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那么聪明为什么名声那么差？
首先，咱们得承认嘉靖皇帝的“聪明”。这孩子打小就不是普通人家的太子，是突然之间从亲王变储君，还是从藩王入承大统。这种身份的转变，一方面让他没有被宫廷政治早期“污染”得太厉害，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他需要迅速适应和掌控一个庞大的帝国。他做到了，而且做得有声有色。
他最让人称道的，就是他在政治上的老练和手腕。刚登基那会儿，他才十几岁，却能巧妙地处理了“大礼议”事件。这件事说白了，就是他要不要追封自己的亲生父母为皇考皇妣。按理说，这是个孝道问题，但背后牵扯到的是皇权合法性的根基，以及他跟养母张太后的关系。当时的朝臣，尤其是那些从正德皇帝旧臣，一个个根深蒂固，都觉得应该遵照祖制。但嘉靖年轻气盛，又是个聪明人，他知道只有巩固了自己父母的地位，才能真正奠定自己皇位的合法性，摆脱“寄人篱下”的感觉。他又是拉拢又是打压，最后甚至敢于跟朝臣们玩“消失”的戏码，逼得大臣们不得不低头。这一下，就把一批老臣给扫除了，为自己后来的改革扫清了障碍。从这点上看，他可不是个只会玩乐的皇帝，而是个有政治远见和斗争智慧的君王。
其次，他在经济和军事上的改革也并非一无是处。为了解决财政问题，他推行了一些“开源节流”的政策。比如鼓励发展农业，兴修水利，减轻一部分赋税，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是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的。在军事上，虽然他对战争本身不怎么感兴趣，但他也知道军队的战斗力是国家安全的根本。他曾经任命戚继光等能臣主抓东南沿海的抗倭，戚继光的“鸳鸯阵”和训练有素的戚家军，确实狠狠打击了倭寇，巩固了东南的稳定。还有海瑞，虽然和嘉靖本人关系不大，但海瑞能在嘉靖后期那种压抑的环境下依然敢于直言不讳，也从侧面说明嘉靖虽然昏聩，但至少没有达到像明朝某些时期那种“人人自危”的地步，至少还有海瑞这样的人能生存下去并有所作为。
那为什么这样一个聪明、有能力、甚至有改革思想的皇帝，名声却如此之差呢？这就要说到他那些让人诟病的地方了，而且这些地方实在太“显眼”，太“出格”，以至于把他的聪明才智都给盖住了。
最大的问题，也是最直接导致他名声败坏的，就是他晚年的“方术迷信”和“修道炼丹”。说他聪明，可他却中了邪教的毒，沉迷于长生不老，炼制所谓的“长生不老药”。这导致了他什么行为？
疏于朝政，怠于政事：从三十年不临朝的说法就能看出来，他把国家大事一股脑地丢给了大臣们。虽然他有自己的内廷班子来处理一些事务，但皇帝作为最高决策者，长期的缺席，必然导致朝政的懈怠和腐败。他把自己关在西苑，日夜与道士、术士为伍，吞食丹药，研究房中术。这哪里像一个君王？更像一个深陷幻想的隐士。
严酷残暴，滥施刑罚：为了炼丹，他迷信房中术，还相信需要少女的“精华”。据说他曾经下令搜捕一千多名少女进宫，榨取她们的“精气”。有传言说，在一次炼丹失败后，他因为怀疑是宫女们捣鬼，就下令将数百名宫女全部处死。这种残酷和残暴，是普通百姓最直接能感受到的。即使是宫内，也无人不畏惧他。这种行为，已经远远超出了政治斗争的范畴，而是近乎变态。
耗费巨资，加剧民生痛苦：为了炼丹修道，他需要大量的金银财宝来购买炼丹的材料，建造宫观，供奉神灵。这些钱财从哪里来？自然是从百姓身上搜刮。虽然他早期推行了一些有利于民生的政策，但晚年耗费在方术上的巨款，必然会加重百姓的负担，尤其是已经不怎么关心政事的他，更不可能去在意财政的平衡和民生的疾苦了。
其次，他的“以臣制君”也加剧了他的负面形象。 嘉靖虽然聪明，但他也有极强的猜忌心和控制欲。他不太相信大臣，所以他采取了一种“分权”和“互相制衡”的策略，尤其是他特别信任和倚重身边的宦官和亲信。比如严嵩父子，就是在他统治后期权倾朝野。严嵩这个人，是他的心腹，虽然他也知道严嵩贪腐，但只要严嵩能帮他把持朝政，又能帮他炼丹制药，甚至能满足他的一些私欲，嘉靖就能容忍甚至纵容。这种对奸臣的纵容，使得朝廷的腐败更加严重，也让他在大臣心目中的形象大打折扣。他喜欢用一些“牵制”的手段来统治官员，让官员之间互相监督，互相揭发，以达到自己控制的目的。但这往往也导致了朝廷内部的党争不断，政治生态变得更加恶劣。
再者，他“清谈误国”的形象深入人心。 虽然他本人不一定真的在“清谈”，但他这种不问政事、沉迷方术的行为，在外人看来，就是一种“不务正业”。相比于那些励精图治的皇帝，嘉靖的形象无疑是负面的。百姓最看重的是皇帝是否能带来安宁和富足，而一个长期不见踪影、只知道炼丹求长生的皇帝，很难赢得百姓的爱戴和赞誉。
最后，历史的评价往往是盖棺定论的，而嘉靖后期那些最恶劣的行为，尤其是对宫女的残酷对待，留下了极其恶劣的口碑。 史书的记载，以及后世的演绎，都倾向于放大这些负面事件，因为它们更能吸引眼球，也更符合人们对一个“昏君”的刻板印象。久而久之，他的“聪明”就被这些更戏剧化、更惊悚的“残暴”和“荒淫”所淹没。
总而言之，嘉靖皇帝是一个非常矛盾的存在。他有着超乎寻常的政治智慧和手腕，能够驾驭复杂的朝政，也敢于进行一些改革。但是，他晚年因为对长生不老的极度迷恋，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残酷、荒唐、甚至是变态的行为，彻底摧毁了他作为一位明君的形象。他的聪明就像一颗精心雕琢的宝石，但却被他自己亲手沾染上了令人作呕的污垢，最终无法掩盖其原有光芒的，反而是这些污垢让后人对他评价甚低，认为他是一个沉溺于炼丹、残暴不仁的昏君。所以，与其说他“聪明却名声差”，不如说他的聪明被他自己的疯狂和执念给葬送了。
网友意见
因为他是非不分，自私至极。他的统治可以说暗无天日。
在《明史·熊浃传》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案件。
嘉靖八年，在现今北京什刹海后面的小巷子里，住着一家张姓的人家。一个老母亲带着一个将近30岁的儿子，以贩卖莲蓬、鸡头米等为生。每天早上，天刚蒙蒙亮，儿子张柱就会挑着装满莲蓬、莲子等的担子，绕过后海去贩卖。某日，他在挑担子去贩卖的途中，看到道路旁倒卧着一个中年妇人。出于好心或者好奇，张柱上前询问。发现妇人浑身是血，不知生死。
张柱本来智力发育就不是很健全，大惊之下，慌张的跑回了自己家里。
天大亮以后，那个倒毙的妇人被巡逻的士兵发现，报告给了负责当地治安的东厂。东厂的侦探顺着带血的脚印找到了张柱家，在张柱家发现了带血的血衣和一把镰刀。随即将张柱逮捕。东厂百户简单审讯后，认定张柱就是凶手，并将其移送刑部。
刑部也没有再仔细审讯，只依照东厂的意见，认定张柱是凶手，并拟定死刑。但是，张柱智力虽然有欠，但是一根筋，抵死不肯承认。而更戏剧性的是，几天后，死者的女儿到刑部击鼓鸣冤，声称杀死她母亲的是她的哥哥张福。内阁和司礼监将案件发回刑部重审，并委任刑部郎中魏应召负责该案。
魏应召很快发现原判的疑点：第一，作为凶器的镰刀，上面并无血迹，只有一些水草的痕迹。第二，张柱血衣上的血迹全都集中在袖口，裤腿上，胸前、大襟上都没有血迹；而且血迹也不是呈飞溅状态。第三，张柱的鞋上，鞋底粘有血污，但是鞋面却没有血污。第四，张柱与死者并无社会关系，也不存在利益冲突。
而击鼓鸣冤的死者的女儿声称：是她的弟弟张福，因为赌博欠下巨款，盗窃母亲财物，被母亲发现，追赶之下，张福弑母。魏应召走访了张福出入的赌局和死者家的邻居，认定张福姐姐的供词基本属实。于是，搜查了张福的家，发现了带血迹的尖刀。并在当铺查获了张福盗窃其母的一些财物。
证据确凿，魏应召为张柱翻案。本来一件并不复杂的冤案，眼看就要得直。却没有想到，莫名其妙的触怒了嘉靖。嘉靖大怒，斥责魏应召妄断人命，命令东厂逮捕魏应召，并下诏狱。所有人莫名其妙。后来才知道：原来是东厂因为自己失察，觉得面子上过不去，就向嘉靖帝打小报告，称：张柱家以前曾是明武宗（正德帝）皇后家夏家的仆人。
嘉靖帝的帝位出于武宗无后，他的阴暗心理再一次大爆发。他不论青红皂白，不论是非对错，不管什么是正义，什么是光明，什么叫国法，什么叫冤屈。他就觉得这是一个牵扯夏家的好机会。他命令左都御史熊浃重申此案，希望他能兴起大狱，把夏家也牵扯进来。
可惜，熊浃是一个有良知的大臣。经过重审，熊浃认定魏应召并无枉法，案件审理公正严谨，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熊浃的上奏当然再次引起嘉靖帝的大怒。熊浃被革职。给事中陆杰、刘希简因为支持熊浃，也被东厂逮捕。最后，在嘉靖帝的直接干预下，张柱被处以死刑，张福的姐姐被判杖刑一百。魏应召和案件中的所有证人全部充军。唯一幸运的是：嘉靖帝所希望的大狱，在舆论和各方面的压力下没有兴起。
清朝建立以后，顺治帝手书“正大光明”，挂在了乾清宫，恐怕也是意有所指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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