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不参考任何史记书籍，我们仅以考古实物证明，可以确定的历史事件或人物有哪些？
然而，我们可以基于考古实物，推断出一些非常确定的事实和人物。以下是一些例子，并尽量详述它们的考古证据和所证明的意义：
1. 早期人类的出现与活动
考古实物： 旧石器时代的石器（如手斧、刮削器）、动物骨骼（包含被加工的痕迹）、早期人类化石（如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尽管其本身就是一种“实物”）。
证明的事件/事实：
早期人类的存在与生存能力： 这些石器证明了早期人类能够制造工具，进行狩猎和采集，具有基本的生存技能。动物骨骼上的切割痕迹更是直接证据。
早期人类的分布： 不同地点发现的石器和化石，表明了早期人类在不同地域的活动范围。
使用火的痕迹： 在一些遗址中发现的灰烬和烧过的骨头，可以证明早期人类已经学会并使用了火，这对他们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
局限性： 我们无法确定具体的个人姓名，也无法知道他们确切的社会组织形式、语言或更复杂的文化活动。
2. 农业的起源和发展
考古实物： 不同时期的磨制石器（如石犁、石斧、石镰）、陶器、碳化谷物（如小米、稻谷）、动物骨骼（驯化动物的特征）、早期村落遗址（房屋残迹、粮仓遗迹）。
证明的事件/事实：
农业生产的出现： 发现的谷物化石证明了人类开始种植和收割农作物。磨制石器的出现则显示了更高效的农业工具。
家畜的驯化： 驯化动物骨骼的骨骼学特征（如骨骼结构、牙齿磨损程度）与野生动物不同，可以证明家畜的存在。
定居生活的开始： 村落遗址的出现，标志着人类从游牧转向定居，形成了早期的聚落。粮仓遗迹则证明了剩余粮食的储存，这是农业文明的重要标志。
陶器的发展： 陶器的出现标志着人类掌握了火的使用和物质加工的新技术，也方便了食物的储存和烹饪。
局限性： 依然无法确定具体的个人姓名，也难以精确描绘不同地区农业发展的具体过程和相互影响。
3. 文字的起源与早期使用（以中国为例）
考古实物： 甲骨文、金文（青铜器上的铭文）、陶符等。
证明的事件/事实：
文字的存在： 甲骨文和金文是成熟的文字系统，证明了当时（商朝晚期至西周）已经有了记录信息、进行交流的书写工具和系统。
早期文字的使用场景： 甲骨文多为占卜记录，证明了文字在宗教祭祀和政治决策中的运用。金文则多为册命、赏赐、祭祀等内容，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制度和礼仪活动。
早期王室/贵族的活动： 大量的青铜器铭文通常与当时的王室、诸侯以及贵族有关，上面记录了他们的身份、功绩、赏赐等，间接证明了这些人物的存在和他们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地位。
可确定的“人物”（间接）： 虽然我们无法直接看到“商王武丁”的肖像，但刻有其贞问内容（例如，他占卜某事）的甲骨是证明他作为统治者进行活动的考古证据。类似的，青铜器上的铭文可以明确指出某位诸侯、将领的姓名，以及他接受的赏赐或执行的任务。例如，著名的毛公鼎，其铭文记录了西周宣王对毛公的册命，虽然我们无法直接见到“毛公”本人，但铭文是证明其存在及其被册命这一事件的直接物证。
4. 重大政治和军事事件（以中国为例）
考古实物：
秦始皇陵兵马俑： 规模庞大，数量众多，形制统一的陶质兵马俑。
烽火台遗址、兵器（如铜剑、箭头、铠甲碎片）
城墙遗址、宫殿遗址
证明的事件/事实：
秦朝的强大国力与军事组织： 兵马俑的规模和精细程度，证明了秦朝强大的生产能力、组织能力以及其高度发达的军事系统和军队规模。它直接反映了“秦朝拥有庞大的军队”这一事实，并且从兵马俑的军事编制和装备，我们可以推断出当时的军事部署和作战方式。
统一战争： 兵马俑中大量战车和士兵的形象，以及各地发现的战国时期的兵器和城防遗址，共同证明了中国古代曾经发生过大规模的统一战争，以及在此过程中使用的武器和战术。
早期城市文明和国家形态： 早期城墙、宫殿遗址表明了早期国家的形成、城市的建设以及统治阶层的存在。
局限性： 虽然我们能看到兵马俑士兵的形象，但无法确定他们的姓名。兵马俑的制作是为了陪葬秦始皇，其本身并非记录秦始皇生平事迹的“史书”，但其存在的宏大工程本身就是对秦朝强大国力和组织力的证明。
5. 特定文化和信仰的实践
考古实物： 墓葬中的随葬品（如陶器、玉器、青铜器、祭祀用品）、宗教建筑遗址（如寺庙基址、祭坛）、雕塑、壁画。
证明的事件/事实：
生死观和葬俗： 墓葬的形制、随葬品的种类和数量，反映了不同时期、不同阶层的死亡观念、对来世的想象以及葬礼习俗。例如，大量随葬品表明了墓主人身份的尊贵和对来世的重视。
宗教信仰和祭祀活动： 祭祀遗址、宗教建筑、祭祀用品（如祭祀用的器皿、动物骨骼）证明了当时社会存在着对神灵、祖先的崇拜以及相应的祭祀活动。
艺术和审美： 各种精美的工艺品（如玉器、青铜器、绘画、雕塑）展示了不同时期人们的艺术水平、审美情趣和技术能力。
局限性： 同样，我们难以确定具体的信徒或祭司的名字，但可以确定“当时人们有某种特定的信仰和祭祀方式”。
总结：
在严格排除任何文献参考的情况下，考古实物能够确定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主要是那些通过物质遗存直接或间接证明了其存在和活动的。
可以确定的“事件/事实”：
早期人类的生存活动（制造工具、用火、狩猎采集）。
农业的起源和发展（种植、驯化、定居）。
文字的发明和初步使用。
大规模的社会工程（如城市建设、陵墓修建）。
军事活动和技术的发展（兵器、城防）。
特定时期的社会组织形态和经济活动（通过墓葬、遗址推断）。
宗教信仰和文化习俗。
可以确定的“人物”（通常是间接的，通过其遗物或与其相关的铭文）：
古代的统治者（如王室成员、贵族），他们的存在可以通过其陵墓、宫殿、以及刻有其名字或事迹的器物（如青铜器铭文）来证明。
一些重要的官员、将领，他们的事迹也可能通过铭文记录在青铜器等物品上。
艺术家、工匠，通过他们制作的精美器物，可以推断出他们的技艺和存在。
关键在于，考古实物本身是证据，但对这些证据的解读和还原历史事件，往往需要将其与更广泛的考古背景、文化类型以及其他同类实物进行对比和分析。如果完全排除了任何对文献的参考，那么对许多发现的“意义”和“细节”的理解将会非常有限，只能停留在“这是工具”、“这是墓葬”、“这是文字”的层面。但即使如此，仅仅通过这些实物，我们已经能够勾勒出人类早期文明发展的基本轮廓。
网友意见
如果不参考历史记载，什么都不能证明。
历史研究最基础的一个原则是“孤证不立”。如果没有历史记载，文物本身也不过就是个“孤证”而已。
在历史研究中，文物的价值是与历史记载相印证，来判断到底何为真、何为假，而不是说文物就一定是真的。
随便举个例子，之前新疆曾发现过一批唐代文书，其中有一个文书的落款时间是“建中十六年”，但在真实的唐代，“建中”这个年代只用了14年。后来一对比，参考其他资料，学者们就知道这是因为当时吐蕃断绝了唐朝中央与西域的交通，新疆地区的唐人知道“建中”这个年号已经被废是很多年之后时候，所以会依然延用“建中”这个年号。
如果没有史记记载“建中”这个年号只用了14年的话，那么很多人可能一看到“建中十六年”的落款，就认为建中这个年号使用了至少有16年。
如果有这个认识的话，那么如果某日陕西西安出土了一个落款为“建中十五年”的诏书，就有可能被认为是真的。但如果有史籍记载，我们已经知道建中年号就用了14年，那“建中十五年”的诏书自然就知道是后人伪造的。
所以，并不是文物以及考古发现就是确定无疑的。诸如碳14测定这些技术手段，最多只能将文物的制作年代确定于一个时间段里，而不能准确地确定是哪一年。想要具体确定这些文物归属于谁，则必须要依托具体的史籍来进行确定。如果没有史籍，那么很多东西就只能是推测——比如良渚文明、河姆渡文明、仰韶文化、红山文化等，都不见于历史记载，这就导致很多出土文物我们根本无法判断它的制作工艺、用途等，今天博物馆里对这些展品的介绍里，很多都会说“据推测，此文物可能是祭祀所用”。这个“推测”反而才是“臆想”的历史。
对于这些文物的研究者来说，他们最盼着的就是找到关于这段历史的文字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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