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没有现代国家采用雅典的陪审团制度？
现代国家之所以普遍不采用古雅典的陪审团制度，根源在于二者在社会结构、政治理念、法律体系以及实际运作层面的巨大差异。雅典的陪审团制度是其独特历史和文化背景下的产物，虽然其民主精神值得借鉴，但其具体形式在现代社会面临着诸多不适应性。
下面将从多个角度详细阐述为什么没有现代国家采用雅典的陪审团制度：
一、 雅典陪审团制度的核心特点及其现代社会的不适应性：
1. 规模庞大且不分级的陪审团 (Heliia)：
雅典模式： 雅典的陪审团（Heliia）人数非常庞大，通常由数百人甚至数千人组成（例如，一个法院可能有201、401、501、1001名陪审员）。这些陪审员都是来自公民大会的普通公民，没有经过专业的法律知识筛选。陪审团不分区分庭或陪审团主席，所有陪审员共同审议和投票。
现代不适应性：
效率低下： 如此庞大的陪审团在现代社会效率极其低下，难以在合理时间内完成审议和投票。大量的沟通成本和组织难度会使司法程序变得冗长而复杂。
审议质量难以保证： 在几百甚至上千人中进行有效、深入的审议非常困难。每个人的发言时间、机会均等难以保障，容易出现“群氓效应”，即少数强势或情绪化的声音压倒理性分析。
匿名性和责任感弱化： 庞大的群体规模容易导致个人责任感的弱化，陪审员可能更倾向于随大流，而非基于证据和法律进行独立判断。
专业性缺失： 雅典陪审员也缺乏法律专业知识，现代法律的复杂性远远超过古代。处理复杂的金融犯罪、知识产权纠纷、高科技案件等，仅凭普通公民的常识和经验，难以做出准确的判断。
2. 陪审员的普遍性、随机性与抽签选拔：
雅典模式： 雅典的陪审员是通过公民登记册进行的随机抽签选拔，几乎所有年满30岁的男性公民都有机会成为陪审员。陪审员的任期通常是一年，但可以连任。这种制度旨在最大程度地体现公民参与和民主。
现代不适应性：
对公民生活的影响巨大： 雅典公民的社会生活相对简单，职业分工不那么精细，许多人可以抽出大量时间参与公共事务。但现代社会，人们职业高度分化，许多职业要求全职投入，陪审员的召集会严重影响其工作和生活，甚至可能导致失业。
培训和筛选的必要性： 现代法律体系的复杂性要求陪审员具备一定的法律理解能力和逻辑分析能力。随机抽签无法保证这一点。现代国家通常会通过一定的资格审查、培训，甚至要求陪审员具有一定的法律知识背景（例如，某些国家允许有法律背景的人担任陪审员，或者设置专门的“职业陪审员”）。
案件的复杂性与对专业知识的要求： 现代案件，尤其是刑事案件中的量刑，以及民事案件中的证据采信和法律适用，往往需要高度的专业性。仅凭普通公民的随机抽样，难以应对。
3. 陪审团直接审判并决定事实与法律问题：
雅典模式： 雅典的陪审团不仅负责裁定事实真相，还直接参与法律的解释和适用，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对量刑做出最终决定（通过陪审员的投票来选择量刑选项）。这是一种“事实审判”与“法律审判”高度统一的模式。
现代不适应性：
法律解释的专业性： 现代国家的法律体系高度发达且复杂，法律的解释和适用需要深厚的法学理论功底和司法实践经验。让缺乏法律背景的陪审员直接解释和适用法律，容易导致判决的随意性和不稳定性，违背法律的统一性和可预测性原则。
职责的分工： 现代司法体系普遍强调法官和陪审团之间的职责分工。法官负责法律的适用和指导，陪审团负责事实的认定。这种分工有助于提高司法效率和判决的准确性。例如，在美国，法官会就法律问题向陪审团提供指导（jury instructions），陪审团根据这些指导来裁定事实。
量刑的复杂性： 量刑的考量因素非常多，包括犯罪情节、被告人的悔罪表现、社会影响等，这往往需要法官根据法律条文和司法惯例进行审慎判断。雅典陪审团直接投票选择量刑选项，虽然体现了公民的惩罚权，但在现代社会看来不够细致和理性。
4. 非职业化和报酬问题：
雅典模式： 陪审员作为公民义务，并会获得一定的报酬（薪金），这使得即使是贫穷的公民也能负担得起参与的成本。
现代不适应性：
报酬水平的挑战： 现代社会对陪审员的报酬标准难以界定。如果报酬过低，可能无法吸引公民参与，导致陪审员质量不高；如果报酬过高，则会给国家财政带来沉重负担，而且与陪审员作为公民义务的性质有所冲突。
时间成本与经济损失： 如前所述，现代社会的工作性质使得陪审员的长期缺席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仅仅依靠象征性的报酬难以弥补。
5. 缺乏充分的证据审查和辩论机制：
雅典模式： 雅典的审判程序相对简单，证据的提交和辩论过程可能不如现代法庭那样系统和严格。陪审员通过倾听双方的陈述和证人的发言来做出判断。
现代不适应性：
证据规则的严谨性： 现代法律体系有非常详细和严格的证据规则，例如排除非法证据、传闻证据的限制等。这些规则的目的是确保审判的公正性和证据的可靠性。陪审员需要理解和遵循这些复杂的证据规则，仅凭常识难以做到。
辩论的深度和广度： 现代庭审中的辩论是律师之间、律师与法官之间、律师与证人之间围绕证据和法律进行的高强度、专业化的交锋。这需要高度的法律素养和口才。
二、 现代国家司法体系的演变与需求：
1. 专业化与精细化： 现代社会对法律的理解、适用和发展提出了更高的专业性要求。法律体系本身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演变，形成了庞大的法律条文、判例和理论体系。这使得法律的解释和适用成为一项高度专业化的工作，需要由经过长期训练和实践的专业人士（法官）来承担。
2. 保障被告人的权利： 现代法治国家高度重视被告人的权利，包括获得公平审判、沉默权、辩护权等。陪审团制度，尤其是雅典那种大规模、非专业化的陪审团，可能难以充分保障这些权利，例如，陪审员可能因个人偏见、情绪或误解而影响判决。
3. 司法效率与成本控制： 现代社会节奏加快，司法效率至关重要。任何可能导致司法程序冗长、低效的制度都会受到审慎的评估。雅典式的大规模陪审团制度显然不符合现代社会对效率的要求。
4. 透明度与公开性： 虽然雅典的陪审团制度具有参与性，但其决策过程（陪审员投票的细节）可能不如现代法庭那样公开和透明。现代司法体系更倾向于公开审判，并对判决理由进行详细阐述，以增强司法公信力。
5. 国际化与法律统一： 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国在法律领域存在交流和合作的需求。采用相对统一或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司法模式，有助于国际间的法律衔接和互认。雅典的独特模式难以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和实践。
三、 现代陪审团制度的演变与借鉴：
尽管现代国家很少完全采用雅典的陪审团制度，但雅典的陪审团制度作为民主参与的典范，其一些理念仍然被现代司法体系所借鉴和改良：
对事实认定的参与： 许多国家（如美国、英国等）保留了陪审团制度，但其规模大大缩小（通常由12人组成），并且主要负责认定事实，而法律问题的解释和适用则由法官负责。
陪审员的筛选和培训： 现代陪审员选拔更加审慎，会对陪审员的资格进行审查，并提供必要的法律知识和程序指导。
陪审员的独立性与公正性： 通过迴避制度、庭前会议等方式，努力确保陪审员的独立性和公正性，避免偏见。
陪审员的报酬和时间补偿： 为了鼓励公民参与，许多国家会为陪审员提供一定的报酬和补偿，以减轻其经济负担。
总结而言， 雅典的陪审团制度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体现了古希腊公民直接民主的理想。然而，现代社会在政治结构、经济发展、法律体系的复杂性、对效率的要求以及对个体权利的保障等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使得雅典式的庞大规模、非专业化、直接审判的陪审团模式，在现代国家难以适应，甚至会带来诸多弊端。因此，现代国家选择发展出更符合自身需求的司法制度，并在保留部分陪审员制度时，对其进行了大幅度的改良和精炼。
下面将从多个角度详细阐述为什么没有现代国家采用雅典的陪审团制度：
一、 雅典陪审团制度的核心特点及其现代社会的不适应性：
1. 规模庞大且不分级的陪审团 (Heliia)：
雅典模式： 雅典的陪审团（Heliia）人数非常庞大，通常由数百人甚至数千人组成（例如，一个法院可能有201、401、501、1001名陪审员）。这些陪审员都是来自公民大会的普通公民，没有经过专业的法律知识筛选。陪审团不分区分庭或陪审团主席，所有陪审员共同审议和投票。
现代不适应性：
效率低下： 如此庞大的陪审团在现代社会效率极其低下，难以在合理时间内完成审议和投票。大量的沟通成本和组织难度会使司法程序变得冗长而复杂。
审议质量难以保证： 在几百甚至上千人中进行有效、深入的审议非常困难。每个人的发言时间、机会均等难以保障，容易出现“群氓效应”，即少数强势或情绪化的声音压倒理性分析。
匿名性和责任感弱化： 庞大的群体规模容易导致个人责任感的弱化，陪审员可能更倾向于随大流，而非基于证据和法律进行独立判断。
专业性缺失： 雅典陪审员也缺乏法律专业知识，现代法律的复杂性远远超过古代。处理复杂的金融犯罪、知识产权纠纷、高科技案件等，仅凭普通公民的常识和经验，难以做出准确的判断。
2. 陪审员的普遍性、随机性与抽签选拔：
雅典模式： 雅典的陪审员是通过公民登记册进行的随机抽签选拔，几乎所有年满30岁的男性公民都有机会成为陪审员。陪审员的任期通常是一年，但可以连任。这种制度旨在最大程度地体现公民参与和民主。
现代不适应性：
对公民生活的影响巨大： 雅典公民的社会生活相对简单，职业分工不那么精细，许多人可以抽出大量时间参与公共事务。但现代社会，人们职业高度分化，许多职业要求全职投入，陪审员的召集会严重影响其工作和生活，甚至可能导致失业。
培训和筛选的必要性： 现代法律体系的复杂性要求陪审员具备一定的法律理解能力和逻辑分析能力。随机抽签无法保证这一点。现代国家通常会通过一定的资格审查、培训，甚至要求陪审员具有一定的法律知识背景（例如，某些国家允许有法律背景的人担任陪审员，或者设置专门的“职业陪审员”）。
案件的复杂性与对专业知识的要求： 现代案件，尤其是刑事案件中的量刑，以及民事案件中的证据采信和法律适用，往往需要高度的专业性。仅凭普通公民的随机抽样，难以应对。
3. 陪审团直接审判并决定事实与法律问题：
雅典模式： 雅典的陪审团不仅负责裁定事实真相，还直接参与法律的解释和适用，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对量刑做出最终决定（通过陪审员的投票来选择量刑选项）。这是一种“事实审判”与“法律审判”高度统一的模式。
现代不适应性：
法律解释的专业性： 现代国家的法律体系高度发达且复杂，法律的解释和适用需要深厚的法学理论功底和司法实践经验。让缺乏法律背景的陪审员直接解释和适用法律，容易导致判决的随意性和不稳定性，违背法律的统一性和可预测性原则。
职责的分工： 现代司法体系普遍强调法官和陪审团之间的职责分工。法官负责法律的适用和指导，陪审团负责事实的认定。这种分工有助于提高司法效率和判决的准确性。例如，在美国，法官会就法律问题向陪审团提供指导（jury instructions），陪审团根据这些指导来裁定事实。
量刑的复杂性： 量刑的考量因素非常多，包括犯罪情节、被告人的悔罪表现、社会影响等，这往往需要法官根据法律条文和司法惯例进行审慎判断。雅典陪审团直接投票选择量刑选项，虽然体现了公民的惩罚权，但在现代社会看来不够细致和理性。
4. 非职业化和报酬问题：
雅典模式： 陪审员作为公民义务，并会获得一定的报酬（薪金），这使得即使是贫穷的公民也能负担得起参与的成本。
现代不适应性：
报酬水平的挑战： 现代社会对陪审员的报酬标准难以界定。如果报酬过低，可能无法吸引公民参与，导致陪审员质量不高；如果报酬过高，则会给国家财政带来沉重负担，而且与陪审员作为公民义务的性质有所冲突。
时间成本与经济损失： 如前所述，现代社会的工作性质使得陪审员的长期缺席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仅仅依靠象征性的报酬难以弥补。
5. 缺乏充分的证据审查和辩论机制：
雅典模式： 雅典的审判程序相对简单，证据的提交和辩论过程可能不如现代法庭那样系统和严格。陪审员通过倾听双方的陈述和证人的发言来做出判断。
现代不适应性：
证据规则的严谨性： 现代法律体系有非常详细和严格的证据规则，例如排除非法证据、传闻证据的限制等。这些规则的目的是确保审判的公正性和证据的可靠性。陪审员需要理解和遵循这些复杂的证据规则，仅凭常识难以做到。
辩论的深度和广度： 现代庭审中的辩论是律师之间、律师与法官之间、律师与证人之间围绕证据和法律进行的高强度、专业化的交锋。这需要高度的法律素养和口才。
二、 现代国家司法体系的演变与需求：
1. 专业化与精细化： 现代社会对法律的理解、适用和发展提出了更高的专业性要求。法律体系本身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演变，形成了庞大的法律条文、判例和理论体系。这使得法律的解释和适用成为一项高度专业化的工作，需要由经过长期训练和实践的专业人士（法官）来承担。
2. 保障被告人的权利： 现代法治国家高度重视被告人的权利，包括获得公平审判、沉默权、辩护权等。陪审团制度，尤其是雅典那种大规模、非专业化的陪审团，可能难以充分保障这些权利，例如，陪审员可能因个人偏见、情绪或误解而影响判决。
3. 司法效率与成本控制： 现代社会节奏加快，司法效率至关重要。任何可能导致司法程序冗长、低效的制度都会受到审慎的评估。雅典式的大规模陪审团制度显然不符合现代社会对效率的要求。
4. 透明度与公开性： 虽然雅典的陪审团制度具有参与性，但其决策过程（陪审员投票的细节）可能不如现代法庭那样公开和透明。现代司法体系更倾向于公开审判，并对判决理由进行详细阐述，以增强司法公信力。
5. 国际化与法律统一： 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国在法律领域存在交流和合作的需求。采用相对统一或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司法模式，有助于国际间的法律衔接和互认。雅典的独特模式难以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和实践。
三、 现代陪审团制度的演变与借鉴：
尽管现代国家很少完全采用雅典的陪审团制度，但雅典的陪审团制度作为民主参与的典范，其一些理念仍然被现代司法体系所借鉴和改良：
对事实认定的参与： 许多国家（如美国、英国等）保留了陪审团制度，但其规模大大缩小（通常由12人组成），并且主要负责认定事实，而法律问题的解释和适用则由法官负责。
陪审员的筛选和培训： 现代陪审员选拔更加审慎，会对陪审员的资格进行审查，并提供必要的法律知识和程序指导。
陪审员的独立性与公正性： 通过迴避制度、庭前会议等方式，努力确保陪审员的独立性和公正性，避免偏见。
陪审员的报酬和时间补偿： 为了鼓励公民参与，许多国家会为陪审员提供一定的报酬和补偿，以减轻其经济负担。
总结而言， 雅典的陪审团制度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体现了古希腊公民直接民主的理想。然而，现代社会在政治结构、经济发展、法律体系的复杂性、对效率的要求以及对个体权利的保障等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使得雅典式的庞大规模、非专业化、直接审判的陪审团模式，在现代国家难以适应，甚至会带来诸多弊端。因此，现代国家选择发展出更符合自身需求的司法制度，并在保留部分陪审员制度时，对其进行了大幅度的改良和精炼。
网友意见
因为要平衡公权力和私权利。
比如你辛苦致富了，大家眼红，把你告了。
法律肯定没有富人罪，于是原告说对你的惩罚是把你的钱分给大家，你无论说什么都没用，大家一致通过原告的方案。
现在，几乎所有人都开心了，只有你不开心。
最终的结果就是，人人自危，人人都要避免自己成为少数派，无论是好的少数派，还是坏的少数派。
如果你经历过1966-1976这10年，你就会知道这有多荒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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