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亚里士多德当初「聪明」点说：「我不知道大小的铁球哪个掉落更快，我这叫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会怎样？
如果亚里士多德当初“聪明”一点说：“我不知道大小的铁球哪个掉落更快，我这叫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将对科学史、哲学史乃至人类认知的发展产生一系列深远而复杂的影响。我们来详细探讨一下可能出现的各种场景和后果：
核心变化：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哲学原则在科学实践中的极端运用
亚里士多德在《尼可马可伦理学》中提出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原则，这是他认识论的核心部分，强调诚实面对自己的认知局限。然而，在描述自由落体实验时，他却以常识（重物比轻物下落更快）为依据，给出了一个错误的结论。
如果他当时“聪明”地将这一原则运用到物理学观察中，放弃基于经验的直接推断，转而承认自己“不知道”，那么：
可能的直接后果：
1. 早期物理学发展的路线图将被重塑：
对权威的挑战和依赖的弱化： 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在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里被视为无上的真理。如果他对自由落体的问题表现出“未知”，那么后人将不会花费如此漫长的时间去试图“证明”或“修正”他已经确立的理论。对“亚里士多德错了”的直接挑战将不会成为科学革命的核心驱动力之一。
实验精神的萌芽可能变得更加谨慎或迟缓： 亚里士多德的错误结论激发了后来的科学家（如伽利略）进行实验来推翻它。如果他承认未知，这种明确的“反驳”动机可能会减弱。人们或许会更倾向于理论推导，而不是迫切地需要实验来纠正权威的错误。
数学在物理学中的地位可能被推迟： 伽利略通过数学分析和实验相结合的方式最终推翻了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如果亚里士多德承认未知，可能会为更早地引入数学分析提供空间，但如果没有明确的错误需要修正，这种数学上的深入探索未必会立即爆发。
2. 哲学与科学的界限模糊或重组：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哲学原则在自然科学中的地位被强化： 这个原则将被视为一种更广泛的、适用于所有知识领域的准则，而不仅仅是伦理学或逻辑学。这可能会导致科学家们在面对未知时，更加强调方法论、谨慎的观察和逻辑推理，而不是依赖直觉或简单的经验归纳。
怀疑主义的早期抬头： 这种对自身认知的诚实态度，如果被普遍采纳，可能会促使一种更早期的、更具科学导向的怀疑主义。科学家们会更早地认识到感官和经验的局限性，对所有结论保持警惕，并更加重视可证伪性（尽管这个概念是后来的）。
哲学家的角色可能发生转变： 哲学家可能会被邀请更深入地参与到科学研究的方法论设计中，而不仅仅是提供形而上的框架。科学家的培养可能会更加强调哲学思辨能力。
更长远的影响：
1. 科学革命的性质和时间线：
科学革命可能以一种不同于“推翻亚里士多德”的方式发生： 科学革命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纠正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错误。如果亚里士多德本人为自由落体问题划下了“未知”的界限，那么科学革命可能会更多地集中在新的观察、新的数学工具的应用，以及对自然规律本身的探索上，而不是对已有权威的颠覆。
科学革命可能推迟或加速（不确定性）：
推迟的可能： 如果没有亚里士多德的错误作为一个明确的靶子，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发展出伽利略那样的思想实验和精确测量方法。人们可能更满足于一种“不知道”的状态，而不是积极去探索“为什么不知道”。
加速的可能： 反过来说，如果亚里士多德的“我不知道”成为一个科学研究的明确起点，并且伴随着他本人对实验方法或理论框架的初步设想（尽管可能性不大，因为他当时没有），那么这可能会激励更早的、更系统化的科学探索。但考虑到他当时的认知背景，更可能是前者。
牛顿物理学的建立过程： 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是建立在对自由落体运动精确理解的基础上的。如果亚里士多德的错误一直没有被纠正，或者纠正过程非常缓慢，那么牛顿的体系建立可能会大大推迟。
2. 科学方法的演进：
更早强调验证和证伪： 亚里士多德承认未知，意味着他认识到现有方法和知识的不足。这可能促使人们更早地去思考“如何才能知道”的问题，从而加速对科学方法的探索，包括实验设计、数据分析、数学建模等。
对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辩论可能呈现不同面貌： 如果亚里士多德以这种方式处理问题，可能会引发关于纯粹理性推理与可观察证据之间关系的更深刻哲学辩论。
3. 教育和学术传承：
教育体系的改变： 历史上的大学课程需要花费大量时间讲解和辩论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如果他本人承认未知，大学的教学内容和方式会大不相同，可能会更早地聚焦于实验教学和数学应用。
后世学者的角色： 后来的学者将不再是“亚里士多德的修正者”，而是“亚里士多德认知的拓展者”或“未知领域的探索者”。他们的研究动机和评价标准会发生变化。
4. 哲学对科学的影响：
哲学成为科学创新的更直接源泉： 亚里士多德作为一位伟大的哲学家，其哲学思考对科学发展至关重要。如果他在科学问题上表现出更大的哲学审慎，可能会将哲学思辨和科学探索更紧密地结合起来，促进更早期的“科学哲学”的形成。
举个更具体的例子来想象这种转变：
想象一下，在公元前300年左右，亚里士多德在指导学生进行物理学思考时，被问及：“老师，您怎么看，把一个大铁球和一个小铁球同时从高处扔下，哪个先落地？”
按照“聪明”的设想，他可能会说：
“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我的学生们。我们都知道，重的东西往往感觉上会更快地落下，比如石头比羽毛落得快。但当两个都是铁球，只是大小不同时，我们真的能够确定吗？我的感官告诉我，大球可能更重，或许会更快。然而，我们不能仅仅依靠感觉来判断自然规律，感觉有时会欺骗我们。
我曾经思考过物体运动的原因，也观察过它们的轨迹。我发现，一个物体想要持续运动，需要有外力持续推动，或者有内部的‘推动力’在维持。一旦失去推动，它就会倾向于静止。如果一个物体在下落过程中，其‘推动力’（也就是它本身的重量）会随着它下落而减弱吗？或者，空气的阻力是否会对不同大小的物体产生不同的影响？这些我都没有明确的答案。
所以，对于‘大小铁球哪个下落更快’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是基于我目前的观察和推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是我对待知识的态度。我们知道，当我们在观察一个未知的现象时，最重要的是承认自己的无知，然后去寻找方法去认识它。你们认为，我们应该如何去‘认识’这个问题呢？”
这个回答可能引发的后续行动：
学生们不会盲目接受“重物更快”的结论。 他们会被鼓励去思考如何进行“认识”，比如：
设计实验： 他们可能会被鼓励去寻找不同大小的铁球，找一座高塔，然后小心地观察、测量，甚至是思考如何排除风等干扰因素。
思考原因： 他们会开始思考是什么因素影响了下落速度，比如重量、大小、形状，以及空气阻力这些概念可能会被更早地提出和讨论。
理论推导： 他们可能会尝试用已知的力学原理（虽然当时不成熟）去解释，而不是反过来用感觉去支持一个结论。
如果这样的思考方式成为亚里士多德哲学体系的一部分，并被广泛传播，那么科学史可能会朝着一个更加谨慎、实验导向，并更早地开始系统性探索自然规律的方向发展。科学革命或许会以一种更平缓但同样深刻的方式到来，而不是一场激烈的“推翻古代权威”的运动。而且，人类对“知道”和“不知道”的理解，以及如何从“不知道”走向“知道”的过程，可能会更早地被系统化和哲学化。
核心变化：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哲学原则在科学实践中的极端运用
亚里士多德在《尼可马可伦理学》中提出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原则，这是他认识论的核心部分，强调诚实面对自己的认知局限。然而，在描述自由落体实验时，他却以常识（重物比轻物下落更快）为依据，给出了一个错误的结论。
如果他当时“聪明”地将这一原则运用到物理学观察中，放弃基于经验的直接推断，转而承认自己“不知道”，那么：
可能的直接后果：
1. 早期物理学发展的路线图将被重塑：
对权威的挑战和依赖的弱化： 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在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里被视为无上的真理。如果他对自由落体的问题表现出“未知”，那么后人将不会花费如此漫长的时间去试图“证明”或“修正”他已经确立的理论。对“亚里士多德错了”的直接挑战将不会成为科学革命的核心驱动力之一。
实验精神的萌芽可能变得更加谨慎或迟缓： 亚里士多德的错误结论激发了后来的科学家（如伽利略）进行实验来推翻它。如果他承认未知，这种明确的“反驳”动机可能会减弱。人们或许会更倾向于理论推导，而不是迫切地需要实验来纠正权威的错误。
数学在物理学中的地位可能被推迟： 伽利略通过数学分析和实验相结合的方式最终推翻了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如果亚里士多德承认未知，可能会为更早地引入数学分析提供空间，但如果没有明确的错误需要修正，这种数学上的深入探索未必会立即爆发。
2. 哲学与科学的界限模糊或重组：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哲学原则在自然科学中的地位被强化： 这个原则将被视为一种更广泛的、适用于所有知识领域的准则，而不仅仅是伦理学或逻辑学。这可能会导致科学家们在面对未知时，更加强调方法论、谨慎的观察和逻辑推理，而不是依赖直觉或简单的经验归纳。
怀疑主义的早期抬头： 这种对自身认知的诚实态度，如果被普遍采纳，可能会促使一种更早期的、更具科学导向的怀疑主义。科学家们会更早地认识到感官和经验的局限性，对所有结论保持警惕，并更加重视可证伪性（尽管这个概念是后来的）。
哲学家的角色可能发生转变： 哲学家可能会被邀请更深入地参与到科学研究的方法论设计中，而不仅仅是提供形而上的框架。科学家的培养可能会更加强调哲学思辨能力。
更长远的影响：
1. 科学革命的性质和时间线：
科学革命可能以一种不同于“推翻亚里士多德”的方式发生： 科学革命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纠正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错误。如果亚里士多德本人为自由落体问题划下了“未知”的界限，那么科学革命可能会更多地集中在新的观察、新的数学工具的应用，以及对自然规律本身的探索上，而不是对已有权威的颠覆。
科学革命可能推迟或加速（不确定性）：
推迟的可能： 如果没有亚里士多德的错误作为一个明确的靶子，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发展出伽利略那样的思想实验和精确测量方法。人们可能更满足于一种“不知道”的状态，而不是积极去探索“为什么不知道”。
加速的可能： 反过来说，如果亚里士多德的“我不知道”成为一个科学研究的明确起点，并且伴随着他本人对实验方法或理论框架的初步设想（尽管可能性不大，因为他当时没有），那么这可能会激励更早的、更系统化的科学探索。但考虑到他当时的认知背景，更可能是前者。
牛顿物理学的建立过程： 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是建立在对自由落体运动精确理解的基础上的。如果亚里士多德的错误一直没有被纠正，或者纠正过程非常缓慢，那么牛顿的体系建立可能会大大推迟。
2. 科学方法的演进：
更早强调验证和证伪： 亚里士多德承认未知，意味着他认识到现有方法和知识的不足。这可能促使人们更早地去思考“如何才能知道”的问题，从而加速对科学方法的探索，包括实验设计、数据分析、数学建模等。
对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辩论可能呈现不同面貌： 如果亚里士多德以这种方式处理问题，可能会引发关于纯粹理性推理与可观察证据之间关系的更深刻哲学辩论。
3. 教育和学术传承：
教育体系的改变： 历史上的大学课程需要花费大量时间讲解和辩论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如果他本人承认未知，大学的教学内容和方式会大不相同，可能会更早地聚焦于实验教学和数学应用。
后世学者的角色： 后来的学者将不再是“亚里士多德的修正者”，而是“亚里士多德认知的拓展者”或“未知领域的探索者”。他们的研究动机和评价标准会发生变化。
4. 哲学对科学的影响：
哲学成为科学创新的更直接源泉： 亚里士多德作为一位伟大的哲学家，其哲学思考对科学发展至关重要。如果他在科学问题上表现出更大的哲学审慎，可能会将哲学思辨和科学探索更紧密地结合起来，促进更早期的“科学哲学”的形成。
举个更具体的例子来想象这种转变：
想象一下，在公元前300年左右，亚里士多德在指导学生进行物理学思考时，被问及：“老师，您怎么看，把一个大铁球和一个小铁球同时从高处扔下，哪个先落地？”
按照“聪明”的设想，他可能会说：
“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我的学生们。我们都知道，重的东西往往感觉上会更快地落下，比如石头比羽毛落得快。但当两个都是铁球，只是大小不同时，我们真的能够确定吗？我的感官告诉我，大球可能更重，或许会更快。然而，我们不能仅仅依靠感觉来判断自然规律，感觉有时会欺骗我们。
我曾经思考过物体运动的原因，也观察过它们的轨迹。我发现，一个物体想要持续运动，需要有外力持续推动，或者有内部的‘推动力’在维持。一旦失去推动，它就会倾向于静止。如果一个物体在下落过程中，其‘推动力’（也就是它本身的重量）会随着它下落而减弱吗？或者，空气的阻力是否会对不同大小的物体产生不同的影响？这些我都没有明确的答案。
所以，对于‘大小铁球哪个下落更快’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是基于我目前的观察和推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是我对待知识的态度。我们知道，当我们在观察一个未知的现象时，最重要的是承认自己的无知，然后去寻找方法去认识它。你们认为，我们应该如何去‘认识’这个问题呢？”
这个回答可能引发的后续行动：
学生们不会盲目接受“重物更快”的结论。 他们会被鼓励去思考如何进行“认识”，比如：
设计实验： 他们可能会被鼓励去寻找不同大小的铁球，找一座高塔，然后小心地观察、测量，甚至是思考如何排除风等干扰因素。
思考原因： 他们会开始思考是什么因素影响了下落速度，比如重量、大小、形状，以及空气阻力这些概念可能会被更早地提出和讨论。
理论推导： 他们可能会尝试用已知的力学原理（虽然当时不成熟）去解释，而不是反过来用感觉去支持一个结论。
如果这样的思考方式成为亚里士多德哲学体系的一部分，并被广泛传播，那么科学史可能会朝着一个更加谨慎、实验导向，并更早地开始系统性探索自然规律的方向发展。科学革命或许会以一种更平缓但同样深刻的方式到来，而不是一场激烈的“推翻古代权威”的运动。而且，人类对“知道”和“不知道”的理解，以及如何从“不知道”走向“知道”的过程，可能会更早地被系统化和哲学化。
网友意见
首先，西方哲学史没有所谓“万圣先师”这种东西。亚里士多德不是，柏拉图不是，康德不是，牛顿爱因斯坦也不是。他们的话说出来就是供人批判（critique）的。可能耶稣算是有这个地位吧，可人家是宗教…
其次，不论说什么，只要不全是正确的废话，说的越多错的概率就越多。
我们可以想一想，牛顿力学现在已经被全面“推翻”了，严格说牛顿的理论是“错误”的。如果牛顿“聪明”一点，当初不提出什么三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而只说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之类，他是不是更可能成了“至圣先师”呢？按照题主的逻辑，我们现在是不是该指责牛顿说了一堆错误的理论并被人奉为圭皋，是一个“反派人物”？
题主这种想法，就是古代中国理论科学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的根本原因。
因为搞科学研究，尤其是理论，必须提出明确的，可以验证的标准，而不是玩弄话术，让自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因为各种公理，定理如果你没有明确的结论，也就没法明确的验证或者反驳，就无法推导出下一步的结论，结果就总是在最低级的问题上反复打口水仗，变成了各种阴阳相生，道法自然的玄学，于实际研究毫无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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