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书上有哪些不值得相信的记载？
一、胜利者的叙事与被掩盖的真相：
最常见也最令人警惕的一类不实记载，便是源于“胜利者的叙事”。在权力斗争、战争胜利之后，掌控话语权的往往是获胜一方。他们为了巩固统治、确立合法性、树立自身光辉形象，便会不遗余力地美化自己，同时贬低甚至妖魔化对手。
举个例子，在中国历史上，“商鞅变法”曾被誉为秦国富强的基石。然而，在秦国被灭亡之后，尤其是汉朝建立后，法家思想一度受到打压，而儒家思想则占据了主导地位。在这种思潮下，商鞅变法的一些残酷手段，比如严刑峻法，便被后来的史书着重放大，描绘成一个不近人情的酷吏。司马迁的《史记》中，虽然记载了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但对商鞅个人的评价也夹杂着一些批评的声音，尤其是他最终车裂而死的结局，也被渲染成一种“咎由自取”。
然而，如果跳出汉朝的意识形态枷锁，以更客观的视角审视，商鞅变法确实极大地提升了秦国的国力，为日后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基础。后世一些史学家，比如梁启超，就曾为商鞅辩护，认为他的严酷是乱世所需。因此，我们不能仅仅因为后世史书对商鞅的负面描绘就全盘否定他的历史功绩。这种“胜利者的叙事”，往往只选取了对己方有利的部分，而将对手的优点和自身的缺点刻意忽略。
再比如，关于某位开国皇帝的“篡位”或“夺权”，史书常常会采用“革命”、“禅让”等字眼来修饰，淡化其中的血腥和残酷。例如，刘邦建立汉朝，虽然有“白蛇起义”等传说，但实际的权力交接过程并非完全光明正大，其中不乏拉拢、打压、甚至铲除异己的手段。后来的史书，为了歌颂汉朝的“正统性”，往往会简化和美化这一过程。
二、个人恩怨与政治站队：
史书的作者并非生活在真空中，他们也有自己的立场、情感，甚至个人恩怨。当作者与记载对象之间存在冲突，或者作者自身带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时，记载的客观性便会大打折扣。
北魏时期，史官崔浩曾因得罪当权者而被杀，他所编纂的史书《国书》也被焚毁。尽管我们无从看到这部被毁的史书，但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了一个问题：史官的命运与他们的记载息息相关，为了自保，他们可能会选择性地记录，或者迎合当权者的旨意。
更直接的例子，是关于某位官员或将领的评价。如果这位官员曾得罪了后来的史官，或者与史官所在政治派别处于对立面，那么他在史书中的记载，很可能就会被抹黑，他们的过失会被放大，功绩则会被淡化，甚至被歪曲。相反，如果史官与记载对象是同一阵营的，那么即使这位官员有明显的缺点，也可能被避重就轻地提及，甚至被溢美之词包围。
例如，在三国时期，许多史书都记载了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故事，将马谡描绘成一个刚愎自用、不听劝谏的失败者。然而，也有一些史料和后世的分析认为，马谡虽然有一定责任，但诸葛亮在用人上也存在失察。而且，如果从诸葛亮的角度看，为了维护军纪和自己的权威，他不得不做出这个艰难的决定，并将其作为警示后人的例子。但这种记载的背后，是否也包含了对诸葛亮“神化”的意图，而将马谡塑造成一个完美的“反面教材”，就值得我们思考了。
三、传说、神话与历史的混淆：
在早期历史记载中，传说、神话与真实事件常常交织在一起，难以区分。尤其是一些王朝的开国君主，他们的身世往往被附会了各种神奇的色彩，以彰显其“天命所归”。
比如，汉高祖刘邦的出生，史书中记载他母亲在梦中与龙相会而怀孕。这种带有神话色彩的记载，并非为了记录事实，而是为了给刘邦的统治增添合法性和神圣性。战国时期，一些诸侯国君主的祖先，也常常被追溯到古代的神话人物，如黄帝、炎帝，这既是为了抬高身价，也是为了证明其血统的纯正和历史的悠久。
这些神话传说，虽然为历史增添了浪漫色彩，但我们不能将其视为信史。它们更像是那个时代人们对英雄的崇拜和对起源的解释，而非客观的记录。
四、时代局限与认知偏差：
史书的编写也受到当时社会、文化、科学水平的限制。作者的认知能力、道德观念、甚至对世界的理解，都可能影响其记载的客观性。
例如，在古代，人们对自然现象的解释往往带有迷信色彩。如果发生了某种灾难，比如旱灾、水灾，史书可能会将其归因于皇帝的失德，或者上天的警示。这种记载，在当时的认知体系下是合理的，但在现代科学的视角看来，便是无法解释的迷信。
又比如，古代的医学水平有限，对于一些疾病的记载，可能存在很多误解和夸张。一些流传下来的药方和治疗方法，也可能因为当时的知识局限而显得荒谬。
五、为了政治宣传而进行的歪曲：
最令人警惕的，莫过于那些为了政治宣传而蓄意歪曲历史的记载。当统治者需要巩固权力、煽动民族情绪、或者转移国内矛盾时，他们可能会通过控制史书的编写，来塑造公众的认知。
例如，在一些战争宣传中，敌国的行为往往会被极尽丑化，而己方的动机和行为则会被美化。这种宣传性的记载，虽然能在短期内达到目的，但从历史的长远来看，往往经不起推敲，最终会被更客观的史料所纠正。
再比如，一些朝代为了证明自己的统治是“正统”的，会故意贬低前朝的成就，甚至捏造前朝的罪行。这种为了意识形态服务的记载，往往带有强烈的目的性，不能作为独立的史料来解读。
如何辨别史书中的不实记载？
面对这些鱼龙混杂的史书记载，我们该如何辨别真伪？
交叉比对： 不要仅仅依赖一本史书。阅读不同时代、不同立场、不同作者编写的关于同一事件的记载，进行交叉比对，找出其中的共同点和差异点。
关注出处与作者背景： 了解史书的作者是谁，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他们的政治立场和动机。这有助于我们理解其记载的潜在偏见。
结合考古发现： 考古证据是检验史书记载的重要依据。如果史书的记载与考古发现相符，那么其可信度就会大大提高。
运用批判性思维： 不要轻易相信任何“绝对”的说法。对于那些过于绝对、过于完美的描述，或者过于绝对、过于负面的评价，都要保持警惕。
关注细节与逻辑： 仔细审视记载中的细节，判断其是否合乎逻辑，是否前后矛盾。一些刻意编造的细节，往往会露出破绽。
理解历史分期与史观演变： 认识到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史观和评价标准。今天的“史实”，在当时可能并非如此。
总而言之，史书并非是冰冷客观的流水账。它饱含着作者的情感、时代的烙印、以及权力博弈的痕迹。学会辨别史书中的不实记载，正是我们走向更深层历史理解的关键一步。这不仅仅是对历史知识的掌握，更是对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的锤炼。
网友意见
曹操表面上的大度不能相信。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中，记载称：建安五年官渡之战曹操击败袁绍，袁绍率军退回了黄河北岸，这时曹军“尽收其辎重图书珍宝”。当中有一批缴获的资料，乃是“许下及军中人书”，也就是曹操阵营的文武官员与袁绍私通的书信，曹操的解决办法是“皆焚之”。这显得他宽大为怀！
但是注意裴松之注引的另一部史书《魏略》里，此事还有一段后续：
“太祖北拒袁绍，时远近无不私遗笺记，通意于绍者。（赵）俨与领阳安太守李通同治，通亦欲遣使。俨为陈绍必败意，通乃止。及绍破走，太祖使人搜阅绍记室，惟不见通书疏，阴知俨必为之计，乃曰：‘此必赵伯然也。’”
按《魏略》的记载，曹操虽然当众焚毁了本阵营文武官员与袁绍的往来信函，但是之前已经搜索过一遍了，私下却整理了黑名单——正因为整理了黑名单，才会对没搜出李通与袁绍的书信往来感到惊讶。
原来曹操烧信之前已经提前做了名单啊！难怪烧的那么大方。
还有《三国志·魏书·李通传》，曹丕称帝后，追赏已去世的李通，诏书中写有“昔袁绍之难，自许、蔡以南，人怀异心。通秉义不顾，使携贰率服，朕甚嘉之”这样的话。曹丕如此高调地褒赞李通没有私通袁绍，说他的忠心不二极为难得。曹家把名单看了几遍，发现没有李通的名字才高度赞扬他。
东南亚的重要官修史料——缅甸官修《琉璃宫大王统史》。这本史书内所有的数字基本当做玩笑看，因为里面的数字风格基本都是这样的：大明朝派骑兵六百万，步兵两千万攻打缅甸，缅甸派出三百万大军应对，杀人不计其数，斩首数十万级。或者，大明派出两千万大军攻打缅甸，缅甸国王召集六十万大军应对，杀人无数，明军尸横遍野，大明皇帝再次召集三千万大军入侵缅甸，缅甸军力战不力，再击杀大明朝数十万人后败退。
这本书有中文译本，大家想看可以买来一读。对于东南亚史和佛教史来说其史料价值是很著名的，英编《缅甸史》也引用很多，但里面的数字真的只能。。。当做数字来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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