“完整”，虽然本质上都是政治操控，但给后人留下了不同的历史印象。
3. 道德评价标准的演变： 中国传统历史评价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强调忠君和正统。而“篡位”本身就是一种颠覆正统的行为。虽然李渊的行为也可能被质疑，但唐朝开国后的历史叙事有效地弱化了其负面色彩。
4. “奸雄”标签的累积： 曹操的许多具体行为，如屠城、权谋手段等，使其“奸雄”的形象在民间和后世的史书中不断被强化和固化。
因此，尽管李渊和曹操在权力获取的实质上存在相似之处，但由于历史背景、政治策略、后世的史书编写以及文化价值观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他们最终在历史评价上呈现出了截然不同的面貌。李渊被塑造成了一位开国君主，而曹操则长期被定格为一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篡位奸雄”。
网友意见
这事儿曹操是有路径图的：
曹瞒传及世语并云桓阶劝王正位，夏侯惇以为宜先灭蜀，蜀亡则吴服，二方既定，然后遵舜、禹之轨，王从之。
即一统天下，然后代汉称帝。
王朝正统性来源无非两条：一为血统，一为事功，说白了就是统一即正统。《资治通鉴》把这概念扯得挺明白了。
臣愚诚不足以识前代之正闰，窃以为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也。
曹操真能混一海内，搁古代那也叫天命攸归，估计也没谁会计较他那点“无君”的破事。问题是这位加紧篡位步骤的同时，不但未能建功立业，反而越活越抽抽，前脚称了魏王，后脚就在汉中、襄樊被打得稀里哗啦，险险乎黄河以南且不可保，即便生子当如孙仲谋，好容易稳住局面，也与统一十三不靠了。
既无血统加持，亦无事功背书，老曹也清楚若迈出最后一步，难逃一个“篡”字，因此终身有实无名，宁可以周文王自诩，也不肯居炉火之上。问题是老子不想遗臭万年，儿子却是崽卖爷田不心疼，老曹尸骨未寒，丕仔就来了个临门一脚，奈何奈何。按说，丕仔先上车后买票倒也不是不可以，但这位来了个逃票到底，这下彻底完犊子。
虽说最后一步是丕仔干的，但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老曹还想不认命？
更麻烦的是曹魏不但没能一统，最大的冤家对头还是汉室宗亲，打着前朝的旗帜，这事儿该从哪儿说起呢？想想倘若洛阳的杨侗搞定了内忧外患，和李唐并立始终，李渊现下又能是什么名声？
前朝尾巴没剪干净，也导致了正统之争。奉曹魏为正统的时代还好说，到了东晋已经开始苗头不对，北宋正式和稀泥，往后干脆以蜀汉为正统。既然蜀汉为正统，曹魏能是什么？他老曹能是什么？
总之，菜就是原罪，他老曹倘若能学李渊、李二凤父子荡平九州，还扯什么篡位？再说，优生优育要记牢，有曹仲谋就行了，曹丕这种坑爹货就该早早掐死，也落个身后清名不是？指不定他老曹就与霍光并称“曹霍”了。（大雾）
因为李世民是好蛋，所以李渊必须是好蛋。因为诸葛亮是好蛋，所以曹操必须是坏蛋（这两对朝政的掌控程度也一样）。李世民和诸葛亮，才是问题的根本。
全是同行衬托的好啊！
汉灵帝，汉献帝这俩再昏庸，比起杨广可是差远了，杨广可是把全天下的百姓折腾的生不如死。汉家皇室祖上得国正，有民心，推翻汉朝违背人心。隋朝第一代就是篡位，得位不正，第二代又倒行逆施，推翻隋朝正是人心所向。
再说业绩，唐朝可是正儿八经统一了全国，到了第二代，李世民的功绩怎么吹嘘都不为过。曹操自己就没统一中国，留下的烂摊子，儿子也没收拾好，甚至自家的江山都被夺了，沦为笑柄。
这番对比之下，风评相差甚远，不是很正常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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