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早就听说了很多新闻报道讲到我国农村基督教信众的飞速增长以及对基层组织构成的挑战问题,同时最近石家庄疫情传播方式疑似地下宗教活动聚集传播,于是出于好奇去查阅了一下目前我国基督教信徒数量的数据。
经济学人在2020年发布的数据显示[1],目前基督教信众数量有三个口径、一方面是官方公布的数据;第二是中国学者公布的数据;第三是国外学者的数据。
2018年我国发布的第二部宗教白皮书《中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实践》认为在我国已有3800多万名基督徒[2]。
中国主要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等宗教,信教公民近2亿,宗教教职人员38万余人。佛教和道教信徒众多,但普通信徒没有严格的入教程序,人数难以精确统计。佛教教职人员约22.2万人。道教教职人员4万余人。10个多数人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总人口2000多万人,伊斯兰教教职人员5.7万余人。天主教信徒约600万人,宗教教职人员约0.8万人。基督教信徒3800多万人,宗教教职人员约5.7万人。中国还存在多种民间信仰,与当地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结合在一起,参与民间信仰活动的群众较多。
北大卢云峰老师《 中国到底有多少基督徒?——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估计》认为中国的基督教信众分为“公开的基督徒”和“隐藏的基督徒(即农村非法传教)”,研究估计我国大约有2829万名“公开的基督徒”和近1167万名“隐藏的基督徒”,因此可以认为,2016 年我国基督徒大约有 3997 万人[3]。
海外的数据则更为大胆,2001 年,约翰斯通 (Patrick Johnstone)与其合作者估计中国有9160万名基督徒,其中新教徒 8000 万人。艾克曼 (David Aikman)认为中国有八千万人信奉基督教,照此趋势,中国三分之一的人口有可能在今后三十年内成为基督徒,届时中国也将成为全世界 基督徒规模最大的国家[3]。
这些数据有的保守,有的大胆,但不可忽视的是,大多数数据都认为目前我国基督教信众的数量已经超过了3000万、直逼4000万的大关。
相比之下,西欧作为新教基督教的发源地,基督教徒约2.4亿左右,而在1970这个的数量为1.5亿[4]。
从地域的角度来看,基督教也是遍地开花,普渡大学宗教与中国社会中心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5],基督教正在逐渐取代中国的传统宗教成为经济发达地区人们信教的首选宗教。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读一下《Secret Missionaries and Smuggled Bibles: China’s Religious Boom(秘密传教士和走私圣经:中国的宗教繁荣)》[6]这篇文章。
将普渡大学提供的宗教位置点数据使用QGIS可视化之后,结果更为明显:
以下图片均为本人绘制,转载请私信!
从所有宗教来看,我国东部、西北部都是宗教场所密集分布地区,东北部与西南部地区也是宗教场所较多的区域。
从基督教的角度来看,东部与东北部是基督教分布的密集地区,尤其由以河南省、安徽省、浙江省等为突出的区域。
不得不说,基督教正在中国闷声发大财,不断增加中国信徒的数量,未来会是什么样?我们拭目以待。
但非常遗憾的是,除了卢云峰老师的一些研究外,关于基督教在我国的发展速度、发展历程等的研究似乎还并没有开展开来(也可能是我没有搜到,欢迎大家补充)。
不知是选择性的忽视,还是学术盲区,希望做文化感知研究的相关学者可以发现这个华点,说不定又是一篇SCI。
感谢各位朋友的积极讨论,这里精选了一些评论与资料供各位读者参考,也欢迎留言讨论:
贡献的北大颜色老师《The Long-Term Effects of Protestant Activities in China》的研究链接。颜色老师从经济史的角度解读了基督教与中国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7]。
习五一.应当重视当代中国大学生信教不断升温的现象[J].科学与无神论,2013(06):30-35 [8] .
根据此次国情调研问卷的统计 北京大学学生的信徒百分比是 11.3%,其中基督徒 9.4%,佛教徒 1.9%;人民大学学生的信徒自分比是 10.7%,其中基督徒 5.4%,佛教徒 1.8%,伊斯兰教徒 3.6% 北京师范大学学生的信徒百分比是 6.8%,其中佛教徒 4.5%,天主教徒 2.3%;清华大学学生的信徒百分比是这四所高校中最低的,占 2.5%,为基督徒。数据显示,北大、人大学生中基督徒比例高于佛教徒,清华学生中的信徒比例在这四所高校里最低。(样本总数195人)
实际上基督教是民间最有活力宗教了,伊斯兰教民族属性太浓,佛道虽然乡土气息浓厚但组织力不足,在具备强大传教体系和统一逻辑的一神教面前就像沙子面对城堡,这几年zf对教堂和圣诞节严防死守也不是不能理解,前几年每个高校都有自己的团契甚至教授公开向学生传教,这种隐秘的基层组织扩散性非常强,如果官方不加控制国内很快会衍生出自己教派变种,而这种乡村-基层+高校-城市的蔓延模式恰恰是当年红色中国崛起的模式一模一样。
研究信教群体,除少数外,很多时候都是在研究底层群体。
东北90年代那一波,除朝鲜族受国外同族的影响,很多都有大下岗的背景。
河南中原地区,也是饱受苦难。艾滋村这个词现在很少人提及了,类似这种地方信教比例偏高,其实是好事,有个来生寄托,总比报复社会好。
太原有个天主村,活动搞得有声有色,为啥哩,全村经济以跑大车为主,打黑除恶运动前,车匪路霸不用说了吧,出门在外求个平安。正如东南沿海,出海渔民拜妈祖请神氛围浓郁。90年代社会大变革,思想混乱,基层空虚。底层弱势群体,如果没有坏得无恶不忌,报团取暖求个寄托,多正常的事。这十多年,改革成果惠及底层,吃得起穿的暖,苦力活开始值钱,有事没事还能玩抖音,神父阿訇有啥吸引力。话说信教老顽固,儿孙不孝孤寡老太。年轻人要真多关心下自家老人,她们也不至于能给社会找麻烦。啥时候农村老人自杀率下去了,信教的自然少了。
大多数中国人并不相信宗教关于死后的那一套,本土的道教佛教都不行。知识分子跟不用说了,放翁《示儿》说“死去元知万事空”;儒教也说“敬鬼神而远之”,大意是这类无法证伪的事物不值得讨论不值得研究。宗教信众的增加反映了人民淹没在物质的洪流里面,而导致的精神世界空虚。【猴王道:“今日虽不归人王法律,不惧禽兽威服,将来年老血衰,暗中有阎王老子管着,一旦身亡,可不枉生世界之中,不得久注天人之内?”】而精神世界的空虚,往往会导致在谈及死亡问题时无所适从,跟西游记里的猴王一样,然而现实世界却没有灵台方寸山,帝乡不可期也。这也是宗教生长的土壤。每个宗教都有一套解释人死后世界的理论,从而慰藉人心,安抚空虚。至于信众会为了这个慰藉而付出多大的代价,我个人觉得是不会太多的。宗教对于大多数中国信众来说就像马桶,空虚了就用一下,用完了就盖上。而且大多数的宗教活动究其根源往往实质是商业活动。
3800万信徒对应5.7万教职人员,这个比例明显太异常了,平均一个教职人员要对应600人,但估计中国99%的教堂都容纳不下600人。事实上10年前就有人认为中国有三千万基督徒,这么多年了估计的数量还是差不多,关键在于基督教一直是在老年人中传播,但却始终没有打开年轻人的突破口。如果基督教真能突破年轻人,也不至于在欧美日渐式微了,相比较之下,伊斯兰教才是真正值得警惕的,因为自成一派了,覆盖所有年龄段,更值得警惕的是新疆超过内地10倍的生育率,分散的几千万人跟集中的几千万人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本文所有数据均来源于各学者统计数据与知友贡献,不代表作者观点。点击下方参考,可以看到原数据。
我感觉除了焦虑,我基本一无所获。
政府债务。
在2007-2020年,各地区对全球政府债务变化的贡献,以占全球GDP的百分比计。
上一次大规模增加债务的时间是2009年,以应对金融危机。而这次主要大国增加的债务已经超过了2009年。(中国显得较高的原因是在这10年中国GDP增长太快了,所以占全球比重增加很高)
但危机实际上还没有过去。
如果某些经济大国继续这样对疫情进行绥靖。考虑到病毒变异的速度。在极端状况下,新冠疫情有可能会继续肆虐3~5年。
这种情况下2021年也不会是复苏之年,如果2020年的情况持续,这些经济大国还会继续举债以支撑必要开支。
这么借下去,后果是什么?
有些国家普通民众的未来,我不敢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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