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件或哪些事让曹操不再忠于汉朝了？
让我们一点点地拨开历史的迷雾，看看曹操的“变心”之路。
最初的“忠”与“不满”的种子
曹操出身于一个相对特殊的家庭。他的养父曹嵩曾是宦官曹腾的儿子，虽然出身宦官，但曹嵩通过贿赂和自身能力累积了相当的财富和地位，最终官至太尉，这是汉朝极高的军政大员。然而，宦官的背景在士大夫阶层中始终带有一定的歧视色彩。
曹操本人年轻时，并非是那种循规蹈矩的读书人。史书中形容他“少而敏锐，有大志”，也承认他“任侠，喜士”，这说明他有自己的朋友圈子，也并非完全是官场的乖乖宝。然而，他还是选择了通过科举入仕，这是当时改变命运的“正途”。
在他最初步入仕途时，至少表面上，他还是忠于汉朝的。他对汉朝的制度、对皇帝是有敬意的。这是一种正常的政治抱负，希望在汉朝的体制内施展才华，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然而，汉灵帝末年的朝政腐败，是导致曹操乃至许多有识之士不满的根源。宦官专权，外戚干政，政治黑暗到极点。董卓之乱更是将这种黑暗推向了极致。
灵帝时期的腐败与荒淫： 汉灵帝刘宏的荒淫无度，重用宦官，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卖官鬻爵，导致朝廷纲纪废弛，民怨沸腾。
黄巾起义的冲击： 黄巾起义虽然被镇压，但其背后反映出的社会矛盾和民心向背，让有识之士看到了汉朝统治的危机，以及仅仅依靠汉朝现有力量已不足以稳定局势。曹操在平定黄巾军的过程中，展现了他的军事才能和组织能力，这也让他对汉朝的军队和官僚体系有了更深的认识——效率低下，腐败严重。
董卓之乱：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董卓专权，废立皇帝，焚烧洛阳，其残暴的行为不仅是对汉朝的侮辱，更是对整个社会秩序的践踏。此时，曹操作为一名州郡官员，虽然地位不高，但他并没有像许多人那样选择苟且偷生，而是站了出来，参与到讨伐董卓的联盟中。
讨伐董卓的失败，让曹操更加深刻地认识到：
“诸侯割据，各自为政”： 当时虽然有十八路诸侯讨董卓的联盟，但实际是各怀鬼胎，缺乏统一的指挥和目标。这份“忠于汉朝”的口号下，更多的是地方军阀的利益争夺。曹操在这场联盟中看到了人心的涣散和汉朝权威的荡然无存。
汉朝“躯壳已朽”： 董卓的暴行并没有激起全国性的、强有力的反抗，反而大多数人选择观望，甚至有些人还在从中渔利。这说明汉朝的统治已经深入人心，但汉朝本身已经失去了凝聚力和号召力。汉献帝虽然还在，但早已成为一个被操控的傀儡。
挟天子以令诸侯：权力逻辑的必然选择
在讨伐董卓失败后，曹操并没有灰心。他看到了乱世的机遇，也看到了如何才能真正掌握权力。他将汉献帝迎接到许都，这被后世解读为“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关键一步。
“汉室微亡，逆臣窃命”的现实： 曹操迎汉献帝，名义上是“匡扶汉室”，但实际是将汉献帝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他深知，在那个群雄并起的年代，仅仅依靠武力无法长久。而汉献帝，作为大汉天子，拥有法统和正统的名号，这对于笼络人心、统一北方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从“忠臣”到“权臣”的转变： 曹操并非一开始就打算篡位。他可能也曾有过忠心耿耿、辅佐幼主的想法。但是，现实的政治斗争迫使他必须掌握绝对的权力才能自保和发展。袁绍等人的挑战，以及汉献帝在宫廷中的一些小动作（比如衣带诏事件），都让曹操意识到，汉献帝虽然名义上是天子，但实际上也是一个潜在的威胁。
“天下无主，我主天下”的觉醒： 随着时间的推移，曹操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逐渐取得了优势，统一了北方。他成为了实际上的权力掌握者。此时，“忠于汉朝”的口号对他而言，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工具，而非真心实意的效忠。他看到了汉朝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已经无法承载他所要实现的政治目标。汉朝的疆土、人民、制度，都已在他手中重塑和改造。
为何说“不再忠于”而非“背叛”？
这里需要区分“不再忠于”和“背叛”。
背叛： 通常是指违背了原有的忠诚誓言，而且这种违背是带有负面色彩的，是对曾经的效忠对象造成伤害。
不再忠于： 更多的是一种政治现实的演变。在曹操看来，汉朝已经名存实亡，他所效忠的“汉朝”在他心中已经变成了“汉室江山”，而这个江山需要一个有能力的人来治理。当汉朝本身无法实现这一目标时，他选择接过这个责任。
可以理解为，曹操的“忠诚”对象从“汉朝的制度和名义”逐渐转移到了“天下百姓和国家的稳定”。当他认为汉朝已经无法承担起稳定和治理天下的责任时，他的忠诚对象也随之改变。
更深层的思考：是汉朝抛弃了他，还是他抛弃了汉朝？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
汉朝的腐朽： 汉朝末年的政治制度已经到了无法挽救的地步，内部的腐败和分裂使得它失去了继续存在的生命力。
曹操的雄才大略： 曹操是一个极具政治智慧和军事才能的枭雄。他看到了汉朝的病入膏肓，也看到了自己改造天下的能力。他需要的不是一个空壳子，而是一个能让他施展抱负的舞台。
可以这么说，曹操不再忠于汉朝，并非是出于某个单一的事件或一时的冲动。而是在经历了汉末的政治动荡、亲眼目睹了汉朝统治的腐败无能之后，他逐渐认识到，要实现他心中所想的“太平盛世”，必须超越汉朝的限制。当他手中握有强大的实力，并且看到汉朝已经无法约束和指导他时，对汉朝的“忠”就自然而然地被一种“承担天下重任”的使命感所取代。他的目标从“辅佐汉朝”变成了“统一天下”，而实现这个目标，他已经不再需要汉朝作为唯一的框架了。
所以，如果一定要找一个“点”，那很难是某个具体的日子或某件事。而是在一系列的政治实践和认识演变中，曹操逐渐“放下了”对汉朝虚名和制度的束缚，将自己的效忠对象，最终对准了“能够治理好天下”的这一目标。而在这个过程中，汉献帝和汉朝的代表性符号，则成为了他实现这一目标的“工具”。
网友意见
首先，“曹操刺杀董卓”的故事是演义故事，是罗贯中为了“美化曹操”编出来的忠义故事（大雾），不是历史记载。
在历史上，特别是年轻时的曹操，曾不畏权贵，一心想匡正朝廷，说年轻时的曹操是忠臣，是可以的。
但是人总是会变的。
中平六年（189），曹操从雒阳出走，回乡不顾父亲反对，联络家族兄弟一同起兵反董，要说他是想替废帝刘辩讨个公道，那他还是个忠臣。
但无奈自身能力有限，从酸枣到河内，到邺城，到东郡，曹操的命运已在被袁绍改写，在二袁相争时，曹操成了袁绍的马前卒，替他分忧。若说这时候的曹操还是不是大汉忠臣，估计曹操本人都感到迷茫，幸亏身边有荀彧、陈宫、程昱、毛玠这些人在曹操一次次彷徨的时候指明了方向——要成就霸业，得先有地盘，才能有入主朝廷的机会。
建安元年（196），拥兵兖、豫的曹操得到了董承的青睐，要知道年初时，董承还拒绝曹操进京，可到了八月，董承向曹操伸出了友谊之手，从此得到进了朝廷。
曹操的政治才华得以施展，面对利益盘根错节的朝廷各派系，曹操很快就做到了垄断朝权，这让本来想引曹操为援手，从此掌控朝政的董承感到非常不满，感觉自己为曹操做了“嫁衣裳”。
建安五年正月（200），曹操与袁绍的战事迫在眉睫，由董承、刘备等人参与的“衣带诏”案发。此案中要说天子刘协是否真的写了衣带诏，也是可以理解的，刘协本来在李傕时期就已经元服秉政，东归的路上即便狼狈不堪，他也能坐镇中枢，对各种事务拥有最终的决定权，而到了曹操这时，刘协越发觉得曹操成了皇权回归中央的障碍。
官渡之战结束后，曹操也并未返回许都觐见天子，范书《皇后纪下》提到曹操与刘协交恶的记载，我想最有可能，也是在本年。
两年后，袁绍病死，曹操对河北开始新一轮的攻略，一直到建安九年（204），曹操终于拿下邺城，曹操开始领冀州牧，以冀州为地盘，打下了曹魏建国的基础。
在本年，曹操还听从他人建议，试图上书汉廷，奏请重置九州，结果遭到荀彧、孔融的反对而作罢；十三年（208），曹操废三公，领丞相，杀孔融，一气呵成。
十七年（212），荀彧在寿春自杀，次年（213），曹操重置九州，称魏公。此后，在曹操走的就是一条不归路了。
如果要判断曹操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不再是大汉忠臣，我觉得：
曹操心态最早有所改变起点应该是五年（200）的衣带诏案；
有想法的起点是九年（204）拿下邺城；
有所动作的起点是十三年（208）自领丞相；
到了十八年（213）称公，就已经往称帝、禅代的路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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