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雅典民主政治是小国寡民的产物？
一、 政治结构的“小国”特征：
地域狭小与人口规模可控： 古雅典城邦（Polis）的地域范围相对较小，主要集中在雅典市区及其周边地区。其公民总数也远低于现代民族国家。这种“小国寡民”的设定，使得公民能够相对容易地聚集在一起进行政治活动，例如在雅典卫城的普尼克斯山（Pnyx）集会。
城邦政治的特性： 古希腊的政治模式是城邦制。城邦的特点就是规模小，以一个城市为中心，周围是乡村地区。这种政治组织形式天然就决定了其政治参与的地理和人员上的可操作性。与庞大的帝国或现代民族国家相比，雅典的规模小得多，这为直接民主的运作提供了可能。
二、 公民构成的“寡民”特征：
公民资格的严格限制： 雅典民主的“民主”并非全民普选。其公民资格有着极其严格的限制。
性别限制： 只有男性公民才能享有政治权利。女性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
血统限制： 早期雅典公民必须是父母双方都是雅典公民才能获得公民权。尽管后来有所放宽，但总体上仍然强调雅典的血统和归属感。
年龄限制： 通常需要达到一定的成年年龄（如18或20岁）才能参与政治。
奴隶制基础： 雅典社会高度依赖奴隶劳动，而奴隶被完全排除在公民之外，没有政治权利。
外邦人（Metics）的限制： 居住在雅典但非雅典公民的人（外邦人）同样没有政治权利，尽管他们可能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
实际公民人数少： 由于上述限制，真正拥有政治权利的雅典公民在任何时期都只占雅典总人口的一小部分。例如，在伯里克利时代，估计有大约3万至4万名男性公民。而整个雅典人口（包括妇女、儿童、奴隶和外邦人）可能达到几十万。因此，从总人口来看，公民是“寡”的。
三、 决策方式的直接性与可能性：
直接民主： 雅典民主的核心是直接民主（Direct Democracy）。这意味着公民可以直接参与到立法、行政和司法活动中来，而不是通过代议士来表达意愿。
公民大会（Ecclesia）： 是雅典民主的最高权力机构。所有合格的男性公民都可以参加公民大会，并在那里就城邦的重大事务进行辩论、投票和决策，例如战争与和平、财政、法律的制定和废除等。
陶片放逐法（Ostracism）： 也是一种直接民主的体现，公民通过投票将可能威胁民主的政治人物放逐出城邦。
“小国寡民”促成了直接民主： 正是因为雅典的规模小、公民人数相对集中且易于组织，使得这种直接的、面对面的公民大会成为可能。想象一下，如果是一个拥有数千万人口的国家，让所有公民都聚集起来开会讨论并投票，这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四、 社会基础的公民共同体意识：
高度的公民参与感和认同感： 在小国寡民的背景下，公民更容易形成强烈的共同体意识和政治责任感。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城邦的一部分，自己的参与对城邦的运作至关重要。
平民参与的动力： 雅典民主的建立和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中下层公民（Thetes）通过斗争争取政治权利的结果。小国的规模也使得这些普通公民更容易感受到政治决策对自身生活的影响，从而有动力去参与。
便利的物质基础（相对）： 尽管存在奴隶制，但雅典的经济发展和伯里克利时代的津贴制度（misthos），使得一些经济条件较差的公民也能负担得起参与政治活动的时间和精力（例如，参加陪审团或担任公职可以获得报酬）。这在小国寡民的环境下更容易实现。
五、 历史局限性与“小国寡民”的必然联系：
难以规模化： 雅典民主的直接民主模式，其根本局限在于难以复制到更大的政治实体中。一旦人口和地域规模扩大，直接民主就会变得效率低下甚至不可行。
可能存在的群体决策效率问题： 在小规模的群体中，更容易通过辩论和共识来达成一致。一旦规模扩大，决策过程可能变得冗长而复杂。
“民主”的排他性： 雅典民主虽然是西方民主的滥觞，但其高度排他性的公民资格，也暴露了其作为“小国寡民”产物的局限性。它的“民主”是建立在对大多数人口（女性、奴隶、外邦人）的剥夺之上的。
总结来说，雅典民主政治之所以被认为是“小国寡民的产物”，是因为：
1. 地理和人口的规模限制使得直接民主的政治运作成为可能。
2. 公民资格的严格限定意味着实际参与者是少数，即“寡民”。
3. 直接民主的决策方式（如公民大会）是建立在小规模集会和易于组织的基础上的。
4. “小国寡民”的环境更容易培养强烈的公民共同体意识和参与动力。
5. 同时，这种模式也决定了其难以规模化和其固有的排他性。
雅典民主的经验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民主思想，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其历史背景和局限性，理解它为何与“小国寡民”这一概念紧密相连。
网友意见
很多人，骨子里被洗了脑却不自知。
民主意味着先进，集权意味着落后吗？
其实民主和集权，并不存在先进与落后的关系，它们都是各个文明初始的政治体制。就像科技树一样，就看你点往哪个方向，往哪个方向发展。民主可能会发展成民粹，集权可能会发展成独裁，它们都有各自的副作用。但是，它们也都有各自的优势，用以适用不同的生存环境，它们本身是没有优劣之分的。
古时候有一个民族，每当需要决定全民族内外大事时，全民族的王公贵族等等各类社会贤达便要云集一堂，共同商讨。比如推选首领、决定战争等重大事宜，都需要在此次会议上讨论通过。这个民族全盛时期，面积是整个雅典的6.7万倍，地跨欧亚大陆。后来随着时间的演变，这场会议的名称就演变出了“议会”的意思，如今很多国家的议会、国会、会议之单词，便是此会议的名字。
乍一看，这个民族是不是在比雅典更庞大的基础上，实现了比当时集权国家更民主的体制，并且影响至今？可这个民族就是蒙古族，这场会议就是忽里勒台大会。但你能说蒙古比当时的宋朝更先进吗？
还有一个民族，早期其民族还在奴隶制时，奴隶主会定期组织会议，决议重大军政事务；该民族向封建制转变后，制度进一步完善，贵族代表会每五日召开会议，决议军政大事。其会议代表，按区划分名额，每个区都有定额代表出席会议。后来随着该民族的扩张，会议还向被征服民族开放名额，逐渐有了些被征服民族的人进入会议。
乍一看，是不是跟欧美国家的参议院、上议院的发展过程很像啊？
可是，这个是满清统一中国前的议政大臣会议啊。
雅典的民主政治，听起来很超前，很现代，那是因为翻译得好，加之现在西方文化强势，所以大家听起来觉得很厉害。比如说公民大会，听起来好像是一人一票的民主大会，但实际上，雅典并不是谁都能够成为公民。雅典40万人（亦有说30万），自由人只有9万人，除去妇女、外邦人，能有公民权的也就一两万人。比例近乎1:20-1:40。
雅典梭伦改革后，废除了世袭贵族的垄断权力，不再以出身，而是以财产数量来将全国公民分为四个等级。一等公民可担任国家一切公职；二等公民不得担任财政系统官职；三等公民只可担任低等官职；四等公民不得担任公职。在军事作战中，四等公民只能充当苦力或低级兵种。
梭伦改革这种，如果也算民主，那真是碰了个鬼了。按照梭伦的改革，其实换汤不换药的从法律上把人分成了三六九等。如果是这种体制代入到现在，咱们首先只有5%-2.5%的几率成为公民（中国现在有700万公务员，加上事业编制等，合计差不多4500万体制内，占总人口的比重为3.4%左右），拿到公民权后，如果赚钱少，那就是连公务员都没资格当的四等公民。也就是说，拥有雅典公民权的几率，跟现在进体制内的难度差不多，拿了公民权，大概率还是四等人。
后来雅典又进行了伯利克里改革，使雅典的民主政治进入到了黄金时代。
伯利克里改革，让所有成年男性公民可以担任几乎一切官职。并把公民大会确定为了最高立法机关和最高权力机关。又设立了五百人议事会议，相当于人大常委会，由各部落轮流执政。
最重要的一点，是限制雅典的公民身份范围，并严格规定了数道明确公民身份的审查。
可关键点来了，伯利克里改革后，雅典可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输得一败涂地，最终霸权旁落了。所以伯利克里改革只能说雅典的民主政治进入了黄金时期，但对于雅典来说可就不见得了。
当时的中国是怎样的呢？其实当时的中国跟希腊一样，也把人分了级别。比如国人和野人的区别。西周是古代中国大规模扩张的一个时期，华夏先民到了各地，筑城防守，逐步征服当地土著。随后，华夏人居住在城内，可参政议政并掌握军事权，被称为国人；当地土著住在城外，无参政议政和参军权，被称为野人。
国人和野人都是自由民，好比古希腊公民和外邦人的区别，公民虽然听起来很民主，但那也就是受现代西方文化影响下的主观感觉，而从我个人主观感觉上看，我是觉得国人这个词也很洋气。此外，国人都有参政议政的权利，废立君主亦是常见。比如《左传》记载，僖公十八年（公元前642年），邢人、狄人伐卫，卫侯以国让父兄子弟，及朝众曰：“荀能治之，毁请从焉。”众不可，而后师干訾娄。又比如《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记载，“卫侯欲与楚，国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说于晋”，卫侯乃“出居于襄牛”。这是说卫候未经国人同意，私自改变外交政策，被国人流放了。
这样的案例还有很多，可以通过大量的史籍记载明确得知，西周至春秋时期的国人，在君主废立、迁都、外交、战争的重大事宜上，拥有非常大的话语权。正如《周礼·秋宫·小司寇》，设立了小司寇一职。
小司寇之职，掌外朝之政，以致万民而询焉。一曰询国危，二曰询国迁，三曰询立君。其位，王南乡，三公及州长、百姓北面，群臣西面，群吏东面，小司寇摈以叙进而问焉，以众辅声明而弊谋。以五刑听万民之狱讼，附于刑，用情讯之。至于旬，乃弊之，读书，则用法。凡命夫命妇不躬坐狱讼，凡王之同族有罪不即市。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一曰辞听，二曰色听，三曰气听，四曰耳听，五曰目听。以八辟丽邦法，附刑罚：一曰议亲之辟，二曰议故之辟，三曰议贤之辟，四曰议能之辟，五曰议功之辟，六曰议贵之辟，七曰议勤之辟，八曰议宾之辟。以三刺断庶民狱讼之中：一曰讯群臣，二曰讯群吏，三曰讯万民，听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
可见，小司寇主要职责是代表国人，听询军事、迁都、君主废立等三方面的工作。当小司寇召集会议，行使权力的时候，百姓坐在北方的位置，大臣在西面，吏员在西面，而王在南面。王为什么坐在南面？大家去查查西周时期的排座规矩就知道了。
如果我们把小司寇召集国人、王、大臣、吏员询政的会议取名为国人大会或者国人议会，是不是瞬间充满了民主感？如果结合史实，国人可以审判并流放君主，决议君主废立，决定重大内政、外交、军事事宜，那我们说国人大会是先秦时期，周王朝和各诸侯的最高权力机构，是不是好像也说得过去呢？再把小司寇的上司大司寇的名字改成国人大法官，把小司寇的名字改成国人议会执委、主席、议长之类现代听起来高大上的名字，这么一改，是不是感觉浓浓的民主气息扑面而来？（注：此段为调侃，与本文论点无关）
可见，无论是中国还是雅典，抑或游牧民族，在其文明早期政治体制都有一定的民主元素。但抛去民主光环，其实会发现，这些都是原始公社文化的遗留。说白了，早期公社氏族，一个氏族或者部落的人不多，彼此相亲相熟，在财富分配和权利结构上，自然讲个公平。就好比一个大家族，讨论家族事务，自然是族长召集全体成年男子议事决议——这在当代很多宗族地区都还看得到。
再早点，人类私有制都没有出现的时候，各个氏族部落都是公有制，物资平均分配啥的，人也无贵贱之分，你总不能说氏族公有制就是共产主义吧？
一旦国家大了，在古时候的技术条件下，无法通过民主制度进行国家治理了，则国家会自然而然的向集权制发展，以适应不断扩张的版图和人口。这一个逻辑，无论中国还是西方，都是如此。
总结一下。
第一：雅典的民主政治中，公民并不是指普通老百姓。
第二：雅典的民主体制，是原始公社氏族的遗留。
第三：在各个文明早期尚处于公社氏族阶段的时候，追求氏族内部平等，是世界普遍存在的。
第四：雅典民主制与现代西方民主制，只有文化继承关系，没有政体演化的关系。
第五：雅典得益于古希腊独特的地理位置，所以有条件比同时代其它文明更多的保留了原始氏族的民主元素，使得其在原始民主政治上走得更远。
第六：民主制和集权制，本身没有孰优孰劣的区别，都是各个文明在不同阶段下为了适应不同的生存环境而选择的不同体制。他们各有不同的优势和副作用。
第七：雅典民主制并不是雅典强大的原因，相反，雅典民主制到了巅峰之后不久，就陷入了衰落。
第八：雅典民主制之所以给人感觉很牛逼，主要还是得益于名字起的好，欧洲历史学家研究得深。如果雅典民主制换另一种用词来表述，瞬间就会感觉很LOW了。
第九：原始民主制因为在古代的技术和生产力条件下，无法适应庞大国土和人口的管理，所以一旦国家需要大规模扩张，各个文明都会向集权制发展。
补充。
被折叠，被很多人进行人身攻击，我觉得很能说明一些问题。
还有一些谩骂的就不贴了，以免违反社区规定。
我这里想就我的文章补充一些声明。
一、我本意只是为了答题，并没有评价集权和民主孰优孰劣。在文中开篇我便在强调两者不是对立关系，不同文明选择不同的政体是为了适应不同的环境。我的详细论点在后面的总结里都很清楚。由于行文的问题，有些论据我可能没有条件展开，以至于使有些网友对一些论点产生了歧义，我也在评论区作了补充。我所做的，是把历史实况表达出来，每个人做自己的判断。
二、民主政体好不好我没有资格下定论，但有些人嘴上拥护民主，可对于不同意见，却比谁都暴力。让这样的人掌握国家政权，只会搞出极权政府。
三、我开篇说很多人被洗脑而不自知。从评论区可以看出来：
1、很多人下意识的将民主与集权对立，而忘记了中央集权对应地方分权、民主对应极权。
2、很多人看到我指出雅典民主政体的弊端，就下意识的认为我是在否认民主，轻则盲目反驳，重则肆意谩骂。
3、有些人不看完我的文章，或者连我的论点，我的逻辑链条都没有搞清楚，就给我各种扣帽子。
请问，这些难道不能体现出有些人被洗脑得厉害吗？是什么让他们脑海里形成一些根深蒂固的想法，并且不能被质疑呢？这种行为感觉有点像邪教一样，令人背脊发凉。
最后，最重要的是，每个人在表达观点时，都不可避免的受自身立场影响。我不是完人，我只能尽可能的保持我的观点客观公正。我也可以把话放在这里，说我百分百公正客观，我不敢说，但百分之九十我还是敢说的。如果认为我的论点和论据有问题，有错误，欢迎指正。但要说我夹带私货，不好意思，我不接受。
民主制本质上是一个特定环境下出现的最优机制，一旦扩大，就会收到很多其他因素的干扰。
举个简单的例子，英国可以说是现代民主制度的开创者之一。然而，英国统治了印度几百年，到二战之后印度却无法维持民主制度，只能被迫搞印巴分治。这背后的原因在于，印巴之间种族、宗教等方面的冲突非常剧烈。假设说今天的印度没有分裂，那么今天的印度将有大概17亿人（印度+孟加拉国+巴基斯坦），而其中6~7亿是穆斯林，7~8亿人是印度教徒。
在这种形式下，如果搞全民普选，那国家就什么都别干了。到时候，穆斯林出身的候选人会极力维护本宗教的利益，印度教出身的候选人亦然。但偏偏二者的族群人数又大致相等，这样的国家要是爆发起宗教冲突，那可真是血流成河，
让印度没有出现这种危险的前提，就是印巴分治。在印度，穆斯林人口占少数，而在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穆斯林人数占多数。这样，至少主体民族和教徒的利益能得到保障，社会不会出现大的动荡。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民主才是有可能的。
同样，美国打败了伊拉克，却让自己越陷越深，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美国想把伊拉克打造成中东地区的民主样本。然而，伊拉克的穆斯林的主体是什叶派，伊朗穆斯林的主体也是什叶派。
如果按照全民普选制度来走，伊拉克选出来的必然是什叶派领导人，这等于让伊朗捡了现成的便宜。
而现实中最好玩的地方是，之前美国一直撺掇搞事的库尔德人其实是逊尼派。如果一部分库尔德人真的在伊拉克的国土上建国，那就意味着伊拉克国土上什叶派的人口比例还会进一步增加，到时候什叶派的执政会更加稳固，“什叶派之弧”也就更难打破。真因为如此，所有才有人说2000年以后美国在中东的一系列军事行动，都是在帮伊朗扩大影响力。这话倒也不完全是瞎说。
放到中国来，有些情况可能也会出现。很多人应该都知道中国南方人——特别是广东、福建等地区的人宗族观念非常重。那么假设某市最主要的宗族是张氏宗族，而张氏宗族在本地的死对头是王氏宗族。如果有一天搞市长竞选，王氏宗族族长的能力远在张氏宗族的候选人之上，那么张氏宗族有没有可能依然会投给自己宗族的人呢？
就算可能性不是100%，70%的可能性总有吧？
反过来说，日本之所以能在近代迅速实现现代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日本几乎不存在民族问题，议会选举也没有民族、宗教冲突的影响。一旦上层制定了发展政策，下层就很容易将其高效执行，从而展现出比欧美更高的行动效率和发展速度。
正因为如此，所以从制度本身来说，民主制度下可以存在不同的利益群体，但利益群体之间不能有重大的或者根本性的利益差异。如果要有，那么就一定要有一个有全面掌控力的主要利益群体，可以确保即便局面出现恶化，也能够维持国家不致分裂或陷入内乱。在古代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下，符合这个要求的只能是小国寡民的城邦政治。一旦国家领土规模扩大，很多国家就只能采用君主制或其他方式来维持国家的运转。
当然，在现代社会，只要确定好民主制的适用范围，也是可以搞的。比如最近十几年中国搞得乡村村民直选，也是一种基层民主。虽然说目前来看搞得并不理想，但不管怎么说，基层社区人们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基层民主的成功概率是比较大的。在这个基础上，基层民主可以进一步扩大。
总之，民主不是万能的，而且民主跟国家的大小并没有太大关系。中东地区没有一个国家的人口超过日本，但日本的民主改革却要比中东国家成功的多。特别是对于民族矛盾、宗教冲突等问题十分严重的国家来说，民主制更是当之无愧的炸药包。
另外，再多说一句，今天被视为民主灯塔的美国，未来几十年内收紧亚、非、拉美地区的移民政策大趋势应该是不会变的。否则，等到2050年前后，美国国内三分之二以上的人都是有色人种的时候，现有的美国民主制度将无法保障WASP们的利益。也许美国仍然将会维持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政权存在，但对于五六十年后的后人来说，他们可能会亲眼看到现行的美国民制度的破灭。
这个问题下的诸多回答暴露了我国希腊史教育与学术前沿严重的脱节，某高赞答主本质复读18、19世纪欧洲人，尤其是保守派学者的历史发明毫不自知，真是把我给看笑了。
先说结论，把公元前五世纪的雅典（尤其是伯里克利时期的雅典民主）当作雅典本身与民主制的巅峰时期是一个充满时代局限与先入为主的结论，近现代的欧洲人在为自己的政治体制寻找古老的合法性的时候发现了共和罗马与5世纪的雅典，于是就造成了对两者的过分关注和对元首制和公元前4世纪及之后的忽视及贬低。格罗特那本终于前404年煌煌12卷的大部头就是这种dssq的典型代表。当然造成这种情况的一方面在于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学还未完全建立，这些“历史著作”更多地是对传世文本的摘抄与转写，而涉及前5世纪末及之后的传世文献大多都是由对民主政治或雅典本身持敌视态度的人所撰写的，比如修昔底德、柏拉图这种寡头派、色诺芬这种知名的亲斯巴达派。另一方面在于，前五世纪的爱琴海基本上是一个雅典与斯巴达独大的世界；但到了公元前四世纪，忒拜/贝奥提亚同盟、马其顿纷纷登上舞台、拜占庭、罗德岛等新兴城邦也成为爱琴海的一支力量、还有时常插手的波斯；前四世纪的雅典比前五世纪的经济更加繁荣、码头里的战舰更多，但是爱琴海不再是雅典人的海了。这种混沌与不稳定性造成了雅典作者的悲观态度，而传世文献大多出自雅典人或长期居住在雅典的人之手。
简而言之，历史学界已经基本抛弃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是一个停滞、黑暗的世界。就拿民主制度来说，前五世纪许多的爱琴海城邦的民主制是雅典强力推行的结果，但到了前四世纪，像忒拜这种传统的寡头制城邦和罗德岛这种新兴城邦都自发地走向了民主制。民主制在缺乏雅典武力的情况下在爱琴海蔓延开来。同样，公共生活的专业化也从公元前4世纪80年代开始逐步推进，一些技术性很强的军事、民事官员逐步由抽签改为选举，民主制始终处在发展的过程中，前5世纪远非其巅峰。
当然，这并不妨碍“公元前404年之后无城邦”、“暴民政治”、“僵化的民主制”这种历史神学被一遍又一遍地拿出来为某些人的政治立场张目，我这里得给各位坚持雅典因民主制迅速衰落的人士提个醒，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惨败之后逐渐恢复元气，到喀罗尼亚战役仍是爱琴海的重要势力，到希腊化和罗马帝国时期仍有着相当的地位。而斯巴达在留克特拉战役之后就一蹶不振，希腊化时期沦为三流城邦，到罗马帝国时期只能作为旅游景点供人凭吊。这可能就是寡头制的优越性吧。
回到题主的问题，雅典民主是小国寡民的民主吗？这个得看跟谁比，30万人口、3-4万成年男性公民的雅典在希腊绝对不算小邦了。和亚历山大、继业者、罗马人的帝国比呢，算。和现代国家比呢，算，但有比较的意义吗？当代人口上亿的国家在2500年后（可能存在的）星际帝国比起来大概也是小国寡民了吧。雅典民主原始、落后吗？还是得看跟谁比。雅典确实有大量奴隶，拥有政治权力的只占总人口的一小部分，这和一千多男性公民统治十万黑劳士和皮里阿西人的斯巴达比起来，孰优孰劣呢？和君主制的波斯、埃及、近东比起来，孰优孰劣呢？除了劳琉姆银矿里的奴隶之外，大部分雅典奴隶至少还活得下去，有的甚至在外表上和公民看起来没什么区别（伪色诺芬《雅典政制》），这和每年对黑劳士搞合法谋杀的斯巴达比起来，孰优孰劣呢？民主制对苏格拉底搞政治清算的时候至少还走了法律程序，这和血腥镇压民主派的阿尔戈斯寡头和雅典三十僭主比起来，谁先进、谁原始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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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I. 芬利：《古代世界的政治》，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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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R. 黑尔：《海上霸主 : 雅典海军的壮丽史诗及民主的诞生》，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
西蒙·霍恩布洛尔：《希腊世界（第四版）》，北京：华夏出版社，2015年
Lewis, D. M., John Boardman, Simon Hornblower and M. Ostwald ed.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6, The Fourth Century B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小国寡民”是一个含义极其模糊的概念。题主的问题描述里，还多引用了一句描述“雅典的民主政治非常原始，继承了原始社会的许多民主习惯，是小国寡民的产物”，这句描述就没有一个字是正确的。
首先要说明的一点是，雅典是一个古希腊城邦，而所有古希腊城邦的共同特点是面积小、人数少。一座城邦难以承载过多的人口，而解决城邦人口过多的办法是分出一部分人口开拓新城邦。这是希腊（也包括地中海沿岸其他地区）的气候、地理、农业等因素共同决定的。按照柏拉图在《理想国》里的构想，一个理想城邦的公民人数是5040人，这个数字包含了各种理想化的考虑因素，但也多少反映了现实情况。这种城邦-国家、城市国家的形态虽然在中国历史上非常罕见，但是在西欧历史上却作为一种常见的政治体存在了几千年。雅典，以及布匿战争之前的罗马共和国、汉萨同盟中的吕贝克市、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维持到拿破仑战争时代的威尼斯共和国等等，都是相当发达的政治体。“小国寡民”或者原始社会这样的描述并不是对这些城邦-国家/城市国家的适当概括。
说回古希腊，之前好几个答案都提到了，雅典采用的是直接民主制度，而且因为直接民主制度要求公民直接且频繁的亲身参与国家的各种政治活动，比如在公民大会上就政治事务表决、充当司法审判的陪审团等，所以直接民主制必然只能适用于面积小、人数少的城邦。但是可以补充说明的是：
1 直接民主制依赖于城邦国家，但是并不能反过来说，城邦国家只能搞直接民主。城邦·国家的另一特点是可以适用各种不同的政治体制。亚里士多德在整理古希腊一百多座城邦的政体后，归纳出了三种典型的政体模式，也就是我们所熟知“一人统治”、“少数人统治”和“多数人统治”。而且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其他一些古希腊人还认为一座城邦会随着历史在三种政体中循环。无论是少数人统治的制度还是多数人统治的制度，这些城邦的政治制度是可以人为设计和确立的，并非懵懵懂懂地继承某种古代的制度。在古希腊，的确有继承古代制度的事例，比如斯巴达和克里特都号称自己的法律来自于一个非常古老的立法者，并且以自己的古老法律而自豪。但是更多城邦的政体是刻意设计或者刻意变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就记载了许多因为战争结果而被迫修改政体的例子。
2 雅典的直接民主制度并不来自于某一个古老的立法者，而是来自于历史上多次改革。我们现在所熟知的立法者和改革者包括梭伦、克里斯提尼、伯利克里等。这些改革无不用人为设计的制度和规则取代历史上传承下来的原本的法律或者习俗，甚至是刻意打破原有的“天然纽带”。到亚里士多德书面记载雅典的政治制度时，这个制度是一套非常精巧和繁复的制度，包含如何进行抽签、各种官职抽签程序有何差异，各种官职的职责是什么、如何轮换又如何进行审计等各个方面。无论如何都不能称之为一种原始的制度。
@子木年华 的回答实际上完全没有抓住重点而且有很多错误。
雅典的民主制度是古代氏族大会的延续，而这种氏族大会在各种民族发展的初级阶段都存在过，比如草原民族的忽里勒台，黄帝时代的“四岳”，维京人的议事会（Thing）等等。现代的民主思想家和采取了民主制度的国家也把这些原始的议会作为自己民族民主制度的起源，譬如蒙古国的议会叫大呼拉尔，冰岛议会叫Alþingi（冰岛的Althing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议会机构），但是它们终究受制于时代而只是一种原始民主制，很快就被君主制取代了。因此用这些原始民主制去论证“民主”比“集权”更先进或反驳之是毫无意义的，因为现代民主制与之相差甚远。
雅典民主政治存在于雅典城邦，即以城市为中心的城邦国家为舞台，用罗伯特·达尔的话说，雅典民主政府“是由所有赋予了参选资格的公民集合而成的”，公职人员由抽签选举产生，且公职是义务而非权利。至于小国寡民就很容易理解了，罗伯特·达尔的《规模与民主》一书充分研究了为何直接民主制无法在人口庞大的地区内实行，因为随着人口增加，每个人在政治系统中发挥的效能呈现下降以至于到无效的地步。在古代受制于通信和交通技术的落后，直接民主制只能在雅典这样的小国实行，反例就是罗马共和国。
希腊的公民身份和民主权利，就像 @郭华 所说，“是每个人都必须投票”，用法国学者贡斯当在《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中的说法，希腊人的自由是古代人的自由——“在于以集体的方式直接行使完整主权的若干部分”，而现代人的自由则是对“享受有保障的私人快乐”的保障。雅典公民分享主权，参与整个城邦的社会政治治理，政治与公民的生活充分融合；而现代人所在的国家多数实行的是与雅典民主极其不同的代议制民主，代议制民主不强迫人们参与公共事务而且保护人们保留私人空间不被政治打扰的自由。
@子木年华 回答的最大问题是混淆了“集权”与“民主”两个概念，因为它们根本不是对立的词汇，集权与分权，民主与专制才是对立的概念。自然网络上很多人也是分不清这些概念的，不过这也是当下政治学教育缺失的必然结果。在这里我们先不去讨论“什么是民主”，而是如乔万尼·萨托利在《民主新论》所说，我们都知道“民主不是什么”，萨托利认为民主的对立面是“一人独裁”，而在民主制度下“没有人可以选择自己进行统治，没有人可以自我获取不受限制和无条件的权力”。换言之，统治的公权力需要授权。在古代社会，专制统治借由传统来实现，而在现代社会，统治的公权力来自人民主权。
在现代国家，真正意义上的专制国家几乎不存在（比如沙特，它甚至没有一个可以充当橡皮图章的议会和进行一次装模做样的选举），大多数国家都会采纳一整套民主制度如宪法、议会等来突出统治集团管理国家的合法性来自人民的授权。“中央集权制是一种国家政权的制度，是政府组织结构的一种形式，它与追求民主并没有冲突”里，中央集权指地方与中央的关系，但是央地关系最上位概念是单一制（英国、法国、中国）与联邦制（美国、德国、俄罗斯），在单一制里存在中央集权型与非中央集权型两种类型，现在世界上已经很少有中央集权型的单一制国家了。
关于民主制度我推荐题主去读一读罗伯特·达尔的《论民主》，这是一本通俗又有深度的书，至少比知乎包括我在内的大部分人水平高很多。
“小国寡民”是一个很直观的描述，却也是脱离历史背景的描述。从现在人的角度看，面积4000平方公里、鼎盛人口30-40万的雅典是典型的“小国寡民”，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则不然。鼎盛时期的雅典，论经济，占有阿提卡和塔索斯两大银矿，遍及整个爱琴海的提洛同盟城邦均向其提供献金。论影响，许多提洛同盟城邦的精英青年都会在雅典接受教育，成为雅典在各地的代理人。而在军事实力方面，伯罗奔尼撒战争前的雅典可以装配一支拥有300艘三列桨战舰、6万名水手的舰队，并拥有32000人的陆军，以及随时可以从广大的海外领土招募的盟军和雇佣兵。如此实力，在古地中海的任何时期都可称得上是大国。国土虽小，国力却不然，而寡民则更是和历史现实相反。
况且，比雅典更加“小国寡民”的城邦所在多矣，如果小国寡民是民主制的成因，那么民主制城邦应该在古希腊遍地开花才对，而实际上小邦的政体五花八门，少数值得一提的民主制城邦（4世纪的）底比斯、（前5世纪后半叶的）叙拉古则都是地广民强的大国。相应的，雅典国力臻于鼎盛的公元前5世纪下半叶，也恰恰是她民主制度的巅峰，而在雅典国力式微的公元前4世纪，其民主制度也随之逐渐衰退，滑向寡头制。纵览雅典民主从萌芽到鼎盛的前6-4世纪，雅典的国力和民主制度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在现代理论将庇西特拉图僭主政治纳入到民主化进程的轨道中后，这一趋势则更加明显。“小国寡民”成因论在现在的西方史学界已经越来越站不住脚，国内谈的较少的僭主政治、重装步兵、海军发展则得到了重新发掘和阐释。
僭主与民主，公元前560-510
公元前594年的梭伦改革开启了雅典民主化的道路。从直接结果上看，梭伦留下的是一个内乱的雅典，且随后雅典便迎来了独夫庇西特拉图的“僭主政治”，故而传统的历史叙事大多把梭伦改革定性为“失败的”，而庇西特拉图的僭主政治更是对民主赤裸裸的破坏。但是随着对僭主政治的深入研究，目前不论是梭伦改革还是庇西特拉图僭政，其评价都已有所回升。原因就是，尽管僭主政治让个人权威凌驾于整个城邦，但由于此前城邦的权力大多掌握在王族或贵族的手中，故而僭主专政的最大、直接受害者是贵族，而平民百姓的地位却有了改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庇西特拉图在雅典历史上首次向农民发放农业补助，Millett认为这一行为让雅典乡下的农民们摆脱了对当地领主的依附，而在经济上更加独立，故而损害的是贵族和地主的权威，平民的境况却因此得以好转。此外，设立巡回法庭等举措亦有助于打破地主和贵族的权力垄断，改良市政工程也提高了民生水平（市政工程似乎是僭主的一种爱好，萨摩斯的希波克拉底也以他的引水渠知名）。种种政策，均有助于降低各地平民对地方贵族的依赖，促进整个阿提卡向统一城邦国家的转变，由此为后来克里斯提尼彻底打破基层部族结构的改革铺平了道路。故而从梭伦到庇西特拉图，打破血缘纽带、改善平民境况、加强中央权力（此处中央与地方对立，而原有的地方权力结构则有利于贵族）的方向是始终统一的。而在他治下，雅典也从内乱中走了出来，并通过庇西特拉图时代各僭主之间的政治联系，成功扩大了自身的国际影响力。此外，庇西特拉图在受到放逐期间对殖民地的经营也是雅典海外势力扩张的起点。
重装步兵，约前7世纪中叶开始
于此同时，重装步兵在公元前6世纪的流行也促进了民主化。早期古希腊战争依赖战车和骑兵，装备这些兵种所需要的巨额财力只有贵族才负担得起，平民只是辅助力量。此后，古希腊农业经济逐渐恢复，自耕农的经济实力上升，虽然养不起马匹，但却足以置备重铠、大盾和长矛，武装起来的平民结成方阵，便拥有了克制贵族骑兵的能力。重装步兵的普及让有产平民的军事力量随着经济地位一并提高，这赋予了他们更大的政治影响，并成为城邦潜在的力量来源。然而，要想激发他们保卫城邦和产业的欲望，单凭僭主制是不够的，僭主们为了压制城内的反对派更倾向于使用卫队和雇佣兵（这也是6世纪僭主政治盛期古希腊较为“和平”的原因，因为仅凭他们可依仗的武装力量，各地僭主都缺乏发动侵略战争的实力和决心）。
前510年，庇西特拉图家族的僭主统治被推翻，克里斯提尼随后进行改革，不仅在仪式上肯定反僭主的行为，而且还出台了陶片放逐法以防僭主复生。此外，他还打破了原有的氏族政治结构，并实行公职抽签担任。这些举措同时打击了僭主和贵族，平民的政治话语权前所未有的扩大，也解放了重装步兵队伍的战斗力、战斗意志和动员能力。改革的直接结果就是雅典的初步强盛，不仅收复了萨拉米斯岛，而且击退了热衷于在全希腊拥立寡头的斯巴达人，直接捍卫了民主改革的成果。公元前490年马拉松战役是重装步兵的重要胜利，此役波斯军队携雅典的老僭主西皮厄斯一同到来，故而这场胜利也因重装步兵战胜僭主而格外具有象征意义。
海军“暴民”，公元前483
不过，能置办的起重装步兵武装的公民已经是雅典的中产阶级，蜗居城内的大量贫民的影响力依然有限。前490年雅典人口估计已达20万，但马拉松战役拉上战场的却只有1万人，远未达到全民动员的效果。但在公元前483年，雅典人发现了劳里昂银矿，时任执政官的地米斯托克利建议用这笔钱创建海军。此时腓尼基人发明的撞角战术已经传播到希腊，海战由“甲板上的陆战”，转变为舰船冲撞，水手因此更为重要。城市中无产的贫民因而被动员起来，成为雅典海军的水手，在前480年的萨拉米斯海战中战胜了波斯人。这被广泛认为是雅典“帝国”（Athenian Empire, 作为一种对雅典霸权的通称，而不是涉及对政体的描述）的起点。雅典人从此取代埃吉那人和科林斯人，成为希腊世界最大的海洋霸权，而此前在战争中毫无地位的贫民阶层，则一转成为雅典帝国的立国基石，在城市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至前5世纪60年代，在针对贵族和传统权力的斗争中，贫民与有产平民产生了合流。此时雅典掌权者为贵族派的西蒙，他此前凭借战功以及对平民的优待态度驾驭城内平、贵两股势力，但随着雅典海洋霸权的逐步确立，贫民阶级也逐渐产生了自身的组织、政治倾向与参政欲望。最终，从厄菲阿尔特到伯利克里，二者在先后放逐西蒙和修昔底德之后，终于建成了全民参政的雅典政治体系，也就是一般认知里的“雅典民主制”。这时雅典的国力也臻于鼎盛，虽然在领土上并未有显著扩展，反而还面临多个方向上的挑战，但所谓打天下容易守天下难，同时应付多条战线上的压力，往往比开疆拓土时需要维持更大规模的部队，雅典在厄菲阿尔特改革后能够不断以充足的人力和战斗意志去维持自己已有的边界线，与其通过民主改革，不断扩大分享政治权力的群体是密不可分的。
由此观之，同“小国寡民催生民主”的传统观点相悖，雅典民主制的发展，恰恰是建立在国家扩张、人民承担义务和获得权力的能力交替上升的基础之上的。相反，那些稳定在“小国寡民”状态下的城邦，在没有外部干预的情况下，反而容易止步于僭主制、寡头制，形成统治者依赖卫队、佣兵，压制平民派的情况。究其原因，小型的部落、村落中确实易于保留原始的民主制形式，然而这并不能证明城邦国家会自动因规模小而形成民主。相反，城邦国家的建立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区域性霸权压制、吸收其他村落的过程，这样的过程往往导致在军事、经济上地位较为优越的贵族或军功团体崛起，普通平民反而会遭到新兴政权的压制。幸而随着重装步兵和海军的崛起，古希腊军队对此类“群众力量”的依赖越来越深，此时“扩张”与“民主”的关系便发生了倒转：国家越大，对军事力量的需求就越多，这种需求并不仅是停留在经济等间接领域，而是要求直接将更多的国家领民转化为战士。如此一来，在军事领域承担国家义务的团体便不断增加，而承担义务后，他们对于行使国家权力时便有了更大的欲望、需求和正当性。这时势力的扩张反而会促使民主力量的崛起，从阿尔戈斯到科林斯，再到斯巴达、雅典，以至底比斯，这些爱琴海全域或区域性的霸权城邦的政治史均体现了这一过程。“民主是小国寡民的产物”这样的论断，越来越像是一种以现代观念，返照古代历史而得出的结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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