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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想具体了解人民公社的相关制度，请大佬赐教！又有何相关资源？

回答
说到人民公社，那可真是新中国历史上一段极其特殊的时期，它不仅仅是一种组织形式，更承载着那个年代特有的社会理想和实践。很多事儿，与其说是制度，不如说是那个时代一种集体的、带有浪漫色彩的尝试。

人民公社，它到底是个啥？

简单来说，人民公社就是那个年代中国农村基层社会组织的一种“升级版”，它打破了原有的乡、村、合作社这些界限，把它们整合成一个更大的、更全能的单位。你想啊，那时候，国家在号召“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追求集体化、大规模、高效率，人民公社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人民公社的核心制度，我给你掰开了揉碎了说说：

1. “一大二公”原则： 这是人民公社最响亮的口号。“一大”是指规模大，一个公社往往管辖好几个甚至十几个原来的村子，人口也动辄成千上万。“二公”是指公有化程度高，集体所有制占主导，而且这种集体所有制是“大集体”，远超过去的小型合作社。社员的土地、耕牛、农具等生产资料都要归公社所有，甚至是家里的一些鸡毛蒜皮的小物件，只要是生产资料，理论上都要上缴。

2. 政社合一： 这是人民公社最显著的特点。公社不再仅仅是一个经济组织，它同时承担了原来乡政府的行政、司法、教育、民兵等所有职能。这就意味着，一个公社党委书记，既是这个地区的经济总管，又是“一把手”的行政长官。这种权力的高度集中，后来也带来了不少问题。

3. 供给制和工资制相结合： 这是关于社员生活保障的一种尝试，尤其是在“大锅饭”时期。
供给制： 主要是指基本生活用品的免费供应，比如吃饭、穿衣、住房、医疗、教育等。你参加公共食堂吃饭，就不用掏钱；孩子上学，公社包了；生病了，公社卫生院管。这听起来很美好，就像共产主义的雏形，大家“按需分配”。
工资制： 主要是按劳分配，根据社员的劳动情况发放一定报酬。但这部分报酬往往不高，而且在很多时候，供给制占的比重更大，或者两者结合得比较模糊。

4. 公共食堂： 这是人民公社最接地气也最具争议的现象之一。在很多地方，为了节省人力、统一管理，社员的饭菜都集中在公共食堂里解决。这在初期，尤其是粮食产量较高的时候，确实解决了部分家庭做饭的负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生产的混乱和粮食短缺，食堂的伙食质量也越来越差，社员们吃不上饭，反而成了大问题。

5. 军事化管理和劳动组织： 人民公社的劳动队伍，经常被组织成“生产队”、“生产排”、“生产连”等军事化建制，按照统一的计划进行生产劳动。这种做法，一方面是为了提高劳动效率，集中力量办大事，比如修水利、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另一方面，也带有浓厚的战争年代色彩，将农业生产也纳入到一种统一指挥、严格管理的模式中。

6. 经济上的“一大二公”与“平均主义”： 既然土地、生产工具都归了公社，那劳动和分配也得跟着“大集体”走。这就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平均主义”的问题。不管你干了多少，只要是社员，基本都能拿到一样的口粮和生活待遇。这虽然在理论上是为了消除贫富差距，但在实践中，却打击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因为干多干少一个样，谁还愿意拼命干活呢？

为什么会有人民公社？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要理解人民公社，就得看看那个时代的宏大叙事：

追求快速发展经济，特别是农业： 当时国家经济基础薄弱，农业是重中之重。希望通过大规模的集体劳动，集中人力物力，兴修水利，改进耕作技术，快速提高粮食产量，支援国家工业化。
巩固社会主义改造： 在土地改革和合作化之后，人民公社是进一步加强集体化、消灭私有制的必然产物，旨在构建一个纯粹的社会主义农村。
实现城乡一体化和共产主义理想： 人民公社被设想为是连接城市和乡村、工人与农民的桥梁，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基层单位。它试图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实现生产和生活的全面集体化。
国家意志的体现： 这是国家在特定历史时期，为了实现其政治和经济目标，自上而下推行的政策。

人民公社有哪些“并发症”？

虽然初衷可能是好的，但人民公社制度在实践中暴露出了许多问题，甚至是严重的弊端：

生产积极性受挫： “平均主义”导致了劳动者的积极性不高，因为劳动成果不能直接反映在个人收入上。
决策失误和资源浪费： 过大的规模和权力集中，使得基层决策容易脱离实际，指挥失灵，造成大量人力物力投入的浪费，比如“浮夸风”时期那些不切实际的农业生产指标。
“大锅饭”的弊端： 供给制虽然保证了基本生存，但也抹杀了效率，一旦粮食生产出现问题，整个体系就难以维系，容易导致饥饿。
农民自由的丧失： 社员失去了对土地和生产资料的自主支配权，人身自由也受到一定限制，不能随便离开公社。
生态环境破坏： 在大规模集体劳动的名义下，一些不顾后果的工程建设，如毁林开荒、乱修水利等，对生态环境造成了破坏。

关于人民公社，有哪些值得深入了解的资源？

如果想更深入地了解人民公社，我建议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 史料和研究著作：
徐友渔的《人民公社的历史》： 这本书是对人民公社进行比较系统研究的代表作，里面有大量的史实和分析。
杨继绳的《墓碑》： 虽然主要是关于三年困难时期，但其中大量篇幅都在讲述人民公社制度如何影响了当时的粮食生产和人民生活，以及饥荒与制度的关联。这本书非常震撼，也极具争议。
一些回忆录和口述史： 很多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写下了自己的回忆。虽然它们带有个人色彩，但能让你感受到最真实的生活细节和情感。你可以搜索一些关于“人民公社社员回忆”、“大食堂”、“上山下乡”等关键词，可能会找到不少有价值的资料。
官方的党史文献： 比如《中国共产党历史》等，里面会有对人民公社的官方评价和历史脉络的梳理，但要注意，官方叙事可能会有选择性。

2. 纪录片和影像资料：
《河殇》： 虽然这部纪录片涉及的范围很广，但其中一些片段或隐喻也涉及到那个时代集体化运动的负面影响。
一些关于“三年困难时期”的纪录片： 很多都会涉及人民公社的背景和运作。
老电影和新闻纪录片： 那个年代拍摄的宣传片，虽然带有强烈的宣传色彩，但也能让你看到人民公社运作的“样子”，比如男女老少一起劳动，公共食堂大锅饭的场景。

3. 学术论文和研究：
在一些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领域的学术期刊上，有很多关于人民公社制度的专题研究，探讨它的成因、运作机制、影响等。你可以通过中国知网等学术数据库进行检索。

一些思考：

理解人民公社，不能简单地用“好”或“坏”来概括。它既是特定历史时期国家解决发展问题、实现社会理想的一种尝试，也因为其制度设计上的缺陷和实践中的偏差，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代价。

它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历史的记忆，更是一种反思：如何在集体主义和个人积极性之间找到平衡？如何在宏大叙事和个体生存之间找到契合点？在追求发展目标时，如何避免脱离实际，尊重经济规律和人性？

希望这些能让你对人民公社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这是一个复杂而沉重的话题，深入下去，你会发现更多值得思考的东西。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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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一些书。

历史学宏观视角：

安贞元著《人民公社化运动研究》。该书主要叙述了从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始到1962年人民公社调整这段历史，即“大公社”时期，没有研究1962—1983年的“小公社”时期，对农业集体化运动与人民公社化运动之间的因果关联进行了深入探究。

罗平汉的《农村人民公社史》则对人民公社从兴起到解体的全过程进行了宏观性考察，该书以翔实的史料为基础，对人民公社发展演进脉络进行了较为清晰地纵向概述，对一些重要制度和事件诸如公共食堂、《农业六十条》、“单干风”、“四清”等作了较为详尽地介绍。

辛逸的《农村人民公社分配制度研究》，该书对人民公社分配制度进行了较为全面地概述，还另辟专章对公社分配中的公共食堂、工分制、家庭副业等进行了颇为精当的述评。该书对工分制的详细考察为进一步研究整个人民公社的利益结构奠定了重要的学术基础。

这类著述的特点是从宏观角度进行历史脉络的梳理和政策、制度的解读，为后继研究提供“元知识” “元叙事”。

微观视角：

20世纪末以来，在西方新文化史和微观史的影响下，微观研究在党史、共和国史领域中日渐兴起。具体表现为：研究视角下沉，从国家的历史到普通农民的历史；研究方法多元化，从传统的史学方法到历史学与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人文社会科学间的交流与借鉴；史料运用的地方化，从中央文件到民间史料、 口述材料和地方档案的互证互通。

张乐天的 《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 一书运用社会人类学方法, 对人民公社进行个案实证研究，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注意和高度评价，该书通过浙江海宁联民村农民生产生活的还原，展示了集体化时代的乡村社会。该书使用大量珍贵的乡土材料，包括人民公社时期联民村各农户历年的粮食和经济情况分配表，农户的家庭收支记录，以及当地一位基层干部70多本 《工作笔记》，对农民的农业生产、物质分配、婚姻家庭、人际交往等生产生活进行了细致的刻画。张乐天是一位富有学养的社会学家，他把建国以来浙北农村的社会演变，纳入了“外部冲击——村落传统互动模式”的分析框架中，即外部制度的冲击与乡村传统之间的“碰撞、冲突、融和、转化、消长，导演出农村生活的活报剧，决定了农村演化的历史走向”。“这一分析框架勾连了村落与国家，使个案研究超出村史的范围，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意义。

黄树民的《林村的故事：一九四九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是一部文化人类学的力作。这本关于厦门郊区林村的民族志作品，借助林村党支部书记叶文德的视角试图从下往上来解读历史，并理解人民公社体制下闽南乡村政治经济的运行机制和普通乡民的情感与生活。该书以作者与故事主人公“叶书记”两人对话的形式展开，涉及叶书记童年、求学及在 “四清”、“文革”等运动中的经历，把个人、家族、村庄的命运与宏观的政治变换勾连，“将宏观的社会史与微观层次的个人史有机地合二为一”。

阎云翔同样以民族志的方式对社会制度变革与村落文化传统之间的张力进行了探讨。他 在 《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 》 一书中，通过对下岬村村民个人情感、欲望、隐私、夫妻关系的发掘，呈现从集体化时代到改革开放后家庭生活的变迁，从社会关系、家庭财产，赡养老人等公共性议题，到风流韵事、计划生育、性等隐私问题，本书都有所展现。

高王凌的《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民“反行为”调查》，以作者亲自调查的第一手资料，揭示了在人民公社刚性制度下农民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着的“反行为”（“瞒产私分” “偷粮” “借粮”等）。高王凌认为农民的“反行为”不仅是人民公社时期农民维持生计的技能，还持续不断地推动着农村经济体制的变革。“反行为”研究强调 “国家——社会”之间的相互因应与调适，展示了历史多样、动态和立体的过程。

李怀印的《乡村中国纪事：集体化和改革的微观历程》通过考察位于长江下游江苏中部里下河地区的“秦村”的历史变迁，从微观史的角度探究在集体化和改革时期中国乡村的社会经济变化以及中国农民在不同制度设置下的行为模式，解读乡村中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包括国家和乡村的关系，基层干部与村民的关系，集体化时期的经济激励与农业效率的问题，以及改革时代的新发展。

贺萧的《记忆的性别 农村妇女和中国集体化历史》 通过农民集体记忆构建一种新的历史表述。该研究以作者历时十五年收集的72位陕西农村妇女的口述材料为基础，讲述了她们在新中国成立前及集体化时代的田野劳作、家庭劳动、育儿及婚姻的历史，展现了农村社会变迁对于妇女生活产生的影响。作者将农村妇女这一被双重边缘化的群体置于研究的中心，向读者展示制度文本与地方实践之间的张力。贺萧指出：“即使是中央政权自认的最为行之有效的政令都必须受到千差万别的地方环境和实践的检验，在其实施的过程中会因为人为的因素和特殊情况的不同而导致在某些方面有所变通，某些方面有所加强，而某些方面有所偏转。”

参考：袁芳，辛逸《人民公社研究四十年》，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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