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马哲没有被现代哲学传统深远资源深厚的国家接受，却在现代哲学贫瘠的俄国拉美地区生根呢？
一、 “现代哲学传统深厚”国家的特点与马克思主义的“不匹配”
我们首先要理解，当提到“现代哲学传统深厚”的国家时，通常指的是西欧国家，特别是德国、法国、英国等，它们是西方哲学自启蒙运动以来发展的核心区域。这些国家的哲学土壤孕育了许多重要的思想家和学派，这些思想本身就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对象，也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设置了障碍。
1. 自身哲学体系的成熟与包容性有限：
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的遗产： 这些国家已经拥有了强大的理性主义（如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和经验主义（如洛克、休谟、贝克莱）传统。它们对知识的来源、推理的有效性、以及人类理解世界的方式有着深刻的论述。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虽然也强调唯物论和辩证法，但其在认识论上与西方主流的某些侧重点存在差异，例如对意识形态的强调，对主体能动性的极端重视，以及对实践的优先性，这些可能与更注重理论抽象或感官经验的传统存在张力。
自由主义的根基： 法国大革命以来，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哲学和经济思想，在西欧国家确立了主导地位。它强调个人权利、自由市场、民主宪政等。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阶级斗争的强调，以及其最终目标（无阶级社会、国家消亡）都直接挑战了自由主义的核心理念。在自由主义已经深入人心的社会，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激进变革方案需要克服巨大的思想阻力和既有的社会结构。
康德与黑格尔的深远影响： 马克思深受黑格尔哲学的影响，但也对其进行了“颠倒”。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历史辩证法等概念在德国哲学中占据核心地位。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对黑格尔唯心史观的批判性继承，但在分析社会和历史的动力时，西欧知识分子可能已经内化了黑格尔式的宏大叙事，或者发展出对纯粹经济决定论的怀疑。同时，康德的道德哲学、认识论以及对“物自体”的讨论，也构建了一套强调个体自由意志和普遍道德法则的框架，这与马克思主义中对社会结构和经济基础的强调存在一定的张力。
实证主义与社会科学的兴起： 19世纪中后期，实证主义（如孔德）以及早期社会学（如涂尔干）也在发展。这些学派试图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强调秩序、进步、社会团结等概念。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和对既有社会秩序的颠覆性，可能与这些更倾向于渐进改良和秩序维护的社会科学思潮格格不入。
早期社会主义思潮的分流： 在马克思之前，法国和英国已经存在各种各样的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出现是对这些思潮的批判性超越，但同时也意味着其需要在已经存在多样化社会主义思想的土壤中竞争，并且要说服人们接受其“科学社会主义”的独特性。
2. 社会结构的“韧性”与阶级斗争的“缓和”：
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能力： 随着时间推移，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一系列改革（如普选权扩大、福利制度的建立、工会力量的增强、反垄断法的实施等），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提高了工人的生活水平，增强了社会的流动性，削弱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论断的紧迫性。
中产阶级的壮大： 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催生了庞大的中产阶级，他们既享有资本主义带来的物质利益，也可能对激进的革命持谨慎态度。
政治改良的路径： 在这些国家，政治权利的争取和社会的进步更多地是通过议会斗争、改革和渐进的方式实现，而非通过暴力革命。这使得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在实践上显得不那么必要。
二、 “现代哲学贫瘠”地区对马克思主义的“契合性”
这里将俄国和拉美地区概括为“现代哲学贫瘠”是相对而言的，并非说这些地区完全没有哲学思想，而是指在西方意义上，其自身的现代哲学传统不够深厚，其社会结构和历史经历使得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核心论点更容易被接受和内化。
（一） 俄国的情况
俄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虽然有其深厚的文学和思想传统（如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但在西方那种围绕启蒙、理性、自由主义、经验主义等展开的系统性哲学建构方面，确实不如西欧国家。其接受马克思主义有其独特的历史和社会原因：
1. 缺乏深厚的自由主义传统： 俄国自彼得大帝改革以来，一直是以专制主义（沙皇专制）为主要政治形态。自由主义思想虽有传播，但未能形成主流意识形态和稳定的政治制度基础。这为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思想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因为它能够直接攻击俄国社会的根本问题——专制、不平等和剥削。
2. 社会转型期的剧烈矛盾：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国，在沙皇专制统治下，封建残余依然严重，同时又快速引入资本主义，导致社会矛盾异常尖锐：
农奴制改革后的农村问题： 农奴制改革（1861年）并未根本解决土地问题和农民的贫困。
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与工人阶级的形成： 少数工业中心迅速崛起，但工人阶级生活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缺乏权利，为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论述提供了现实基础。
知识分子的普遍不满： 俄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革命知识分子）对沙皇专制、社会不公和落后深恶痛绝，他们试图寻找一种能够根本解决社会问题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系统性的解释和行动指南。
3. 马克思主义对俄国具体国情的“适应性”：
对落后国家的革命可能性的论述： 尽管马克思本人认为社会主义革命首先会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但包括列宁在内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对帝国主义的分析，以及对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等问题的研究，论证了在落后国家也可以通过革命夺取政权，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强调阶级斗争与革命： 俄国社会的高度不平等和专制统治使得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成为许多人眼中唯一的出路，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核心思想与俄国的现实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作为一套完整的世界观和行动指南： 马克思主义不仅提供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还提供了一套关于历史发展规律、社会改造蓝图以及革命策略的完整理论体系，对于渴望变革的俄国知识分子和民众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二） 拉美地区的情况
拉美地区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同样具有其历史、社会和经济的独特性，其“现代哲学贫瘠”更多体现在其尚未完全摆脱殖民主义的遗产，并且在后殖民时期面临着深刻的社会经济结构性问题：
1. 殖民主义的遗留问题与后殖民困境：
经济上的依赖性： 拉美国家在独立后，很大程度上陷入了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经济依赖，成为原材料供应地和商品倾销市场，这种“依附性经济”结构是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重要切入点。
政治上的不稳定与威权主义： 许多拉美国家在独立后经历了长期的政治动荡、军事政变和威权统治，未能建立起稳固的民主制度和法治国家。这使得马克思主义对国家权力、阶级压迫的批判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2. 深刻的社会不平等与土地问题：
土地的集中与剥削： 传统的土地所有制（大地主制）使得土地高度集中，造成了普遍的贫困和农村人口的剥削，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阶级剥削的分析，直接回应了拉美社会最核心的矛盾。
贫富差距巨大： 拉美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地区之一，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社会公正、财富再分配的理念，对于底层民众和被剥削者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3. 反帝国主义与民族解放的诉求：
美国的影响力： 在冷战时期，美国对拉美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力非常大，许多拉美国家视其为“新殖民主义”或“帝国主义”的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反帝国主义立场，以及它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批判，与拉美许多国家追求民族独立和经济自主的愿望高度契合。
“解放神学”的出现： 在拉美，马克思主义与天主教相结合，催生了“解放神学”。这种神学强调关注穷人、反抗压迫，将基督教的救赎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改造相结合，为马克思主义在拉美地区的传播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和组织载体，尤其是在贫困社区和基层教会中。
4. 知识分子与学生群体的激进倾向：
对现有秩序的失望： 和俄国知识分子一样，拉美地区的许多知识分子和学生对国内的政治腐败、社会不公和外国资本的控制感到失望，他们积极寻求革命性的解决方案。
古巴革命的影响： 1959年古巴革命的成功，为拉美地区提供了一个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范例，极大地鼓舞了当地的左翼运动，并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总结来说：
“现代哲学传统深厚”的国家 拥有更成熟、更复杂的思想体系和政治制度，其内部已经形成了对资本主义的各种辩护和改良方案，这使得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批判和革命主张难以获得广泛认同，或者说其部分论点已经被现有理论体系所吸纳和转化。
“现代哲学贫瘠”的俄国和拉美地区 则因为其历史遗留问题（如专制、农奴制残余、殖民主义影响）、社会结构的尖锐矛盾（如高度不平等、土地问题、经济依赖性）以及对外国（特别是美国）影响力的不满，使得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革命性和提供整套社会改造方案的特性，能够更加直接和深刻地回应其现实需求，并找到更适合自身土壤的传播和生根方式。
这并非否定西方国家对马克思主义的关注和研究，事实上，许多西方学者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和批判性分析上做出了巨大贡献。但问题在于其“生根”和“成为主流指导思想”的可能性，这取决于思想与具体社会历史语境的契合程度。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诊断社会弊病并提供改造方案的理论，在那些矛盾最尖锐、改革路径最不明朗的地区，更容易成为一股强大的思想力量。
网友意见
从马克思主义的传承来看，从法兰克福学派到后来的文化研究学派，再到后来的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各种理论，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像在传播学这个学科内部，有两大分支，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而批判学派最重要的理论来源之一，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
或者，说的再直接点，今天我们所使用的大多数社会批判理论，特别是针对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批判理论，中间都肯定有一部分理论传承是来自马克思主义的。
但中国、俄国、拉美等地区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哲学或社会科学思想而传播的，而是往往会与当地特定的历史社会环境相结合，成为改造国家、反抗压迫的工具。对于这一点，学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极为重要。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里，毛泽东就明确指出：
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发展，亦必有相当的条件。
第一，它的发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的国家，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必然是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因为这种奇怪现象必定伴着另外一件奇怪现象，那就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帝国主义和国内买办豪绅阶级支持着的各派新旧军阀，从民国元年以来，相互间进行着继续不断的战争，这是半殖民地中国的特征之一。不但全世界帝国主义国家没有一国有这种现象，就是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也没有一处有这种现象，仅仅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中国这样的国家才有这种现象。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有两种，即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湘赣边界的割据，就是这许多小块中间的一小块。有些同志在困难和危急的时候，往往怀疑这样的红色政权的存在，而发生悲观的情绪。这是没有找出这种红色政权所以发生和存在的正确的解释的缘故。我们只须知道中国白色政权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不断的，则红色政权的发生、存在并且日益发展，便是无疑的了。
第二，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地存在的地方，不是那种并未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例如四川、贵州、云南及北方各省，而是在一九二六和一九二七两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工农兵士群众曾经大大地起来过的地方，例如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等省。这些省份的许多地方，曾经有过很广大的工会和农民协会的组织，有过工农阶级对地主豪绅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许多经济的政治的斗争。所以广州产生过三天的城市民众政权，而海陆丰、湘东、湘南、湘赣边界、湖北的黄安等地都有过农民的割据。至于此刻的红军，也是由经过民主的政治训练和接受过工农群众影响的国民革命军中分化出来的。那些毫未经过民主的政治训练、毫未接受过工农影响的军队，例如阎锡山、张作霖的军队，此时便决然不能分化出可以造成红军的成分来。
第三，小地方民众政权之能否长期地存在，则决定于全国革命形势是否向前发展这一个条件。全国革命形势是向前发展的，则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不但没有疑义，而且必然地要作为取得全国政权的许多力量中间的一个力量。全国革命形势若不是继续地向前发展，而有一个比较长期的停顿，则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是不可能的。现在中国革命形势是跟着国内买办豪绅阶级和国际资产阶级的继续的分裂和战争，而继续地向前发展的。所以，不但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没有疑义，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
第四，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若只有地方性质的赤卫而没有正式的红军，则只能对付挨户团，而不能对付正式的白色军队。所以虽有很好的工农群众，若没有相当力量的正式武装，便决然不能造成割据局面，更不能造成长期的和日益发展的割据局面。所以“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具备的一个重要的思想。
第五，红色政权的长期的存在并且发展，除了上述条件之外，还须有一个要紧的条件，就是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
在这篇文章里，毛泽东说的很清楚，红色政权的存在要求帝国主义的势力不能过于强大，同时这个地区既不能过早进入资本主义模式，但也要有一定的革命基础。中国、俄国、拉美等其实都或多或少地有这种情况的存在。而在欧洲，由于资本主义发展过快、过成熟，反而丧失了爆发大规模革命的可能性。
因为西方国家有帝国主义这一条更好走，走起来更顺的路。投资个东印度公司，压榨印度人的收益就有你一份了，不香吗？共产主义来了哪来印度人给你干活?
而中国、俄国、拉美地区等，没有这条路可以走。
马哲在西方世界的多数大学中早就已经成为最时尚最流行的社科理论了……只不过西方人所接受的马哲跟中国人每天所说的马哲不太是一回事。比如在北美，几乎所有大学的人文社会科学的院系都在上个世纪60年代末就被法国和德国传来的“批判理论”和法兰克福学派所攻占了。福柯、德里达、马尔库塞、阿尔都塞等人甚至都有些过时。因为现在六十年过去了北美已经开始产生自己的批判理论小将了，比如金伯莉·克伦肖和她的“交叉主义”，或者罗宾·迪安吉洛的《白人的脆弱性》，或者Antifa组织，其实都是在马哲大旗下诞生的。你可能不认为这些算马哲，但他们自己确实十分自我认同为马克思主义者。找一个中上水平美国大学中的优秀白人学生，跟她聊马克思，她的反应绝对会是很正面的。除了圣母大学之类的宗教性质大学，美国多数大学中的优秀大学生们往往都是资深白左，对于他们来说马克思主义是很“酷”的，是一种向父母和老师叛逆的工具。当然，他们的父母和老师在年轻时可能也用马克思主义来叛逆过。
这玩意得有土壤环境配合才能落地生根，不是马哲选择了中俄拉美，而是中俄拉美本就有这样的底层土壤，这理论一出现，马上就遇见了最为合适的条件。
中国是最早出现乌托邦理想主义的地方，陈胜吴广那个“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即是最早契合马哲理论的实践开端，然后是天师教，五斗米教的传承，接着是张鲁建立的第一个平均主义政权实体，无一不在践行着马哲理念。可惜中国有这种马哲实践的厚实基础，却一直没有相应的配套理念出来，陈胜吴广只喊了一句口号，并没有其他的系统理论来阐述王侯将相为什么不是天生的，也无法解释普通平民怎么可以代替，通过什么路径去实现，而天师教，也是有主张无理念，包括建立了实体政权的张鲁，并没有给后人留下有效的指导思想。所以，此后两千年时间，中国的底层逻辑一直都有马哲的实践者，但大家总结来总结去，也就简单的打土豪均田地与替天行道这样的口号，并无系统性的理论出来。
直到马哲的横空出世。
它彻底的解决了困扰中国底层几千年的理论薄弱环节，中国人把它搬过来，随便改头换面套用一下，发现简直就跟量身定做一样的合身，所以就开花散叶，连肥都不用施就长成参天大树了。
因为西方掉进了资本主义这个局部最优陷阱。
之前回答过一个类似的问题，为什么中国五千年文明，却没有发展出体系化的现代科学？
答案同样是因为中国掉进了局部最优陷阱。
欧洲为什么发展出了科学？因为他们一直在低位徘徊，文艺复兴开始触底反弹了。
秦始皇统一中国，车同轨，书同文，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统一帝国。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下，中央集权的大帝国可以统一调配资源，这些高度集中的资源被用在兴修水利、基础建设、国防安全等方面，其对生产力的促进是那些分散的小国无可企及的。
从此之后，吃到中央集权甜头的中国人便始终追求着大一统。
秦朝二世而亡，取而代之的汉朝仍然维持了大一统，经过几代人的摸索，终于由汉武帝找到中央集权的思想理论指导，即外儒内法。
这种思想在今后的两千年中经受了岁月的考验，自始至终发挥着无与伦比的效用，足见其强大之处。
隋唐发明的科举制度，可谓中国最伟大的发明，这种制度将外儒内法的思想发挥到了极致，在之后一千多年中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中国始终保持着稳定的统一。
正是这样的稳定统一，使得中国在两千年时间里屹立于世界之巅。
然而，也正是由于这种优势，使得中国人的认知出现了局限，大家开始“一心只读圣贤书”，专注于道德修养，关注于人与人的关系。因为历史一再证明，只要能够把人的问题解决好，就可以维持相当优越的生活。于是，中国人开始忽视客观世界，甚至对物质产生了鄙视，更不要说去钻研客观事物了。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格物”。既然叫“格物”，而没有叫“格人”，其最初的含义显然包含了客观事物。但是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格的对象逐渐发生了偏移，最终焦点完全转移到了“欲情念”等主观方面。而这种关注自身的倾向并没有阻碍生产力发展，相反的，他造就了一批批的君子，在这些君子的领导之下，这个大一统的帝国得已稳定运行，客观上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中国就此掉入局部最优陷阱。
如果现在回头看，我们很容易发现这种陷阱，因为王朝持续的时间总是不能长久，经历了数个朝代之后，这种只关注人的倾向就很值得质疑了吧？如果我们只需要道德高尚的人，那么为什么那么多朝代都会灭亡呢？难道朝代延续会导致道德沦丧？这无论如何也讲不通吧？
既然是认知问题，当局者迷，古人最终也没能跳出这个陷阱。他们总是从人的方面去总结前代的经验教训，殊不知，这里面最主要的原因并不是人，而是生产力发展无法满足人口增长。说白了，就是安居乐业时间长了，人口多了，但是粮食增长不够快，于是容错率越来越低，有点什么灾害就要饿肚子，人吃人。这也就是为什么朝代末年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就是吃不上饭嘛！
不过，以当时的数据统计能力，这个陷阱确实隐藏的太深了，也不能苛责古人。
反观欧洲，为什么他们可以发展出科学？
因为欧洲漫长中世纪，在宗教的统治下始终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使得资源无法集中调配，因此生产力始终发展缓慢。直到14世纪，意大利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这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早在宋代也已经出现了。
区别是什么？
中国的中央集权之强大，直接扼杀了资本主义萌芽，新兴的资产阶级根本没有能力挑战官僚集团，更不用说皇权了。
而欧洲不同，他们的领主相对弱小，意大利当时只是一个个的小城帮，新型的资产阶级是有能力与他们进行较量的。于是，在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大趋势下，资产阶级开启了文艺复兴运动。
什么叫文艺复兴？
说的好听，其实就是西方版的拿来主义。基督教体系已经摇摇欲坠，又没有新的体系可以替代，怎么办？于是意大利人开始病急乱投医，把被遗忘了一千多年的古希腊文明拿过来用，美其名曰“复兴”。
他们对古希腊文明进行了升级改造，使之适应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然后大言不惭的说自己是希腊文明的继承者。就文明的载体而言，他们使用着不同的文字和语言，很难说这是一种“继承”，其实更像是购买了一个老字号，打上了人家的牌子而已。
不过，不论如何，这条路是走对了，然后就有了哥白尼、伽利略……
另一方面，由于低下的生产力难以养活增长的人口，于是逼出了大航海时代，然后就是地理大发现。新的粮食作物、经济作物以及白银的发现直接助推资本主义发展进程。
有钱了，自然就会有一批“闲人”，可以去研究一些与生产没有直接关系的学问，于是科学得到了大发展。
既然欧洲人已经开启了科学之门，中国自然没有必要重复发明轮子，就好像中国发明造纸术、印刷术，欧洲也不会发明出另外一种形式的“书”。
资本主义的血腥扩张导致了欧洲对中国的侵略和殖民，这使得中国曾经大大落后于欧洲。
现在把中国与西方掉个个儿，是不是正好能够回答这个问题？
正是因为西方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使得他们对资本产生了生理依赖，根本摆脱不掉；反观中国，我们已经拆除了地面上的一切违建，万丈高楼平地起。这就是盘旋上升，这就是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
而我们的根基正是两千多年的大一统，与生俱来带着“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理想，马克思指给我们路径，但道路千万条，为什么我们会选择这条路？因为我们数千年来本就朝着那个方向奋斗着。
干货在这不受待见，我把他们放在公众号“墨子连山”了……
“没有被广泛接受”只是个错觉，这大概是来自于对马哲的偏狭理解：“阶级话语”和“消灭资本主义”。
1.阶级话语
在这个意义上，马哲确实没在西方扎根。
因为这二者的突出特征都是“暴力革命”。
事实上，在法国五月风暴之后，阶级话语就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世界全面溃败了。人们发现，以暴力为基本特征的阶级叙事，更多造成的是混乱，而非解放。
姑且不谈五月风暴的本质属性，它是被西方人广泛视作“社会主义运动”，因此造成的混乱或多或少也被归咎于社会主义。
暴力自身蕴含的非理性和恐怖性被完整的记住了，但是解放的纬度极少出现在西方世界的眼中，而工会主义的和平罢工已经足以让西方工人获得想要的利益，这时候暴力既没有现实基础也缺乏理论力量。
当“阶级斗争”被“身份斗争”取代，社会主义运动就逐渐转向自由主义式的。
更不要说马克思所讲述的流水线无产阶级已经逐渐萎缩，被新的白领无产阶级取代，而白领阶级中又被制造出大量的“中产阶级”。
一个白领或许不掌握生产资料，但是如果工资完全可以不愁吃喝，那么这还是具有革命性的被残酷压榨的无产阶级吗？
这个时代，“无产阶级”这个概念需要挖掘的地方还很多，“革命主体在哪里”也是世界学术界的热点问题。
2.消灭资本主义
在理论上，马克思主义的右转是以哈贝马斯的沟通伦理学为重要标志的。
原本在我们的视野中，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必然产生资产阶级的国家，经济形式和国家形式是绑定在一起的。资产阶级的国家就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在政治上的表现。
而且经济决定政治，因此改造资本主义经济也必然意味着资产阶级统治崩溃。
所以我们要求消灭资本主义，必然涉及推翻资产阶级国家，利用国家机器改造经济。
但是哈贝马斯做的，恰恰是把资本主义经济形式和资产阶级政治形式脱钩。
这样，我们就可以有一个推论：
资产阶级国家不是只能服从于资本主义经济，我们可以用国家形式来改造资本主义制度——用民主改造资本。
这样，保留下来的是“反资本主义”，但是“不反资产阶级国家”。
当资本主义和阶级统治脱钩，在资本主义制度内实现理想社会就具有了理论的可能性。
这样消灭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就被哈贝马斯无限弱化了。
事实上，这个不需要暴力革命的愿景，要比革命看起来诱人得多，因为它不需要付出什么代价就可以品尝最甘甜的果实。
3.所以，马哲在西方失语了么？
并没有。
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学术界影响力极大，一切批判社会的理论，或多或少都受到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市民社会批判”、“拜物教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国家形式批判”、“剥削理论”、“异化理论”等的影响。
也有相当多的资本主义卫道士，在以各种方式回应马克思的批判，试图驳倒他。
福柯作为政治哲学界的长久热门人物，虽然没有表露过自己受到的马克思的影响，但是最近发表的一些论文认为，有充分证据表明福柯的生物政治（bio-politics）和规训治理术，极大受到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对工厂工人受到管理的分析的影响。
现在比较活跃的西马学者，大多集中在德法，还有意大利、英国和美国，每年的著作的发文都多得很。
尤其是随着中国崛起和资本主义不断的社会、经济、政治危机，马哲在世界范围内还有复兴的趋向。
按照他们的说法，这个世界上把资本主义都懂完了的，恰恰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马哲是什么？
我不认为很多人搞懂了这个问题。
马哲是理论，是指导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理论之一，其影响不亚于《社会契约论》
世界各国研究马哲的学者数不胜数，研究著作可以堆满图书馆。
在理论研究这一范畴，西方国家的成就那是有目共睹的。对于相关研究范畴的人来说，广泛接受是一个很中肯的评价。一个经济学家、政治家、社会学者等等，如果说连马哲都不知道，马哲的书都没有读过，那是要引起哄堂大笑的。
所以题目是错的。
出题者不知道什么是理论，所以开黄腔。
当然。我知道出题者的想法，他实际上想问的是：为什么西方国家没有进行马哲理论指导下的社会实践，或者说没有取得成果？比如建立社会主义国家？
这个问法也不完全正确。
西方国家实际上一直在展开马哲理论指导下的社会实践，比如扩大公民权运动，保护劳工，救济穷人，为促进社会资源分配公平化征收富人税等等。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缓和了社会矛盾。
这就是个程度问题，并非是没有社会主义成分，只是没有达到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程度。
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是当今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常态。
而不能简单以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来进行区分。
实际上欧洲国家的社会主义成分一直处于上升阶段，对于垄断组织的惩罚越来越严厉，对于普通民众的关注和尽力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和收入问题，一直在想办法，提意见。
马哲倡导革命，但是革命是不是一定要暴力革命？
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众不同的政党在具体的实践中，各有各的想法，主要还是根据各国实际情况出发。
反过来，我国研究《社会契约论》的学者专家和普通网民也很多，文章著作不计其数。
其目的都是为了促进国家社会向前发展，这些理论是人类社会的瑰宝，是非常珍贵的财富。
而实践问题，涉及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当然要慎之又慎。搞不好就要人头落地，血流成河。
所以不能一概而论。
而更重要的是，一定要分清楚什么是理论，什么是实践。搞混了，或者是故意混淆，要么贻笑大方，要么不怀好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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